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话语权建构时代的电视选秀

杨　曙（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受众话语权建构时代的电视选秀

杨曙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摘要：电视选秀是受众话语权的产物，受众生产电视选秀时，对电视选秀的文本进行了建构：对传统进行颠覆，使传媒媚俗，使青年亚文化身份被认同。可以这样来评价选秀：选秀是受众消解焦虑与弘扬主体性的统一，选秀使受众审美倒退为机械水平，选秀使电视拟态环境中的虚假被确认。

关键词：受众；话语权；建构；电视选秀

市场经济催生了选秀节目，这种节目类型在当今消费文化的渲染下呈现出独特的现代性，从节目中我们能看到生产性受众对节目的建构。本文主要研究选秀节目背后的受众。

一、传媒竞争图式催生选秀

在现如今各种传媒激烈竞争的年代里，各种新传媒层出不穷。自从上世纪50年代时，电视成为普泛媒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便是网络成为一种非常便捷的媒体形式，而如今，移动电视、触摸媒体、手机报纸等各种新式媒体形式纷纷登场，使大众在了解外围世界时，拥有广泛的途径。

除了传媒爆炸的背景，消费文化也乘虚而入，加速媒体各种节目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媒介之间种类的竞争不是简单的媒体竞争，也是各种消费活动本身的一种竞争。电视举行选秀，能够全面把握舆论的导向，掌握自身的收视率和满意度、广告收入。如强大的电视湘军——湖南卫视就在推出《超级女声》后，单凭借每场总决赛的几百万条短信，就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合适的选秀策划会为媒体进步带来可观的赢利。之后，各种选秀节目纷纷波涛汹涌，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中国达人秀》、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上海卫视的《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北京卫视的《红楼梦中人》等节目纷纷以锐不可当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大大激发了各种年龄层次受众的关注。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象在消费主义的驱动和大众梦想成名的功利心理下变得绚烂多彩。

二、受众话语权与生产性文本

文化学者费斯克曾经根据意大利学者艾柯与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的理论提升出了生产性文本的概念。艾柯将文本分成封闭式文本与开放式文本两大类型，开放式文本拥有丰富意蕴，受众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罗兰·巴特把文本分成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可读文本倾向于去接受一个容易接受规训的读者，这种读者会把文本本身的意义来当作一种规定的意义去接受；可写文本的读者是既能去接受文本意义，又会在文本意义基础上进行改造并二度书写文本意义的读者。费斯克在总结艾柯与罗兰·巴特的经验后，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这种“生产者式文本”即能如巴特所言的可读文本一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当今无论是哪个电视台选秀节目，都不断邀请受众一起进入节目生产环节。

当电视节目在拼命争取自身的收视率时，观众是否对节目满意会成为电视非常重要的目标。麦克卢汉认为：“卫星的影响是把这个行星转变成一个环球剧场，它要求的姹紫嫣红的舞台剧目，远远超过好莱坞昔日构想的任何东西。环球剧场要求这个世界的居民不仅当观众，而且参加剧组的创作。”［1］新传媒时代的受众都希望自己和媒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能够时刻参与到媒体节目中来。

电视文本生产的基本环节为：先由全国各大赛区进行海选，海选时候基本是没有门槛的，此时报名非常热烈，节目组甚至还让观众们进入演播厅，和各位选手实行零距离的面对面交流，在节目后阶段的生产中，观众的短信投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少选秀节目的海选过程中，大众的短信投票参与赋予了选秀节目强烈的互动性，带来了电视与大众的集体狂欢，如《快乐男声》给予全部参赛者以一种平等化的条件，因为每个参赛者不管其出身、地域、形象、唱法，都可以平等地来参与比赛，并且不收报名费用，而最后的选手赛出也是凭借其本身的大众投票结果，以此得到强大的大众参与意识。“在当今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娱乐选秀节目以自娱自乐、原生态演出和互动交流的特征展现在观众眼前，体现了狂欢理论中的自由精神、快乐哲学和参与意识，形成了一场集体性的视觉盛宴。它把一个个普通平淡的日子成功地虚拟成热闹非凡欢天喜地的节日，着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往快乐的崭新渠道。”［2］同期其他各种综艺节目均未能实现如《快乐男声》这样的收视率，就在于其他综艺节目未能像这些选秀节目进行互动。

不管选秀节目本身是否可能存在作弊，但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大众文化在竭力争取自己的精英地位，文化产业的社会催生出大众文化。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论述到：“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3］各种选秀活动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正加重着大众文化的强大，因此选秀节目也代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很多传统的精英文化都在大众文化的喧嚣声中砸得粉碎。传统精英文化的艺术判断标准遭到市场收视率、商业利益的不断挑衅，现场评委的毒舌、观众微博的谩骂都又在另外一个程度上恰好被商业利益利用并收编，反过来成为选秀节目的幕后助推人，所有力图以精英文化路线行走的评论都接受着收视率的入侵。

三、受众生产电视选秀时的建构

作为一种生产式的文本，受众必须不断参与到选秀节目的建构中，那受众如何建构文本就成为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话题。

