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视域下的公共道德建设

王庆

（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现代财政视域下的公共道德建设

王庆

（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现代财政的改革内容映射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普遍性、平等性、民主性和共情性特征，故应充分利用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契机，通过深化现代财政与公共道德的理论认识、规范现代财政收入体系、改善现代财政支出结构、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和革新现代财政考量制度等措施，实现现代财政制度下公共道德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共道德；现代财政；个体理性；市场经济

2007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公共道德产生了怀疑。若从西方道德体系从自然到自治再到自律的发展历程看，其暗含的“交换性正义”道德观与市场经济模式是相配套的。［1］故经济危机的发生并不是验证了公共道德的缺失，而是提醒人们公共道德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略。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公共道德失序问题，国内学者已展开了深入研究，但还缺乏将公共道德置于某一具体公共关系框架下加以解构，从而将公共道德具体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选择在现代财政的公共关系框架下讨论公共道德，至于选择现代财政的原因有三：一是公共道德本就与国家紧密相连，国家的存在是要强化对现存社会来说具有必要性的公共规范，而公共道德是公共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2013年底，我国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社会分配关系和国家存在基石的财政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将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自然包括公共道德建设；三是财政自改革开放后偏向生产的战略选择已对公共道德建设构成伤害，应对此加以修正，以实现现代财政制度下公共道德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道德的涵义

道德有公私之分，对这一点的认识东西方道德观有所不同。从西方视角看，道德起初是以个体为中心，以个体在上帝所造世界中的存在为基础，但随着技术发展，每个个体具有越来越强的行动力，这为自治道德提供了一个概念性构架：“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在没有国家、教会、邻居以及那些认为他们比我们更好、更明智的人的干涉下，自主地行动”。［2］（P5）而在长期的个体道德自治过程中，围绕着自治范围、适用性、与宗教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又总结：“我们乃是通过制定形式的实践原则而把道德施加于我们自己的、自律的行为主体”，［2］（P14）这使道德从个体理性层面进一步上升到道德法层面。可以说，从自然到自治再到自律，西方道德观的发展在巩固个体理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公德与私德，使每个个体所承载的道德理念既是一种私德，亦是大众认可的公德。从东方视角看，以统一国家为表现的严密社会组织使公德与私德有很大区别。对个体而言，修身养性以实现圣人之德虽是一种理想的私德，但该种私德的实践价值建立在每个个体能够承担其在社会组织架构中应发挥的支点作用上。毕竟，涵盖越多人口与领土的统一国家就越需要更为强大的组织能力，既包括有形的财政体系与管理机构，又包括无形的道德体系，这都是超越个体之私而独立存在的公共范畴。

就公共道德存在的必要性而言，东西方看法一致，这缘自公共道德都产生于集群式生存模式、层级式组织形态和发散式竞争本能的认识。道德原则是在一个综合长期的视角下，判断哪些行为在促进人类生命繁荣方面发挥着作用，［3］公共道德更是如此。毕竟，公德在实施主体、规范内容和存在意义上都明显不同于私德。首先，具体到实施主体，社会契约理论认为：“有每个人都认同的约束他们的一套规范，我们所有人都从这些规范得到一般的遵从的事实中受益……而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道德义务，好像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4］这一解释暗含着道德规范实施主体是个人的判断，即个体通过参与复杂的社会安排获利后才会承担起遵循道德规范的负担。这是典型的回报机制，是对把私德实施主体界定为个人的理性诠释：因为得到，所以付出。但若实施道德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国家，那就不需建立在回报机制上实施道德规范，而可凭借政府所拥有的公权力强制推行道德规范，这也使公共道德的实施具有了相对优势。其次，具体到规范内容，不论哪种类型的社会，维持全社会范围内的正义、公平等道德规范都需要从实践和理想层面上努力。正如沃什博恩所评价的：“社会整体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道德性，每个社会都应强行实施特定道德规则，这些规则帮助维持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促成普遍的善”。［5］显然，沃什博恩提及的应强行实施的特定道德规则就是公共道德，它不仅会极大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还使强行实施的主体——国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实体性。最后，公共道德的存在从以下两方面凸显了它的重要意义：一是公共道德的动机在于约束，人不是神，公共道德就是人类应对必死结局的一种约束机制；二是公共道德作为循环的介质起到沟通作用，“天—地—人”是一套自我循环系统，代表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我—你—他”是一套社会循环系统，代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这两套循环系统都需要公共道德作为循环介质，以起到中间节点和沟通联系的作用。

