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郑大华

[提　要]“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郑大华

[提要]“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关键词]文化复兴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期；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初步发展期；“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期，①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它涉及到文化复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更没有学者涉及到“九·一八”后的抗战

时期知识界对于“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时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14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一种主张是8年，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本文采纳的是第一种主张，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而且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认识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 (项目号13@zH01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复兴民族文化以实现民族复兴

“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民族文化乃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因此，只有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促进或实现民族的复兴。吕思勉认为，“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文化其本也，政事、兵力抑末矣”。②所以，天底下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的侵略。别种侵略，无论如何厉害，你自己总还记得自己；一旦事势转移，就可以回复过来了。独有文化侵略，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这不就是灭亡吗？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文化的侵略，岂不就是民族的危机吗？”③有鉴于此，吕思勉要人们相信，只要中国文化不失坠，中国就永远不会亡国，即使一时为异族所征服，也有复国之一日。中华民族不复兴则已，要复兴，首先一定是文化的复兴，然后才是民族的复兴，民族复兴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才能实现。

和吕思勉一样，在钱穆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全赖本民族文化的复兴，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没有了生命。“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④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中他写道：“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辟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⑤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背后之文化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达者……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⑥江问渔也一再强调：“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以支配他全部人民的生活，并延续他种族的生命。这种支配生活、延续生命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文化。”⑦

视文化为国家民族的生命，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也就显而易见，这也是抗战时期知识界倡导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原因所在。朱谦之指出，民族不能复兴，乃由于民族文化不能复兴，“文化是民族活力的原动力，所以今后中国民族的复兴，必先唤起中国文化的复兴。”⑧陈高傭强调：“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以文化为标准，一个社会的发展与改进，亦是以文化为动力。所以，我们今后不欲改进中国社会，解放中华民族，则亦已矣；如欲改进社会，解放民族，则文化运动仍为当务之急。”⑨吴念中告诉读者：“复兴民族是中国救亡的生路，建设文化是复兴民族的要图”，这是大家都应知道的道理。⑩林志云在《复兴民族与复兴文化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地位的杌陧，国家情形的危急，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在这非常的前夕，民族复兴运动，实为每一个国民应有的自觉，应有的自信，应有的自奋。以往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基于文化的是否昌盛，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复兴的运动中，应该有一个切切实实的文化复兴运动，奠定民族复兴运动深厚而坚固的基础。而且唯有文化复兴运动的能成功，民族复兴运动才能不徒托空言，才能如期实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朱元懋的《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一文再三呼吁：“要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民族文化。”

为了说明复兴民族文化的必要性，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还特别强调“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陈安仁指出:“评断一国民族之盛衰, 常可以文化之盛衰而推测之; 评断一国文化之兴废, 常可以民族之兴废而证验之。”他又说：根据近世的国家学说，“土地”、“人民”、“主权”固然构成“国家的要素”，但一国倘若“文化不能独立”，是不足以当“国家之名实”的。一些“弱小国家被侵略之后, 土地已失, 主权并丧, 人民亦为牛马, 而帝国主义者, 尤且汲汲皇皇, 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 原因就在于“文化之停顿灭亡, 诚国家与民族衰落沦没之联兆也。”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危机，文化上的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会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上、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起源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中国学术上、文化上的国耻，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和批判，虽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能力，却早腐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因此，人们常说“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但“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和贺麟相似，梁漱溟也认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的新环境。尽管近五、六十年来，时时变化，时时适应，然而其结果不仅“无积极成功”，相反还加速了“本身文化之崩溃”。所以，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是民族复兴的根本。而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关键是要实现“文化的重新建造”。就此而言，“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胡秋原通过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考察得出结论指出：大体说来，在16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丝毫没有落后。在唐宋，当今日欧洲各国还处在草昧时期，而中国科学已经非常发达，如果不是元人的入侵，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就是在元代，中国物质文明也远远胜过欧洲。但自此以后，“欧洲突飞猛进，我们渐渐落后”。而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明清之际满族的入侵外，还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治上的内争。第二是经济上工业家力量之薄弱。第三，忘却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反而为许多末学所绊住。”因此，我们今天“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我们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是在复兴文化之过程中。”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离不开抗战建国的胜利，而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除了“巩固统一，抗战到底；树立法治，发展工业外”，还要实现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复兴，从而“使文化帮助抗战建国之事业”。

