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与民族文化重构

裴　斐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与民族文化重构

裴斐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230036)

在文学中记录历史，在文学中重新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根源，对确立民族文化身份，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意义重大。全球一体化让不同族裔的文化互相影响、渗透，强势文化不断冲击、侵略弱势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文学和文字的记忆场来寻找、传递、构建属于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发扬、重构新的民族文化身份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备受学界关注，成为文学与史学交叉研究的创新热点。

集体记忆；历史；文化重构

最初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术语的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沃什和艺术史学家艾比·沃伯格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自己文化特异性的一种认同。[1]它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等的总和。通过对这些记忆载体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 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2]社会记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学界广为接受，成为连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的重要理论。[3]

集体记忆在文化、文学与传统史学间架起一座桥梁，人们通过回忆重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将老一辈对历史的认知和感受传递给下一代，连接起过去和现在，完成了文化上的承接。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族群所处立场不同，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不同，对这段历史的叙事也不同。从族裔的角度研究集体社会记忆，其实就是转换身份去看待记忆和历史，会产生和传统“他者”史学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结果。自古文史不分家，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脱离自己所生存的时代，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能够摆脱时代和历史留下的烙印。作为一门横跨多学科的桥梁式理论，集体记忆也快速进入文论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学研究中炙手可热的新焦点。

在CNKI上，以文学和社会记忆为关键词检索，自2013年以来，以此为主题的大小学术会议不下百次，会议上全文发表的学术论文1 000余篇，无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和主题演讲人对文学的历史记录以及文化身份确认功能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其中许多问题值得学界同仁共同关注、学习与思考。

1　集体记忆与族裔文化构建

目前学界关于集体记忆和族裔文化的研究热点主要有如下3个方面。

1.1集体创伤记忆：二战与殖民侵略

集体创伤记忆是20世纪文学叙事中常见的主题，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现实中留下了无数废墟和死伤，也在幸存者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伤痕。这些关于战场、大屠杀、集中营的群体记忆有些是客观的，有些经过了幸存者的加工，[4]不仅影响了亲历者，也通过口述笔录，在家庭、族裔中代代传承，颠覆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文化气质。20世纪对于战争创伤的书写改变了许多国家对历史、对世界和对政治的认识，也重建了几代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在二战后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正是源于此：文学中大量出现对于战争暴行的回忆，使得未曾亲历过这些苦难的族裔和人群也被植入了关于伤痕的集体认知。然而，文学并非以准确而著称，任何对于历史的操纵或篡改都会对未来和后代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重视文学中的创伤记忆研究，其实质就是连接文学批评与史学考察，全面正视所有可能的史实记录。

弗吉尼亚大学的加布里拉尔·芬德尔教授①对艾萨克·辛格的著名小说Meshugah所描绘、记录的二战犹太幸存者的内心创伤进行了分析。小说是意第绪语，本意疯狂。小说的叙述者亚纶·格瑞丁格尔生活在曼哈顿上西区，是一名犹太小说家，他的身上处处可见辛格自己的影子。比二战期间留在德国的朋友们幸运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亚纶就移民到了新大陆，没有直接亲历战争期间种种可怕的暴行。战后，他重逢了许多当年的友人，通过友人的讲述和回忆，和他们一起重现了这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在幸存者心中留下的深深伤痕。幸存者中的重要人物麦克斯曾对亚纶说过“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疯狂。”而这个走向疯狂的世界，是幸存犹太人巨大创伤的一种心理投射。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被这场大屠杀改变了，在战后的几十年中，他们都在意图重新找回自己的族裔身份，获得救赎。

哥伦比亚大学的布鲁斯·罗宾斯教授认为战争中的暴行包括大屠杀、集中营等等，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其本质远比普通犯罪行为(如谋杀)残酷恶劣。能否承认本国在战争中对他国国民犯下滔天罪行，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能成功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在文学作品中记录和再现战争中的暴行对书写历史，丰富完整史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文学创作中简单、直白地记录或批判战争暴行很有可能会引起民族情绪的反弹，被政客所利用或是从道德上被本国民众曲解。因此，如何在文学中再现战争暴行，建立科学的评论标准，是在讨论文学的史学功能时最重要，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音频、视频、图片等各式各样的信息载体也许能够更准确、快捷地记录各种事件，传统文学的记录功能也因此似乎被削弱。但文学作品所长是反思和积淀，作家应该善用这一长处，让文学承担起自己本应具有的责任。

