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建构与当代文学史的重构
——第五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学术综述

何江花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建构与当代文学史的重构
——第五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学术综述

何江花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2015 年 11月 15日，由谭五昌、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谢有顺五位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发起的第五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四川成都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艺争鸣》杂志社、《当代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承办，四川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多民族文学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国际汉语诗歌协会协办。论坛开幕式由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吉克跃林教授向与会人员介绍学校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论坛发起人之一谭五昌教授随后致辞，他回顾了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发展历程，重申“重塑批评家的主体形象，建构新世纪批评秩序”的论坛宗旨，强调论坛将不断致力于新锐性、开放性、包容性、学术性、建设性的发展定位，在机制的持续完善中打造出属于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品牌。《当代文坛》杂志伍立扬副主编致辞，他充分肯定了论坛举办的意义，并承诺今后仍将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在开幕式上，吉克跃林书记和徐新建教授还共同为西南民族大学彝族文学馆开馆揭牌。

谭五昌、徐新建、谢有顺、毕光明、柳忠秧、罗庆春、昌切、李怡、敬文东、周志强、路文彬、庄伟杰、李震、李骞、李祥林、戴登云、向荣、刘大先、晏杰雄、黄立、孙文、周航、王艺涵、周云芳、文培红、谢君兰、梁昭、彭超、李立等来自国内高校及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的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人员紧紧围绕本次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认同”、“当代作家的文化身份与文学史叙述问题”两大主题，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家文化身份、文学史叙述等核心问题纷纷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在争鸣中碰撞出了不少堪称新锐的、具有建设性的思想火花。

一、少数民族文学成就重估与发展前瞻

结合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现状，与会批评家们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少数民族作家在小说、诗歌创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还着重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下多元文化场域中，应与汉民族文学保持一种共存状态,但在融入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需要有一种与主流文学对抗的意识。作为少数话语为本民族发声的同时，少数民族作家也应多涉猎汉语文学与西方文学，不断丰富作品本身的视野与内涵。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需要有所保留地改变自己，去应对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冲击、挑战与机遇。

很多研究民族文学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诗人，对语言的态度、立场一直存有疑惑。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表明自己一直坚持双语写作，也会跨文明写作。他指出，汉语是中国文明史的核心成果，又承担着对汉语文明所融汇的全部精神遗产的书写、延续和不断创新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汉字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很多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记载就存在于汉语文献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需要多阅读汉语文学与西方文学，同时要正视多元文化对少数民族或边缘民族文化的冲击。汉字文明对异质文化有着强大的吸附力和整合力，多民族文学对汉语抒情性文学的选择，是本民族文化本体性、独特性与主流中国文学互证性的一种体现。与汉字孪生，在对比当中凸显自己的特色，只有确立了与汉字的关系，才能更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母语。罗教授最后提到，这个时代的彝族文学应该是懂得汉语文学、懂得西方文学之后的当代彝族文学，彝族不需要修一道围墙，彝族有权去改变自己，去面对全球化的语境。中央民族大学敬文东教授以吉狄马加为例展开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阐述，他认为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是行不通的，现代著名作家中的老舍、沈从文，都是少数民族背景的作家，学界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就不太注重他们满族或者苗族这样的身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只是1949年以后一个政策性的产物。在敬教授看来，最该看重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和背景写作的人，他们能给汉语带来什么。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背靠庞大的彝族积淀压阵的传统文化，他的作品里基本上是赞美的颂赞式的，而汉民族诗歌几乎没有赞美，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窥见，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不是融入到汉语文学里面来，而是他们的汉语写作本身带来了其民族可能带来的，而以汉语为第一母语的诗人所不能带来的东西。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路文彬教授认为，去少数民族化也是一种去多民族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话语试图去整合56个民族的存在，实际上它已经取代了多民族话语的存在。建国后所有历史的讲述，都是用一种中华民族的身份、口吻去重构少数民族的地方历史，成功地消解了多民族文化中古老的、质朴的充满爱的记忆。在路教授看来，中华民族是政权成功建构的产物，是一个具有笼统性、统一性、同质化的话语，它消弭了民族身份归属，对多民族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被主流话语接纳之后，作为少数话语还需要对主流话语有对抗意识，在试图消灭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好成分的同时，还要时刻警醒保持自我。面对当代多元文化格局，华侨大学文学院庄伟杰教授就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当下应关注超越性突围、资源性挖掘、经典性建构这三个问题，这样才能在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中提升自身的独特品质，把作为背景的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变成叙述的主体，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张扬主体性的创造，表现少数民族族群的深层体验，形成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在庄教授看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资源是异常丰富而又得天独厚的，特别是口头史诗。满族的老舍、舒群，苗族的沈从文，以及马原、扎西达娃、阿来的“西藏书写”等，或善于吸收各自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艺术创新，或具有社会边缘人群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写作实践中，展示出异质型的艺术原创性和审美感召力，创作了具有自主意识且浸透着少数民族独立精神的作品，此乃形成现当代文学作品多姿多彩风貌的主要原因。