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文化因素既对经济、政治行为和经济、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也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甚至直接关系民族的存亡、维系民族的生命。因此，除了从文化在国家民族生命中以及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方面论证复兴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外，中国知识界还从揭示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入手，论证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性。陈高傭在《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以文化为标准，一个社会的发展与改进，亦是以文化为动力”，“中国今日的文化真是极萎靡，极复杂，极矛盾”，由此导致了“中国国家之贫穷、衰弱与纷乱”，所以，“我们今日不欲使中国存在则已，欲使中国存立于世界，非把中国文化确实改造一番不可。我们能使中国文化适应于现代，中国国家然后可以存立于现代”。将中国的贫穷、衰弱与纷乱完全归咎于中国文化，视文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尽管带有“文化决定论”之嫌，但强调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仍有其合理性。陈石泉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一文中写道：“‘文化建设’为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未有文化低落或腐败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繁荣滋长的。自然，中国文化建设，在现在更感觉到有十分迫切的需要”。将文化建设视为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导线，既是对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种表达，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性。

中国知识界还论证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民族文化复兴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章渊若指出，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但由于“文化创造能力之中绝”，自汉唐以后国运渐衰，首乱于五胡，继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更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亘五千年历史演进之结果，今有了深陷于衰落崩溃之末运！暴日侵凌，全局骚然。国本民运，益受重创。” 因此，我们今日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实现民族的复兴，“首应根本恢复中国民族固有创造文化之能力，努力于新的科学文化之创造，以谋适应现代民族生存之原则，此种新的科学文化基础之确立，实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一切国力发展之源泉。”朱元懋认为，“无论在任何方面”，尤其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化“是光芒万丈，无与比伦，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有多少圣贤英雄挺生崛起，发挥他的智能，建树他的功业，为中国民族争光荣。然而近数十年来。因物质不如人，缺乏自卫之力，民族的自信力给外国的大炮毁得粉碎零乱”，这是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源是文化的衰落，那么，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恢复中华民族昔日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就必须积极从事文化建设，复兴民族文化。在吴忠亚看来，“目前中国的根本问题实质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适应环境以满足其生存欲望的生活方式的全部，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能不能同他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目前中国之所以贫，之所以弱，之所以受人欺负，原因虽非一端，但总括起来讲，可以说是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在适应目前的环境上，赶不上一般先进的国家。因此，“我们现在要想自救，要想复兴，根本的道路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进，努力建设起一部最能适应现代环境的现代文化。”这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陈方中视“民族意识的消长”为“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的表征”，民族意识的消灭，是国家危亡民族衰落的征兆；民族意识高涨，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原素。而要增长民族意识，就端赖于对民族文化的培养，“一国文化的兴废，可决定一国民族的盛衰，国家的兴亡。”所以，我们“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至要莫若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当以文化复兴为条件。”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它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的创造。陈立夫曾明确指出：“‘复兴’是要把固有文化之好的优的，去发扬光大，以求开展和延展，同时还得吸收外来文化之好的优的，以求进展和创展，如果只是抱着老的旧的文化，而不知吸收外来文化以求进展和创展，这是保守，不是进步；这是复古，不是复兴。”朱谦之同样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不是旧的文化之因袭，而为新的民族文化之创造。”潘梓年也一再强调，我们决不能把接受民族传统、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变成复古主义”。“对于民族传统要批判地去接受；不是一般的无条件的加以接受，而是把其中优良的部分接受过来。接受一种优良传统，决不能是把它当成固定的东西去接受，而要看出它的逻辑的发展趋势，并且使它更向前发展。同时，接受民族的传统，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决不能变成自傲自大的排外运动，说我们用不到去学人家，自己家里自有好的东西。这种自傲自大，实际上就是自暴自弃。因为这样就不能吸收人家的好处来使自己更往前进。接受优良传统，必须要把这些传统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就其文化和政治立场而言，陈立夫是国民党要员，朱谦之是中山大学教授，潘梓年是共产党干部，他们三人可以说代表了左(潘)、中(朱)、右(陈)三方力量，但在文化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这一点上，他们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当然，在新文化的性质和如何创造新文化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则又十分明显。此一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中作详细讨论。

