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司马迁亲友
——兼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

李 剑 清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古典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司马迁亲友
——兼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

李 剑 清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要寻绎司马迁的人文精神，除了从他的著作《太史公书》和《报任安书》等文本之外，从他与亲友的交往对话等也不失为一条便捷而有效的途径。司马迁亲友的文献记载的真伪问题，姑且不谈，仅从有限的文献中抽绎并复原司马迁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可以进一步理解司马迁人文精神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司马迁；古典文献；亲友；人文精神

一、《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

当司马迁殚精竭虑地完成《太史公书》的主体部分以后，开始着手写《自序》。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屋内灯昏如豆，司马迁伏坐案前，手执管笔，微仰起头，眼前浮现出父亲临终前的情景，不禁潸然，泪湿青衫。

作者《自序》中关于父亲临终前的回忆，自然是最可信的: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3295

按说，生老病死是人类的常事。儿子跪在父亲病榻前，伤心欲绝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一字一句谨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也是常有之事。时过境迁，像这样悲戚的神情、对话的场面，如风似烟飘散殆尽。所幸的是，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将这一生动的场面和情景永远定格在历史瞬间，如灿烂的星空一般永恒。也正是这一文献记载，后人方才得知，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不能参加汉武帝盛大的泰山封禅活动，滞留在洛阳的官邸或官驿，唉声叹气，愤懑不已，一病不起，奄奄一息。终于挨到儿子司马迁奉使出征巴蜀回来，将其唤到病榻之前，紧执其手。瞬间，感情的闸门打开，老泪纵横。他气如游丝，断断续续，向儿子讲述着家族由来已久的文化使命以及身为史官不能亲历和见证极具象征性的封禅大典的憾事，尤其是尚未完成的编次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籍，嘱托儿子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一位即将离世的父亲，看着将沦为孤儿的儿子，剖心掏肺地说一直深深体味、从不轻易说出的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谈把儒家抽象的“孝道”与“三不朽”观念融合起来，期许儿子实现“孝之大也”的理想。这种“孝道”与“三不朽”结合起来，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推衍，而是伦理悲情的痛苦反思——“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余乎？”当然，我们还要充分理解说话的语境，父亲有意将“孝”作为“抽象理想的最高之境”，意在以情感化儿子。司马谈也没料到自己死后多年，儿子司马迁遭受世间最耻辱的腐刑，在经历翻江倒海般的思想炼狱之后，竟是靠自己临终前的几句话作为生的信念。司马谈苦心孤诣地胪列周公、孔子的事例，来激励儿子司马迁，为他确立了人生的航行，明确了“终于立身”的具体方向——“立言”，为个体的自然生命赋予了伦理价值。

司马迁兑现了“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承诺，终于写完了可以藏之名山的传世杰作，以难可名状的心情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同时，向世人昭示了写作《史记》的精神动力。因此说，司马谈是世间最伟大的父亲，他为儿子司马迁设计好了人生航向，点亮了人生意义的明灯。司马迁也是世间最出息的儿子，他不仅实现了“扬名于后世”的期许，使自己的个体生命超越有限性，同时将个体生命置于家族伦理之中，实现了“以显父母”的伦理诉求。因此，司马迁《史记》的传世不朽，是作为太史的司马家族的无限荣光。司马迁式的“光宗耀祖”，并不是为家族获取了丰裕的物质利益，而是家族文化使命上的精神凯旋。试想，如果没有《史记》的彪炳千秋，后世谁会知道那个来自上古时代“典天官事”的司马氏家族呢？谁会记得司马谈为何许人氏呢？

二、民间传说中司马迁的妻室与侍妾——柳倩娘与随清娱

司马迁在私人书信《报任安书》提及对妻室子女的愧疚之意，“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2]2733除此之外并没有透漏妻室等相关信息。关于司马迁妻室等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在流传，相信在班固的时代，这些口承的传说应该不少。只是史家重视文献资料，尤其是官方文献，忽视口承传说资料。因此，班固连缀《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等相关文献，做成《司马迁传》。我们采撷民间传说中的司马迁妻室与侍妾的故事，并不是来满足人们的窥探癖，而是希望触及司马迁的感情世界，来揭橥司马迁的人文精神。