二、现代财政下的公共道德特征

总体来说，道德属于主观范畴，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道德规范内容是变化的。尤其是公共道德，它高于个体私利之上的必要性和规范性，都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公共道德建设既是治理重点，更是治理难点。特别是对我国而言，三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虽创造了经济神话，但与此相对的是公共道德日益边缘化，其引导公众道德行事的能力大幅减弱。可以说，加强我国的公共道德建设，不仅是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财政的现代化发展

财政与公共道德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时期，在财政收入上就有“贡赋均平与分等征税”、“奖勤罚懒”和“多税并存与税收普遍”的思想，反映出统治者重视赋役的公平，并利用税收制度引导人们从事耕织、奖勤罚懒，从而达到在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还使人人都尽王民之职的目的；在财政支出上则有“节约支出与专税专用”的思想，从而实现统治者与百官“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的以德治国理念；在财政管理上突出“以德选官”、“重视救荒与养民”和“保持生态平衡”等思想，［6］反映出当时就已存在非常朴素的公共道德观念。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以“国家分配论”为名全面参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重大项目建设、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因财政是以国家名义主导国民收入分配，故财政在公共道德建设方面也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财政在历经包干制和分税制后逐渐被概括为“公共财政论”，简单来说，就是以公共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与市场紧密配合的财政，它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公共道德建设，如公共财政强调的民主性和透明度等，但由于市场分配对财政分配的挤出以及财政长期专注于宏观经济增长，使得公共财政未发挥出它在公共道德建设上的相对优势。

鉴于此，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规划。这是对“公共财政论”存在缺陷的清晰认识，亦是从财政角度对我国公共道德建设的大力支持。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与我国财政现代化的预期改革直接相关。第一，财政收入规范化。从规范化的改革要求出发，我国财政现代化发展体现在：一是要完整各种类型的财政收入，尤其是要实现税制结构的完整性；二是规范各种类型的收入管理，尤其是非税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的预算管理。第二，财政支出民生化。从民生化的改革要求出发，我国财政现代化发展体现在：一是改变购买性与转移性支出间的比例，逐步增加转移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确定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六个民生重点，尤其是社会保障需加快建设；三是提高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率，对各类财政支出项目特别是专项支出项目加强经济绩效考核。第三，多指标财政绩效考核。从多指标绩效考核的改革要求出发，我国财政现代化发展体现在：一是把促进宏观国民幸福作为绩效考核的目标；二是尽快建立包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在内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第四，公开预算监管。从预算改革的要求出发，我国财政现代化发展体现在：一是向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公众层面普及预算知识与理念；二是尽快建立包含公共预算、国有资产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复式预算体系；三是通过完善预算编制、审核、执行与决算过程从而实现程序民主。［17］

（二）现代财政下的公共道德特征

上述预期改革在未来调整财政收支行为、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预算管理的同时，也通过财政的现代化发展映射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如下特征：

1.普遍性

从财政收入规范化和财政绩效考核的预期改革可看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普遍性特征，即公共道德是以每个个体为载体对各类行为产生影响，表现在：

（1）现代财政收入的征收涉及每个个体。现代财政中的税收收入具有强制性和固定性特点，其按照“人人纳税，纳税平等”的原则征收，范围涵盖个体收入、消费和财产，故这类收入本就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现代财政中的非税收入则遵循“谁受益，谁支付”的征收原则，可满足每个个体在得到基本公共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公共需求；现代财政中的国有资产收益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别于西方财政的特别之处，也说明我国在公共道德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综合来看，现代财政收入体系将个体与国家紧密联结，从而使公共道德在现代财政框架下可具体化到每个个体，并随各类收入征收原则的变化而趋向更加正义、公平。

