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伏的悲痛：乡土文化，我们还能坚守多久
——《天行者》主题新探

陈　瑶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隐伏的悲痛：乡土文化，我们还能坚守多久
——《天行者》主题新探

陈瑶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

湖北作家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不仅是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崇高精神的赞歌，更是一部书写乡土文化失落的悲歌!作家在热情赞美民办教师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流露出乡土文化失落的悲痛。乡土文化失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日益强烈的物质欲望与日渐衰退的淳朴民风的演变、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力欲望与日渐衰微的平等意识的演变和日益疏离的人生梦想与日渐悲凉的人物命运的演变实录般的描写，悲痛则源于刘醒龙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作者表现在小说创作中乡土文化失落悲痛的潜在主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

刘醒龙；《天行者》；乡土文化；失落；悲痛

但凡读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的读者，无不为那些坚韧顽强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他们虽无教师的名分、地位和待遇，却能够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历经磨难，饱经沧桑，把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了乡村教育事业中，虔诚地行使教师的职责，为农村最基础的教育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他们对学生的爱，对于学校的爱，对于教育事业的爱，无不令人动容。作家刘醒龙在《天行者》的题记中这样写道：“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是：《天行者》是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刘醒龙还坦言：“‘民办教师’是一段谁也绕不过的历史。称他们为‘民间英雄’，是一种艺术的说法，就其贡献来说，完全应当称之为‘民族英雄’”！[1]

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评论家和读者都一致认为《天行者》就是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心灵史和精神史的作品。吴义勤在《远去的精神风景――评刘醒龙长篇新作<天行者>》中评价道：“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是一部展现中国民办教师悲壮历史与现实的小说，是对中国民办教师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阐释的‘史诗性’作品，其对民办教师形象的塑造、对民办教师心灵史和精神史的挖掘，有着强烈的思想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2]；贺绍俊在《为民办教师铭刻的碑文——读长篇小说<天行者>》一文中指出：“作家要做的事情是以文学之碑铭刻下民办教师的历史功绩。”[3]；严迎春在《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也认为《天行者》是一部 “围绕‘转正’这一主线，来讲一群民办教师，或者说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4]；王春林在《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充分肯定“<天行者>之依然激动人心，原因当然首先在于小说所充分展示着的那些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崇高的精神境界。”[5]……

但在掩卷沉思之后，笔者认为《天行者》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崇高精神的赞歌，更是一部书写乡土文化失落的悲歌!作家在极力赞美界岭精神的同时，流露出乡土文化失落的深深的隐忧。一部杰出的作品，往往是内蕴丰富深刻，视野纵横捭阖的，更是对历史、文化、生活深入的挖掘、本真的还原和本质深刻的揭示与反思。单一的颂歌主题阐释框架显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也遮蔽了作品内在悲痛的深层意蕴。这正如沈从文在谈到《边城》时的寂寞和忧伤：“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在热情赞美的背后，隐伏着刘醒龙内心巨大的悲痛：乡土文化，我们还能坚守多久？！

一

乡土文化，我们还能坚守多久？这沉重而尖锐的追问，正是《天行者》的深层主题之一，它甚至比乡村民办教师的苦难与赞颂主题更震撼人心、发人深省。乡土、乡村，一直被视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家园。相比较于城市，乡村因为更能体现出人类原始勃发的生命力?因自在生存而散发的人性光芒?记忆中那自然的乡村、朴实的风俗民情，使现代人在日益枯萎的精神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灵魂栖息在乡土中那一份宁静与安详，自由与轻松,充盈与从容。不容置疑的是，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被打破，作为我们灵魂栖息地的乡土文化，也面临着失落以及失落带来的忧伤……《天行者》中，这种乡土文化的失落主要表现为日益强烈的物质欲望与日渐衰退的淳朴民风的演变、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力欲望与日渐衰微的平等意识的演变和日益疏离的人生梦想与日渐悲凉的人物命运的演变等三个方面。

