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异域：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庆”

谭建川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遥远的异域：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庆”

谭建川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在日本文学中，有不少涉及重庆题材的作品，包括诗歌、游记、散文、小说等多种体裁。这些作品既有对由汉语经典文本所构筑的中国形象的缅怀与想象，也有对现实中的近代重庆真实面目的直视与侮蔑，更有对重获新生的战后重庆的颂扬与赞叹。日本人通过对重庆这一遥远异域的描写和记述，思考与确认“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进一步阐释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与对立。

重庆形象；日本文学；他者；自我

一国文学中的异域形象往往是塑造者在观望或体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所进行的想象与重组，它不仅折射出异域的社会形态以及现实生活图景，也渗透着本民族对于“他者”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定位。尽管对于中国西部的重庆地区，日本人较晚才进行深入考查与游历，但是在日本文学中，早已有不少涉及重庆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对由汉语经典文本所构筑的中国形象的缅怀与想象，也有对现实中的近代重庆真实面目的直视与侮蔑，更有对重获新生的战后重庆的颂扬与赞叹，这些形态各异的重庆形象深刻地反映出日本人在重庆这一遥远异域对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立的自我阐释，成为我们解析日本人在历史变迁中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联性的重要线索。

1 诗意之域：古代日本汉诗中的“重庆”

早在日本平安初期的汉诗集《经国集》(827年成书)上，便有题为《奉和巫山高》的汉诗两首。其一为有智子内亲王(嵯峨天皇第八皇女，807—847)所作：“巫山高且峻，瞻望几岧岧。积翠临苍海，飞泉落紫霄。阴云朝晻暧，宿雨夕飘飘。别有晓猿叫，寒声古木条。”其二为平安初期诗人巨势识人(795—？)所作：“巫岭巴东峙，云崖貌削成。危严千鸟路，虚谷写雷鸣。云临朝馆起，雨向夕台行。秋月狐猿曙，肠断旅游情。”诗文一气呵成，巫山美景跃然纸上，毫无生疏阻滞之感。不过，若以史实而言，尽管隋唐时代日本人已经开始按照先抵扬州后西进至长安的路线，实际体验和探察中国风土，但是由于川渝地形险峻，交通方式有限，尚无文献显示平安时代有日本人游历重庆地区。其实，近代之前，在中华文明强大势能的影响下，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入要远远早于日本人对中国风土的实际考察。《论语》《千字文》早在公元4世纪便被汉族移民带到日本，《乐府诗集》《史记》《孝经》《白氏文集》等古代典籍更是源源不断输入日本，成为日本人正统学问和文化素养的重要内容。《巫山高》乃中国乐府《鼓吹曲辞·汉铙歌》十八曲之一，内有“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之句，故后世诗人多以“巫山高”命题，描述远行之人怀乡思归以及思念爱人之情绪。在有智子内亲王的汉诗中，巫山美景颇具壮阔气势，“阴云”“宿雨”“晓猿”“寒声”渲染朦胧迷离之气氛，营造出诗人独坐相思时面对壮美风光怅然若失的心理状态；巨势识人的汉诗模仿初唐诗人郑世翼之《巫山高》，宏伟的巫山景象以写实的方式展示出来，最后用“肠断旅游情”点出诗人身在异乡、孤独寂寥的心情。在这样的诗歌中，“巫山”已由实体变为幻象，支撑着古代日本人在文本记忆中表达空灵、神秘、凄冷、浪漫等情感；古代日本人对于作为文化母国一部分的“重庆”，充满无限的憧憬和诗意的想象，并以此构成大和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忆。

历史上最早行进至重庆且有据可查的日本人，应后推至元朝时期的禅僧雪村友梅。雪村友梅(1290—1346)自小在巨峤建长寺出家，为中国东渡高僧一山一宁侍童，汉学造诣不凡。18岁渡海至中国，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上岸后，云游中国各地。不过，元代之时，已有部分来自日本的浪人、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纠集在一起，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在雪村来华当年，倭寇焚掠庆元城，朝廷将该年从庆元上岸的日本人都视为间谍。雪村因此蒙冤入狱，被羁押三年，后被流放长安，此后发配至更远的成都。1323年，英宗皇帝大赦天下，雪村终获自由。三年之后，雪村启程离开成都，在畅游峨眉山后，乘船顺水来到重庆，经长江三峡穿湖北至湖南，并于1327年9月抵江苏镇江。