2005年5月，在陕西电视台主办的全球现场直播“风追司马”大型纪念活动上，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民间传说和有关资料，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是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县北)，而且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外孙女，父亲柳振庭是一位诗书画都极好的读书人。”[3]如果说是据民间传说，一定是据甘肃一带的民间传说。另外，所据的有关资料是哪些？就不得而知啦!我们也不用纠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附会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见，司马迁在遭受腐刑，一度精神崩溃。最后，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一定与妻室的悉心劝慰和入微体贴分不开。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试想，司马迁的两次入狱的重大变故，对妻子柳倩娘的打击有多大?尤其是丈夫身遭腐刑，由于生理的变化，引起的心理扭曲，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司马迁在完成《史记》背后，内心应该对妻子多了万分愧疚。

有趣的是，初唐时代同州地区(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还盛传司马迁另一位情侣随清娱的民间传说。这个民间故事被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以《墓志》的方式记录下来。

《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因迁周游名山，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侨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瘗于长乐亭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悟铭之。铭曰:“嗟尔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

据褚遂良说，梦中那位高髻盛妆的女性，泣泪涟涟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籍贯以及与司马迁的爱情悲剧。17岁的随清娱，爱上司马迁，曾一起游历名山大川。在游历结束后，司马迁独自回京师，将她安置在同州一带。后来司马迁亡故，随清娱郁郁而亡。尽管有人质疑随清娱的真实性*清代著名金石学者黄本骥在其《古志石华》认为此属伪志，所记之事不可信。今人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认为：“有人说他(司马迁)有一个侍妾随清娱，可是这是褚遂良所见的一个女鬼，更觉荒唐。”程章灿在《司马迁真有侍妾随清娱吗》也予以否认。，也有人深信不疑*徐起霖认为：“但太史不必以一侍妾增重，奚俟后人缘饰?即褚河南抑无稽者哉！”今人学者秦飞、史童子《司马迁夫人随清娱小考》做了一番考证，认为确有其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民间传说本是真伪参半，既非空穴来风，又有增饰附会。褚遂良受其影响，并融入被贬心境，予以同情。清代合阳知县徐起霖收藏褚遂良《汉太史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并将其勒为石碑，置于韩城司马迁祠内增添了一道人文景观。其“识”文曰:

余藏古帖中有褚河南《汉太史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甚详，笔更韶迈，虽鬼神之事，君子不深信，但太史不必以一侍妾增重，奚俟后人缘饰?即褚河南抑无稽者哉！及过韩原展谒太史公祠，孤冢巍然，贞姬墓且隔百七十里，鲜有一字慰芳魂于地下者。因叹千古文人，必副一时慧眼。清娱能识河南于死后，宁不能识太史公于生前?可谓值得一死、惜“嘒彼小星，未偕连理”一枝耳!爰检旧贴，摩勒墓侧，俾徘徊吊古者同发一概云。

正如徐起霖说的“因叹千古文人，必副一时慧眼”，我们在感喟司马迁这样的千古文人时，应该多一副慧眼慧心，去回味司马迁的浪漫爱情，去企羡他携“不世之姿”的随清娱，遍游名山大川。去揣测他为何不将心爱的人儿带回京城，为何有情人难成眷属，是仕与婚的矛盾吗？还是真情与伦理的错位？去想象司马迁内心苦痛，去凭吊随清娱的孤苦清绝与郁郁而终，正如褚遂良铭文中说的“嗟尔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终厥志”，去感慨“‘嘒彼小星，未偕连理’一枝耳”的伤心往事。

从民间传说中司马迁的妻室柳倩娘与侍妾随清娱的故事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作为个体的文士，司马迁感情世界中的挣扎与痛苦，妻室柳倩娘的知冷知热的体贴以及在患难中真情相待，另一位情侣随清娱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浪漫情愫，让他情以何堪呢？同时，作为社会性的家族成员，司马迁为了家族的文化使命和父亲临终的遗愿，不得不放弃儿女私情，为了“中事与君”的社会责任，直言进谏，身毁形销。孰轻孰重？后人难以评说！这才有柳倩娘、随清娱的民间故事流传啊！

