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瑜的诗性塑造看唐诗中三国武将的形象书写

2016-03-15 13:32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咏史诗周瑜唐诗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由周瑜的诗性塑造看唐诗中三国武将的形象书写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唐代诗歌中多有表现三国人物、事迹的咏史怀古之作,而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周瑜的形象也是唐代诗人诗性书写的重要对象。在这些吟咏周瑜或以周瑜形象入诗的唐诗中,既有对周瑜的才智与功绩加以诗化还原、表示赞许的作品,亦不乏将其与诸葛亮形象加以并置、对比,甚或将其完全处理成为陪衬型人物来进行表现的作品,由此呈现出周瑜形象唐诗书写的“两极化”趋向;这些诗作在思想主题上大多吊史抒怀,或将诗人自身的现实际遇和社会思索融入其中,或是藉此抒发诗人的人生壮志与政治激情。

关键词:唐诗;周瑜;咏史诗

唐代诗歌中有着大量的咏史怀古诗,而汉末三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期,不仅政局时势纷繁复杂,而且也涌现出众多的英雄武将。这些将领不仅在当时叱咤疆场,更成为后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这在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杰出代表作《三国演义》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而唐代的许多诗人亦将这些历史人物作为重要的审美观照对象,从而出现了一系列吟咏三国将领的唐诗,其中既有诗人凭吊、赞颂蜀国名将张飞的《张飞庙》(殷尧藩)、《无题》(李商隐),亦有对魏国后期重要将领邓艾加以凭吊的《邓艾庙》(唐彦谦),同时也不乏将一些声名不著的将领作为表现对象的诗篇,如《江夏》(胡曾)、《徐盛》(孙元晏)等诗,更有对因反复无常、见利忘义而为后世诟病的勇将吕布进行吟颂的《吕将军歌》(李贺)。而作为东吴主帅、曾大破曹军于赤壁的周瑜同样也是唐代诗人笔下的重要表现对象,这其中不仅包括了李白的《赤壁歌送别》和杜牧的《赤壁》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也有中晚唐时期的众多诗人创作的诗篇,如李端的《听筝》、胡曾的《题周瑜将军庙》、《咏史诗·赤壁》,周昙的《灵帝》及李九龄的《读三国志》等,这些以周瑜为吟咏对象、或以周瑜形象入诗的唐诗因其思想内容的丰富多元而受到后世的瞩目。

一、周瑜形象的“两极化”书写

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中,有众多诗人在自己的诗篇中通过描写历史英雄人物来抒发自身的壮怀志向。在汉末三国这一群雄割据、风云变幻的特殊时代,作为东吴名将的周瑜英姿勃发、机智多谋,率领诸将火烧赤壁、以少胜多,彰显出英雄形象的突出特质。《三国志·周瑜传》曾载吴主孙权在忆及周瑜时言:“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1]1267可以说,周瑜虽年寿不永,但其年轻之时便追随孙策平定江东,而后又与张昭等人辅佐少主孙权,并于关乎东吴存亡与全国政局的赤壁之战中力挽狂澜、击破曹军。而在安邦定国、屡建奇勋的同时,周瑜亦是雅量高致、精通曲律,更有“曲有误,周郎顾”[1]1265之说,以致唐人李端在其诗《听筝》中言:“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2]3280可以说,周瑜兼具王佐之才与独特才情,其既不是有勇无谋、粗疏枭莽的一般武将,更非纸上谈兵、满腹书卷气的空论之臣,而是集军事才能与艺术才华于一身的一代儒将。正因如此,周瑜才会成为唐代诗人吟咏的重要对象,并以此来对三国历史加以凭吊。通观唐代有关周瑜形象的诗篇,呈现出形象书写的“两极化”特征。其中第一类是将周瑜作为三国名将来加以诗性的历史化还原。晚唐诗人胡曾所作的咏史组诗是中晚唐乃至整个唐代组诗的重要作品,这些诗多以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为描写对象来抒发作者本人的历史感怀,并寄托着他们对所处时代、社会的现实性关切,其中也有许多以三国人物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如诸葛亮(《咏史诗·南阳》、《咏史诗·五丈原》、《咏史诗·泸水》)、曹操(《咏史诗·铜雀台》)、袁绍(《咏史诗·官渡》)、王粲(《咏史诗·灞岸》)等,而作为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周瑜也受到胡曾的崇敬与追慕,其有诗云: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3]64

