从汉译之“禅”字看佛教的顺俗流传

高伟军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从汉译之“禅”字看佛教的顺俗流传

高伟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佛经汉译是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考察佛教术语的翻译问题，应当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学界普遍认为，“禅”是梵文Dhyāna音译作“禅那”后的节译，其实从佛教文献、古文字学、文化比较、考古发现等方面的材料看，早期佛经中的“禅”字带有浓厚的“意译”成分，反映了佛教初传时嵌入中国本土“祭祀祈福”系统的史实。历来时代文化的转进在语言文字上往往有直接反映，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语文表达方面也是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佛经；汉译；禅；祭祀；祈福

学界一般认为，源于印度的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在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而又重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禅宗”一派，其中的“禅”字，当初为何被用来翻译对应的佛教概念，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麻天祥先生在《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一书中特意设立《禅考》一章，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佛经汉译时使用“禅”字的缘由。但此书所讨论的“禅”是中国“禅宗思想”的“禅”，而不是“印度禅法”的“禅”。［1］（p2）显然，早期佛经汉译的“禅”字最初还是用来指“印度禅法”的。并且，从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等相关史料来看，“禅”字进入早期汉译佛经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原因，应该在于它反映了当时佛教嵌入本土的“祭祀祈福”系统的事实。

佛经中有关“印度禅法”的概念，最初汉译时有可能还并不是用“禅”字来对应的，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的，“禅”的古译可能是“行道”。［2］（p65）汉译佛经中“禅”字的出现大致不会晚于安世高的时代，他译有《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3］（p180）、《禅行法想经》［3］（p15，181）等，标题中就已经出现“禅行”这样的词语。麻天祥先生指出：“在公元2世纪，印度的禅法已经在中土流行开来。”［1］（p10）然而检索《大正藏》可知，比安世高早一些的竺法兰也许已经在译经时使用“禅”字，在他参与翻译的佛经文本中就出现了“禅定”、“坐禅”这样的字词。例如《佛说四十二章经》：“尔时，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3］（p39，517）及“视求佛道如眼前花。视求禅定如须弥柱。视求涅槃如昼夜寤。”［3］（p39，522）《佛说海八德经》中：“吾诸弟子，更相检率，诵经坐禅，礼仪景式，不失其时也。”此经原题“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伏译”，《大正藏》的编者在经后加按语道：“此经文决非罗什之译。似是后汉之经。疑此是彼竺法兰为失本者。藏中错为罗什译耳。”［3］（p01，819）其实，“禅”的内涵丰富，故其相关概念的翻译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正如智顗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禅是外国之言，此间翻则不定。今略出三翻。一《摩诃衍论》中翻禅，秦言思惟修；二举例往翻，如檀波罗蜜，此言布施度。禅波罗蜜，此言定度。故知用定以翻禅。三阿毘昙中，用功德丛林以翻禅。”［3］（p46，477）总之，“禅”字进入汉译佛经文本算是非常早的，尽管不一定会开始就被译经者广为使用，且从“禅”相关概念的其它译词来看，他们多数是“意译”的。

从翻译文本上考察，《大正藏》中出现“禅那”一词的较早的例子是：西晋竺法护、后秦鸠摩罗什在译经中用到“禅那菠萝蜜”这个词，后秦竺佛念《长阿含经·世记经》中写到“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郁禅那。”［3］（p01，116）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起世经》中也写到“间有空地，青草遍覆。次复有海，名乌禅那迦。”［3］（p01，312）从这些文献来看，汉译佛经中“禅那”一词的出现还要晚于“禅”字，“节译”一说在这些海量文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考虑到“禅那”这两个字还用于“海水名”之类的翻译，倒有可能是“禅”字进入汉译佛经在前，“禅那”之译受其影响。当然也可能汉代以后传入的梵文底本佛经直接汉译，此时音译梵文音节Dhyāna或相似读音时，自然首选已经在用的“禅”字。”总之，从翻译方法上看，佛经中“印度禅法”的“禅”概念最早应该并非只是学界普遍以为的“音译”作“禅那”之后的省略，至少能够说兼有“意译”的成分。朱庆之先生提到：“因为意译词有着民族化的特点，容易被接受，所以原典的大量新词新义主要还是以意译的方式进入佛教混合汉语的，估计应占佛教混合汉语外来词的五分之四。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意译词并没有被认识。”［8］（p14）那么，早期佛经汉译会选取“禅”字的什么意义呢？

