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下)
——宋玉宅调查报告

刘　刚，关　杰，2，王　梦，2

(1.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

2.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七下)
——宋玉宅调查报告

刘刚1，关杰1，2，王梦1，2

(1.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湖北襄阳441053；

2.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关键词：宋玉；宜城；荆州；秭归；钟祥；临澧

三、秭归宋玉宅

1.调查印象

古代资料记载湖北秭归宋玉宅在相公岭下，明张尚儒《归州志》卷一《山川》言：“相公岭在州东五里，下有宋玉宅旧址。”然而如今的秭归地图上却找不到相公岭的标识，询问当地的楚辞研究者，他告诉我们因长江大坝蓄水被废弃的秭归屈原祠所在地就是相公岭的大致位置。于是我们在面的司机的帮助下找到了秭归镇屈原祠遗址。屈原祠遗址位于新移建的秭归镇西约五公里的向家坪，遗址主体已被上涨的江水淹没，尚残留于江北缓坡上的屈原祠遗址，被圈在一座柑桔加工厂的围墙中，位置在厂区的东部。残留的屈原祠建筑座北朝南，最北边的原屈原纪念馆是座二层堂馆式建筑，纪念馆门前大约两米高的台阶下是一颇为开阔的长方形庭院，庭院中央残留着屈原塑像的基座，两侧为碑廊，其中碑已被迁走，只存有尚未拆除的碑廊建筑，庭院的南端是石砌的围栏，围栏下便是江水了。据方志与屈原祠的搬迁情况推测，宋玉宅遗址就在这围栏西南1.5公里的江水之中。据今三峡大坝西秭归县县政府所在地新建的屈原祠内展示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我们如今看到的秭归镇屈原祠并不是清代屈原祠的旧址，而是在葛洲坝建设期间1977年动工，1982年建成的，由相公岭下清代原址移迁至此的基址，清代原址在葛洲坝蓄水后早已淹没了。以葛洲坝蓄水后水位130米、长江大坝蓄水水位175米计算，清代屈原祠遗址至少在水下45米的地方。找到清代屈原祠旧址的位置，对于寻觅传说中的秭归宋玉宅非常重要，因为据《归州志》记载，“屈沱，州东五里。《见闻后录》‘屈沱，屈原故里也。’今沱北岸上有屈公祠、三闾大夫墓。”此则记载与方志中“相公岭在州东五里”、“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的记载在方位与距离上正相吻合，说明宋玉宅就在清代屈原祠遗址附近。令人遗憾的是，屈沱北岸的清代屈原祠与相公岭下的宋玉宅遗址都已淹没在江中，放眼望去唯江水茫茫，悠思茫茫而已。

2.文献记载

唐杜甫在夔州有《咏怀古迹》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此诗即面对秭归宋玉宅有感而发。后世言秭归宋玉宅当源本于此。

宋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

宋玉宅，相传秭归县治即其旧址。县左旗亭，好事者题作宋玉东家。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秭归县亦传为宋玉宅，杜子美诗云：“宋玉悲秋宅”，谓此。县旁有酒垆，或为题作宋玉东家。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八《入蜀记》：

十九日，群集于归乡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访宋玉宅，在秭归县之东，今为酒家，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讳去之，或遂由此失传，可惜也。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七《读文集九·范石湖文》：

秭归县治，世传宋玉宅，旗亭题宋玉东家。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古迹》：

宋玉宅，在归州旧治东五里。唐杜甫诗：“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明张尚儒《归州志》卷一《古迹》：

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在。《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十三《遗迹类·二五》：

归州山水粗劣，与巴东略似，三闾大夫实产是乡，屈原宅、女媭庙、女媭砧皆在。其里有宋玉宅，放翁入蜀时尚见石刻。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十《归州》：

相公岭，州东二里，上有宋玉宅址。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七《古迹志·归州》：

宋玉宅，按《水经注》，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通志》：在归州旧治东五里。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三《宜昌府·古迹》：

宋玉宅，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陆游《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之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陈诗《湖北旧闻录》卷二十二《坛庙》：

三闾大夫庙，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祀楚屈平，以宋玉配。

清胡凤丹《青冢志》卷一《古迹》：

明妃庙、县傍有酒垆，或为题作宋玉东家，属邑兴山县，王嫱生焉。(吴船录)