日益强烈的物质欲望与日渐衰退的淳朴民风的演变。现代化过程中的商品化物质化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曾经淳朴而闭塞的乡村。这种冲击力显然是乡村过去未曾经历的，是令人目眩的，甚至带有某种颠覆性质的，村民们呈现出在巨变面前的迷失感。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一去不复返，村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说：“变革，就是未来入侵我们生活的征程。”未来的冲击就是“未来过早地来临时带来的令人头晕眼花的迷失感。”[7]在界岭这样的乡土社会，现代化尚未完成，传统业已荒芜。“死在城市的下水道，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这是界岭大多数年青一代的人生信念。他们向往繁华诱人的都市文明，渴望丰裕的物质生活，于是纷纷离开贫瘠的乡村，在乡村和土地之外谋求生存和财富。过去乡土文化中曾经被倚重的伦理道德和淳朴的民风逐渐被遗忘，只有金钱和物质才能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界岭过去的老村长爱学校爱教育爱老师，如今的村长只把学校看做浪费钱财的累赘；丧失师德的蓝飞见利忘义将唯一的转正指标据为己有；以余实为代表的村委会不愿掏钱为界岭小学维修校舍，逼得学生只能在寒风中上课；不少家长要孩子辍学外出打工多赚几个钱；李家表哥逼迫孙四海以辛苦种下的茯苓作抵工钱；施工方交付的教学楼竟然是豆腐渣工程……这些行径都暴露出商业化冲击所带来的人们的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性异化。在这个物质时代，受利益的驱使，人们无师自通地对自己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做出了调整。淳朴真诚的品性远遁了，唯有金钱才是实实在在的。质朴善良的古老民风已然不再，只剩下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望，利用一切机会去获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的终极价值追求。而这些离开乡村的农民也因为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不能真正融入现代都市文明之中，他们不得不在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物质和精神之间徘徊。这种迷失感使强烈的物质欲望构成了当下农村的主要形态。乡村自然生命的美好、生存的勤劳朴实、邻里的和睦相处都已渐行渐远，成为令人惆怅的背影。爱之深，恨之切，作家抽丝剥茧一般剥开当今乡民的价值观念的变异，痛苦而真诚。

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力欲望与日渐衰微的平等意识的演变。对于以余实为代表的村干部而言，权力并不意味着责任，反而因为大权在握，他们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表现出乡村权力欲望的膨胀。在界岭，他们的话语就是法律，可以任意剥夺他人权益，左右村民的命运，比如王小兰之死就与余实有关。他们借助权力树立起了自己的淫威，并在村民迫于强权的遵从与害怕中享受权力与淫威的快感。余实名为村长，实为村阀，既霸道又自私，在界岭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他常常扬言要撤销界岭小学；九个月不给民办教师发工资；拒付校舍的维修费用；在课堂上对民办老师大打出手……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过：“权力会使人渐渐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正是膨胀的权力欲望和大权在握的势力心态,使得余实敢于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践踏村民和民办教师的尊严，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是人性趋向于恶的重要因素。而村民奴性意识的浓重和平等意识的淡薄也是乡土文化日益衰微的原因之一。余实之所以成为“村阀”，与村民奴性意识的浓重和民主意识的淡薄密切相关。《天行者》的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忧虑。现代化并没有能够真正唤醒村民的理性意识。相反，村民奴性意识的的痼疾,更是激化了余实权力欲望为“恶”的可能,以至于在攫取权力的恶行中,村民实际上也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帮凶。村民们普遍缺乏行使平等权利的意识，大部分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几乎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可能性，乡村的荒芜导致了民主监督机制的荒废和权力独裁运行的可能。当乡村传统的平等意识被金钱和权力打破，因为贫穷艰辛的生活，因为强烈的物质欲望，人们已经无力想象未来，更遑论平等、民主，除了做一个麻木的顺民，无所作为。作家对于这些农村现实的再现让我们看到了古老乡村的熟悉身影：权力的拥有者的宗法家长制的淫威、普通乡民民主意识的淡薄，这些已经成为痼疾严重地阻碍了乡土文化的发展。当文明、秩序和信仰统统淹没在权力膨胀之中,而没有任何遏制权力欲望膨胀的力量时,乡村文化的衰微就是必然的了。

日益疏离的人生梦想与日渐悲凉的人物命运的演变。《天行者》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命运也暗示了乡土文化的失落。作者极力颂扬的几位民办教师，除了余校长和张英才，其余的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界岭小学，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虽然最终有关部门还是出台了民办教师转正政策，但这更是令民办教师深陷绝望：巨额转正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几十年的劳动所得，即便倾尽所有也无力支付！这样荒唐的转正政策对于几乎所有的民办教师而言，转正不过就是镜花水月而已，不但使之望而却步，而且几乎扼杀了他们转正的希望、粉碎了他们转正的梦想。邓有米铤而走险，收了两万元工程回扣以期解决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转正问题，不料被余实举报，而施工方交付的竟是黑心豆腐渣工程，邓有米最终被开除公职；孙四海无钱转正，被逼无奈，只好离开心爱的界岭小学；谙熟厚黑学的蓝飞将唯一的转正指标据为己有，他认为“教育拯救不了教育”，决定去官场一试身手；几位支教老师也先后离开界岭小学；与界岭小学相邻的望天小学的胡校长也因为交不起转正费用突发脑溢血身亡；明爱芬老师因为转正愿望的突然实现喜极而死；王小兰被丈夫杀死……这些悲剧的人物命运，让我们禁不住担忧：民办教师的未来在哪里？孩子们的未来在哪里？乡村学校的未来在哪里？曾经古朴淳厚的乡土文化到底究竟还能坚守多久？面对这样的失落，作家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哪怕是那些作家寄予了自己理想的人物如夏雪、张英才和叶碧秋，亦或是作家最钟爱的人物——苕妈，他们无一不是孤独的。而他们的孤独，不仅意味着乡土文化日趋衰落的现实，而且也是作者对现实荒诞的拷问，对民族灵魂的追寻。