汉代时“禅”字主要有“祭名”、“嬗代”两类的意思，后一类意思的用法大约在战国中期才出现，此前的“禅”只被当作单纯的祭祀仪式。［9］（p9-13）古人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进行权力交接，即是“禅让”。［10］（p92-98）从字形结构上，也可以看出“禅”字与“祭祀”相关这个事实。“禅”字由“示”、“单”两个偏旁组成。“示”作为形旁，构字时多表示与“祭祀”有关的意思。“单”作为“禅”字的声旁，可指示读音。“禅”字的本义与祭祀相关，还有大量的传世文献可以证明。例如东汉人许慎在《说文》中对“禅”字的解说是：“祭天也。从示，单声。”实际上，汉代写作“禅”形的字是不是只表示“祭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今本《说文》训“禅”为“祭天也”，有些学者就认为不一定对。理由之一是《说文》排列篆字讲究“以类相从”，如果“禅”字表示“祭天”，那它就应当与“祡、禷”为伍。其次，《广雅·释天》作“禅，祭也。”《玉篇·示部》作“禅，祭名。”两书都没有确切地说明“禅”只是指“祭天”。因此，“祭天”很可能只是“禅”字表示多种“祭祀”类意思中的一种。

最早写作“禅”形的字见于《虢姜簋》铭文，其摹本最早著录于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和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彭裕商考证此器不伪。［11］（p482）其中“禅”形的字，郭沫若原释为“禅”，［12］（p283，245）但《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3］（p320）以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4］（p828）均释为“祈”。其实从行文上讲，把它释为“禅”，比释为“祈”似乎更为通顺。“禅”字正好处于用某种祭祀的位置。但是，如果把“禅”形的字释为“祈”，至少有两点不好解释：首先，同铭文中另有“祈”字，其写法与它差别很大。如果认为它是“祈”的省体，在构形理据上仍然难以讲通。假设“禅”字是形声字，那么它的声旁在哪，如何指示“祈”的读音？“示”明显地是形旁；甲骨文中有“单、斤”构成的字，在字形演变链条中，“斤”一般作为声旁，“单”不会指示“祈”音。假设它是会意字，“禅”的“示”、“单”两个偏旁组合起来表示某种“具体”祭祀活动的可能性更大，况且文字系统中表示“祈祷”意思的已经有了其他的字（金文中常用“祈”字）。其次，金文辞例基本上是“追孝”在先，“祈福”在后。在《虢姜簋》中把“禅”释为“祈”，不仅与后文重复，也不合乎礼制：怎么能不先行祭祀，一上来就只为自己求福呢？所以，释作“禅”字，理解为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较为合理。其实，源于“除地”活动的“禅”，［15］（p73）它所涉及的祭祀对象原本就很广，由远祖帝王到天地山川等等。汉代译经人对“禅”字的理解，不可能不涉及“祭祀”方面的内容。许理和指出：“参与（佛经）译文写定的中国人似乎从与他们有某种联系的土著文化和信仰中找到灵感”。［16］（p297）就“禅”的译文写定来说，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它到底在哪一点上沟通了印度禅与汉文化。

早期佛经汉译“禅”所对应的概念“禅定”，是印度瑜伽修行中一种“持心”的操作办法。它在印度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礼拜祈祷或者更高，在初期佛教里“禅定”甚至代替了礼拜祈祷的地位。追根溯源，“禅定”来自“梨俱吠陀”时期的苦行法（Tapas），由此方法人可与神交通。［17］（p175）从语源上讲，“吠陀”（veda）一词的意思是（与祭祀有关的）知识。不止于此，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的考古中发现一枚印章，其中有一尊禅坐的湿婆神像，［18］（p132-133）这表明“禅”的修行方法还可以更早地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可见“禅”作为一种修行的操作方法，在印度宗教中或取代拜神之地位，或达到与神相通之境界，而被崇拜的神像也有“禅坐”形象，可知印度禅法与神灵崇拜是有关系的。

传布佛法的僧人们跟随西域的商队东行，刘红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难免“顺俗流传”：商人们以“益生祈福”的态度崇奉佛教，推崇斋戒、祠祀与供斋活动。［19］（p73）佛教再辗转到中国正值汉代，当时的神仙信仰及其方术活动也比较兴盛。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百姓，对神灵都有“祈福”的心灵与现实需求。也就是说，在“祭祀祈福”这点上，初传佛教与本土文化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这在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方面，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