湖南科技大学的曾艳钰教授更加详细地探讨了当代美国作家对历史上重要战争的记录与再现。提姆·欧布莱恩的《他们背负的东西》记录的对象是越南战争，被称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战争小说；菲尔·克莱的《重新部署》讲述了最近一次伊拉克战争，获2014美国图书奖。两本小说对战地民族的族裔文化采取了不同的再现方式，也表现出作者对族裔文化的不同认识。《他们背负的东西》试图摆脱作家本人英语文化的影响，从被侵略、被伤害者的角度记录越南人独有的种种族裔文化；《重新部署》中则更为直接地反思战争中被侵略民族的文化受到的影响，再现了对伊战争中美军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伊拉克人民的过程。尽管正如前文芬德尔教授所分析的那样，文学对于集体创伤记忆的记录过程就是治愈过程，但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不应局限于此。在描绘悲情英雄和记录治愈战争创伤之外，文学需要站在文化他者的角度去关注战争背后的观念、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不约而同地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重要课题：文学在书写集体创伤记忆中的责任与功能。文学既是忠实、详尽的记录者，也是疗愈集体创伤的良药，同时还是反思文化，借鉴历史的重要媒介。文学的作用因此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1.2族裔集体记忆：民族文化的再现与重构

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进行阐释时，认为记忆需要通过其他的存在物将其内容表现出来，文化记忆也是如此。[5]这里所提及的存在物及表现方式，恰恰就是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中提出的记忆场，也是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想起的空间。因此，在谈及文化记忆的时候，就不能不涉及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体，也就是文化记忆场。它是能够唤起一个民族对其文化深层次的记忆的事物，包括代表性建筑物、历史遗迹、民俗、祭祀仪式、美术作品、历史人物、纪念日、哲学和科学的文本、等等。这个“场”，可以是具体的物质性存在，也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甚至包括精神层面的认知习惯，但必须是具有文化张力的、能够构建民族同一性的文化现象。[6]

复旦大学的张冲教授探讨了族裔文化与记忆的问题，将研究重心放在本土裔叙事上。历史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目前流行的从本土裔的角度描写、再现历史的小说，并不是要彻底改写历史，更不是要替代以欧洲白人为主体记录的现代史，而是对既定史实提供一个他者的维度，丰富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强调在文明进程中本土族裔的存在，还原本土族裔人民在数百年的欧美历史书写中几乎被完全掩盖的贡献。

佐治亚大学的杰斯·维沃尔教授在《美国本土文学中的历史与文化》中比较了不同族裔对同一文化的不同期待。维沃尔教授指出多数非本土裔读者在阅读本土裔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时，心理期待是能够通过这本书体验、了解印第安文化；而真正的本土裔创作者却鲜少选择族志主题，有些甚至回避具体描述自己的族裔文化和历史。两种不同的期待源自于对本土裔文化的不同认知，也反映了读者与作者不同的心理需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彼得·车宁通过对比三部不同时期完成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间的道路》和《仪典》，深入分析了三名白人男性主人公学习接纳、尊重文化他者的过程。研究作为主体的强势文化在理解作为他者的异族文化中的心理曲线，实际是通过外来文化的视角重新构建、审视少数族裔文化，对全球化社会中新族裔文化的生成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的丹尼尔·麦凯以马来西亚作家Tan TwanEng的《晨雾的花园》为例，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记录了英国对南非、日本对马来西亚的殖民，再现殖民过程中，不同族裔文化冲突引起的文化身份认知问题，对小说中的他者族裔文化和殖民者文化进行了深层解读。