三、《汉书·杨敞传》中杨敞夫妇——司马迁的女儿女婿一家

从班固的《汉书·杨敞传》的记载知，司马迁膝下有一女，弘农杨敞是其女婿。杨敞是西汉开国功臣赤泉侯杨熹的后裔，是昭帝时代政坛上较为重要的人物。

弘农杨氏虽出身爵禄之家，但爵位早被褫夺，杨敞沦为布衣之身。太史令司马迁敢将自己的爱女嫁给布衣杨敞，这也足以说明他看重的是杨敞的人品与才干等内在的气质，而绝非外在的功名权势。尤其在两千多年前的贵族等级社会中，这显得难能可贵。虽无资料证明杨敞与司马迁的女儿的婚事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互相爱慕终成眷属，但我们更愿意相信，司马迁尊重儿女的爱情选择，更看重的是人自身的价值，这也是司马迁人文精神的一个表现。史无明文记载司马迁与女婿杨敞的交往。日本籍华人学者李开元在《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与杨敞》中提出，司马迁善于吸收口述传承，听取目击者或口述者讲述有关历史场景。他说：“司马迁不但直接查阅过杨熹的封状文书，写入史记功臣侯表，项羽本纪中有关杨熹参与追及项羽，项羽死前音容细节的部分，司马迁当是直接从女婿杨敞处听来。”[4]31这一观点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可见，翁婿之间的闲言絮语，都成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素材，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啊！

另外，从《汉书·杨恽传》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2]2889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女儿是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不仅识文断字，而且能读经阅史，知书达礼。虽说她出生于太史令这样的文化家庭中，但没有司马迁和夫人的开明及悉心培养，也很难塑造成胆识卓越的女性。据《汉书·杨敞传》记载：昭帝崩，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派大司农田延年向丞相杨敞通报。“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2]2889，全赖其夫人(司马迁之女)力劝其听命大将军，以免身死家灭之祸。“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2]2889，这足以看出司马迁女儿的胆识过人！

司马迁《史记》的收藏与传播与女儿和外孙杨恽有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此书写成后，副本虽在京师“通邑大都”，仅珍藏于家人之手，司马迁的女儿以此教授儿子杨恽。杨恽因此通《春秋》，受到英俊诸儒的称许。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2]2737杨恽献书朝廷，对外祖父司马迁《史记》的传播，意义重大。另外，恐怕杨恽早年目睹外祖父的真容，受外祖父饱含感情的文字(包括《报任安书》)的濡染。因此，他在被诬下狱，失去爵位，废为庶民后，难抑不平之气，写下了荡气回肠的《报孙会宗书》。萧统独具慧眼，将其文列于《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之后。吴北江称：“子幼学业，渊源外祖，此文亦脱胎《报任安书》，而悍厉过之，乃其获罪之由。而文字俊美，夐绝千古矣”[5]166。

四、《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高士传》中司马迁的朋友——壶遂、任安、挚峻

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与皇甫谧的《高士传》等文献资料记载，我们知道司马迁有壶遂、任安以及挚峻等朋友。司马迁与友人的思想碰撞，最能见出他的人文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自己有一位朋友壶遂。壶遂何许人也？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只解释了壶遂为何成为上大夫，他说：“遂为詹事，秩为二千石，故为上大夫。”[1]3298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说：“愚按《韩长孺传》云，韩安国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又云余与壶遂定律历，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遂卒，不能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6]5201从这则资料中可以看出，壶遂是梁国文士，经韩安国举荐入仕。与司马迁一起修订过太初历法，官至詹事，汉武帝曾属意为相。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言之凿凿地叙述了与壶遂关于《史记》之立意与主旨的往来答复。他们辩论的内容十分明确，无须置喙*张大可在《司马迁评传》专门列有 “答壶遂问述作史义例”一节，对所辩论的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司马迁与壶遂围绕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史记》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二是《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颂扬大汉威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设置对话的另一方——壶遂，与壶遂反复诘辩。我们往往信有其事，原因是司马迁就有“实录”的品格。如果我们从文章学的角度考量，更愿意相信作为文章大家的司马迁运用文学笔法——主客对质、相互诘问的形式，更有效地向世人阐明论著的基本主旨和史学观念。即使司马迁真的与朋友壶遂或当面或书信等辩诘过，也不影响司马迁在构思《太史公自序》文学笔法的使用，因为这种主客诘问对话的形式在汉代大赋中极为普遍。司马迁关于对话过程中的“唯唯，否否，不然”等描绘，极为传神地摹写了心理变化。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提到另一位挚友——任安。根据褚先生所补的《史记·田叔列传》，我们约略知道任安的行状。