（2）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现代财政绩效考核使公共道德重回公众视野。财政行为作为政府行为的核心，其考核目标直接决定政府的行为取向。故财政现代化改革所指向的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考核目标会促使政府更全面规划社会经济发展，［8］这就要求必须将公共道德建设纳入发展规划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所有要素都可货币化交易时，公共道德对于人与人、自然以及世界间关系的非经济性规范就非常重要了。毕竟，人的存在始终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安全保障都只能由集群提供，公共道德恰是集群内所有人认为有效而接受的行为或规则的总和。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财政收入体系的不完整及政府主导的GDP竞赛使个体更倾向唯金钱论、唯结果论等实用主义价值观，公共道德未受到普遍重视。

2.平等性

从财政收入规范化和公开预算监管的预期改革可看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平等性特征，即公共道德的约束力不因人或行为不同而不同，表现在：

（1）各类财政收入征收的基本原则都是平等。现代财政中的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国有资产收益在征收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平等原则。以税收为例，自威廉·配第起的经济学家在论及税收原则时都强调平等原则，斯密认为平等原则包含三层含义：取消免税特权；税收应保持中立；纳税人应按能力大小比例课税。现代税收理论则围绕纳税人能力进一步阐明其是由纳税人收入、消费和财产综合反映的，对于纳税能力相同的个体所缴纳的税收应该相同，对于纳税能力不同的个体能力越大缴纳税收应该越多。与此相似，非税收入的“谁受益，谁支付”和国有资产收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在特征都体现出现代社会崇尚平等，即不论个体的身份、地位、境况如何，社会各项制度对个体所产生的效力是一致的，其中也包括公共道德的约束力。

（2）现代预算的透明公开是促成平等的基础。1215年，英国《大宪章》签署生效，这份开创现代预算的协议试图通过对征税权的讨价还价来形成相对平等的政治环境，之后的西方历史一次次巩固和明晰了这种从财税之经济权利走向政治之民主权力的演进道路，并进而为现代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平等基础。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预算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优势就是逐步形成的透明公开特征。正是因为预算内容要透明公开，政府与公众间的代理委托关系才会具有实际意义，政府就必须为其所获取的每一笔收入向公众负责，双方在长期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中趋向平等。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各类财政收入在征收中更看重获取收入的多少，预算透明度也较差，这都削弱了社会范围内的平等性，使个体行事更加功利，公共道德在人们毫无顾忌地从事任何可以赚钱的交易过程中变得虚无。

3.民主性

从公开预算监管和财政绩效考核的预期改革可看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民主性特征，即公共道德的生成与维护具有很强的个体自觉性，表现在：

（1）预算推动民主发展。从公共道德的规范内容上看，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观念并不是简单地经由政府强行实施才推广的，而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经过检验得到共同认可的。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历史积淀说明公共道德的生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当然，现代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已不是浮于表面的一人一票或一人一提议，它是个体偏好表达机制、集中机制和选择机制的集合，需要一系列制度架构才能保证得以实现，预算制度是其中之一。至于预算之所以能创造个体表达、集中和选择的民主环境，是因为预算能够在编制、审核、执行和决算过程中实现公众参与，这有别于政府强行实施的人人参与财政活动进而树立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观的自下而上式的民主建设进程。

（2）考量指标多样化有利于民主生活的生成。现代社会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这虽从表面上看易产生碎片化认识，但实质上多样化的生活有利于民主性的生成。正如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一样，个体在社会分工的安排下从事不同工作，并在工作分工中重构各种公共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个体理性成长，还使心智得到发展后的个体能更为理智地讨论公共道德问题。很显然，财政绩效考量指标的多样化亦是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产物，它对应的是理性个体对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而生活在多样化中的理性个体在公共道德建设方面会产生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体现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建设中的民主性特征。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公共道德建设中的民主性特征非常薄弱，一方面，预算制度还未拓展到公众层面，公众参与度低；另一方面，个体对生活的理解仍单一化为物质生活，只要与收入无关都很难引起个体重视，更不会展开富有成效的公共讨论以形成道德合意了。