雪村在元期间创作汉诗244 首，收于《岷峨集》中，其中十数首涉及重庆。《十九至重庆舟中苦热》写道：“嘉州七月愁伏雨，渝州八月困残暑。山川何处异乾坤，造物戏人遽如许。炎凉态度何足云，江上风波尝险阻。长啸推蓬玉宇浮，眼明百鸟横烟浦。”(雪村友梅，1694:17)雪村乘船从岷江出发，一路忍耐伏雨酷暑，于1326年8月19日抵达渝州。当船抵江岸之时，推开篷窗，看到错落起伏的城市风景，顿生琼楼玉宇浮于眼前之感受。雪村在重庆停留期间，游历各地名胜，并以诗叙景。例如，《幽谷道士》写道：“一重云掩一重溪，春草青青路欲迷。有客梦回丹出鼎，黄莺声在竹林西。”(雪村友梅，1694:19)诗中描绘深山幽谷之中的道观美景，洋溢着作者对山城风光的喜爱。又如，《复庵道士》写道：“沙痕水浅蛟龙蛰，叶落霜林山壁立。即此便观天地心，明年花散春满林。爱君滟滪堆边屋，绝似蓬瀛三岛曲。”(雪村友梅，1694:19)雪村在夔门看到如庞然巨物的滟滪堆时，非但未产生敬畏、恐惧之感，反而将其塑造为浪漫、美好的事物。

尽管重庆仅为过境之地，但雪村热衷于与当地官员、文人吟诗作赋，诗中洋溢着对当地贤良敬仰与亲近之情。例如，《寄王州判云阳》盛赞云阳一位王姓官员的非凡文采和大度气概：“耿世文章自有宗，鹈膏百炼淬词锋。佐州先试判花手，莅事全无芥蒂胸。江带青衣秋涨绿，城连白帝晩烟浓。知公政简多吟兴，还许诗僧一笑逢。”(雪村友梅，1694:18)又如，《周教授盛夫》描绘了在云阳与一位名为周盛夫的文人相见的情景：“龙滩水滔滔，凤岭云片片。崖城连石郭，爱古云安县。挈包聊借塌，萧索西禅院。稔闻盛夫名，来见盛夫面。全德昆岫玉，美才会稽箭。茂叔多云仍，如公能几见。光风霁月间，谈论集飞霰。”(雪村友梅，1694:20-21)虽周盛夫之生平已不可考，但从诗中可见，雪村早闻其才名，住宿方定即刻拜访，以诗会友的热切之情跃然纸上。这样，“重庆”已经由平安时代经典文本中的“巫山”转为具体的、可触摸和感知的实际地域，有看似“玉宇”的江边吊脚楼、壮观的峡江风貌，更有喜好诗词唱和、善待东瀛异客的重庆人；“重庆”被赋予唯美的、浪漫的形象，成为古代日本人由汉诗传递和构建的“诗意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衰败之域：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重庆”

近代以降，中日两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社会风俗，均出现千年未有的变局。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而中国则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地，逐步没落与衰败。近代日本在军事侵略扩张的同时，积极在中国内地展开经济活动，从中攫取巨大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掀起中国旅行热，大批政治、文化名流参与其中，不少人逆江而上，前往重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众多旅行游记，将日本人对巴渝地区的了解引入高潮。

