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扶汤”与“武王伐纣”
——马致远《汉宫秋》中君臣文化研究

蔡勇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伊尹扶汤”与“武王伐纣”
——马致远《汉宫秋》中君臣文化研究

蔡勇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忽必烈未即帝位之前，就宣扬“三纲五常”。《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是马致远前期创作的著名历史悲剧。《汉宫秋》在思想表达上，不仅展现了明妃出塞给以元帝为首的整个王朝所带来的无奈与悲哀，在情节的步步展开中更感受到了剧作中元帝与匈奴、元帝与毛延寿、元帝与以尚书为代表的辅佐贤臣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君臣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兴亡之时帝王所发出的历史悲鸣。

马致远；《汉宫秋》；君臣文化

元朝是以我国蒙古族上层贵族集团为主要统治者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元朝的政治、文化制度基本上沿袭宋朝和金朝，同时也保存了蒙古族的旧制。其中，三纲五常就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最早源于孔子。“忽必烈未即帝位之前，就宣扬‘三纲五常'。说：‘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曾对臣下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同时，元代的理学家也用他们的哲学义理论证伦理纲常，以倡导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是马致远前期创作的著名历史悲剧。它取材于正史和民间传说，经加工创作，带给我们全新的视听觉震撼，也必然带有浓烈的元代特色。对于《汉宫秋》的思想表达，张大新认为，《汉宫秋》“有机地融入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兴亡之思，寄寓了一代文士对帝业沉沦、山河易主乃至传统文化体系整体性崩毁的缅怀和伤悼之情”；过常宝则认为，《汉宫秋》“使剧作成为金元、宋元之交的家国兴亡和民族情绪的曲折反映。剧作揭露了恃强凌弱的外敌，谴责了胆怯无用的文武大臣，批判了卖国求荣的叛臣”。在阅读《汉宫秋》的过程中，笔者不仅感受到了国势衰微所带给元帝的明妃出塞的无奈与悲哀，也感受到了剧作中元帝与匈奴、元帝与毛延寿、元帝与以尚书为代表的辅佐贤臣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君臣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兴亡之时帝王所发出的历史悲鸣。

一、从人物设定上看《汉宫秋》中的君臣文化

《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直到东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所描述的昭君出塞故事，在敷衍史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毛延寿一角，则更明显地具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在昭君出塞故事的流传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人物角色的变化，除了《汉书》、《后汉书》和《西京杂记》中的汉元帝、昭君、毛延寿和呼韩邪单于外，《汉宫秋》中又添加了一个在整个事件中至关重要却又极易被忽视的角色——尚书。从人物设定上来看，笔者发现，在《汉宫秋》和亲主题下所显示的作者马致远对于君臣文化的思考与反思。

在楔子部分，呼韩邪单于、毛延寿和汉元帝都纷纷上场，对各自的身份、地位、现状作了介绍，呼韩邪单于“实是汉朝外甥”“称藩汉室”，毛延寿是“为人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谄佞奸贪”，汉元帝自认为“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却又认为“非朕躬有德，皆赖众文武扶持”，这是对朝臣的极大肯定，也为下文昭君出塞的进一步发展做铺垫。

呼韩邪单于听信毛延寿的挑拨，以武力向汉朝索要王昭君和亲时，以尚书为代表的朝臣上奏劝汉元帝以昭君娘娘和亲，“以息刀兵”。此时的元帝说了这样一句话：“俺又不曾彻青霄，高盖起摘星楼。不说他伊尹扶汤，则说那武王伐纣。”这是来自汉元帝的质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的君臣文化：“伊尹扶汤”与“武王伐纣”。毋庸置疑，在《汉宫秋》楔子部分，汉元帝就把自己的朝中大臣当作是伊尹的代表，辅佐汉元帝“独掌乾坤四百州”。然而，对于“武王伐纣”，在剧中，呼韩邪单于的武力威胁就像是武王，而汉元帝自己倒成了昏庸无能、酒色鱼肉的商纣王，而自己的新宠王昭君就这样莫名奇妙地成为了误国昧主的妲己。“武王伐纣”，商纣王（汉元帝）正是不听朝中忠臣贤相（以尚书为代表的朝中大臣）的谏言，却一味地宠信奸臣——毛延寿与昭君，从而招致国家的灭亡。这样简单的八个字，却一再强调了朝中忠臣贤相的重要性。然而，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逻辑，在剧中的现实面前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此时汉元帝和整个汉朝面临的问题与商纣王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汉宫秋》中所显示的君臣关系是颠倒的，而这种颠倒正是可悲的：首先，汉元帝与以尚书为代表的忠臣贤相之间是最正统的君臣关系，即所谓的“伊尹扶汤”，但实际上面对匈奴的威胁，他们却不能准确分析形势，只会让帝王妥协；其次，汉元帝与匈奴之间，是匈奴“称藩汉室”，但实际上呼韩邪单于觊觎明妃美色，以武力威胁元帝；再次，汉元帝与毛延寿之间，按理说毛延寿的功名利禄都应仰仗元帝赐予，但实际上毛延寿哄得皇帝对他“言听计从”，最终导致元帝的窘境；最后，汉元帝与昭君之间，昭君皇帝与后宫嫔妃，应受到帝王的庇佑，但实际上她不仅没有得到帝王庇佑，反而却要牺牲自己来庇佑帝王。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实力是有明显差距的，呼韩邪单于的这一请求也是不道德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呼韩邪单于自己不敢轻易发兵——“我欲待起兵南侵，又恐怕失了数年和好。且看事势如何，别做道理”，但朝中以尚书为代表的朝中大臣却只懂得一味地劝元帝以明妃和亲……在汉强匈弱的情形下，最终酿成了这样一出悲剧，这正是对所谓君臣文化的极大的讽刺和批判。

