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

李敏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现实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

李敏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根源探究不仅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更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实现。原初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维护、发展或调整、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中发生，并在处理现实社会关系中丰富自身属性、塑造自身形态。通过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施以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处理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根源

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根源，即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不仅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更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实现。因此，追寻思想政治教育根源是确认思想政治教育原初属性、把握属性流变及全面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追溯历史，人类总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共同生活，而共同的人类生活必然需要特定的秩序和规范，人们通过接受教化获得维护社会秩序、确认社会规范的思想基础。对此，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中去发现逻辑，同时运用逻辑去考察历史，从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建立与维护合理社会关系、更正或改变不良社会关系中发生，并不断在扩大的社会关系中丰富自身属性、完善自身形态，而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施以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现实社会关系需求的主要方式。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维护、发展或调整、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中发生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的思想为实践对象，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碰撞为实践内容，以思想的生成为实践追求”［1］（p13）的、反映人与人之间实践关系的实践活动。故而人的存在是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根源的切入点。存在问题是西方哲学史的核心问题，黑格尔总结前人研究指出，尽管人们讨论了很多存在问题，但却不知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意义的原点，也是世界的原点。人的生活与人的存在都是由人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来确定的。早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城邦合理存在的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但主张“自然法”的早期哲人却提出与此不同的论断，他们认为人类天生是独立个体的存在，社会是单个的个人缔结的契约与联盟并以此实现仅凭自身无法获得的生存与发展。他们主张，自然状态中的人是相互隔离的个体，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2］（p98）与霍布斯对人的状态描述不同，卢梭认为，自然人很孤独，但并非是野蛮而是胆小恐惧的，由此他们相互依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奴役状态的政治社会。现代生物学的论证为我们理解人的存在提供了认知依据，他们得出与坚持自然法的哲人们不同的结论，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并未经历隔离状态，人类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共同生活的规则和技巧，展开社会合作是人类天然的秉性。对人的存在，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1）所谓“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所建立的各种联系，而“在其现实性”上，即是指社会关系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关系因经济基础不同而呈现差异，如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自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们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总是希望维护、发展良好的社会关系，改变或更正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总是满足人们对社会关系进行维护、发展或调整、改变的需求。从这个意义而言，现实的社会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内生根源，因为它始终反映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内在需求。

人作为社会性存在，总是在现实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组建共同的人类生活，而共同的人类生活必然需要特定的秩序，因为“没有基本的秩序，就没有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无从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4］（p40）而通过接受教育是人们获得维护社会秩序、确认社会规范的思想基础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始终通过构建社会价值并施以教育的方式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维护、发展或调整、改变的需求。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发展论证了这一判断。关于社会关系产生的历史性，马克思揭示人类历史得以存在和延续源于四个历史条件，首先来自于人自身生活条件的生产；其次是新的感性需要的产生；原初历史的第三个方面，即是家庭的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3］（p532）通过第三个方面看出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两个关系，一个是自然关系，一个是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社会关系即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要确认的自然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生产离不开交往，生产和人的感性交往同时出场，感性交往就是共同活动，即是指社会关系。马克思所讲的第四个原初历史关系，指的是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即突破家庭范围的那个感性交往的生产创造感性存在和感性需要的活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生，即在社会关系中发生。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最初的社会群体总是以血缘为基础，但以血缘关系组建的社会群体因利益冲突的存在使其可行却并不坚实，甚至核心家庭内也时有利益冲突，因此，血缘不能自动发生作用，社会层面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被确认的，它们大量依赖人们的认知和教化。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的教化活动，它通过把握蕴含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利益从而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通过教育的方式树立人们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应具备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等。在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新的需要的产生一定会改变他的满足方式也会改变社会关系，感性需要的必然展开和发展规定社会关系的必然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断丰富自身属性，塑造自身形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处理现实社会关系中丰富自身属性、塑造自身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建立、维护、发展或更正、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发生，并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断丰富自身属性、塑造自身形态。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主要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看，血缘伦理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确认最初社会角色的权利与义务并获得自身存在。扩大的社会关系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为维持个人与公共关系发挥教育、抚慰人们精神的功能。现代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被作为一种软控制力，教育人们遵守国家制度、政策、方针等并实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共识。经济关系奠定众多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社会关系、满足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一）血缘伦理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在确认最初社会关系中获得其存在。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在人类每日都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同时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也就因此产生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规定相互的义务和规则，如父亲仁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谦恭、子女孝顺等，恩格斯曾指出，“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5］（p40）血缘家庭逐渐扩大为血缘家族、血缘团体，成为原初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并在社会生产与公共生活中形成一定的习俗、而这种不断积累的传统习俗也成为确认、维护血缘伦理关系的重要手段。在人类社会早期，思想政治教育表现为一种自我教育，它依靠日益积累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维持血缘伦理和社会组织的规则秩序。就宗教而言，对自然与死去祖先的崇拜是原初宗教产生的重要根源。这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种中产生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最初是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但，人类社会独有的自我意识，“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3］（p534）在原初以血缘关系而存在的集体中，培养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树立人们对死去祖先庇佑活人的信奉是凝聚早期人类群体共识、维护群体规则、调节群体行动不可或缺的动力和途径。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一种共同体行动，也没有一种个人的行为，是可以没有其对应的特定神祗的”，“在家族祭典与家父长祭司制的权力与重要性尚未遭到破坏的地方，它们自然形成一种极端强固的人际结合关系，对家族及氏族有巨大的影响力，将成员牢固地团结为一个坚强凝聚的团体。这种凝聚力对家族内部的经济关系也有重大的影响。它有效地决定及固定家族内所有的法律关系，妻子与继承者的正当地位，儿子与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6］（p19）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对集群体、家庭与个人之关系于一体的社会，类似教育性质的活动都由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完成，其教育的内容在人类社会开始之初就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明确个人之间的辈分（如在古时社会日常生活中，称呼就不仅具有指称功能，还隐含称谓者与被称谓者之间相对稳定且固化的权利和义务，教育称呼人是比任何教育都重要的教育）、巩固家族与氏族之间的团结、协调和约束群体之间成员的关系、培养集体观念、养成道德风尚等，这种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明确个人义务、确认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维护群体秩序、调节共同行动、传承集体规则、帮助个体实现与集体的一体化，它是彰显公共属性的社会性教育。