在早期的重庆游记中，汉学家、外交官竹添进一郎(1842—1917)的《栈云峡雨稿》为代表之作。竹添进一郎于1875年随驻清公使森有礼常驻北京。在京期间，“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竹添进一郎，2007:20)，顿生壮游秦蜀之心愿。次年5月，竹添从北京出发，经保定至洛阳，后向西越函谷关至西安，然后横跨险阻秦蜀栈道，历游剑阁、成都、重庆，乘舟取道长江顺游而下抵上海。竹添沿途用汉文逐日作记，并附以汉诗吟咏，写成《栈云峡雨日记》《栈云峡雨诗草》，合称《栈云峡雨稿》。在游记中，竹添除了描绘重庆地区暑热的夏季气候和险峻的山城地貌之外，着墨最多的还是晚清社会的混乱与破败。7月27日抵夔州的日记如此记载：“街上人家多茅茨，瓦屋仅居十之一。同治九年江大涨，城上水深丈余，南门漂去，居民避水门上者，皆葬于鱼腹。今未能复旧观也。”巫山县城也是“街市萧条，亦遭同治水灾而然”(竹添进一郎，2007:67-69)。竹添一行自北京一路向南向西，多见饥荒景象，“丐人载路，见客则遮前尾后，啾啾乞哀，如秋蝉咽树”，特别是在渝期间，深刻感受到混乱的社会治安。竹添记道：“至夜，舟人戒盗。大抵江路每九十里有码头，码头必置兵船数只，以备盗劫。舟或泊他处，必有攘夺之患，以故未得码头，虽入夜舟行不止，一得码头，日高亦系缆，犹往往不免丧财也。”(竹添进一郎，2007:72)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不断通过传教等方式，宣扬西方宗教教义，在中国各地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7月21日记载：“盖祅教之入蜀，民皆不喜，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名于教会，恃势横暴，民益恶之。然司教者略不经意，民讼之官，又不得直，由是愤懑不能平，至同治十二年，遂宁诸县民群起杀教徒，而今兹又有江北之变”；“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于是四乡之民，不期而集，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 (竹添进一郎，2007:64)。日记详细记载了发生在重庆江北的一次天主教案，折射出中国内陆地区教案频发、教俗矛盾尖锐的社会实态。

正如《栈云峡雨稿》自序所言，“余足迹殆遍于禹域，与其国人交亦众矣。君子则忠信好学，小人则力竞于利，皆能茹淡苦考，百折不挠，有不可侮者，但举业囿之于上，苛敛困之于下，以致萎薾不振。譬之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荏苒弥日，色瘁而形槁”(竹添进一郎，2007:18)，竹添深受汉文学影响，多与中国人交往，对其常怀恻隐之心，但晚清社会犹如被庸医所误而病入膏肓的病人，已经无法再成为日本人心灵的故园与精神的居所了。及至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扩张野心，日本人开始带着优越感以蔑视的心态观察重庆，能海宽的《渡清日记》即可见一斑。能海宽(1868—1901) 为京都东本愿寺僧人，为配合日本佛教界向海外开教、扩教的活动，试图以重庆为据点，前往佛教圣地西藏进行探险。1899年1月，能海宽乘船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能海宽虽粗通汉语，但因性格内向，与同船的船夫、乘客几乎没有太多交流，加之混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船夫粗卒之间，并未受到太多优待，因此在游记中多次记载其与中国人不愉快的交往经历，表达出对中国人的失望与歧视之情。例如，1898年12月20日的游记记道：“昨夜做怪梦数十次，其中或有杀人之梦。早晨让老板还钱，对方却不还，还指着夔州说巫山。我骂了老板两三次。于是他也不给吃的了。老板总是撒谎。支那除了让日本军占领之后，强行镇压以进行改革之外就别无他法。”(能海宽，2007:170)此后又写道：“夔州在北岸。江面渐宽，城市临水而建，颇似宜昌。江边茅草屋很多，停泊了几百艘船。由于语言不通，只能闭口不语。”(能海宽，2007:172)船老板借钱不还，购物之时总是遭到小偷光顾，因此认为中国人是“与禽兽相同”的野蛮族群，只能被日本侵略、殖民才能变得“文明”。此种贬低当时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固然体现出能海宽受到不公待遇以及路遇小人之时的愤懑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衰败以及贬低、嘲讽中国的日本社会思潮同调的。