清聂光銮、觉罗桂茂等《同治宜昌府志》卷二《疆域下·古迹》：

楚宋大夫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存。《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清李炘等《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卷八《古迹》：

楚大夫宋玉宅，州东五里相公岭下，旧址犹存。《入蜀记》，宋玉宅在秭归县东，今为酒家垆矣，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

阅读上引文献，宋代的说法是一致的，均以当时的县治(即县衙)为宋玉宅遗址。明代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均言在归州县治(指县衙所在地)东五里。宋代与明代标示的不同，较好理解，是治所的迁移造成的。《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卷一《沿革》记载：“州治，秭归故城南临大江，故老谓刘先主故城，盖征吴所筑也。宋端平三年，元兵至江北，遂迁治于江南屈沱，次新滩，又次白沙、南浦。”“明洪武初，治丹阳城。四年徙长宁与千户所同城。”“明嘉靖十四年始迁今治。”然而初读清代的说法比较混乱，《同治宜昌府志》《光绪八年刊归州志》言在“州东五里相公岭下”；《大清一统志》言“在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湖北旧闻录》承其说；《湖广通志》存两说，一言“相公岭，州东二里，上有宋玉宅址”，一言“在归州旧治东五里”；至于《带经堂诗话》《青冢志》是转述宋人之说可以不计。仔细分析，清代诸说虽然所标示的距离不同，但都说旧址地处相公岭，参照的地标是相同的。这就说明在清代初期，秭归县治又由明代嘉靖间的治所向东迁徙了三里。故而雍正《湖广通志》存两说，以清代新治说为“州东二里”，以明代治所说“在归州旧治东五里”。然而晚于雍正十年刊《湖广通志》和乾隆五十四年刊《大清一统志》的《同治宜昌府志》《光绪八年刊归州志》又承明人说，言在“州东五里相公岭下”，这又似乎是说至迟同治时秭归治所又迁回到明代嘉靖之旧治。然《清史稿》未记秭归县治迁徙事，故有待详考。

3.问题讨论

关于秭归宋玉宅，自有记载以来便是以一种不十分肯定的语气落笔的，唐杜甫言之有“舟人指点到今疑”之语，宋范成大、黄震言之有“相传”“亦传”“世传”等词语的限定，陆游更记述了“郡人避太守家讳去”“旧有石刻‘宋玉宅’三字”的对古迹宋玉宅毫不介意的事例。直至明代后期明清人才将秭归宋玉宅旧址坐实，且以为是宋玉“从屈原游学时所居”。因此关于秭归宋玉宅问题可从屈原居于秭归和宋玉与屈原之关系考之。一、关于屈原居于秭归：秭归被认为是屈原故里源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说：“(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其书又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为证，“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其实当下研究者提出的屈原故里说至少有秭归、郢都、南阳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且不讨论屈原故里到底在哪里，权就秭归为说。然而史料与屈原辞赋中没有屈原在秭归的记载或描述，有关屈原在秭归的一些事都来源于民间传说，比如今屈原镇乐平里的香炉坪宅基、照面井、读书洞等承载的，都是屈原青少年时期的故事。有关屈原成年后在秭归的事，仅有《水经注》引袁山松曰“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就是这些不大可信的传说，也不能证明屈原在秭归带过学生和宋玉从屈原游学。二、关于宋玉为屈原弟子：此说虽见于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但据《史记·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记载，现当代学者都认为王逸说有误，屈原与宋玉之间并没有师生关系。以此推之，秭归宋玉宅是因为秭归为屈原故里而宋玉又为屈原弟子附会出来的。近人吴郁芳以为宋玉在楚郢都被秦攻占后避难于此，亦为缺乏实证的臆说。[3]