这首《咏史诗·赤壁》如许多吟咏周瑜的唐诗一样,将周瑜赖以留名的赤壁一战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诗人通过“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赞许了周瑜在未大量消耗吴军兵力,就已巧施火攻、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号称百万、来势威猛的曹军,这一描写恰与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用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4]398成异曲同工之妙,一诗一词,二者虽有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却都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周瑜从容沉稳、运筹帷幄、击溃强敌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胡曾在《赤壁》这首诗中通过借史论人的手法展现了周瑜在这场关键性战役中所取得的不朽功绩,并以战争场面的传神写照使周瑜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读之令人顿生激跃感奋之绪。胡曾的另一首诗《题周瑜将军庙》的颔联“交锋魏帝旌旗退,委任君王社稷安”[3]80同样描刻了周瑜在不利的局势下击破数倍于己的曹军,从而成为辅佐吴主孙权稳定东吴政权的肱骨之臣。

与上述一类诗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展现周瑜形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诗人在其诗中将周瑜作为陪衬型人物来对该诗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对象构成一种鲜明的比照效应,以期通过周瑜的形象来凸显该人物。如周昙的《鲁肃》一诗:

轻财重义见英奇,圣主贤臣是所依。公瑾窘饥求子敬,一言才起数船归。[2]8358

这首诗先叙鲁肃的重义轻利、为主倚傍,而下联则以身为主帅、却计穷窘困的周瑜求计一事来通过周瑜衬托鲁肃,进而刻意强化、提升鲁肃的形象。诗中的周瑜不仅未成诗人赞许的英雄名将,而且其满腹韬略、沉稳自信的一面难觅其踪,代之的是其处事失当、进退维谷的一面。总体看来,周瑜在这首诗中是被作者有意矮化的“配角”形象。而在杜牧流传千古的咏史名作《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则直言若非东风的适时降临为周瑜火攻曹军提供了自然条件上的客观便利,那么不仅周瑜的精心谋划徒劳无益、功亏一篑,以弱胜强亦是无从谈起,而且江东二乔也难免不会为曹操所掳而身置于铜雀台。在这首诗中,杜牧一方面认可周瑜作为吴军都督的身份与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将决定赤壁一战孰胜孰败的主要因素过多地归结于自然条件,而对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周瑜在此次战役中的关键性作用似乎并不重视,这与许多着力展现周瑜才智与功业的诗篇可谓大异其趣,正如宋人胡仔所言:“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5]113可以说,这首以三国赤壁作为吟咏对象的怀古名篇无疑对周瑜本身的军事才能予以淡化乃至忽视,诗中的周瑜形象如《鲁肃》一诗在“矮化”周瑜形象方面可谓毫无二致,从而令这一历史人物未能得到其真实历史形象的客观性还原。