云南民族大学李骞教授充分肯定了大凉山彝族诗歌成就，他指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气息，彝族民俗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主要体现在对毕摩的信仰与崇拜上。诗人们把生活当中的大量民俗记忆，带入到诗歌的创作中，这不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诗歌的艺术形式。大凉山彝族诗人们对民俗的显现更多是为民族身份的彰显，并为诗意情怀提供一个自由舒展的空间，他们对民俗的书写也完全摒除了“异域”的视角，把自身的感官体验融入到诗意的书写当中。可以说，民俗回忆是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体地理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也构成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超副教授高度评价了阿来的文学作品，认为他为中国当代文坛呈现了一个奇异的藏族文化世界，是继郭沫若、巴金之后的又一位巴蜀文化圈中的经典作家，他的文学创作立足于民族，又超越民族。阿来作为一名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主要以藏区的历史与现实为表现对象，以“人性”为轴心抵御媚俗化的民族话语表达。阿来文学作品从民间视角进入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展现了人们的爱恨情仇，他的创作内涵超过个体小的文明生态圈，其指向不仅仅是藏族、羌族或汉族，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夏文明，乃至于当代全球现代文明所具有的文化危机。而阿来文学作品对于当代文坛的启示在于，如何以强健的民族文化自信迎接现代文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谢君兰博士结合新媒体背景，认为这一自媒体时代下的阿库乌雾微博断片选《生命格言》，具有不同于阿库乌雾以往作品集的诸多独特之处。究其原因，“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造就了其文本“诗文混杂”的文体风貌，并参与建构了特殊人称“你们”的多重涵义；而阿库乌雾对西方“断片”与彝族传统格言“尔比”的融汇贯通，使得文本在具备一定哲理深度的同时又倾向于语义上的明晰。这同时也是作者企图将诗性表述转化为一种知识资源来对现实进行有效干预的心理体现，旁证了他用诗文“实证”文化担当的生命哲学。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周芸芳副教授则从比较研究层面探讨阿库乌雾与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创作，认为他们两位的诗歌存在自然写作的共性，但又因各自的文化诉求而彰显不同的精神向度。首先周云芳副教授在比较中发现阿库乌雾的自然意象远远多于谢尔曼的。其次，在对这些来自故乡自然意象的分析基础上，周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自然意象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认为阿库乌雾的诗歌是一种神性写作。而阿莱克西巧妙地将自然意象融入对印第安人现实生活的叙述之中，具有时代生活气息。最后，根据阿莱克西诗歌中明显的叙事特征，分析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和电影制作对其诗歌叙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展示了印第安人广阔的自然生活图景，彰显了悲剧意识、灾难意识。而阿库乌雾的诗歌侧重批判现代技术造成的城乡对立问题，更体现了忧患意识、怀旧意识。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艺涵副教授敏锐地从《狼图腾》《永生羊》《静静的嘛呢河》这三部影片分别来论及新时期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志意义。新世纪以来，虽然少数民族电影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向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态回归的可能，这一趋势使得少数民族电影越来越具有一种民族志的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培红副教授以“一本译诗集的诞生与一个译者的十年：《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英译及出版侧记”为题，在研讨会现场分享了她过去10年翻译彝族双语诗人阿库乌雾旅美诗歌的心路历程，文字转换的背后改变的不仅是语言，更是无数辛苦的付出。文教授并以此作为切入点，也进一步探讨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一个亲身参与者对这一时代命题热望背后的冷思考。