四、钟祥宋玉宅

1.调查印象

湖北钟祥，唐代称郢中，明代称承天。钟祥宋玉宅遗迹已不复存在，只有传说中的宋玉井经清人修缮保留至今，所以我们的调查是以宋玉井为地标的。

传说的宋玉井，位于钟祥城区石城中路中段与崇岵街交叉路口东南方约50米处，北与钟祥市实验小学隔着石城中路而南北相对。我们考察时，宋玉井正在维修。井上原有亭，已被拆除，亭之基址约3.5米见方，基址处已下挖至距地面0.3米左右的深度，基址周边暴露出六根因拆除井亭而折断的水泥亭柱的基础部分。井在亭址的正当中，井口有圆形青石井圈，当为整石凿穿打磨而成，清李堂馥《重修宋玉井记》云：清顺治初，署守娄镇远重修此井，“至口则穿石为盘栏”。此青石井圈是为清初遗物。井口被人用一方古建筑遗留的石柱础倒翻过来压盖着，其所为意在保护古井，防止游人向古井内投放杂物，然而从景观形象的角度说，实在是有伤观瞻，且使人无法探看井之内壁、深度与水质，无法进一步了解古井。据清李堂馥《记》曰：“捐俸鸠工，先架水车辘轳以洩其积，凿可四丈许，得泉有四，其一窍出西北，适当井肋，一自东来稍下之，最下二窍，自底上涌，胥清流涓涓，弗克遏也。乃命匠师钉木镇石，纵横围砌，实以炼土，层累而上，如建浮级于九渊中，至口则穿石为盘栏，有亭覆其上。”此盖清初重修宋玉井时井内、井外之大概。此井是为古井无疑，但是否是战国时的遗物，只凭目测难以断定。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重修前宋玉井的旧貌，也没有时间等待一睹重修后的宋玉井新颜，但是我们看到了宋玉井地表下的一部分，也可谓颇有机缘。在此次重修前，1983年钟祥县政府曾重建宋玉井亭，据1990年版《钟祥县志》记载，“其形为六角歇山顶建筑，盖以绿色琉璃瓦，斗拱木结构，六柱由水泥混凝土浇灌而成，柱间水泥栏干相连。”[4]此次重修，据工人们介绍，是要建成亭柱与斗拱全木质结构。反映了当代钟祥人“遵史仿古”与“修旧如旧”的文物修缮与保护意识。

传说的宋玉宅遗址，据说在宋玉井的正北面，即石城中路北侧的钟祥市实验小学校园中。据文献记载，宋玉宅遗迹早已不复存在，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郢州·人物》内称：宋玉，郢人；《古迹》内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可见唐代因“旧传”而被指认的宋玉宅遗址已是一片榛莽，宋玉宅遗物也仅存两方石柱础而已。唐以后这里曾是“郡学宫”所在地，如今更覆盖于现代公路与校园建筑之下。在宋玉井边寻觅宋玉宅遗址，茫茫然惟油然而生怀古之思。

2.文献记载

钟祥宋玉宅，是源于唐代郡守李昉在此地发现了宋玉宅遗址上遗留的两墩石柱础而流传开来的。相关的佐证还有，相传此地有“兰台”的地名和被命名为“宋玉井”的古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郢州·人物》中称：“宋玉，郢人”；《古迹》中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又载：“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即玉侍楚襄当风处”，“又有阳春楼诸名胜”。后世地志即承其说。

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三十三《郢州·古迹》：

宋玉石，凡二石，李昉守郡日得之于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承天府》：

楚贤井，在樠木山下，楚宋玉凿，亦名宋玉井。宋郡守张孝曾建亭，名曰楚贤。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二十二《学校志·安陆府》：

安陆府儒学，旧在府城东南隅，樠木山西。……洪武十五年，知县梁栋徙建兰台，即宋玉宅旧址。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一百六《艺文志·石才孺<郢州土风考古记>》：

若夫宋玉之宅，两石競秀；梅福之庐，炼丹有井，龟鹤有池；兰台避暑之宫，雄风自若，《阳春》《白雪》之歌，余韵莫传。

清许光曙、孙福海等《同治钟祥县志》卷三《古迹》：

宋(玉)井在府学泮池侧，相传泽宫即玉故宅也。泉味异于他水，上有亭，顺治十年荆西道李棠馥重建，康熙五年大风坏亭，郡守张崇德复修。今亦废。

清程启安等《宜城县志》卷一下《方舆志·宅墓》：

《郢州》又纪，洪武中建安陆州学于兰台，即宋玉宅旧址。

熊道琛、李权等《民国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

清李堂馥记云：郢学宫为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数武，有泉冷然，相传为宋玉井云。玉盖古词赋祖，地以人传，匪诬评也。