二

面对日益衰落的乡土文化，刘醒龙的内心是悲痛的。那么，他的悲痛来自哪里？笔者认为这种悲痛源于刘醒龙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是复杂纠结、五味杂陈的，既有对于乡村的热爱，也有关于乡村的痛苦。

刘醒龙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太熟悉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乡土、乡村，那是刘醒龙一生不舍的眷恋，难解的情结。“我的情感肯定是偏向于乡村一侧，这是没办法、与生俱来的……我回去给爷爷上坟，在坟头前跪下来磕头，说一些内心的话，站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片土地如此熟悉，每一棵草、每一颗沙粒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所以这种感情会自然地出现在我的文学当中，它会变得更强大。”，“只要有人在就一定会有故乡，只要有故乡就一定会有对于乡村的眷恋和情结。”[8]在他的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中，刘醒龙这样倾诉他对于乡土的脉脉深情：“我一次次激烈地感受到乡土的无可替代，乡土永远是学问的灵感源头。乡土是灵魂的栖息地，失去乡土，我等将是精神分裂之人。”[9]在刘醒龙的观念中，乡村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正是因为刘醒龙对于乡村的热爱和熟悉，他不但能认识到乡土的美丽，而且更能认识到乡土的痛苦。他就像儿子熟悉自己的母亲一样熟悉乡土，“乡村是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从年轻一直泡到年迈的母亲。”[10]他眷恋着乡村的美丽，也痛苦着乡村的痛苦。“作为自然，乡村象诗一样美丽。作为人生，乡村象诗一样痛苦。”[11]作为自然风景的乡村，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乡村，无疑是美好的；而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乡村，乡村无疑又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方面源自贫穷，另一方面源自城乡地位的不平等。

乡村的物质生活是极为贫穷的，哪怕是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物质生活的匮乏依然是乡村不变的疼痛。刘醒龙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反复提及的《一碗油盐饭》[12]和《高尔基土豆》[13]就是乡村苦涩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在散文《像诗一样疼痛》中曾经感叹的油菜花，在现实的乡村中早已失去了象征希望和春天的意义，而是粗浅地还原成世俗生活的本真意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油、菜和花，而这种还原既流淌出历史的痛苦，也辉映着现实的沉重。乡村里那些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比如那些一滴水比一条命更珍贵的背水女人，因为丢失两角钱而失去两根手指的云南乡村女人，命运不如一头老牛的牛街女人……她们的苦难如同山川一样坚实厚重荡气回肠。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乡村里的那些女人成为还没有开放就早早凋零的花朵。乡土的痛苦是骨子里的，是令人颤抖的和绝望的。贫穷磨尽了乡民的浪漫，岁月留下的都是艰辛。这些苦痛早已深深烙印在作家的心头，并且一直隐隐作痛。

“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乡村中的百姓总是最穷苦的”[14]作家这样深深感叹，并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看待乡土的某些痼疾，在“乡村的表现越是激烈，越表明乡村的衰竭与无助”[15]。乡村的贫穷与孤独是乡村道德变迁的重要原因。“乡土之人，是因为利益越来越少，才越来越被利益左右。”[16]从自身寄居乡村的成长经历中，刘醒龙深切地体会到，乡村的过激行为往往是因为物质利益的稀薄。为保障自身的微薄利益，乡民也会不择手段，力图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利润，“老老实实勤扒苦做的农民也见不着了，浮现在各种事物之上的几乎都是眼前利益的投机者。”[17]这些在《天行者》中都有凸显的描写，“村阀”余实就是这样一个眼前利益的投机者。对于余实这样的“村阀”，作家一方面表示不满：“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18]此举又何尝不是出于万般无奈？ 而乡村的野蛮，又何尝不是因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失落？贫穷，既是乡村痛苦的根源，也是乡土文化渐行渐远的主要缘由。