二、当代文学身份指认与多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遇，作家与批评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在重新梳理、审视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时，认为当代文学需要新的活力的注入，同时也指认了作家文化身份的不确定与暧昧性，正视文学批评体系存在的漏洞与不足，探讨多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以及从跨国研究角度寻求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启示。批评家表示，在文化的研究中需要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层级类别中去考查。身处丰富复杂的多元文化交流场域，少数民族作家需要考虑双语写作，汉语作家应从少数民族文学中吸收资源。在经典的建构上，作家们更应沉潜下来不断向内心深处挖掘，通过不断认识和审视自我来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

论坛主要发起人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教授指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代作家与诗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变得敏感而迫切，许多作家与诗人的文化身份因多重叠加而变得暧昧不明，但由此也凸现出其文本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全球而言，一个中国作家与诗人的创作必须有一个中国作家与中国诗人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感，其文本中的中国本土经验方能充分彰显，其写作的有效性也才获得充分保障。回到当下中国文学语境，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整体上处于一种主体与他者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一个民族作家与诗人的创作会为读者尤其是汉族读者与评论家提供一种审美经验的奇观效应，从而使得该民族作家与诗人的创作倍受关注并被纳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当中，也就是说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可。另一方面，所有的民族作家与诗人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极难进入最顶级层面，比如张承志、阿来、吉狄马加等民族作家与诗人的杰出代表，在当代文学史上处于靠前但并不领先的地位。当然，权威的文学史书写者往往是汉族学者与评论家，这里面体现了微观权力关系，包含着汉族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值得我们汉族学者与评论家反思。在当前语境下，民族作家最好采取双语写作策略，以便获得广泛认同，而汉族作家也应自觉从民族文学中吸取创作资源，做到本土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中山大学中文系谢有顺教授结合当下实际，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问题。首先谢教授认为当下很多文学批评体系存在问题，对一些文学现象、包括一些成就的评价仍然需要重新去认识。他认为人们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评价是偏低的。虽然当代文学离当下的生活很近，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但其成就除了短篇小说外，均是远远超过现代文学的。人们往往会接受一些现成的结论，缺少对于文学实践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亦是如此。文学有交流的一面，也有其不可交流与封闭的一面。少数民族作家普遍有一种想融入中国文学格局的愿望，这与中国文学试图融入所谓的世界文学一样，但文学最重要的经验恰恰是极其私人和封闭的。当下的中国作家，缺少的恰是本雅明所说的孤独的个人，应多向自我内心挖掘，不断沉潜到自己的内部，通过不断认识和审视自我来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民族这一观念来源于西方，我国古代更强调地方意识，地方对人的影响其实是超过某一种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我们过度地强调了这种民族，尤其是文学叙事，过度地使用了这种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的焦虑，其实可以有更宽阔的一个思想来认识文学的书写。诗人、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特聘副院长柳忠秧将目光投注在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上，他指出汉民族诗歌中没有长诗、没有史诗、缺少宏大叙事，连抒情都是小情小爱：要么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要么是鸳鸯蝴蝶，或把酒承欢或游“龙”戏“凤”，诗歌内容过于世俗，缺乏世俗以外哲学、宗教、神学层面的体悟与追求。汉语诗歌发展历时几千年，史诗一直是一个短板，汉民族需要向少数民族学习，需要重视长篇叙事，重视大江大河般的抒情铺排。短诗固然微言大义，但长诗、史诗唯其“长”、唯其“史”才能有它的深厚内涵，有它的思想，重心才能够展开。武汉大学文学院昌切教授从萨义德的一篇文章谈起，由萨义德在多种文化混融状态下身份的暧昧延伸到当下的大时代环境，他指出在研究文化时需要将其置于一定的类别与层级中来对待，并以寻根文学作家为例，来指认处于一定文化层级或类别中作家身份的暧昧。昌切教授谈到1985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从海外植入的一种新文学，用一种西学的角度看待儒学，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文学与政治捆绑过紧，西方人在看中国文学的时候看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内容。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寻根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迎合，挖掘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妄图从寻根的独异性去取得西方的认可。他们挖掘出了两个向度，一种是寓言类的，一种是批判性、否定性的。阿城的“三王”基本上是寓言，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则是批判性的，这个时候他们使用的艺术语言也是现代派的语言，所以在国别这个分类的层次上，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寻根作家的身份跟政府取得了高度的吻合，很难分辨出他们是个人的立场还是国家的立场，所以这双层的暧昧使得在给作家身份定位时，只能用“暧昧”这样一个词来指认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以“当代的意识与现代的质地”为题，认为当下的研究者需要具备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能力。他指出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一个多方会谈，将当代意识与现代的质地相融合，在多种参照中，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走向一个可信赖的方向。