又《民国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宋玉宅》：

按《史记·屈原列传》但称宋玉楚人，王逸楚辞注亦同。楚地广，玉所居属荆属归，迄未能详，惟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云云。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后魏时为宜城县南。然石才儒《郢州土风考古记》有云：宋玉之宅，两石竞秀；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长寿县·人物》内称：宋玉，郢人；《古迹》内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又载：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即玉侍楚襄当风处，又有阳春楼诸名胜。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宋时为长寿，而后魏时之宜城县南，宋时之长寿在今则钟祥也。窃尝考之钟祥，北接宜城，在西汉为郢县，自东汉郢省县，无专称，逮宋明帝泰始六年始立苌寿，中经四百余年并入何县，虽无明文，然以《陈志·马良传》考之，殆以一大部分划入宜城。按马良所居地，今称马良山，在县境西南，《志》称，良为宜城人，实东汉并郢入宜城之确证。《水经注》谓，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既称“县南”，故决其在今钟祥也。当道元时苌寿甫立，其名未著，道元北人，未及深悉，故仍以宜城称之。前《志》谓，郡学宫即玉故宅，盖沿唐宋以来之旧说，其由来固已久矣。

钟祥宋玉宅遗址，因为相传的宋玉井尚在，所以其位置比较明确，无须考辨。然而钟祥宋玉宅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因为其最早的记载依据的仅仅是传闻。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述是：“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楚襄王与宋玉游于兰台之上，清风飒然而至，王披襟当之，即其地。”“宋玉石，凡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请看，宋玉宅遗址是根据“旧传”；兰台遗址也是根据“旧传”；而宋玉石只是唐人在榛莽中的发现，作为佐证也缺乏公信力，因为石柱础本身是无法证明发现者为其命名的可靠性的。更何况传闻若要证明它的真实可靠，则需要考古发现的支撑。《民国钟祥县志》试图以钟祥古属宜城，且在宜城南，其地符合《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的记载，来证明宋玉宅的可靠性，然而却在操作上，为其立论的需要，将原文“城南有宋玉宅”改为“宜城县南有宋玉宅”，进而将“城南”之本意“鄢郢城内南部”说成是宜城地区的南部，这无疑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做法。退一步说，即便将郦道元所说的“城南”理解为宜城南部，宜城与钟祥相距有百里之遥，立论也显得牵强，因为按照《水经注》文字说明的体例，它对于距治所较远处的古迹说明，是一定要标示其里程的，而《民国钟祥县志》却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常识。

3.问题讨论

其实在钟祥出现宋玉宅以及宋玉井、宋玉石、兰台的说法，是因为其地在唐宋被命名为郢州，今钟祥成为郢州的治所，于是便引起了当时当地人的误解，误以为唐宋之郢州就是古楚之郢都，从而宋玉宅等附会的说法便应运而生。关于郢州是否是郢都的问题，古人早有考论，如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辩说：“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意，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仅止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岂非大误也。”“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又如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宛委余编五》辩说：“郢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纪南城，所谓南郢也。《阳春》《白雪》之倡在是矣。今之承天，初为安陆，萧梁、唐、宋为郢州，所谓北郢也。其在楚非都会地，然则郢曲仍当归之江陵，乃为当也。”我们对郢州的相关问题，在《湖北钟祥调查报告》中已作了详细的考辨，可以参读，恕不赘述。钟祥之故称“郢州”既非古楚之郢都，钟祥之宋玉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据此，钟祥之宋玉宅不需多辨而明之矣。