甲午战争之后，重庆因《马关条约》被迫开埠，此后开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纷至沓来，山川早水的《巴蜀》(1908)和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为代表性的游记作品。在这些游记中，重庆虽有壮丽的自然风光，但是那时中国人肮脏落后的生活以及迥异于日本人的猥琐不堪的精神面貌才是重点。例如山川早水对万县分水岭客栈如此描写：“在连库房都不如的室内，除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设备。搬来椅子、木板以及铺床用的稻秸搭起床铺，给人感觉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如果是夏季，酷暑再加上蚊子、臭虫交替袭击，其苦可想而知。”(山川早水，2005:55)中野孤山更是连篇累牍地描写重庆客栈的肮脏程度：“擦餐具的擦碗布和擦鞋台、凳子等的抹布不加区分，擤了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擦，然后又用衣服擦餐具。诸如此类不讲卫生的现象，华人毫不在乎，而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法忍受”。(中野孤山，2007:91-93)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山川早水怀有强烈的偏见和敌视：“晚上叫来船夫，按约定付后一半船费。船夫们提出还要酒钱，而且由他们来定金额，强行勒索。看来都是一些面恶之徒，不打发他们也不行。”(山川早水，2005:53)而在中野孤山笔下，那时中国人行事不守秩序，没有公共意识，自由散漫，各行其是，恰如一盘散沙：“他们之嗜好鸦片，远远胜过喜欢女人。无论乘坐轿子的人如何叱责，只要打烟馆前面经过，他们便想方设法找些理由来要求休息”；“那些护卫兵，穿上号衣就成了练勇，脱掉号衣就变成柔弱无力的百姓”(中野孤山，2005:88)。这些描写一方面表明近代中国已严重落后于世界，另一方面也明确体现出日本人正在居高临下地俯视中国，粪便、鼻涕、肮脏、麻木、颓废、荒凉——无数的碎片拼贴成日本人眼中妖魔化的衰败重庆，一个昔日辉煌的古代帝国在落日余晖中苟延残喘，最终为日本人强调自身的民族优越感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山川早水、中野孤山只是普通的日本教习，但其意识深处依然打上了所谓“大日本”的烙印。例如，山川认为“重庆是与我有着特殊关系之地，在各个地方皆应作精密调查”(山川早水，2005:239)，因此除了客观描述重庆府的地形、面积、街市、气候等基本信息以外，还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在重庆经商的六家日本商店，并时时刻刻从日本人的角度，思考应该怎样拓展日本在内地的经济势力；中野在长江上看到运送铁矿石的铁道后写道：“我们使用这些铁矿制造清朝向我们订购的军舰和武器，也就是说我们把产品返销给他们，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从前，我们将我国有限的钢铁运往外国，在那里造出钟表发条后又数百倍的价格买回日本，如今情形正好相反，但愿诸事如此。”(中野孤山，2005:73)日本刚刚摆脱了被殖民化的噩梦，便转而以更野蛮的方式侵凌中国，并在对更弱者的施暴中得到快慰，这种在近代日本人的重庆游记中具有共通性的殖民主义心态既显示出这个岛国民族逆境求生的危机意识，更暴露出其民族性的褊狭与阴暗，与近代之前日本人对“重庆”的美好想象与热情追忆形成了巨大反差。

3 新生之域：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重庆”

二战的失败使日本鲸吞中国、称霸东亚之梦彻底破灭，这不仅给日本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也成为其重新认识中国和重庆的契机。一大批知识分子怀着真诚的忏悔之心以及对新中国的亲近之情，改变战前蔑视、敌视中国的态度，在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同时，开始正面介绍和评价中国。随着中日民间交流的逐步展开，有不少日本人来到重庆进行访问，留下了一些描述重庆风情和发展状况的文学作品，其中以本多秋五的作品最有代表性。