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下安吏，诛死。[1]2782-2783

看来司马迁的这位朋友是军界之人，曾任护卫京师的北军监军。武帝晚年，戾太子因江充等人逼迫，情急之下，逮捕江充，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之以武帝病卧甘泉宫，江充等谋反。江充余党向武帝告发太子谋反，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发兵，镇压太子。戾太子起事时，曾召北军使者任安，授兵符，使之发兵助战。任安接受了太子符节，却闭门不出，并未发兵。武帝知道任安假意受节，作壁上观，是合适的。后来，武帝了解了太子受屈枉死，迁怒他人，对任安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任安是卫青举荐，不断被擢用，应该是社稷之臣。武帝听信了北军小吏的诬告，认为鼠首两端，不过是为一己之利的小人，所以腰斩任安。

至于司马迁为什么给挚友任安写信，班固给出的理由是司马迁狱中释放后，担任了中书令，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担任重要的职位。任安写信责让司马迁不能推贤进士，司马迁回信予以辩解。《汉书·司马迁传》曰：“迁即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意。迁报之曰。”[2]2725程金造先生《史记管窥》中认为是托词而已，“其意绝不在此”[7]126。程先生结合司马迁写作《报任安书》时间的考辨*程先生否定了王国维考定的时间武帝太始四年，认为当是征和二年十一月。，认为任安在任北军使者护军时，受戾太子被迫起兵政治事件的牵连入狱，写信给好友司马迁，希望好友伸出援救之手。司马迁深知汉武帝在戾太子罹难前后的复杂心理，故而写信回复任安。书中大意，包世臣《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说得已经极为透彻。我们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那些连缀之辞，比如“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之”，“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等等，可以感受出来二人之间有“许死之谊”。司马迁将掏心窝子的话一并说给自己的好友，比如言及为李陵辩护之事，并非出自私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又言及自己之所以会站出来为李陵说公道话，主要是“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结果是适得其反，引来雷霆大怒，招来“萁以蚕室”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之所以叙及李陵事件，多少有暗示汉武帝心思难测之意，以言及自己无法援救。司马迁解释自己苟活的主要原因是《太史公书》尚未完成，“草创未就，适会其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在司马迁看来，任安衔冤致死，是无可回旋了，因此只有“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看破死生之义，在信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多少有勘破生死之意。

据魏晋时代皇甫谧的《高士传》记载，司马迁还有一位朋友——挚峻。至于真实与否，并无其他材料佐证。《高士传》里记载了司马迁与这位隐士倾向的朋友书信往复，信或系司马迁挚峻的原作，或是后人假托。总之，这样的书信可以让我们了解司马迁的精神世界。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信：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大，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8]137-138

从《高士传》的叙述语境看出，这封信作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位——太史令前后。司马迁在信中标举先秦儒家的“三不朽”理念，接着夸赞挚峻“材能绝大，高尚其志，善厥其身”，在他看来，挚峻老庄氏的人生态度，不能“尽太上之所由”。因此，劝他以先贤“三不朽”的理念为人生准则，积极入仕。这也符合刚入仕时期司马迁的心态。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主上以幸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亲媚于主上。”

他的朋友挚峻回信说：

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余齿耳。[8]138

挚峻认为，古代先贤君子，根据自己的才能行事，按照自己的品德选择进退出处，因此灾祸远离他。他意识到入仕的凶险，所谓“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因此，希望自己能自由自在地度过一生。