五、临澧宋玉宅

1.调查印象

湖南临澧有宋玉城，据称是因宋玉曾居住于此而得名。以此推理，宋玉城中当有宋玉宅。于是我们在考察了临澧宋玉墓后，在宋玉墓守墓人肖老汉的引领下考察了宋玉城。

宋玉城位于临澧县城东公路里程4公里左右的望城乡宋玉村。其地表上的遗迹绝大部分被农舍和田地遮蔽或覆盖，可见几处高于地面的台地，是否是城垣遗址因无标识实难确定，而村庄与田地中水塘随处可见，哪里是护城河遗址，也不敢冒然指认。宋玉村的中心是村委会所在地，村委会办公小楼的北侧是望城乡宋玉小学，村委会的对面有一方很小很薄却很精致的石碑，是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树立的文物保护标志，碑正面刻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宋玉城遗址”等文字，背面刻着“说明”，其内容是，强调保护区的范围。据此，我们知道这一带就是宋玉城遗址了。据1992年版《临澧县志》第五章《文物·古城址》介绍：“宋玉城亦名楚城，因宋玉在此城居住而得名。城址在县城东南3.5公里的望城乡宋玉村，面积约6万平方米。四周尚残留城墙，高约4米、宽约5米，城址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水面最宽处达20米，城址临近道水，四周约10公里间，有多处大型楚墓群。”[5]又据1995年版《湖南省志·文物志》介绍，“其(宋玉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20米，夯土墙残存5段，残高约5米，护城河遗迹尚存。城内出土大量战国时期筒瓦、板瓦、泥质红陶罐、盆等。”这两种介绍至少是18年前或早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物普查时的宋玉城遗址情况，如今夯土墙已难觅旧貌，询问当地年长的村民，也只能指出护城河遗址的大致方位，而哪处水塘是具体的护城河遗址，则不能确定。甚至有的村民说：“别找了，什么(指地表遗迹)都没了。”这样的话，可能是对遗址保护不利的怨词，然而却着实让人颇感失望，我们极尽可能依据县博物馆展示的宋玉城遗址平面图来寻找其踪迹，但依然四望茫然。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于茫然中也只好无奈地作罢。

据记载宋玉城中曾有宋玉庙和九辩书院等后世纪念宋玉的建筑，今已荡然无存。在临澧县博物馆参观时，我们曾见到一口铁钟、一方宋玉庙碑与一墩石鼓状的磉礅(柱础)，据其文字说明介绍，三者均为宋玉庙中的遗物。其中铁钟上铭文有“湖南澧州直隶州安福县观音庵金火匠欧肖，咸丰乙王占李囗三娃敬献”字样，宋玉庙碑的落款也有“咸丰四年”的记载，这个纪年，说明了重建宋玉庙与创建九辩书院的时间。宋玉庙，《太平寰宇记》无载，而《舆地纪胜》始记之，据此推断，当始建于北宋太平年间以后。据《舆地纪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据《安福县志·县境图》标示，庙原在宋玉城南垣外，后废。清代在宋玉城内建九辩书院，同时重建了宋玉庙并移至城内与九辩书院连为一体。这说明宋玉庙于宋代始建时本在城内，后徙迁城外，清代又移建于城内。据当地老人们回忆，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于清代重建的宋玉庙与九辩书院中都开办过学校，还一度做过将军乡(解放初此地隶属该乡)乡政府办公的场所，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拆毁。临澧县博物馆展有清代宋玉庙与九辩书院的复原模型，可弥补访古者之遗憾，然而无法弥补的遗憾是，我们在博物馆中没有看到宋玉宅的相关介绍。但古人推测宋玉宅在宋玉城中，是可信的。

2.文献记载

临澧宋玉城见于载记，当源于宋玉城的地面遗存。宋玉城遗址在今天尚依稀可见，在唐宋时代其古城遗址一定保存得比之今天更加完好。这样既古且相对完好的古城，被地志编者采访获得并录入，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据传世的文献，最早记录宋玉城的是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其记曰：“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昏堰，皆以铜冶为之，今亩收三十种。”后世地志记此除增标方位里程外，皆遵从其说。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岳州府·古迹》：

宋玉城，在澧州南六十里长乐乡。有宋玉庙，又有铜昏堰，以铜冶为之，亩收三十钟。

清姚培谦、张云卿、张隆孙《类腋》卷六《澧州·古迹》：

宋玉城，州西南长乐乡。

清迈柱、夏力恕等《湖广通志》卷七十九《古迹志·直隶灃州》：

宋玉城，在州西南六十里长乐乡，有宋玉庙。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七《澧州·古迹》：

宋玉城，在州南六十里长乐乡。《舆地纪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昏堰，皆以铜冶为之，今亩收三十种。