4.共情性

从财政支出民生化的预期改革可看出，我国公共道德应具备共情性特征，即公共道德对于善的价值追求，表现在：

（1）对民生的倾斜使财政有助于提高公众生活质量。财政支出按性质可分为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前者趋向公共机关的维持经费，后者趋向公众的福利经费。不同的支出结构反映出的是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若购买性支出偏多，说明经济基础整体偏弱，政府所获财政资源仅够维持日常开支，它对提高公众生活水平既无能力也无偏好，社会竞争激烈且较为残酷。若转移性支出偏多，说明经济基础整体强劲，政府所获财政资源除维持日常开支外，还有较多剩余能用于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社会竞争依然激烈但存在缓冲。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些国家财政支出中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占到了近一半，说明西方社会不仅遵循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还倡导保护弱者的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观。究其原因，虽然保护弱者从效率上看会造成损失，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人总会设身处地的把别人的境况想象为自己的境况，对别人糟糕境况的资助也被看作是对自身变化的一种保险，这种“推己及人、由此及彼”的共情性成为不同性质财政支出之争的内在情感逻辑。故对民生的倾斜，在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从而普遍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的同时，亦是对个体自身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外在情感保障，体现了公共道德所蕴含的的共情性特征。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弥补了市场竞争的不足。当然，更为直接地体现公共道德共情性特征的制度设计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建立在“贝弗里奇报告”基础上的系统社会计划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概括其内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它的先进性就是把公众内在的共情情感显性化和制度化，并将维系共情性的责任转移给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现已成为转移性支出中最重要的项目，其绝对数也是所有支出项目中增长最为稳定的。可以说，对突发性灾害的救济，通过保险分担个人养老、医疗、失业等负担以及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这些做法虽促使财政支出总额不断放大，但对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和推广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观功不可没。

回到我国现实，三十多年关注经济增长对内在的共情性情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一方面，财政支出长期偏向促进生产的支出项目加速了市场经济下个体间的疏离感；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大大增加了公共道德建设的难度。

三、现代财政下建设公共道德的相关建议

随着现代化的深化，公共道德建设在我国和西方都遇到了困难。在西方视野下，自我自治下的社会认同使公共道德越来越呈现碎片化、个体化和多样化。在我国视野下，伴随现代主义汹涌而来的经济竞争迫使我国后起直追，但当我国宏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时，不断出现的公共道德问题又反映出我国还未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道德体系。故应充分利用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契机，加快公共道德建设步伐。

（一）深化现代财政下对公共道德的认识

近些年来，我国公共道德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共道德认识不深，每当出现公共道德经典案例时，全社会就会借助现代信息传播手段进行大讨论，反对者有之，叫好者有之，这种反反复复的表面化的肯定与否定反而让我国的公共道德在舆论的狂欢中变得支离破碎。须知，公共道德虽然是无形的、抽象化的，但它蕴含在现代社会各项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并随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趋向深化。而现代财政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第二个冠以“现代”一词的具体制度，它对财政运行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势必会影响到深层次的政府间、政府与公众间的分配关系。若能在此次改革中改变以往“重经济、轻伦理”和“重效率、轻公平”的财政运行特征，那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对国家财政的整体提升，也是对我国公共道德水准的一次大幅度提升。故应从理论上加强现代财政与公共道德的关系研究，寻找两者的内在规律。