本多秋五(1908—2001)为著名的文学艺术评论家，作为日本文艺家协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的成员，于1957年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0天的友好访问。代表团除了在广州、北京、上海、杭州停留以外，部分成员还对重庆和成都进行了考察。在此次考察中，本多秋五撰写了数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其中，《从上海到重庆》(载于《中日新闻》，1957年12月5日)一文描述了本多从上海飞往重庆途中的感受。在飞机上，作者感叹道：“若是在三藏法师去印度取经的时代，恐怕要花费好几个月吧！可是这一千五百公里却只需要一天就能飞抵，真是不可思议。反而言之，即使乘坐飞机也需要花整整一天，中国国土的幅员辽阔令人惊讶。我便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重庆的。”(本多秋五，1963:105)刚下飞机，映入眼帘的是长着茂密绿叶的芭蕉树、美丽如贝壳花纹的梯田、郁郁葱葱的农作物、青翠的竹林，南国温暖的初秋景色让作者感觉恍如来到日本九州南部。在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越接近重庆市区，就越能感觉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气息。无论什么人，即便是女人和孩子，似乎都没时间说句牢骚话，都在努力地劳作着”。 窗外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作者感慨“重庆似乎是一个勤劳者聚居的地方”(本多秋五，1963:106)，同时也让作者预感到自己会在重庆找到留存心中久未解开的“中国之谜”的答案。

在《重庆印象》(载于《近代文学》，1958年7月号)一文中，本多秋五介绍了朝天门、邹容路、枇杷山、人民大礼堂、覃家岗乡等地的风土人情，所到之处看到茂盛的树木、秀丽的江景、繁忙的港口、干净整洁的街道、勤劳朴实的民众，彻底改变了作者通过茅盾的《腐蚀》一书所得到的暗淡、阴霾、破落的重庆印象。文章细致地描写了重庆人，例如代表团下榻的重庆宾馆的女服务员：“与其说她们是服务员，倒不如叫她们女孩子更贴切一些。她们确实都是非常淳朴的少女。我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她们总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只有我们笑着说‘我们回来了’，她们才开始羞涩地报以微笑。把衣服拿去洗的时候，正要给钱，她们无论如何都不收取”；“重庆宾馆里面的女孩，用可能有点奇怪的比喻来说的话，就有点像当地产的纸张一样，略显乡土气息，却质朴、沉静。”(本多秋五，1963:139)当然，相对于略显羞涩的宾馆服务员，给本多留下更深印象的，还是位于重庆市郊的覃家岗乡的女乡长杜永霞：“她身材娇小，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稍微扁平的圆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麦肤色中透露出光亮。黑黑的瞳孔，头发分成两半，编成两条辫子垂直在两肩”；“她说话条理分明，谈吐十分流畅爽快”(本多秋五，1963:147)。当本多看到这个热情开朗的女乡长一边麻利地回答问题，一边像男人一样用纸卷起烟草吸起来的样子，不禁感叹道：“覃家岗乡合作社的人们并不都是毫无缺点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眼神以及脸上表情的变化，却充满了改善生活状态之后的自信和自豪。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内部，或许涌动着同样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支撑起庞大而又复杂的整个中国。”(本多秋五，1963:148)正因为亲眼看到这些充满活力、勤劳质朴的重庆民众，作者意识到：“我终于解开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得以新生的谜题，中国与我之间的疏离感逐渐消失，我们就像齿轮般契合在一起。”(本多秋五，1963:149)而在另一篇名为《傻子伊凡》(载于《产经时事新闻》，1957年12月14日)的文章中，本多引用托尔斯泰所改编的童话故事“傻子伊凡”，认为正如憨厚的伊凡识破阴谋诡计，在傻瓜王国最终找到幸福一样，中国农村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已经找到了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的发展道路”，这一点正是日本人在近代步入歧途之后所失去的“理想”，“此次重庆之行应该让更多日本人重新理解这种理想的可贵”(本多秋五，1963:111-112)。