二、周瑜与诸葛亮形象的并置、对比性书写

在汉末三国时期,周瑜是追随孙策扫平江东、辅助孙权执掌东吴政权的重臣,而诸葛亮则是辅佐刘备夺取荆州、益州,进而成就帝业的主要谋臣,二者皆为所属政权所依仗的核心式人物。小说《三国演义》在描写赤壁之战的情节段落中,对上述二人“亦友亦敌”的特殊微妙关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戏剧性描绘,一方面通过“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情节彰显了诸葛亮的非凡才智;另一方面,小说又在如实展现周瑜运筹帷幄、火攻破曹的同时,刻意通过他多次意欲暗戕诸葛亮来突出其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性格侧面。《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其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烘托、映衬诸葛亮。“周瑜通过一系列奇谋巧策令江北的曹操时时被动、处处受制,可谓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而诸葛亮不仅对此洞若观火、心如明镜,且对于其屡次加害及二人赤壁战后的直接对垒都能气定神闲、应对自如,处处棋高一招。”[6]61作者正是以周瑜的谋略、将才来凸显诸葛亮的“经天纬地之才,神鬼莫测之计”。可以说,虽然周瑜在《三国演义》中被处理成为衬托、突出诸葛亮形象的功能型人物,而作品对其“气度狭窄”乃或“嫉贤妒能”的性格刻画以及负气而亡的命运归宿更是于史无据,然而这亦从侧面反映了小说作者对于周瑜才智的认可,若非如此,作者也不会通过周瑜与诸葛亮的并置、对比来烘托、强化后者之智,而实际上这种将周瑜与诸葛亮加以并置、对比书写的创作思维在唐代诗人的诗作中也有着集中体现。晚唐诗人李九龄曾作《读三国志》一诗: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2]8363

由这首七绝可以看出,诗人在读完《三国志》后感慨丛生,感喟国家政权兴衰更替的关键实际在于最高统治者是否能够举贤任能,故而历史进程中的兴废易代也绝非盛极必衰的历史循环论所能解释的,正是由于诸葛亮与周瑜这样的擎柱贤臣的故去才使得西晋大军得以轻而易举地平定蜀、吴两国。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言“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7]3845,处于唐末宋初这一动荡飘摇的特殊历史时期,诗人李九龄由王朝政权动辄夭亡、更迭频仍的政治现实想到三国末期蜀、吴归晋的历史,从而在古今国家的相似历史境遇中指出国家兴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唯贤是用。这首怀古诗作在以通俗语句阐发议论的过程中,言及“武侯星落周瑜死”,显然是将分别作为蜀、吴政权主要谋臣将帅的诸葛亮和周瑜加以并置,认为二人皆是具有匡扶国家、襄助君王的奇才,而单就周瑜形象而言,诗人将其与诸葛亮加以并置实际上潜隐了一种人物对比意识,正如毛宗纲在评《三国演义》时所言:“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8]333虽然毛氏是以此来阐释小说创作中的对比、映衬手法,但这一认识也适用于这首诗中的诸葛亮与周瑜并置、对比的诗性表述。诸葛亮本为传统儒家观念中富于“帝王师”身份色彩的罕见贤臣,所以诗人在这首诗中将周瑜与诸葛亮相并置来共同指代自己所崇敬的国之栋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周瑜的形象获得了某种潜在意义上的提升。与之相似的是,周昙诗作《灵帝》中的“公瑾孔明穷退者,安知高卧遇雄英”[2]8355一句同样既将周瑜与诸葛亮的形象加以并置,更以二人指代那些古往今来为国效命的贤臣勇将,并暗含了诗人渴望栋梁之才能够齐心协力、心无嫌隙地为国效力的美好愿望。