城乡地位的不平等也是乡村痛苦的重要原因。刘醒龙的散文集《一滴水有多深》有一段特殊的题记：“决定将下面这段文字放在所以要说的话的最前面，是因为害怕这些极为关键的文字在被各类文牍的汪洋之海淹没二十多年后，还要继续被淹没下去。继续堂而皇之地一年年轻蔑乡村、轻薄乡土，轻视乡民。”这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文字，竟会令作家如此义正辞严愤怒不已，郑重其事地放在文章的最醒目处？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一段法律条文，法律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以法律的形式认定：一个城里人等于四个乡村人。这样的法规，让他感到在人格、尊严和价值上农民与城里人之间严重的不平等，他痛心疾首，难以接受这种以法律的名义对于乡村的歧视。他追问多年，而得到的回答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或者文明程度的需要，这种解释更让他感到愤懑和不耻：乡民的人权和人格竟然遭到了法律的践踏！

乡村的被掠夺被抛弃同样造成了乡村的痛苦。刘醒龙以触目惊心的数据告诉我们，“近二十五年来，乡村每年向城市提供一点六亿十六至四十六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七点三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人没有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只获得一点最低的报酬，一过四十六岁就被踢回乡村。”[19]透过“没有”、“任何”、“最低”、“踢回”这些尖锐的字眼，我们不难想象，刘醒龙写下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激愤与不平。城市夺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乡村人力资源，在享受了他们的奉献后，又抛弃了他们。在这样的城市文明面前，对此，刘醒龙像愤青一样写到：“在乡村面前，某些所谓的现代文明是可耻的！”[20]乡村之于城市，如同老迈的父母亲之于自己的儿女，要求最少，付出最多！在儿女面前，父母是最无私的；而在父母面前，儿女往往是最自私的！

刘醒龙长期浸润在传统乡土文化的土壤，当他面对着现代社会中的乡土时，他有太多的怅惘、痛苦与思索。这促使他审视着传统乡村的衰变，真实描摹现实，呈现出对于乡土文化失落的隐忧。从而使得乡土文化失落的悲痛一直是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潜在主题。

长期以来，刘醒龙对乡村和农民的关注，使得他的创作题材也主要是取材乡土，所以我们常常把他定位为“乡土文学作家”。他在诸多作品中不仅倾诉了他对乡村的热爱，也痛苦地揭示了乡村的衰变。乡村干部(如《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丁镇长、《割麦插秧》中的雷镇长、《天行者》中的余实等)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农民的利益；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年青一代宁愿背井离乡东奔西走，也不愿固守乡土辛勤劳动；传统的乡村日益衰败，刘醒龙笔下的“西河镇”作为中国乡村的缩影，“四处冷冷清清，庄稼越种越瘦，田地越耕越硬。年轻男人成年累月在外面浪荡，种田的不是女人就是老人。谁会骗人骗钱谁当劳动模范……”[21]乡村的贫瘠加剧了乡村的荒芜，而荒芜也进一步加速了传统乡土文化的衰落，只留下作家无奈的惋惜与深切的眷恋。

刘醒龙对于乡土文化失落的隐忧也使得他的作品流露出淡淡的怀旧情怀。小说《爱到永远》书写了对充满原始生命力的纤夫、滩姐和古老的船工号子、野辣辣的情歌的赞叹，还有对即将逝去的野性原始的三峡的眷恋，既是激情的赞歌，又是凄美的挽歌。《清水无香》中的古九思苦苦追寻与守候的不仅仅民歌，更是乡土文化的核心，乡村的精神和灵魂。在面对乡土文化失落的忧虑时，作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历史、追寻过去，在今与昔的比照中表现出作家的现实态度与人生理想。这种怀旧情怀既是刘醒龙的心灵观照，也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思。

三

刘醒龙对于乡土文化失落的隐忧是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什么是人文精神？笔者比较赞同林贤治的观点。林贤治在《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文中指出：“人文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人文精神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人。”[22]从本质上看，人文精神是一种人类关怀，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和批判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对社会及文化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心灵。他们在坚持自己，完善自己的同时也承担起启蒙和批判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刘醒龙对于乡村生活中的种种现实状况描摹，无论是日益强烈的物质欲望与日渐衰退的淳朴民风、还是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力欲望与日渐衰微的平等意识，亦或是日益疏离的人生梦想与日渐悲凉的人物命运的演变，他都不仅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更有一种理性的审视，这审视中渗透出作家的批判精神。当无可抵挡的现代文明无情地瓦解乡村，原本建立在传统伦理观念上脉脉温情的农村社会风俗习性被破坏，人们经受着金钱物质的诱惑和奴役，人性被挤压得支离破碎，基于伦理观念的乡土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刘醒龙尖锐地指出“在人伦道德中显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乡土，不需要任何过渡，说变就变了，甚至使他人闻之色变”[23]。经济转型后的乡村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开始加剧，物质增长不但没有促进乡土文化的发展，反而导致了乡土文化的失落。