（二）公共伦理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在扩大的社会关系中规范个人与公共之关系并益显独立姿态。

公共伦理关系，即指个人超出家庭关系而与公众、组织间发生的就某种目标达成相互理解而进行的各种有计划的沟通联系。人类的共同活动使生产率日益提高、人口逐渐增多、社会组织不断扩展、社会结构越发复杂以及社会关系不断多样化，对社会的公共管理也因此不断精细并出现专职机构及专职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中以道德为目标和手段规范个人与公共之伦理关系，并从“大一统”的社会教育中逐渐分离而彰显自身独立姿态。中国古代史著名专家林志纯教授考察了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他指出，“当氏族社会末期，所谓军事民主制阶段，帝、王、天子，都是从生产部门（农耕、畜牧、手工业）分出的管理人员，从事宗教、司法、政事、军事的工作，为公社（农村公社、城市公社，即邦），也为公社人员服务。随着分工的确立和发展，专职的人员就有了专职的名称”。［7］（p126）《尚书》记载，“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尚书》第四章，虞书·皋陶谟），即指明上古时代已出现人的尊卑等级，但这时的等级并没有出现专制，①在摩尔根、恩格斯等学者看来，阶级社会伴随氏族的消失而出现，阶级社会的出现与专制政治相随。但新近大量史料的出现，证明在氏族与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个历史时期，即阶等社会。新进化论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指出，在阶等社会里不存在什么强制性的权力结构，“在阶等社会里，领导可以是领导，但是追随者也许不追随。命令下达了，但有时不被服从。……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强制手段，用来强迫人们顺从”（转引易建平：从平等社会到国家［J］，怀化学院学报，2009（12）：47）。因此，在这里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在扩大的社会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处理个人与公共关系之间的实践目的、实践内容与实践样态。其教育目的旨在规范个人与公共之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并保证社会和谐运行。以中国周朝为例，周朝是较成型的社会，无论官制、教育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工。据《周礼》记载，当时的社会将官制分为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在六官中，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法，冬官主管营造。对民政之事，地官中的大司徒主管天下各国土地的地图并记载人口数量以辅助王安定天下。在人民管理中，大司徒根据以上不同地形的生长物所形成的人民的不同生活习惯施以十二个方面的教育。“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大司徒）在上述十二个教育中，社会管理者用礼（祭祀礼、阳礼、阴礼、礼仪）、制度、刑法等来规约人的行为，其中已凸显对人民思想、道德、法律的分类教育，而从统一的社会教育中分化出的关于思想、道德类的教育则已经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在各诸侯国内，社会管理者将社会编制一定结构，“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教育则为实现这样的社会功能服务。在此基础上，社会管理者将对各诸侯国内人民的教育分为三个方面：“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大司徒）其中，六德：即明白事理、仁义爱人、智识预见、言谈随心、张弛有度，六行：敬爱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家族、诚爱婚姻、信任朋友、救济贫穷……在周朝社会，大司徒担任教育民众的主要任务，在各诸侯国内族长、党长、州长、乡长等担任对人民的教育作用。由此显示，当时的周朝社会从六德、六行、六艺不同维度对人民进行教育，一方面塑造了个体的道德，同时也形成社会群体的伦理规范，其中用被社会承认并确定的礼、制度教人民明德、知礼、通事，并对父母以敬爱、兄弟以友爱、邻人以和睦、朋友以真诚、婚姻以诚爱等道德观念、规范与原则的总和形塑了日具规范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政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被用作软控制力以扩大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共识。