三、周瑜事迹展现中的历史凭吊

从诗歌的类型风格上来看,唐代吟咏或表现周瑜及其历史事迹的诗歌近乎都可归结为咏史怀古诗,这其中首推杜牧的《赤壁》。这首七绝的上联“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9]501中描写了在前代战争中折断的战戟虽历经年久,却并未销蚀,诗人自己将其附着的斑斑锈迹磨洗一番后,辨识出此为前代遗物。这依然未被历史光阴所完全销蚀的战戟在昭示了此地曾经硝烟四起的过往历史的同时,也投射出诗人对于岁月流逝、物是人非的慨叹。正是在发觉此物为赤壁之战遗留的兵器后,诗人浮想的思绪飘然至三国时期,亦为诗之下联的阐发议论作以铺垫。下联“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9]501表明诗人的思绪已回到赤壁之战的历史时空,然而该诗虽写周瑜与赤壁,但却与上述各诗截然不同,杜牧既未以凝练晓畅的诗句再现赤壁鏖战的历史情景,更未对周瑜的才智、功业予以赞许,而是有意通过一种历史假设从反面来表现周瑜及其所指挥的这场战役,即倘若东风不能如时降临,火烧赤壁将成空谈,此战的胜负成败亦将会随之易位,政治形势乃至历史走向也必将彻底改易。对于杜牧之所以在诗尾会想象性地以二乔被拘铜雀台来象征曹军赤壁获胜、东吴兵败国亡的结局,前辈学人多认为其源于诗人对其自我才智的认可,清代的刘熙载曾直言:“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10]80沈祖棻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杜牧)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意欲不平之气。”[11]261-262沈先生对该诗的解读可谓精当,而这也恰从侧面印证了明代诗评家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对《赤壁》所评那样:“此诗正佳,但颇费解说。”[12]484然而,无论杜牧于此诗句的主观意念如何,其在咏史怀古的思想深度与视野广度方面皆比其后许多晚唐诗人的此类诗更显深刻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胡曾咏史组诗中的《赤壁》为例,虽然该诗以简约生动的诗句既形象地再现了赤壁一战中周瑜火攻破曹的非凡功业,更在周瑜形象诗化呈现的基础上表达了诗人对于英雄人物的由衷敬慕与赞许,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胡曾之诗虽不乏鲜活的艺术表现力和浓郁的情绪感染力,但其基本还是停留于就史论人的层面上,相形之下,同为描写赤壁之战与周瑜,杜牧却能古今兼融、借史抒怀,将自己“怀抱利器”[13]1055而不遇的冯唐李广之叹与对所处现实政治的审视曲折委婉地灌注于诗句,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其思想深度无疑远胜于胡曾之《赤壁》,正因如此,杜牧的《赤壁》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概而言之,唐代咏周瑜诗虽在审美表达与思想深度方面高下不一,但这类诗歌大都在凭吊这一人物及赤壁之战的过程中,抒发了对那段过往历史的感怀,而一些诗人更将现实境遇与历史感怀比照交融来投射自己对社会时局的体察,从而体现出更为高妙的艺术与思想境界。