（二）规范现代财政收入体系以突出公共道德的平等性

平等性对公共道德而言至关重要，不管个体何种身份、地位和境况，一视同仁地接受公共道德之约束，都是应有之义。对于遵循公共道德的个体，应将此种遵循视为个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违背公共道德的个体，则应视为对社会责任的放弃而受到谴责。为达到这一效果，对现代财政收入的规范应强调两点。第一，贯彻平等征收原则。应加快调整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尽快开征针对个体资本性收入和累积性财产的税种，并根据个体负担情况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在实现人人纳税的同时均等不同个体间的相对税负水平。应强调并贯彻非税收入征收中的“谁受益，谁支付”原则，使个体对公共需求的不同要求成为非税收入存在和征收的基础。应调整国有资产收益的分配关系，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本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要大幅提高，使国有资产的收益分配与全民所有性质一致。第二，加强对现代财政收入的预算管理。应将所有类型的财政收入都纳入到预算管理范畴内，实现全口径预算，以使公众利用现代预算的透明公开特征清楚了解每笔财政收支的具体运行过程，让公众在评判政府履行职责好坏的同时，也承担起不可推卸的各项社会责任，包括对公共道德的遵循与维护。

（三）改善现代财政支出结构以突出公共道德的共情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道德具有共情性特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毕竟不管如何界定市场经济体制，优胜劣汰的竞争结果都不可避免。具有共情性的公共道德是对这一结果的必需补充，强者不能拥有一切，弱者也不能一无所有，正义、公平等一系列公共道德规范下的市场竞争多了一份同甘共苦的人文情愫，这本就是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为实现这一理想，对现代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应强调两点。第一，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应在各级政府层面上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的数额，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要大幅提高，财政补贴则要从对经营行为的补贴转向对提高个体生活质量行为的补贴。第二，尽快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通过统一全国社会保险体系、提高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水平以及增加社会福利项目等措施，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公共道德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平台。

（四）建设现代预算制度以突出公共道德的民主性

基于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公共道德的民主性特征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详细来说，市场经济中每笔交易的背后都对应一种人际关系，即通过各种交易可使彼此陌生的个体沟通交往，进而形成构成社会的网络。而参照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供求规律可知，陌生个体间的这种沟通交往就是在平等环境下展开的相互讨价还价的协商，市场规模越大，协商难度越大，就越需要规范的个体偏好表达、集中和选择机制。故为使我国的公共道德建设也加入自下而上式的民主建设手段，从现代财政角度就应加快建设现代预算制度。第一，普及预算理念。应大力宣传和普及预算理念，使公众认识到参与预算对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实践复式预算体系。应尽快建实国有资产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实现全口径预算，使所有类型的财政收支都向公众透明公开；第三，完善预算周期。应根据现行预算周期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加以修正，提高预算整体水平。

（五）革新现代财政考量制度以突出公共道德的普遍性

公共道德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正如市场经济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一样，缘于人的存在始终要解决现实的物质与理想的精神两个层面。这也是公共道德规范必须被重视的内在原因，即人们树立并遵循正义、公平等公共道德，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良好的运行，还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虽然很难实现，但对人类这一群体来讲，这种理想从未放弃，反而随着全球范围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彰显出这一追求的可贵。故对我国而言，如果说集中一切资源用于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内外部压力不得已的选择，那如今重新强调公共道德依然是面临内外部压力的必然选择，更是长期内我国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基于此种认识，现代财政的改革任务之一就是要将单一的GDP考核改变为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多指标考核，将当前的唯物质生活改变为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将公共道德之义再一次普及到每个个体身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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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庆.我国西部地区财政运行态势与现代化趋向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6）：10-16.

［8］王庆.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5）：39-45.

（责任编辑：卢君）

Construction of Public Moral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Finance

WANG Qing
（College of Tax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 Gansu 730020，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measures of modern finance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s public morality which is universality，equality，democracy and empathy. Therefore，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reform of establishing the modern finance，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moral system with adapting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rough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odern finance and public morality，regulating the modern financial revenue system，improving the modern financial expenditure structur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budget system and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of modern finance.

Key words:public morality；public finance；individual rationality；market economy

作者简介：王庆（1977-），男，甘肃山丹人，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050）

收稿日期：2016-04-15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3.010

中图分类号：F810.2；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6）03-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