诺拉认为，如果我们永久保持着记忆，那就不需要记忆之场；因为，没有导致记忆消亡的历史的存在，也就没有记忆之场的存在。但是，一旦痕迹、距离和媒体登场，我们就不再处于记忆之中，而是处在历史当中了。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依赖于文化记忆，而一旦进入历史，这种记忆就必须依靠媒体，也就是记忆场来延续。在所有的记忆媒体中，最直接的符号是文字。因此，在文学中记录、重现、再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根源，对确立、传承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符号关系重大。尤其是在全球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不同族裔文化互相影响、渗透，面临强势文化不断冲击、侵略，作为他者的弱势文化更需要通过文学和文字记录来传递、构建属于自己的族裔记忆。

1.3社会集体记忆：文学与政治史、科学史

在历史学领域，过去往往将记忆作为历史的对置概念，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科学的、可靠的、不变的，而记忆则是主观的、感性的、多变的。[7]127因此，过去在讨论政治史、科学史的时候，文学大多只是作为辅助或参考资料。然而，即便是经过反复考证的史学记载，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依然难以得到保证。在史学研究的范畴中，由于记录媒体的局限，完全客观、纯粹、绝对的史实几乎不存在，所有客观、科学的历史都是建立在人的记忆基础上的，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认知、文化身份等主观意识的干扰。从文学中寻找当时社会留下的痕迹，既是承认并主动迎接这种干扰，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分析这些主观意识所具有的时代共性和民族同一性，通过补充细节让干巴巴的史实活过来，扩展史学视野，丰富人们对社会史、政治史和科学史的理解。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定铨教授用托马斯·杰弗逊在巴黎匿名出版《弗吉尼亚州记事》的故事，引入了文学的社会记忆话题，分析了文学对政治、民主历史的记录和补充。同时，通过对布鲁克登·布朗《威兰》一书的分析，探讨建立美国的国父们对于民主这一新生概念的辩证思考，追溯了民主观念、思想的诞生、发展与进化。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简奈尔·沃森教授让文学研究不再止步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哲学社会科学，她将自然科学与文学批评融合起来，跨学科看待文学的史学意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赛尔认为我们不仅能够利用文学来重新发现历史，更能够在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科学发现的踪迹。文字的记录、再现功能，让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类活动如图景一般展现在我们眼前，因此不仅能对历史研究有所帮助，对人类学更是意义重大。学术论文和史学记录是理性的，但同时也是枯燥的。只有通过文学和故事，他者文化才能更鲜活、更有血有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人与地球之间复杂而多变的联系。赛尔的观点对当代文学记忆研究具有灯塔式的重要意义。

来自复旦大学的马尔斯·林克先是探讨了哲学史上现代理性主义的诞生，认为哲学对文学的影响非常明显。然后又分别以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为例，分析两个文本在哲学意义上颇具共同之处，都是对蒙田提出的理性主义的反叛。

杜克大学的肯恩斯·苏林教授使用族谱图示介绍了20世纪50年来文学、哲学界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60年代是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源于这一时期的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跨文化研究、族裔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奠定了今天文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对过去文艺评论方式、方法和方向的全面革新。用图谱的方式来梳理文艺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值得所有研究者借鉴。

2　文学的集体记忆研究的热点与方向

当代历史哲学表明，尽管历史常常表现为官方的、客观的面目，却很难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8]海登·怀特曾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再现发展中真实事件的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9]换句话说，发掘文学中的集体记忆，并不单单限于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重构新的族裔文化。目前的族裔文学研究常常和集体记忆研究互相混淆，不分你我，这正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殖民活动兴盛，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史是站在西方白种人作为殖民者的立场上记录的，被殖民、被压迫的那些民族和文化反而在历史面前集体失声。文学作为史学的补充，正是因为它可以成为这些第三世界人民呐喊、抗争的工具，让他们通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等多种形式在世界面前展现、重构自己的集体记忆和文化。