四、借周瑜形象抒诗人壮志

除了通过周瑜形象的诗化追溯来对过往烟云中的风云际会与历史人物加以凭吊,继而怅怀古今外,唐代一些诗人亦在周瑜形象及三国历史的诗意审美关照中抒发自身的志向抱负与现实激情,这在李白的《赤壁歌送别》就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这首创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左右诗人游历湖北江夏这一时期的诗作虽为送别友人而作,然而与《赠汪伦》等纯粹意义上的赠友送别诗不同,该诗在面对故友、流露出惜别之情的同时,又因创作地域的特殊性而附丽了凭吊历史、怅怀古人的独特意绪。故而这首兼有怀古咏史与送友赠答两类主题的七律其首联“二龙征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14]570,并未像同为赠别诗的《赠汪伦》那样于首联“李白乘舟将欲去,忽闻岸上踏歌声”[14]820中先以带有强烈叙事色彩的笔触揭示了该诗创作的因由,而是直接切入三国时期孙、曹对峙的赤壁战场,“二龙征战决雌雄”一句将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曹军和以弱迎强、严阵以待的吴军双方相互对峙、决一雌雄的战前阵势成功地渲染了出来;颔联“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中的前一句通过简洁凝练的诗句展现了东吴大都督周瑜凭借火攻不仅令曹军战船和兵马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成为赤壁一战东吴得以以弱胜强的关键,而其中“烈火张天照云海”以鏖战之时的苍穹上犹如火网交织,以致层层白云赤红似焰的自然景象描写生动再现了赤壁战场当时烈焰冲天、煮水蒸云的独特景象。“周瑜于此破曹公”则不仅点明了曹败吴胜的战役结局,更在凸显周瑜临危受命、击破号称百万的曹军的基础上委婉地表达了战争的强弱趋向及最终胜负实际是由双方的决策、指挥者所决定的认识。可以说,“这句诗虽渗入了议论成分,但周瑜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15]311该诗的颈联“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遗迹”则是融送别挚友与咏史怀古于一炉。诗人在送别故友、依依惜别之际,虽不免顿生感伤之情,然而他并未抛却咏史的情感脉络,从而想到曹操欲并吞东吴之地、却又折戟于赤壁这一早已消弭于历史烟云中的重大战事。而诗作尾联“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希望友人在淹留他乡之时经常传书告以音讯,另一方面更欲借从友人那里获得的“佳音”来“壮心魄”,实现自我的勉励。通览全诗,若将该诗置于三国题材的唐诗作品序列中加以审视,则可看出这首诗鲜明地体现出这类题材的唐诗所共有的思想基调与主题旋律,即“对三国英雄业绩的敬仰与肯定”[16]61、“对圣君贤相的歌颂与呼唤”[16]62;而从作为具体审美对象的周瑜形象以及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诗人李白来看,诗人在凭吊赤壁、追念英雄之际,对周瑜当年使得危如累卵的东吴政权转危为安的不世功业充满崇敬与企慕之情。同时,在送别亲友时又切盼从他那里获得可“壮心魄”的消息,可以说都自然地投射出诗人渴求欲有所用、辅佐英主、济世救民,继而建功立业的政治激情与壮怀心志。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这首诗中对计破敌军、安邦定国的周瑜形象给予了生动而细腻的反映,同时,由诗句本身可体察出诗人并未以“扬周抑曹”即刻意张扬周瑜的谋略、功业和吴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而贬抑曹操乃或放大其作为“汉贼”的身份这一传统历史视角去展现三国历史,而是将分别作为赤壁一战双方统帅的周瑜与曹操加以等量齐观,毫无偏倚,如诗人以“二龙征战决雌雄”来比喻、象征此次战役,周瑜、曹操即为二龙,可谓颉颃并举;在“周瑜于此破曹公”一句中,诗人在展现周胜曹败的同时,并未因曹操的兵败将损而对其加以嗤笑或嘲讽,反而称其为“曹公”,由此可见,诗人一方面对周瑜在强敌压境、人心浮动的复杂境况下能够巧施计谋、驱虏卫主的军事才能表示钦慕与感佩,另一方面亦通过诗句隐伏了对于曹操欲一统四海、成就霸业的政治雄心的肯定。因而,在诗人看来,前者胆略非凡、击溃强敌,实是具备王佐之资的无双国士,后者则是在扫灭袁绍、席卷荆襄后,渴望成就不朽帝业的明主,二人皆为在纷乱时代中欲有所为、建功立业,以期成就声名、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势英雄,所以虽二者在此役中一胜一败,但在诗人看来,他们都是自己值得感怀与追慕的历史先贤,同样也都可使诗人在获得一种情绪上的激跃振奋及精神上的感召与勉励的同时,将其自身暂未实现的激情壮志寄托于他们的政治抱负与历史功业中。实际上,在吟咏周瑜或以周瑜形象入诗的唐诗中,这种采用相对客观的审美视角来回溯历史人物的创作虽非俯拾皆是,然也绝非个案,除《赤壁歌送别》之外,胡曾的《题周瑜将军庙》之颔联“交锋魏帝旌旗退,委任君王社稷安”亦在含蓄委婉的诗句中一方面写意化的手法展现了周瑜于赤壁一战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又以“魏帝”之称来指代曹操,这无疑也是将战败的曹操与奏凯的周瑜置于平等的位置上来加以表现的。

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周瑜历代以来都是文学家诗性书写的英雄形象,而唐诗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题材,更是在吟咏周瑜以及赤壁之战的过程中,既对周瑜本人的才智及所取得功业表示崇敬与激赏,更在凭吊历史、抚今追昔之际,将诗人自身的现实生活际遇和社会政治思索投射其中,故而这些诗作不仅因其多为唐代咏史怀古诗的佳作名篇而传之久远,而且亦是周瑜这一形象由正史人物逐渐演化为文学艺术形象的诗歌审美表述,从而也为后人研究三国历史人物的文学演变进程提供了丰富且坚实的文本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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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道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3-0005-05

作者简介:王凡(1984— ),男,陕西西安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收稿日期:201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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