我们从二人的书信往来中，实际上看到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以儒家“三不朽”为价值追求的人生取向。这种人生取向往往忽视个体生命，追求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不朽。而以挚峻为代表的以老庄逍遥游的人生取向，往往重视当下的生命体验和存在价值。看似友朋间的书信往来，实则是两种不同人生价值取向的交锋与碰撞。《高士传》的基本倾向就是胪列标举这些信服老庄哲学的隐士，因此，《高士传》记载了二人不同的结局：“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号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绝。”

五、结语

“人文精神”——极具西方文化色彩的思想话语，尽管以其普世性而风靡一时。然而，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两千二百年前的司马迁时，我们绝不能不辨蜀黍的简单移植，粗暴使用，应该辨析中国文化特质背后的人文内核。早在司马迁之前的《周易》时代，就提出与“天文”相对的“人文”概念，《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中所谓的“人文”，就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和礼仪制度等。正如陈寅恪说的：“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级关系，在以人伦秩序的“人文”中培养整个社会成员的文化人格和生命意义。具体到司马迁身上，他作为史官家族的子弟，秉承父亲遗志，将完成《太史公书》作为孝亲、实现不朽的人生理想。尤其遭受腐刑，他万念俱灰，把全部的生存意义寄托在完成《太史公书》之上。作为富有情感的人，司马迁也曾有过悲剧性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曾与恋人一起游历名山大川，但由于不为外人道的原因，只好割舍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将侍妾随清娱安置在同州。与妻子柳倩娘也有过短暂的、幸福的婚姻生活。入仕之后，司马迁心怀抱负，“忘家室之业”，把儿女情长全部抛置一边。后来，司马迁遭受腐刑，生理的残缺与心理的扭曲，让妻子柳倩娘承受了他人不能承受的痛苦。司马迁几次入狱，妻子柳倩娘均为之担惊受怕。司马迁死后，妻子背负起保护《太史公书》的责任。作为父亲，司马迁疼爱自己的女儿，令她知书达理，见识卓越。司马迁看重女婿杨敞的人品才干，绝不势利地以门第权势取人。在和女婿闲谈之中，他留心口述资料，以杨敞先祖杨熹为观察点，生动叙述了追杀项羽的场面。司马迁往往“绝宾客之智”，“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一生中只有寥寥数人引以为挚友知己。挚友中有名满天下的名士如壶遂，也有受卫青等举荐，数次被擢升的任安，还有隐逸岍山的挚峻。他与壶遂一起同事。在《太史公自序》的匠心独运时，以文学的笔法，假托与朋友壶遂辩诘，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盘托出。他与任安有“许死之谊”，他知道任安被诬入狱，坐卧不安，明知事无回旋，只好写信，隐晦地说明种种情况，讲述自己的生死观念。司马迁刚刚入仕，致信挚峻，期之以不朽，劝其积极入仕。

综之种种，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完全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族与人伦关系中实现了自然生命的超越，演绎了生命不朽的神话。然而，在这过程中，他也不得不承担人生的苦痛，承受悲剧爱情的打击，经过了腐刑之后的思想炼狱，这一切就像他自己说的，“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参考文献:

[1] [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张克复.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年·其妻是西汉名将李广外孙女[EB/OL].(2005-05-20)[2015-07-25].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4] [日]李开元.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与杨敞[J]//司马迁与《史记》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5] 高步瀛.两汉文举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

[7] 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8] 雷恩海.皇甫谧《高士传》注释全译[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梁红仙】

Sima Qian’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Classical Documents and Folk Legend——Concurrently Discussing on Sima Qian’s Humanistic Spirit

LI Jia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Dissemin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China)

Abstract:To unravel Sima Qian’s humanistic spirit, apart from hi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 Letter to Ren An”,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s of his friends, relatives and him also can be regarded as a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way. We don’t discuss the true or false about Sima Qian’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classical documents. We only select and recover Sima Qian’s emotional world and spiritual world from the limited document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ima Qian’s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Sima Qian; classical document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five typ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umanistic spirit

作者简介：李剑清(1977—)，男，陕西大荔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理论研究与史记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8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1-0053-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