清褚维恒、尹龙澍等《安福县志》卷七《城池·古城》：

宋玉城，在县东十二里长乐乡，原澧州境，今拨入安福。或称宋王城者，误。详《古迹志》。《舆地记胜》：宋玉城内有宋玉庙及铜溷堰，皆以铜冶为之，亩收三十种(本注：种一作钟)。《通志》：在州南六十里。按：旧志以玉乃词客，所居不应名城，或者古有此城，宋玉尝居之，故后人即以玉名，亦未可定，犹新城有车武子宅，后人遂名车城也。此语近是。

由于宋玉城遗址尚在，并经过考古调查认证为古城，其坐落方位准确明晰，不存在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宋玉城因何得名的问题。清《湖南通志·辨误三》曾有一个推测，以为“且玉词客，所居不应名城。或者古有此城，玉尝居之，故后人以名。犹新城有车武子宅，后人遂名车城。”《安福县志》赞同此说，且说“此语近是”。古人的这一推测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实，据1995年版《湖南省志》第二十八卷《文物志》，调查者根据出土文物的时代鉴定认为，宋玉城应为东周时期的城址。这就是说，在宋玉生活时代之前，这个后人名之为宋玉城的古城早已存在了，这个古城址之所以名为宋玉城，可能是为了纪念宋玉曾居住于此。根据此说，有些文章认为，宋玉在得到楚襄王赏赐“云梦之田”后，在这里建造了宋玉城，因而得名，以考古认定的建城时间推算是没有根据的。*临澧宋玉学会《宋玉生平考析》，中国临澧县宋玉学会主办《华人论坛·宋玉城专刊》，华人论坛杂志社2008年元月号。另则宋玉在《九辩》中自称“贫士”，甚至贫穷到“无衣裘以御冬”的程度，他即便在临澧有“云梦之田”，也不会有宋玉城那么大、且可以让他衣食无忧的面积。因此，宋玉城以及其佐证的资料——如宋玉后人曾生活于此等等，只能证明宋玉曾经居住在这里，而不能证明宋玉修建了宋玉城。因此我们认同《湖南通志》《安福县志》的说法，“古有此城，玉尝居之，故后人以名。”

3.问题讨论

关于宋玉尝居于临澧宋玉城的推测，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可资佐证者很多：一是可资为证的文献资料，有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其书卷三“宋玉”条说：“有客至澧州，见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可补记载之缺。”又《诸子汇函》所收有《鹿溪子》一书，其书曰：“鹿溪子，姓宋名玉，字子渊。”《诸子汇函》旧题明归有光撰，《四库全书提要》疑为后人伪托，清康熙间人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曾引《鹿溪子》一书中一段文字，说明明代或清初已有称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的说法。不知梁绍壬所闻“宋氏家牒”是家谱编者本于《诸子汇函》，还是《诸子汇函》本于先于其书传世的“宋氏家牒”。此两则资料不足以证明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但是可以证明在明代或清初在临澧有宋玉的后人存在。今之临澧人江从镐于《宋玉·鹿溪子·临澧人》一文中说：“宋玉的后人就住在宋玉城附近，当地农民还租种过他们的田地，直到清朝末年才迁往津市，后又从津市迁往湖北。”这证明宋玉的后人在临澧至少生活了明与清两个朝代。二是可资为证的文物资料，有临澧博物馆馆藏的宋玉庙碑、铁钟、磉礅，这些文物是清代宋玉庙中的遗物，而关于宋玉庙始建的时间则可追溯到宋代。古代某地为某位文化名人立庙，或因其生于该地，或因其官于该地，或因其流寓于该地，或因其死于该地，实与立神庙不同，总是因其与该地有某种地缘关系方才有立庙之行为。这证明宋代人已认为宋玉与临澧存在地缘关系了。三是可资为证的民俗资料，有六朝无名氏的《黄花鱼儿歌》，其歌词曰：“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这首民歌关乎于临澧的宋玉墓，证明六朝时临澧就有了宋玉葬于此地的说法。《安福县志》又说：“(宋玉墓)向有墓碑，人误称宋王坟，唐李群玉辨之，有‘雨蚀玉文旁没点，至今错认宋王坟’之句。”两则民俗资料相互印证，说明宋玉葬于此地的传说由来甚久。虽然当地文物部门经勘探，认为县志标示的位于县东二十里浴溪河南岸的世传之宋玉墓是自然土丘，不是墓葬，但是也未排除宋玉墓在浴溪河南岸的可能性，并推测宋玉墓可能在浴溪河南岸的看花山上。[4]所以我们仍不能据此完全否认宋玉葬于临澧的传说。据宋玉《九辩》的描述，宋玉晚年“失职”，据《汉书》关于宋玉曾居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的记载，可以推知，宋玉失职后即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不久又逢秦军逼近，宋玉很有可能南下到了临澧，并终老于此。这个推理完全可以与上两则民俗资料相印证。依据上述的佐证资料，我们认为宋玉晚年居于临澧是可能的。