遗憾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处于停滞状态，地处内陆的重庆逐渐成为日本文学的“真空地带”。重庆得以再次出现在日本文学作品之中，得后推至20世纪80年代初。1979年，石川一成(1929—1984)单身前往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任教，其赴渝之前是神奈川县教育中心国语科指导主任，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和歌创作者，曾师从著名诗人佐佐木信纲、佐佐木治纲，出版和歌集《麦门冬》《沉默之火》。石川怀着“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长江”的心愿，成为当时唯一来到重庆工作和生活的日本人。在两年单身赴任的生活中，石川除了日语教学之外，还坚持和歌创作，将所见所闻写入和歌，发表于《心花》《短歌》《现代短歌》《茗溪》等文学杂志之上，并将在渝期间的日记以“渝州日记”为名载于《现代短歌》和《心花》，成为当时日本人了解重庆的重要窗口。1984年10月，回国仅三年的石川一成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其家人将其在渝期间的和歌以及日记整理成册，取名《长江无限》，以此追思石川与重庆的深厚情缘。《长江无限》载和歌434首，重庆独特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主题，例如“浓雾似青烟，温柔落吾肩”“独处重庆客，单行浓雾间”“举眉红岩坂，入目秋长江”“山脉集暖光，巨岩抱浓影”“暑热四十度，滴汗急急行”“风扇搅热流，全身汗浸湿”“今宵闻雨声，沉睡秋草红”“桐花散深谷，伫视目晕眩”“夜深独面壁，腊梅与腊肉”等。浓雾、陡坡、长江、酷暑、秋雨、泡桐、腊梅、腊肉……拼贴出作为雾都、山城、火炉等的内地重庆的异域风情。

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渝州日记”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描述。1979年5月17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今天修改陈老师所出的以‘春天’为标题的作文……比起自然的春天，劳动才是人类社会的春天——这种可敬的视角，在大多数学生的作文中都能看到。另外，‘伟大的祖国’、‘美丽的祖国’等句子不断出现，这和日本学生的作文形成鲜明的对比。”(石川一成，1992:371)6月15日写道：“今天整日修改学生作文。作文中高涨的生活热情、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不仅仅只在一两个学生身上能够看到。正是这样的年轻人，支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相较而言，我觉得日本仿佛停留在世纪末日。”(石川一成，1992:380)7月14日日记写道：“读了60余人的作文，我陷入沉思。我就要和这些有着健康的体魄、专心致志的精神、清澈明亮的目光和银铃般声音的年轻人暂时告别了。作文中诸如‘尽管眼睛并不大，但目光炯炯有神’的表现充满魅力，读了数次也不觉厌烦。”(石川一成，1992:386)石川深深地被这些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打动，这成为他克服独在异乡的寂寞、全力投入日语教学的力量源泉；也正是有了这些年轻人的存在，在石川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重庆虽然多雾、多山、湿热，却是一个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地方。

石川一成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来到重庆观光的日本人逐渐增多，出现了不少有关重庆的游记，例如笕文生的《成都重庆物语》(1987)、饭塚胜重的《长江物语》(1999)、杂喉润的《三国志的大地》(2003)等。这些以现实中国为题材的作品都是作家在亲历重庆旅行之后根据旅途见闻而创作的，勾勒出长江三峡恢宏壮观的美景、重庆多山暑热的地理风貌以及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当然，除了游记之外，重庆也出现在小说之中，生岛治郎的《黄土的奔流》(1995)和伴野朗的《白公馆少女》(1997)便是代表作品。《黄土的奔流》以1923年的中国内陆为舞台，讲述一位名为红真吾的日本商人排除各种险阻来到重庆收购猪毛，最终商船在三峡触礁失败的故事，书中刻画了土匪、军阀、纤夫、小偷、日本浪人等各种人物，将重庆描绘为一个鱼龙混杂、充满机遇和危险的地方。在虚构的冒险小说中，“重庆”被置于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层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使想象力任意驰骋的广阔的异域空间；重庆被塑造为一个既落后、封闭又富有魅力和传奇色彩的异域都市，充满怀旧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异国情调。

4 他者与自我之间的“重庆”

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乐黛云、张辉，1999:98)，日本文学作品中的重庆形象虽看似日本人对“重庆”这个他者的理解，但更多的却是在解答历史进程中日本人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关联与对立、优劣与差异的问题，它在反映“重庆”的同时更代表着作为想象主体的日本自身。就像萨义德“东方不是东方”的著名论断那样，日本文学中的重庆形象，同样也可以套用一句“重庆不是重庆”，日本人在很多时候已经将真实的、地理概念上的“重庆”改造成为推论性的、文化隐喻意义上的“重庆”。