李教授谈到虽然现代文学作品大多较粗糙，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与不足，但是现代文学具有一种可信赖性，人们从作品中很容易就可以窥见作家心灵深处的声音。而反观当代文学，在人情的运作和体制连利的规范中，不知道作家做了多少次的变形与自我修正。因而当下的文学批评需要勾连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需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深度交流，同时也需要汉语文学与多民族文学实现共通对话，在多方的参照体系内，去看到自身的不足，不断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祥林教授以女娲神话在川西北羌区的流传为例探讨有选择的认同和认同的建构性，指出从中国多民族文学看文化认同，需要注意四个层面，首先是认同的发生，它常常在有选择性中进行。其次，正因为有选择，认同往往伴随着建构的发生。再次，无论选择还是建构，都是认同主体的传统积淀和现实诉求所造就的。最后这种伴随着选择和建构的认同从某种角度看具有一定普遍性，这是我们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文化认同时应多加关注的地方。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戴登云副院长则从20世纪美国文学批评中探寻对于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启示。20世纪美国文学批评共同指向是由美国文学探寻美国精神，将美国精神的探寻提升到某种本源的高度，将美国文学观念全球化，而反观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会发现其尚缺乏由中国文学探寻中国精神的自觉与自信，缺乏某种本源之思，学科建制上画地为牢。虽然跨学科、文学研究方面已有很大改观，但做的仍然不够，还必须加大力度去打破中国经典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隔绝状况，打破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文学观，从中国文学精神生成的本源性的高度，重新审视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文学史的生成及其文化认同。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晏杰雄副教授以“西部文学：从他者文学到新文学”为题指出，在试验过所有现代主义写作技术之后，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似乎进入到一种疲软状态，真正优秀的作品难觅。当代文学创作需要寻找新动力和新的活力之源。这个时候，西部文学已然从边缘进入当代文学关注的重点，这个曾经的他者文学因为蕴含许多新的质素，反倒可能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和新的生长点，成为可以营养当下文学的“新文学”。而作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新文学，西部文学不仅可以为当下提供有意义、有实料的写作，这种写作有两个极点，一是灵魂写作、宗教写作和信仰写作，如雪漠《白虎关》中兰儿、莹儿的天路历程，是当代普通话写作中难以找寻的精神之旅。二是原生态写作。此外，西部文学还可以从原始文学直接跳脱到后现代文化，易于形成汉语写作与多民族语言写作的多元互动。独立的东方美学潜质和边地文化的生命气象也使西部文学具有世界性推广的内质。人文学者、诗人孙文超越文学写作的范畴，由里尔克的一首诗出发，从里尔克诗中流露出来的痛苦延伸到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宗教、科技、金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负面灾难与痛苦。在孙文看来，人类最大的恶，就是宗教之间形成的战争。以上帝的名义，或者以真主的名义来杀人，这就是成为宗教战争的起因。因而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对宗教信仰进行重新的认知。科技的负面影响比宗教更为严重，给人类文明和整个地球生态带来无数的灾难。经济社会和金钱信仰，走向它的最高峰和它的反面的时候，比宗教战争，比科技灾难，还要更加恐怖地毁灭人性。孙文从诗中找到了应对痛苦的方法，认为人需要真正的超越出来，最重要的是，首先认清痛苦之源。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的心情，学会宁静地谛听，然后学会拥有智慧、爱的信仰！长江师范学院周航副教授从“美国跨国诗学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启示”出发，主要谈论《当代诗学》一书在当前诗歌和文学研究领域的有效性、必要性、事实性和前沿性。尤其是在多民族混杂的全球化语境下，跨国诗学研究对我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方法论、学科建设、文学教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启发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梁昭副教授则以老舍《正红旗下》这部小说为例，谈论了这部小说中声音要素对民族性的建构。她指出在少数民族研究接受中，通常关注视觉的塑造，而对听觉方面则几乎没有给予关注。老舍的这部小说中，出现了三种声音，一种是自然界的声音，如鸟叫，从中就可见满族人喜养鸟这样一种民俗，这种自然的声音透露了一定的生活气息等。一种是人为制造的声音，像鞭炮声，意味着时间点，读到的是声音的图景。还有一种是人物的声音，包括作品叙述出来的声音以及人物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身份等。声音作为一个认识他者的媒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声音研究其实有助于理解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建构。四川文化产业学院李立认真思考了对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认同问题，指出由于艺术的定义一直处于纠葛之中，所以导致了对于艺术家身份的定义千奇百怪。当代文艺学向语言学转向之后，传统的艺术定义被语言学派放置在一个不可知论，不能定义，也拒绝定义的语境中。艺术家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了一个被悬置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阿瑟·丹托把艺术定义的社会问题挑明了出来，形成了一个社会学的争议。乔治·迪基更是丰富了丹托的思考，围绕艺术的机制、社会性、授予机制展开了上下文的思考。彭峰先生在总结了这两者之后，提出了气氛美学，关注艺术发生的现场性和存在感，在这个基础上，彭峰解释了艺术家的身份和认同，那便是回到艺术发生的现场。而其实质，意味着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到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只要你在现场，只要你在做感兴趣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让自己生活幸福的事情，你就是艺术家。艺术家的身份认同，第一是个人的权利，第二是一种态度，最关键的作为个体的态度和立场。那便是要永远保持拒绝异化的状态，永远追求个人的纯粹、独立、自由。要永远从个体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不从书本和历史出发。要永远追求跨界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仅是作为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尝试，更是作为艺术家与其他职业或行业的尝试。也许，这种尝试，将会在艺术终结之后焕发新的生机。