六、结语

对于多地记载存有宋玉宅的现象，古人不仅注意到了，而且也表述了他们的看法，例如：

明周圣楷《楚宝》卷十五《文苑·宋玉附》考辨说：

“《水经注》：襄阳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宜城地原属郢都，今承天、荆州，具有宋玉宅，当以荆州为是。《渚宫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避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杜子美《送人赴荆州诗》亦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诗》云：“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然则归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大抵昔贤徙落，安知有宅，以贻后人。文士棲迁，乃托江山而留永慨。李商隐诗云：“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其怀抱故可想矣。

清孔自来《顺治江陵志馀》：

宋玉宅，在渚宫内。

今秭归、安陆、宜城皆有宋玉宅，尽附会耳。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襄阳府·古迹》宋玉宅：

在宜城县南三十里。《水经注》：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

清程启安等《宜城县志》卷一下《方舆志·宅墓》考辨说：

《渚宫旧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哀江南赋》所谓“诛茅宋玉之宅”是也。又归州东二里相公岭上有宋玉宅。《郢州》又纪，洪武中建安陆州学于兰台，即宋玉宅旧址。又不但如《一统志》所言三者已也。盖名贤所至，人争艳之，昔日居停之所，后世莫不以故宅目之。然玉乃宜产，宅又在墓侧，自当以在宜城者为确。

清恩联、王万芳等《光绪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宜城县》：

宋玉宅在城南三十里。县南有宋玉宅。(《水经注》)按：宋玉宅有三：此其里居也；一在归州，从屈原游学时所居；一在江陵，则服官郢都时居之。(《通志》引《一统志》)

分析上引“考辨”：其提到存有宋玉宅的地方有宜城、荆州、承天(今钟祥)、归州(今秭归)四处。其中未提及临澧，大概是因为过于拘泥“宋玉宅”的概念内涵，而将宋玉城内的宋玉居处排除在外。这种一人有多处故宅遗址的现象与许多古代名贤故宅一样，可称之为“故宅多地现象”。上引“考辨”对于这种多地现象各有不同的思考，假若将他们的思考综合在一起，则其思考还是比较合乎学理的：首先，认为名贤之出生并成长的居所是不容置疑的“里居”故宅，这种故宅是可以做为遗产传承的。其次，人之“徙落”与“居停”之居所，或无意留与后人，或无权留与后人，这种故宅的认定需要考实其人的行径，才能坐实。再次，故宅多地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徙落”与“居停”的居所，是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这种动机与目的与史家实录精神是有很大区别的，往往代表着文人意识。纵观地志的古迹记述，在这种动机与目的影响下被载录的古迹，不在少数。然而，由于上引“考辨”各执一端，他们考定宋玉宅所在地的结论各不相同：《楚宝》认为“荆州为是”，《宜城县志》认为“宜城者为确”，都是强调宋玉的出生并成长的居所，只不过《楚宝》认为宜城古属郢都，郢都明属荆州，所以将宜城纳入荆州的辖属。《顺治江陵志馀》认为在荆州“渚宫内”，强调宋玉游宦之地的居所。《清一统志》《光绪襄阳府志》认为宜城、归州、荆州三者均是，不过居处时期不同。这是既强调宋玉的出生并成长的居所，又注意到了宋玉的行经。如果说诸家考辨也有相同之处，那么就是他们一致否定或不采信钟祥宋玉宅，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宋沈括和明王世贞的论证，认为明之承天、清之安陆、今之钟祥在唐宋虽称郢州，但史称“北郢”，并非是楚襄王时的楚都——南郢，亦并非宋玉行经所及。上引具有代表性的“考辨”基本代表着明清两朝考辨者的共识。