政治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与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专制国家的出现，需要血缘制度之外的强制性权力去维持分层秩序。所谓国家，即是指“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5］（p189）从恩格斯对国家的定义来看，社会因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分层，在复杂的分层社会中，至少蜕化出两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早期国家应调控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产生。但早期国家的合法性如何而来，长期从事国家起源研究的克赖森教授（Henri Joannes Maria Claessen）指出，“早期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但他所说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并非是指“上层和下层拥有完全等同的意识形态。它只是说，在上层与下层各自的思想意识之间，存在着足够的重叠区域，这使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互相理解成为可能”。［8］（p61）因此，拥有共同的准则和价值标准是维持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而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之间的政治关系以达成两个阶级之间的同意和共识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规定和主要目标。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帮助统治阶级寻找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曾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p550）统治阶级要实现其统治，首先就在于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并寻找意识形态依据以实现被统治阶级对其的统治认同。如中国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琅琊刻石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9］（p5）此意即是向民众表明灭六国是为天下赢太平，明法度、建郡县是有利民众的规范方式，并且还表达了统治者必以德统治，符合传统伦理习俗以安抚、教育民众从而培养认同感。实现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认同是维护统治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确立民众对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认同是实现规范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则以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为依据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教育。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在定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权利享有与义务承担中实现二者的意识形态共识。在社会出现阶级后，权利与义务往往二分，统治阶级享有绝大多数的权利，而义务则往往由被统治阶级承担，正如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阶级”。［5］（p197）但要实现国家组织的稳定，除权力、强制力等因素外，实现同意和共识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主流关系。但这里的同意和共识也并非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思想之完全等同，正如克赖森教授指出，它主要是指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思想重叠区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则需要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构建共同的准则与价值标准并施以宣传、教育。

（四）经济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需求的重要基础。

经济关系，即是指人类社会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诚如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条件就是人自身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离不开交往，它总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基于生产而形成的许多个人的交往就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人类新的需要的产生必然改变他的满足方式也改变社会关系。因此，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分配、交往产品的行为及相应的社会行为中形成相关带共同性的普遍性的规则与规范以使人们服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关条件，如此便产生了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和处理的相关伦理规范和制度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根据经济基础规约人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意识的产生原初就从调节生产活动出发抑或说生产活动为规范意识提供实体性基础。马克思就此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p32）由此，经济基础规定人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如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生产与分配属原始公共性，对生产与分配的规定与调节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伦常规则。而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因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大的更改，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经济秩序与经济交往规则。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此为依据抽象对经济关系认识的核心价值并教育人们以期解决主客观矛盾。

三、思想政治教育以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施以教育为主要方式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

上述，我们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中发生的事实，且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处理现实社会关系中不断丰富自身属性、塑造自身形态的过程。但这里还必须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方能实现论证的完整性，即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怎样的方式满足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对此，我们坚持，通过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施以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需求的主要方式。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法律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共同编织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反映相关的利益。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们维护、发展或更正、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主要表现为通过对重要社会关系的把握来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并施以教育的方式实现，其中，所谓重要社会关系，即是与人们核心利益紧密相关的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人的思想为基点展开实践活动，但无论是实践形式还是实践内容都必须注意与核心利益的勾连，因为这些核心利益反映出重要的社会关系，也只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任何与人们切身利益毫无关联的词汇编撰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即使发挥作用，也是短暂的。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便指出，社会实践的基础是非理性的物质生活关系，其原则是利益。对此，“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0］（p33）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则必须把握重要的社会关系。

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总是通过把握重要社会关系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公有制经济基础表现出社会一体化的组织形态，社会群体利益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社会核心价值的基础，如此，在血缘群体中道德便成为规范一切社会关系的准则，“孝”、“悌”等核心价值便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准，部落首领、长老等担任教育职责。进入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方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关系，“天”是社会中的第一位，尊天、忠国、爱王是思想政治教育用以教育人们的核心价值。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政治责任统摄家庭伦理，从代表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来看，如果说“三纲五常”展示其对社会关系秩序的安排，那么“仁、义、礼、智、信”便是这种重要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反映。资本瓦解封建社会并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时期统治阶级根据与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构建社会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成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博爱的合法基础。就存在对抗的这几个社会形态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在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需求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社会核心价值符合人们的核心利益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效果，它满足人们对维护、发展现实社会关系的需要；当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社会核心价值与人们的核心利益不相一致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表现出被动的局面，它所要思考的便是更正或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p53）整个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并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这一目标而从事精神生产。综上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人的思想为基点并通过把握重要社会关系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实现社会核心价值的个人内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需求的最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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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豫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170-06

作者简介：李敏（1984—），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KS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