刘醒龙的这种理性批判意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传承。乡土文化的失落，一直以来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心头难以释怀的苦痛。早在新文学时期，鲁迅对于故乡严肃的审视中就蕴藏着深切的痛苦。淳朴的故乡已经逝去：“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中闰土的异化隐喻着故乡的衰变，“我”对于闰土的怀念和隔膜也正如“我”对于故乡的依恋和疏离，温暖如春的故乡只存留在少年的回忆中，满目苍夷的农村更令人痛心不已。上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就在《长河》题记感叹道：“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24]2005年，在与郜元宝的谈话中，贾平凹曾经流露出这样的心迹：“我的创作一直是写农村的，并且是写当前农村的，从《商州》系列到《浮躁》。农村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25]

从鲁迅到刘醒龙，他们的作品中大多表现出追寻精神家园的强烈意识。城乡之间的矛盾往往意味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城市化不等于现代化，但它是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标准；传统文化，则多以乡土文化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日益突出,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乡土开始浮躁、焦虑甚至荒芜,乡土文化走向衰败。这些生在乡土长在乡土又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们悲哀地发现，故园只存留在遥远的记忆中，他们却再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怀着彻骨的伤痛，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乡土，关注乡土文化，反思现代化进程。 他们作品中乡土文化的嬗变,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在面临两种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时的状态与命运。由乡村走入城市的刘醒龙,敏锐深刻地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激烈碰撞，他以一个真诚作家的博大悲悯的人文情怀，既体验到乡土生命所面临的生存困顿和精神尴尬，又批评其落后性和愚昧性。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作者对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现实境遇给予了冷峻的逼视，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对于乡土文化失落的隐忧，成为知识分子都面临的精神困境。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思现代化，反思传统，从而寻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和谐融汇的途径是刘醒龙们努力探索的共同目标,这个探索过程中展示了作为知识分子自觉承担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刘醒龙对于乡土文化失落的隐忧，毫无疑问，就是对于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人文精神的传承与继续，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强大的社会担当。

刘醒龙说：“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强大的社会担当”。[26]《天行者》虽取材于民办教师，却又超越了题材本身，不仅让我们感动于民办教师精神崇高与悲壮的力量，更是咀嚼着乡土文化失落的隐伏的悲痛，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和责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天行者》不单单是一部民办教师精神的颂歌，更是一部悲悯书写乡土文化失落隐痛的力作!

[1]刘醒龙，胡殷红.胡殷红与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J] .文学自由谈，2009(5).

[2]吴义勤.远去的精神风景——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N].新民晚报，2011-09-07.

[3]贺绍俊.为民办教师铭刻的碑文[N].重庆日报，2011年9月1日.

[4]严迎春.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N].文汇读书周报，2009-09-11.

[5]王春林.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J] .南方文坛，2010(1).

[6]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

[7]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11.

[8]许戈辉.刘醒龙：乡村是每一个人的故乡，许戈辉博客http://blog.sina.com.cn/xugehui，2011-11-11.

[9]刘醒龙.心有结菩萨敲·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5.

[10]刘醒龙.地理属于情感·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48.

[11]刘醒龙.像诗一样疼痛·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76.

[12]刘醒龙.天行者[M].作家出版社2009，290.

[13]刘醒龙.寂寞如重金属·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94.

[14]刘醒龙.意识形态的煤·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34.

[15]刘醒龙.在记忆中生长·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74.

[16]刘醒龙.非苦不是灵魂·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208.

[17]刘醒龙.在记忆中生长·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71.

[18]刘醒龙.在记忆中生长·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71.

[19]刘醒龙.故乡路要回家·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232.

[20]刘醒龙.非苦不是灵魂·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218.

[21]刘醒龙.守望黑夜，十月[J].2013(1).

[22]林贤治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nxianzhi (2013-07-30).

[23]刘醒龙.在记忆中生长·一滴水有多深[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162.

[24]沈从文.长河[A].沈从文全集，第十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

[25]贾平凹，郜元宝.贾平凹郜元宝对话录网易文化频道 2005-12-13.

[27]刘醒龙.刘醒龙：现实主义作品都是正面强攻，刘醒龙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xinglong 2011-12-5.

(责任编辑：胡光波)

2014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4G377)

2016—06—18

陈瑶，女，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I206，6

A

1009- 4733(2016)05- 0001- 06

10.3969/j.issn.1009-4733.2016.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