我们赞同古人肯定宜城宋玉宅与否定钟祥宋玉宅的结论，但对于古人认定荆州、秭归宋玉宅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于荆州、秭归宋玉宅的质疑，我们在各节“问题讨论”中已据其各自的疑点作出了阐述，这里就其共同的疑点进行讨论。荆州与秭归的宋玉宅都属于传说中的宋玉行经之居所，文人们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将其采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采用时并不介意“传说”是否可信，也无需考证“故宅”是真是伪，信手拈来以抒发“艳之”之心境、“永慨”之情怀。其实，由于文人们出于“名贤所至，人争艳之”的动机与“托江山而留永慨”的目的，在诗词歌赋中采录传说中的名胜古迹，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的确有一些真正的名胜古迹籍之闻名遐迩，另一方面一些附会出来的古迹也籍之鱼目混珠。以钟祥的古迹白雪楼为例，在唐代诗人多有吟咏，如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云：“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汪遵《郢中》云：“莫言白雪少人听，高调都难称俗情。不是楚词询宋玉，巴歌犹掩绕梁声。”许棠《陪郢州张员外宴白雪楼》云：“高情日日闲，多宴雪楼间。洒楹江干雨，当筵天际山。带帆分浪色，驻乐话前班。岂料羁浮者，尊前得解颜。”如此一来，致使白雪楼名声大噪。宋沈括有见于此，特考其真伪，他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辩驳说：“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于是郢州白雪楼即遭冷落。白雪楼废后，清代初年因其被质疑即不再重建，而是在其遗址附近另建了巢云亭。钟祥宋玉宅，也因钟祥之古称郢州非是楚都南郢，而被清代志书所否定。那么，荆州与秭归的宋玉宅是真是伪呢？古人对于宋玉的生平行迹没有深入的研究，依据宋玉作品中有宋玉从侍楚襄王的记述，认为荆州宋玉宅是其“服官郢都时居之”；遵从王逸“屈原弟子”说，认为秭归宋玉宅是其“从屈原游学时所居”。这是依据当时的宋玉研究认知做出的判断，反映了历史或曰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宋玉研究有了更为深入、更为接近历史的新进展。按照近当代宋玉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讨论这个问题：游国恩推测宋玉生于公元前296年，陆侃如推测宋玉生于公元前292年；陆侃如推测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游国恩推测屈原卒于公元前277年；以屈原卒年上推9年即公元前287年或286年屈原被楚襄王放逐；秦将白起攻占楚之郢都在楚襄王21年即公元前278年。以此推测，屈原被放时宋玉10岁或5岁，楚郢都沦陷时宋玉18岁或14岁。明眼人一看便知，10岁或5岁的宋玉不可能“从屈原游学”，况且屈原被放江南直至沉江并不在秭归；18岁或14岁的宋玉不可能在郢都即今荆州“服官”并奉旨为楚襄王作赋，宋玉出仕从侍楚襄王必在楚迁都陈郢而后。据此，荆州和秭归的宋玉宅均为“艳之”者附会。至于临澧宋玉宅，古人虽未将其纳入视野，但最有可能为宋玉晚年的居处。其论证我们在“临澧宋玉宅”一节中已作出了阐述，此不赘述。总之，我们认为宜城宋玉宅是宋玉里居，临澧宋玉宅是宋玉晚年居所，而荆州、秭归及钟祥的宋玉宅是为附会。

参考文献：

[1]曲英杰.长江古城址[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刘刚，程本兴，王梦，等.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一)——湖北宜城调查报告[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10)：5-16.

[3]蒲士培.屈原生地论集[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

[4]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钟祥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5]临澧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临澧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陈道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3-0021-08

作者简介：刘刚(1951—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2309)

收稿日期：2014-09-11

关杰(1991— )，男，湖北麻城人，湖北文理学院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王梦(1991— )，女，湖北谷城人，湖北文理学院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