三、重构文学史叙述

重写文学史在学界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时隔近30年，文学史却并没有被真正地书写出来，现有的文学史存在的漏洞也日益凸显。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文学领域的渗透，文学现象繁杂叠生，文学场域错综缭乱，对文学史的写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会专家纷纷发表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反思现有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以及重构文学史的必要性，在建构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史时，还需要先确立文学史的写作主体身份，具有一种包容性的全史写作意识，将各少数民族文学囊括进来，在取舍与评判文学作品时也应采用多元的文化评价标准，同时文学史的书写也需要一定政治想象能力的参与，在整体观照中用辩证的眼光去审视文学现象，去建构未来的社会。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光明教授提出盛世修史的全史写作问题，认为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发展，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新的使命，也催生了中国文学史写作者的全史意识。杨义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全史论纲》的发表，表明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真正的全史时代。全史意味着“尊重历史的全部真实存在和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对民族共同体的各个民族的文学进行全面的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学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民俗价值和文化人类学价值，作为精神档案最能反映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因此全史写作不能以审美价值为惟一的取舍与评价标准，而要运用更有包容性的文化价值标准。全史写作应该是国家工程，需要动用多方面的人力、物力与智力资源，其中少数民族的述史主体应是少数民族文学专家，而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是全史写作的重要资源。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通过阐释政治的概念，考量文学史写作当中作为一种批评的文学史，该如何确立政治想象力的问题。在周教授看来，政治不单指是国家和政党，更多的应是社会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与这种利益相关与人的权利相关的议题。在提倡寓言式政治批评与文体政治学的基础上，周教授认为文学史的书写应该具备一种政治想象力。在实际文学现场，政治想象力的匮乏在一些成名的作品中时有体现，如周大新《湖光山色》的结尾，周教授将其称为叙事阉割，越是加上一个结尾，这个结尾越是一种假政治立场，越是一种虚伪的言说和叙事，《夏洛特烦恼》亦是如此。而一个文学史的评价者，如果匮乏一种政治批评意识，匮乏一种对作品所立身其中的社会意义和利益关系的清醒把握，对这部作品本身的症候和文体缺少一个高度的理解时，就很容易埋葬这部作品。而这种政治想象力应该包括三种，第一是辩证意象的想象力，即要在缺陷里面看到作品有趣的一面。第二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需要将单部作品看作是整个社会内在权力、力量的寓言。第三是乌托邦的想象力，文学史是需要为未来人类建构更好的社会而书写的文学史。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教授认为，文学史家的信仰、价值观体系、文化归属是什么还不明了，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书写文学史仍然需要去思考。叙述主体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集团的，还是代表个人的，究竟代表谁的价值诉求还有待考辨。此外李教授认为民族这个概念可以在文化层面，社会建构层面提，但不能在文学的层面上提，文学的层面只有语种。而现在的文学史叙事主体有政治家，他们以重大的政治时间为标志来划分文学史。有社会学家，文学史没有谈文学本身，而是谈与文学有关的知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以某个时期标志性的作品来链接整个文学史，缺乏一套现成的统一的文本批评方法，这样的文学史叙事主体是阅读者。如果要兼容所有的角度，确立主体身份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李教授还谈到一部文学史需要阐明该时代该时期文学发展历程，那个时期的文学它抵达的精神高度是什么，还需要阐明在该时代，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什么状况。在写文学史的时候，可以尝试利用团队的力量去建构多元主体复调叙述的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应该至少包括作家、作品、流派、思潮以及文艺思想的历史，在分支中还要突出“文学+X”的历史，如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向荣以四川“五四”乡土小说为例，着重探讨文学史叙述中“被遗忘”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自从1988年陈思和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多元化和差异性的文学史叙述现象。其中，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两种范式影响较大，令人关切。然而，精英主义的叙述同样也存在着被遗忘和被压抑的叙述症候。在精英的视域中，文学场域有中心和边缘的空间比例，中心永远强于边缘，因而边缘状态中的作家作品，或被压抑或遭遗忘。