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抗战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当时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化发达最早，当其他文化尚在萌芽之际，中国文化即已经发展出许多成绩。周明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比其他民族文化起步都要早，在欧洲人尚是野蛮之际，中国文化就已经“灿然”，其哲学、机械学、经济学、理论学、政治学、法学、医学、农学、文学、工程学、音乐学、军事学、逻辑学等方面都“发明于外国之先，是则中国文化，无论其为精神，为物质，为政治，但胜欧洲各国”。周明还从追溯世界文化发源地入手，说明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世界文化有三大发源地，中国、印度和希腊，但是现在，古印度和古希腊国家早已不复存在，其文化自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有中国文化还保留了下来，“我中国文化，犹屹然独立，悠悠绳绳，增长延续”。和周明一样，王鲁季也强调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战国之世，为中国文化黄金时代，尔时撒克逊及日耳曼民族，恐犹在深山大泽之中，度其茹毛饮血之生活也。”就此而言，他得出结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 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最悠久之文化。李笑渊也同样认为，“中国文化发源最早，当纪元前二千余年，希腊罗马之文明尚未萌芽时，中国即已有国家机体之存在。故研究古代文化，当以中国为最早最盛，……中国民族之思想聪睿，在世界上不失为优秀之种族，观于其古代哲学之发达，文学之优美，政治思想、社会生活之完善，而益信其然”。刘作金在《复兴中国文化之我见》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化肇源极早，此为世界人士所公认者也，溯当纪元前二千余年，希腊罗马之文明尚未达于萌芽时，我中国即已具有国家机体，渐及礼义，冠裳亦复日臻美备，故研究古代文化者，莫不以中国为最早最盛。”

江亢虎则从时间和空间这样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尚最悠久文化之一，且既为中国固有之产物，当然与中国历史地理人情风俗最为相宜；惟当起废振衰，补偏救敝，并努力向上，以期发挥光大而已”。其次就空间的维度而言，中国文化流传甚广，“日本得之，世守勿失，传以泰西科学，形成现代国家，而其宗教、教育、政治、社会、文学、美术，至今犹奉中国文化为骨干。”也正因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欧美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视，这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本身自具之价值”。和江亢虎相似，钱穆也从时间和空间上通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的结论。就时间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自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亦就是中国文化已有绵延不断的五千年历史；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个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如是不断的替换。就空间来看，欧洲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其结果则“常有文化中断的现象”；而中国文化则很难说它有一个中心，“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就是所谓中国的‘体’了”。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重要地位，除了悠久的历史外，还表现在其他各方面。孙本文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地位》一文，就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第一，“中国文化为世界最纯粹的文化——就大体而言，我国文化起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中山先生，乃为一线相承的。此种有五千年纯粹文化，全世界唯我中国有之”；第二，“中国文化为世界发达最早的文化——我国文化以儒家之六艺为基础，而六艺载尧舜以来文章典物，举凡政治、道德、法制、学艺等，均于四千余年前灿然大备，若以文献论，则有尚书，约起于三千八百年前”，这些都发达极早，为“他国所无”；第三，“中国文化为世界史迹最富之文化”；第四，“中国文化为世界最悠久之文化，”“自距今四千六百三十五年前我轩辕黄帝建国以来，绵延继续，故以立国悠久言我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已占第一位”；第五，“中国文化为世界最大民族推行的文化——就人口四万万六千六百万论，为世界最多之民族；就语言统一论，为世界流行同一语言最广之民族，推行悠久而纯粹统一之文化，诚为有史来未有之现象。”总之，他认为“中国文化为世界最悠久的，最纯粹的，发达最早、史籍最富的，而且为最大民族创造与推行之文化，而世界各国不可不承认我国文化占有优越之地位”。罗时实在细致地罗列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的具体贡献后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古代“文化灿烂，国势强盛”，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各民族间最能自竞。“但人类随时代而进化，环境因进化而变迁”，一个民族“如不能应顺此前进之时代与变迁之环境，而懈怠其自竞”的话，那么很容易从辉煌走向衰落甚至被淘汰，这也就是中华民族“今日之退为不适者劣败者……国势之凌替，文化之晦塞”的重要原因。“故基于民族现在地位而言，则复兴不可以稍缓，而证以过去光荣之历史，则又知复兴之必能成功”。论者论证现今中国之所以能够复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曾经的繁盛，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充满着信心，因为在历史上有厚重的文化根基，有复兴之历史基础。