汤用彤先生指出：“汉代既视佛为变化不死之神人，故斋戒祭祀遂为此教之主体。”（汉桓帝）祭祀浮屠就是为了“求福祥”。［2］（p75）此时佛教“兴隆之由，虽在教法之渐明，而浮屠道术互相结合，必尤为百姓崇奉之主要原因也。”［2］（p59）初传的佛教与“道术”或“黄老之术”结合，这在学界几成定论，影响广泛。更深入的一个思考是，当时所谓的“术”具体又是指什么？佛教毕竟要保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在操作层面上与中土的“道术”完全等同，这无疑会取消其独立的存在。因此，佛教应该是以“嵌入”的方式先混进中土的文化系统，为自身后来的发展赢得空间。

佛教初传时与中土“祭祀祈福”活动相互关联，文献记载方面学界已经多有论及，兹不赘引。这里主要再补充一些考古材料，作为“第二重证据”。位于江苏连云港市郊区锦屏山北麓的孔望山摩崖中，有佛陀与黄老合祠画像，信立祥认为是“灵帝中平元年以前的东汉作品”。［20］（p384）浮屠与黄老同祀，同中有异，佛教与汉代的神仙信仰也多相混。王苏琦指出：“汉代早期佛教图像与西王母图像相似，均多出于丧葬情境……（该两类图像）都是汉代人信仰膜拜的神祇对象。”［21］（p43）沂南县北寨村画像石中，出现西王母、东王公、有背光者以及傩戏场面，某认为“这幅画像石应是傩戏的内容，是从另一个宗教信仰的角度提供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与原有地方宗教发生接触的情况。”［22］（p240）即使到了魏晋时期，江南地区流行用佛像装饰如谷仓罐（魂瓶）、佛兽铜镜等，［23］都反映出当时人们把佛同神仙一样作为祈福的神灵。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神仙与佛教混合图像的情况来看，总体趋势是神仙信仰逐渐弱化而佛教信仰日益增强。［24］（p37-9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汉代佛教还渗透到了民间的各种祭祀活动之中。例如汉画中有祭祖焚香的内容，刘克认为这是汉代民间伦理生活中接受佛教的客观依据。［25］（p76）西南地区的佛教图像多以摇钱树为载体，在其陶座上制作佛像。俞伟超认为这反映了佛教信仰逐步渗入到传统的“社祀”活动中。［26］（p76）简而言之，汉代佛教通过“嵌入”中土的“祭祀”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祈福”需求。

这一点正好就埋藏于处于两种文化交接处的佛经汉译“禅”字之中。另外，佛教初传嵌入本土的“祭祀祈福”系统，其实也符合了宗教生活化的这种必然性趋势。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上，更多的是宗教向世俗思想世界靠拢，他们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一直十分注意如何使宗教与世俗的生活习惯、心理习惯接轨，所以中国宗教并不是在外在背景的促动下向世俗趋近，而是在内在理路上发掘适合于生活的因子。”［27］（p94）

然而“禅”字原本就有的祭祀义一直没有消失，为了与新产生的佛教涵义区别开来，它在读音上有了差异。南朝梁人顾野王编撰的《玉篇》中对“禅”字的解释是：“市战切，祭名；又市然切，静也。”［28］（p13）只是后来人们对于“禅”字佛教涵义的来源似乎已经不太了解，乃至混淆于汉语固有的“禅”字。这其中甚至包括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朱骏声，他对“禅”字的本义有很好的意见，但认为“后世浮屠家号为禅门……殆亦‘传’字耳。”［29］（p741）他也没能够从汉译的历史情境下来理解佛家“禅”字的取义来源。

“禅”原本是表示“祭祀”类意思的一个字，经过佛经汉译、传播，它逐渐具备了新的与佛教相关的涵义（如“静也”）。这个承载新涵义的“禅”字，在汉语中展现出极强的构成双音节词能力，如禅礼、禅堂、禅经等等。这些汉语新词中留下了佛教中国化的印迹。“禅”作为佛经术语的定型，既有“印度原文的长期影响”，又有“古典汉语的影响”和译经者的创造。［16］（p296）考察佛经汉译所用“禅”字的取义渊源，得以管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及相应的语文表达。而每一个文化面临转型的时代，往往在语言文字方面会有直接反映，这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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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思新

·人文视野·文学·语言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113-04

作者简介：高伟军（1980—），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