二、从情节设置上看《汉宫秋》中的君臣文化

《汉宫秋》对昭君出塞的具体发展相较于正史作了较大的改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汉匈之间地位的改动。在史书记载中，汉匈之间的主次强弱关系非常明显，在《汉宫秋》的楔子部分，对于汉匈之间的实际形势并没有做出较大的改动，而是直言其各自的情势，但是在后文情节的发展上，却让甘心“称藩”的呼韩邪单于敢于以武力威胁“独掌乾坤四百州”的汉家天子。这种情节的离奇变换既受元代社会的影响，也必然有马致远的匠心独具。过常宝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元朝是以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统治阶级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它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现象”，这或许是有些影响的，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集团，即使他们在与中原政权的对比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却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一决高下的勇气和胆量。而另一方面，这也更突出了元帝与朝臣的昏聩，在汉强匈弱的形势，面对藩属国的无理要求却不能冷静分析解决问题，竟然只能一再地妥协退让，君王过分依赖朝臣，朝臣以历史上的纣王宠信妲己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只是一味地劝自己的君主妥协。这是很可悲的。

第二，昭君身份的改动。在史书中，王昭君的身份是良家子或者掖庭待诏，虽是入选宫中，却与《汉宫秋》中的明妃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身为良家子或掖庭待诏的王昭君，她的身份从根本上只是一名普通的汉家女子，在和亲历史上，她可以被赐予公主身份远嫁番邦。然而，身为帝王妃却要和亲，这是中国传统所不允许的。在中国和亲史上，和亲女主有身份地位极其尊贵的公主，如唐肃宗宁国公主，［1］却没有妃嫔和亲的先例，即使是再不得宠的妃嫔，也是不能和亲的。然而，呼韩邪单于所索要的，各位王公大臣所劝导元帝割爱的，正是他新宠的明妃——王昭君。元代虽然是由蒙古族贵族阶级掌握的政权，但是早在忽必烈未即帝位时，就一再呼吁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与沿用，所以此一情节的改动，不仅是中原传统道德观念所不容的，也是当时元代各少数民族所别扭的。可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马致远还做除了这样的改动，也正是对汉朝官员昏聩无能的有力批判与谴责。

第三，故事结局的改动。《汉宫秋》的最后，王昭君选择了牺牲自己，在番汉交界的黑龙江自杀，这样既无损于国家利益，也维护了元帝的尊严。这一举动，既光辉了昭君的形象，也是对男权社会的重重一巴掌。对于政治而言，极强的功利性是它的根本着眼点。就拿和亲来说，它的政治目的性极强，与“和亲女主”的真实身份并无根本关系：不一定非要是公主，只要是皇帝认可的身份即可；公主的死活也不重要，关键是双方承认这种和亲关系——昭君被元帝宠幸，加重了这一层政治悲剧色彩的必然性。在危机出现之时，面对纲常有道的君臣关系，能彻底解开这个死结的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小女子，这也是极大的讽刺。

三、总结

元代1271年建立，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马致远是元代前期著名的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而《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又是马致远前期创作的著名历史悲剧。五代十国间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与对峙，使得国与国之间在对抗之余也增加了更多的学习。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学习定是必然的选择。君臣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伊尹扶汤”还是“武王伐纣”，都一再地强调君臣关系的重要性，帝王的英明与臣子的贤明辅佐都是分不开的。三纲五常就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忽必烈未即帝位之前，就宣扬 ‘三纲五常'”。然而，公元1234年，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灭金，废科举。而这一废就长达七十年。从此切断了像马致远这样的一代文人的仕途之路。而这种极其渴望建立却始终无法建立的君臣关系投射到作家的脑海中。

马致远运用戏剧的丰富的想象力，在人物角色设定上将史书中弱化的朝臣展现在舞台上，让我们更清晰直白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君臣文化。而在情节设置上，又作了几次较大的改动，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不正常的君臣文化所带来的悲剧意味。众所周知，元杂剧之通例为一人主唱，正旦主唱为旦本戏，正末主唱为末本戏。《汉宫秋》则为末角（汉元帝）主唱之末本戏，全剧之情节均围绕其展开。在很多学者看来，本剧虽然汉元帝是主唱，但昭君无疑是剧中之主角。这一点是笔者所不认同的，昭君这一角色的设定，是为了进一步的深化戏剧的主题，凸显君臣文化失衡所带来的悲剧意味，从而抒发了自己作为一代文士的时代感受。

［1］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2］张大新.论元代前期历史剧的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J］.文学评论，2010，（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41.

［5］葛洪.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6］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