无论是从世界文化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还是从更具体的方面去检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知识界都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此说明中国文化有复兴的可能性，从而增强国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心，以凝聚民气，共同抗日。因此“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溯中，能看到的是冷静的笔调与理性的思考，即便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爱惜之情的学人，也并不是一味地褒扬传统文化，一味地要求复古与守旧，他们更多的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去看待传统文化。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其优越之处，有值得赞颂的价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即已出现衰落之势。张一清就认为中国文化自汉唐开始出现了停滞发展的趋势，他指出：“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不问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皆有极伟大之贡献，其勇迈沉雄，闳深肃穆之特质，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宜能将其囊时所发明者，逐时代而发扬光大，领导世界后进诸民族，以进于大同之域矣。然其进展之途中，至汉唐以后，复有停滞衰微之事实。”古代中国文化能够服务于世界文明，但是在汉唐之后出现了停滞发展的现象，中途衰落的出现使国人的优越感顿然消失。周作新不否认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和贡献，但也承认中国文化衰退的现实。他认为文化是在相互比较相互砥砺中发展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先进的文化养分，“因其四周都是些文化低落的民族，中国民族得不至与更高的异种文化相接触，因而二千年来大部分的文化，在停滞的状态中”。但让周作新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了，现在中国“遇到了更高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能够吸取先进的欧洲文化而获得发展。因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要努力创造，更创出新的东西。要使中国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有新的贡献”。

从历史上论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证明中国文化有实现复兴的可能性，这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和助力。国人在民族文化上具有的优越心理，给民族复兴带来了种种希望，而这种希望乃是寄托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越性之上，这就很容易与中国文化的现状产生距离感，因为现今中国文化逐渐衰落，这无疑容易产生一个悖论。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优势，这也正是这些论者所具有的焦虑感。所以，他们在阐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优势地位后，还往往寻求中华民族具有文化复兴的能力，对这种能力的关注才能够真正使国人充满信心，才是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真正文化源泉。

三、中国文化自身具有复兴的质素和能力

从文化本身的质素和能力来检视中国文化是否有复兴的可能性，是当时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又一努力。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认为，中国文化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絮如”在承认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日渐衰落的前提下，并不否认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可能性，现在中国文化的衰败“只是暂时文化之停顿，一时之不进步。我们只能把她复兴起来，决不能根本的全盘推翻”。在“絮如”眼中，中国文化中的许多道德因素是可以复兴的，他因而主张，“对于以往的四千年文化，应当从新估量一番。宜于我民生存的，要发扬光大起来。因为有许多的文化实有维系社会的力量。……足见道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力量是如何的大了。我们要提倡发扬这一类的固有的道德。同时采取批判的选择的态度，吸收外来的文化。”复兴必须建构在文化自身所蕴含的道德因素之上，这一方面肯定了复兴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文化自身就包含有复兴的因素。李笑渊指出，中国文化富有强大的同化力和创造力，决定了中国文化能够复兴：“中国民族，不仅易于感受外来之优越文化，其特质尤在富于同化力与创造力。以富于同化力故，其文化虽受外力之侵混，恒能保持其独立之特质，无虑其消灭；以富于创造力故，其文化每经过一时期之变化刺激，辄有显著之进步。此二特质，其势力潜植于此老大民族灵魂之深处，在常态生活中，若不甚显著，然一旦感发而勃然兴起，则沛然莫之能御也”。所以，中国文化虽然处于其他优秀文化的包围中，但这种包围能为同化力和创造力强的中国文化提供汲取其他文化优秀因素的可能，从而为中国文化创造复兴的条件。