在摆出1920到1928四川乡土小说的作家作品实证数据之后，向荣认为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乡土文学史中，四川在“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就遭遇被遗忘的尴尬境遇，“五四”四川乡土小说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等。王瑶先生于1951年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这部新中国第一部文学史体现出来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在当时受到批判。60年后，在重写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中，文学史的书写理应回到60年前的源头和起点，寻求和建构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与包容性。《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提出，在当下谈文学时不能孤立地去谈，而是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整体观，二是历时性，第三则是要有现实感。在谈到身份的历史化问题时，他强调身份永远是跟现实的利益以及切实的利益争夺有关系，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中国民族、少数民族话语在特定的时期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漏洞，任何概念都需要先对其进行历史化，再去谈及合法性问题。全球化带来人口与信息的大量流通，空间的弥散带来了身份的弥散，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新去塑造一套新的文学史及批评话语。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黄立教授将关注的视野定格在海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上，他认为尽管海外学者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积极推介，政府和学者也大力向英语世界译介当代作家作品，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并不多，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英语专著和论文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海外影响力势微，海外传播也面临着诸如译介作品比较零散和匮乏、中国出版界译作的海外影响力亟待提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缺乏中西对话等挑战。黄教授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认为可以用文学史建构作为基础加强中西交流，国内需要加大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要建构英语文学史。要想使少数民族作家真正走出去、出得去，中西学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和互补也是非常必要的。只要强化中西学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合作，才能让海外学者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作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去。

最后，谭五昌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性发言，认为本次论坛在话题的丰富性、高端性、新锐性、建设性方面较之往届论坛更加凸显，多民族文学话题的引入也使得本次论坛异常精彩。他充分肯定此次论坛取得的卓著成效，并将本次论坛浓缩为三句话24个字：“议题丰富，精彩纷呈；观点多元，众声交响；态度纯粹，品格高端。”他指出本次论坛有两个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每个人都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视角与学术思考，产生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同时，议题的丰富性造就了观点的多元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立体化、开放性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思想的碰撞提供契机，也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特点。与会专家的观点有一致性的方面，如关于民族文学的语言促进、文化促进以及文学史促进方面等存在观点的交叉，但也有差异的存在，这也恰恰促进了思想的交流，视野的开阔，也为丰富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会人员抛却年龄身份资历带来的束缚，始终以纯粹严谨热忱的态度对待学术，不断追求高度、深度和广度，圆满地呈现了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新锐性、开放性、包容性、学术性、建设性的发展定位，堪称一届成功的学术论坛。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Summary of The Fifth High-end AcademicForum for New Chinese Critics

HE Jiang-hua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CentralChina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2-0059-07

作者简介：何江花(1990- ) ，女，河南新乡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