在漫长的古代史中，日本知识分子大量阅读从中国舶来的经典文本，将其作为文化素养的根源，并尝试以做汉诗、写汉文的形式来抒发情感和理解中国。中国代表着高尚的情趣和遥不可及的梦想，“重庆”作为理想之邦的一部分，自然也以宏大壮美的意象出现在汉诗作品中。这种他者缺席情况下的想象的产物，与其说代表了“重庆”，不如说它代表了作为想象主体的日本本身，成为古代日本人希望能够实现的自我形象的伸张与拓展。即便是如雪村这样在中国饱受冤狱羁囚之苦的日本人，他们在面对真实的重庆和重庆人的时候，仍旧没有改变对中国强大实力和高度文明状态仰慕不已的情绪，在诗歌中构筑出一个富有艺术想象的、美好浪漫的异域形象。但是，近代之后，贫困落后的现实重庆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一直被日本人所憧憬的富有而文明的古代中国幻象轰然坍塌，一个贫穷、肮脏、混乱、市侩的内陆重庆出现在游记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人对近代中国的嘲讽、贬低甚至侮蔑。诚然，游记中的“重庆”的确映射出半殖民地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图景，但是肮脏、混乱等负面形象在文本中被无限地突出和夸大，成为日本人排斥、贬低中国并试图将其殖民地化的理由，日本人由此在对现实重庆的失望与蔑视的情绪中充满自豪地确认了他们在日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那个自我，即作为民族意识高度膨胀的“大日本帝国”国民的身份。也正因为这种身份认同在异域得以确认，无论是外交官员，还是僧侣、教师，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带着某种目的去观察和叙述重庆。例如竹添进一郎以其所谓“观风云”之态度游历重庆，实有收集实地资料、刺探中国内陆地区社会现状之目的，这种对近代中国之“得失”的实地考察为此后日本政府决定如何处理与清朝之相关外交事务提供了重要情报；又如山川早水虽为过境游客，却不忘详细调查重庆的各项基本信息，甚至还暗中考察在渝经商的欧美商人，强烈地体现出期待日本能够在争夺中国内地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愿望。而在战后的日本文学中，重庆形象得以反转，被描绘为充满希望、朝气蓬勃的地方，成为身处战争废墟、期待民族复兴的日本人找寻精神力量的美好异域；本多秋五所谓的“傻子伊凡”的王国不仅仅指的是作者面前生机勃勃的重庆，更指的是在近代化历程中逐渐步入歧途的日本未来修正和重建的目标。从这一点而言，“重庆”成为日本人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重塑迷失于战争失败之中的自我认同的重要想象资源。

就这样，“重庆”被置于日本人的自我与他者之间。重庆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绝非偶然性和突发性的文化臆想，而是与中日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走向紧密关联。当然，就整体数量而言，日本文学中关于重庆的作品明显要少于日本人关于上海、北京、江浙地区的作品，但是正因为日本人必须突破种种地理或人文上的阻碍，才得以来到如此遥远的异域，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立的体验和思考往往会进行得更为深入，更具代表性，这也便是研究日本文学的重庆形象的意义所在。

本多秋五. 1963.有効性の上にあるもの[M].東京:未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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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蒋勇军

The Distant Exotic Land: “Chongqing”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ANJianchuan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many works related to Chongqing, including poetry, itinerary, prose, fiction and other genres. Not only do these works show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about the image of China constructed by the Chinese classic texts, but also contain direct vision and contempt of the reality in modern times of Chongqing, and what is more, they even contain odes and praises of post-war Chongqing.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exotic land, the Japanese consider and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thus further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 and opposition of the states,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s.

image of Chongqing;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other; self

2016-03-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现代日本人论的中国观研究”(14XSS005)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的‘重庆形象’研究”(2011YBWX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谭建川，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文学和日本社会文化史研究。

H313

A

1674-6414(2016)04-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