张其昀则从文化的变与不变入手，论证了中华文化具有复兴的可能性。他在《论时代精神》一文中指出：“一国之民族性虽非一成不易，然有其历久不变之点，一面有不断之创造，一面有传统之典型，凡历史愈长之民族性，其内容亦愈久而坚实。民族复兴之说即以此为根据。”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不变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内容，正是这些不变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内容则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成了可能。比如，孔子以“仁”为诸德之统一原理而具有最高之价值，其学说于人生方面有独到之见解，确可代表中国的民族性。仁即社会意识，其后孟子配之以义，而称为仁义，义即真正之平等。真平等需要适宜的秩序，荀子于是发扬礼学，礼为适度之自由，故需讲求度量分际，以成健全之组织。“孔子孟荀之遗言，可以仁义礼三字概括之。”而现代文明之特色，一曰高速度，如飞机汽车无线电等；二曰大规模，如普及世界之国际贸易等，二者相互为用。今日对此高速度之物质文明，须有高度之组织以为制裁，对此大规模之国际关系，复须有普遍之秩序以相调节。这样仁义二字，在今日便有了崭新的意义，如何将自由与组织、平等与秩序，调和适中，确保平衡，以谋世界人类之安宁与幸福，此为世界最新之思潮，亦即儒家学说之基本概念。既然儒家学说之基本概念与世界最新之思潮有相通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复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就完全具有了可能性。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本质”的论述，吴醒亚对中国文化一定能够实现复兴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中国民族是具有沉潜、远识、淳朴三特征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最有价值最能和理想接近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建于王道观念之上，这个王道，就是最彻底的世界主义，也是大同主义。在王道下发育的文化，有六种特征：其一是淳朴，其二是博大，其三是精微，其四是重实践，其五是贵平等，其六是爱自由。”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确有非他所能望其项背的特长，虽自周秦以降，渐渐失去他的一部分特长，其大部分的特长，终不可没。”而这些“终不可没”的“特长”，将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成为可能。据此，他批评那种“相信中国文化已落后已烂熟，不能再发出一种炽烈的光辉”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所以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并不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落后或烂熟，而是由于中国文化过于前进过于邻近理想的缘故。“过于前进的结果，别的民族当然赶不上；过于邻近理想的结果，举凡没有伟大理想的民族，也当然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既是一方过于前进成了后无来者的局面，一方过于邻近理想而不易为无理想的人们所了解，就必然会被一般人疑为落后而烂熟的文化，“但这并无害于中国文化的声誉”，也无害于中国文化的再次走向复兴。

朱光潜则通过对中西文化值价意识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完全可能的。他指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化常有着不同的理想或价值意识。比如说现代欧美文化倾向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物质的开发，二是政法的崇尚，三是武力与纵横捭阖的伸张。这三个方面都集中于一个权字。物质所以扩权，政治所以固权，武力现纵横捭阖所以争权。学问大半集中在这三方面，建设事业也集中在这三方面。物质开发到相当程度，政法建立到相当规模，资源像是富足而秩序像是稳定了，就突然来一个战争或革命，把已得的成就尽行摧毁，摧毁完了，于是又另起炉灶。但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不同。古代中国的先儒所着重的是义利、德刑、王霸三大分别。这值得现代人好好细心地体会。在古代中国的先儒看来，“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所以义重而利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刑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德礼先于政刑；“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尊王道而耻言霸道。今天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路和古代中国先儒所倡导的路完全相反，这是价值意识问题，由于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因而西方的这套价值意识成了“时代的风尚”，而中国先儒的这套价值意识则没有多少人认同了。但“我相信许多苦痛的经验将逐渐使人类觉悟已往的错误而纠正他们的价值意识。从这个观点看，中国思想经过发扬光大，或可成为决定未来世界文化趋向的原动力。”