国内英美文学在这一议题上研究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战争、暴力冲突和文化身份等问题，在弱者的文化受到关注的时代，女性与族裔、女性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也自然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和国外研究者一样，国内也在集中对非裔及本土裔美国文学进行研究，许多成果兼顾理论性和时效性，具有非常高的学术水平。笔者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产生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我们目前的研究仍然热衷于引入国外相关理论，对本土裔、非裔、拉美裔等美国少数族裔研究得较多，作为长期被压抑，彻底被他者化的亚裔却较少被提及。在近200年的移民过程中，亚裔，尤其是华裔创作出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冲突、现代与传统对撞的文学作品。东方儒学的文化背景与现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格格不入，对于数量众多又有相似文化身份的韩裔、日裔和华裔们来说，构建新的文化身份，保留族裔的集体记忆困难重重。研究他们记录下的精神、心灵和情感的斗争，其实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体现，也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互相渗透和影响，必然会对我国今后的文化战略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在西方强势文明扩张、传播的过程中，战争、种族屠杀等各种暴行屡见不鲜。作为受害者的少数族裔站在文化他者的角度对这些血腥暴力再度阐释是当今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虽然目前研究者们主要关注暴行后的创伤和创伤心理记录，但战争文学的意义绝不在于反复描绘心灵和文化的伤口，更不在于颂扬个人或集体的英雄主义。战争文学和战争文学研究必将全面立体多方位发展，除了书写战争本身，引发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侵略战争伴随的文化殖民，战争史背后的文化分裂、融合史等等将成为受到作家们青睐的新疆域，也会引起评论界、研究者们的关注。

第三，文学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现，不仅包括使用小说、诗歌等不同体裁记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更重要的是映射出不同集体在特定时代中的不同观念、思潮。由于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能领先于时代，对文学作品进行思想史、科学史的再发现，很可能找到一个重要思想最初、最早的诞生之源，有时甚至会比现有的记载提前上百年。法国哲学家就在古希腊的诗歌中发现了最早关于分子、原子的假设。考古学家们也曾在文学中寻找过出土文物的记载，用以佐证他们的发现和理论。科学史、人类思想史和文学之间的勾连贯通，意味着常常被其他学科所孤立的文学研究实际具有更加先进的时代意义。这一研究方向其实是文学研究的终极演化方向，也正是我们曾一再强调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他为我用”的真正实现。

总的来说，在探讨国外文学作品书写各种少数族裔文化，再现他们的集体记忆的同时，评论界也将持续内省探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东方文化如何维护自己的集体记忆，确立独特不被侵蚀的文化身份。用文学来呈现、推介少数族裔的文化，挑战西方文化霸权，进而重构新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必将是未来历史书写研究的主要趋势。在继承现有各种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相关研究还将涉及人类学、档案和图书管理学等领域，拓展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更加紧密地连接文学批评与其他各种学科。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字记录形式，自诞生之初就与记忆形影相随。历史、文化与文学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婴，在研究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时候，几乎不可能回避其他两个学科。在文学中检视社会记忆，就是在重拾细节丰富的历史真相，也是在回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源。将这样的记忆代代相传，一个民族才能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也是在各国民族文化受到全球化冲击的时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注释：

① 本文所引国内、外专家关于记忆和历史研究的文献来自2015“历史书写与文化阐释” 英美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后文不再一一标注。

[1]Gombrich Ernest.Aby Warburg: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M].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1970:323.

[2]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6.

[3]Assmann Aleida.Four Formats of Memory: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Cultur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since 1500.[M]Bern:Peter Lang.2004:22-25.

[4]LaCapra Dominick.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178.

[5]黄晓晨.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06(6):61-65.

[6]姚继中,聂宁.日本文化记忆场研究发轫[J].国外语文.2013(6)：13-19.

[7]王晓葵.“记忆”研究的可能性[J].学术月刊，2012(7):126-130.

[8]张伟劼.论《镜子》中的历史记忆重塑[J].当代外国文学.2013(1)：87-94.

[9]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 ,2005:67.

[责任编辑：刘跃平]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Literature

PEI 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Agriculture 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

To record history in literature and rediscover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nation is essent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identity.Globalization penetrates through different cultures,while strong culture invades the weak ones.Therefore,to seek,deliver and reconstruct a collective memory of one’s own n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rebirth.It is thus closely followed by various scholars from a diversity of cultures,and has now become an innovative hotspot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2016-01-16

2015-12-20

安徽农业大学社科繁荣基金(2015zs12zd)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5D123 )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委托项目(SK2015A789) 的研究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WW032) 的研究成果。

裴斐(1986—)，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I109.9

A

2096-2371(2016)03-00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