张申府在《我相信中国》一文中写道：“我相信中国。我有时简真迷信中国。我并不是说中国一切都是好的，但我相信中国有其过人之处，对于文化，中国有其特殊的贡献”，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贡献”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复兴的素质和能力。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特优处”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有其仁的人生理想。第二，中国有其易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的元学。第三，中国有其中的行动准则。第四，中国有其实的规范，与体度参验的方法。第五，中国有其人与生的重视。第六，中国有性近习远，‘真积力久则入’的教学原则。第七，中国有其‘充实之谓美’的美的标准。第八，中国有其活、时中、不迷信、不拘执的态度。第九，中国知道尽人力而知天命，而与境为乐，而不于人世之外别寻天国。第十，中国既重生，因很了解人生的享受，与闭暇的利用。”他也承认，“中国的文明诚是农业文明，而今日是工业主宰的时代。但是根据反复、扬弃、否定之否定的原则，在未来的世界里必仍大有农业的地位。中国的农业文明与西洋的逻辑和科学结合之后，仍要开出光华灿烂之花来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实现复兴。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怀想过去，鉴赏过去，我们更应重占过去，抉择过去，同时把握住现在，脚踏住现在，而努大力于共同创造那个光华灿烂的未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不少还延续了此前的一些观点。不过，作为思想文化上反对日本侵略的准备，某种程度上就是希望能够挖掘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和长处，这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对五四反传统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所以，此时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认识，就缘起而言，不仅有来自政治上的需要，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即文化自身发展的路径和需要，在过分强调西化后开始“中国化”，寻求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中国”存在，成为民族文化能够复兴的起点和基础。黄泽浦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蜕化递进。在蜕化递进的历程中，虽然不能没有荣替起伏的现象，但其能亘古数千年悠长的岁月一贯地生长革新，却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中华民族过去的文化确实是优良的，并且具有强大的文化同化力，过去的文化“不但有令十七世纪欧洲人倾倒的哲学艺术，而且又有许多科学的发明”。正因为“中国在过去有优良的文化根基，中国人的文化同化力又是那么大，加以又有伟大的创造天才，中华民族在这一方面上便有复兴的最大把握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康健，前途自然大有希望。我们回顾过去的光荣，认识自己的力量，则于体验当前的痛苦之下，便该刻苦努力，好好利用这一片广大的国土，悠长的传统产业，在今天、在明后天创造出更高等更动人的文化”。可见论者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具有的美好想象，能够使文化有更为丰富的创新。

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建构一种中华民族的神话，以证明中国文化具有顽强巨大生命力，并因此而能实现复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从反面印证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衰落，而这种衰落说明了复兴中国文化的紧迫性。“白云”指出中国民族本来是一个“极光荣极伟大的民族，他有极悠久的历史，和极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像“埃及人向死后去追求快乐与幸福，又不像印度人轻视现实的人生而趋于灭绝为唯一的目的”，而是能够兼有“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点而能集其大成”。古代中国文化在周秦之际已蔚然大观，而那个时候的欧洲则还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竟然还“没有知道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而我们当时，文物制度已经具备了”。更不用说到了汉唐、元朝，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富的民族”。但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堕落尤甚，从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可以看出“几无一年没有国耻的事实，割地赔款，予取予求，瓜分共管的呼声，时时会震动你的耳鼓，加以近年来外受日帝国主义的节节进攻，似有整个的灭我之计划”。这都可知民族无论在精神方面，或政治方面都可以说是堕落、危险到了极点了。如此则应该复兴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文化。

“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以文化复兴谋求民族复兴的著述及文章可谓是“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以至于有人认为太过偏颇。清华大学优生学教授潘光旦在他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一文就批评过这样的现象，认为“九一八”后人们大讲特讲“民族复兴”，但认真检阅这些议论，“几乎全部是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的”，实际上“历史的文化”只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只是强调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应该说潘光旦的批评有它的一定道理。确实在民族复兴这一问题上，当时知识界的一些人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陷阱，以为只要复兴了民族文化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把文化放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放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进行分析，强调文化因素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又是知识界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近代以降，中国落后挨打，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事事不如人，在这些方面已经没有让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东西了，唯一还值得国人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复兴民族的凭借，可能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同时，这些人都是精神文明的生产者，不少人从事的还是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实现民族复兴服务，这可以说是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同时，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不仅是针对他们当时所生存的时代而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是现在看来，仍然有其借鉴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吸取。

①参见拙作：《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萌发》(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合肥：《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论“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开封：《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

②吕思勉：《柳树人〈中韩文化〉叙》，《吕思勉遗文集》(上)，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454页。

③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183页。

④钱穆《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32页。

⑦江问渔：《中国过去的文化与将来的教育》，上海：《复兴月刊》第3卷第10号，1935年6月1日。

⑩吴念中：《人类文化与生物遗传》，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0日。

摘要孙本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之地位》，上海：《史地社会论文月刊》第3卷第9期，1937年。

[责任编辑李振武]

作者简介：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6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1-0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