1.对传统进行颠覆

2005年《超级女声》开始以后，李宇春以接近男性化的装扮、高大的身材、俊朗帅气的气质、男性化的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女性美的反叛，之后参赛的尚雯婕、刘力扬、厉娜、许飞、曾轶可都纷纷以中性化形象登场。到2010年时候，“花儿朵朵”组合登场后，继续大规模刮起了大规模的中性风。传统意义上的美女需要大眼睛、高鼻梁、柳叶眉、温柔端庄，但是在《超级女声》那里毅然抛弃了传统的女性审美观，转而认同中性化的审美路线。同时，“男性女性化”的潮流也突然崛起，2006年《加油，好男儿》当中有许多的中性美男，在全国总决赛选16强晋级赛开始时，外形阳刚、硬气的选手纷纷退出，留下的陈泽宇、向鼎却成功晋级，那些成功晋级的男性丝毫没有传统意义上男性所具备的阳刚特点，同年的《我型我秀》中，师洋在海选时候毅然用起假发模仿台湾女明星蔡依林跳舞，看起来和女性没什么两样。2010年，在《快乐男声》中出现了大量的反串，如刘著、赖川、童童、潘曦等男性纷纷以反串女性特征的样貌出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伪娘成为网络热词。当这些饱受争议的选手登场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事实上，这些中性化潮流的出现和媒介设置议题有着很强的关系，因为观众关注这些选手本身的唱功之外，更多地则关注这些演员是否有日常行为的奇特之处，评委安妮玫瑰在评刘著时候，反复强调要验明其是男是女，充满质疑，而安妮玫瑰的不礼貌质疑也引起了网络的批评，使得节目更为火爆。即使有评委认为男选手空有外表而无唱功也无人理会。

2.使传媒媚俗

当选秀节目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社会现象后，随之而起的媚俗化形态成为一个非常显见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自从电视诞生，其作为一种传媒方式就和媚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自从先秦开始，不少艺术家即用“先王之事，圣人之说”的方法来追求一种高级的媚俗，这种高级的媚俗是追求一种忠于描摹经典的手法，而他们这种“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也成为统治者非常依恋的工具，成为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艺术表达。电视在经过一定的媒体更新后，创作人从一个古老的权力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始基于现代人的社会作用，打起来了现代人话语权的主意，在适应外部世界的时候同时不断让外界的信息与自己同步，建构一种适合自己的新的认知系统，并利用这个认知系统不断去感染周围的认知者。

博德里亚认为：“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它和演说中的陈词滥调等值，它自己会宁愿把自己定义为伪物品，即定义为模拟、复制、仿制品、铅版，定义为真实含义的缺乏和符号、寓物参照、不协调内涵的过剩，定义为对细节的歌颂并被细节填满。它的激增是工业备份、平民化导致的，在物品层次上，是由借自一切记录（过去的、新兴的、异国的、民间的、未来主义的）的截然不同的符号和‘现成’符号的不断无序增加造成的，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现实中的基础，便是‘大众文化’。它的特性就在于价值偏差和贫乏，和关于美以及独创性的美学相对，它提出了模拟美学，这种模拟美学是与社会赋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关的，这一功能便是：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化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这是一种导致了物品亚文化的文化适应美学。”［4］博德里亚的媚俗概念和传统意义上的俗不同，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适应方式，这表征着媚俗正成为新的时代美学，媚俗和本身的时代符号有着密切联系。媚俗代表着一种受众对待媒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不少阶层都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审美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受众的渴求。蒸蒸日上的工业社会使得现代人面临着各种诱惑，而这种诱惑又是大众独特的审美趣味所在。

3.使青年亚文化身份被认同

在全球化语境的反复冲击下，一个崭新的多元人类文化语境已经展示在人们眼前。雷蒙德·威廉姆斯曾指出“文化作为意义系统，不止存在于艺术和知识这类当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当中。”［5］西方文化领域很早就进入到了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领域，而我们当前所见到的选秀节目中女性男性化和男性女性化、观众互动的环节都是一种青年的反叛精神，在引发多元主义的文化潮流之时并带动着强大的反叛精神。“周杰伦的MTV、韩国影视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文化的追逐和消费在青少年那里变成了一种对家庭、社会各种压力的‘抵抗仪式’。”［6］这种带有一定反叛精神的思想在不停地去权威、去中心化，是在创造着当代青年的自身意义，他们想建立起自我的身份认同及社会关系意义，并获得一种属于自身的认同快感。类似李宇春、师洋、刘著这些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选手的脱颖而出正证实着传统的文化秩序在遭受着严重的破坏，经典的话语秩序在发生紊乱，各种逻各斯在堕入一种受嘲弄的境地，任何正统的文化会被冒犯，从而正统文化来屈服于这种青年亚文化，这也是受众娱乐传媒的胜利。

《超级女生》、《快乐男声》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身份认同机制，节目提出“想唱就唱”的口号，他们想建立一种平民化的偶像，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能一夜成名，在海选过程中脱颖而出。选秀背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商业与媒介的合谋，当各种电视台在依靠选秀的活动将金银赚足时，青年们只是从众式地进入这种关注中，在一种由自身青年价值观所制造出来的偶像中来保持自己不被处于边缘化的处境，让自己成为消费的主流力量，在轰轰烈烈的消费活动中，为选秀的偶像来付出自己的精力，事实上，电视选秀也恰好为青年的亚文化提供着催化剂的作用。正如费斯克在《理解电视》中提到：“电视节目若想流行，它必须呈现能迎合不完全赞同主导意识形态的群体的成员的兴趣和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主导意识形态的人的兴趣。”［7］

四、评价

电视选秀节目应该算是一种真人秀，这种真人秀节目只是面向普泛的观众，没有很高的门槛。节目策划人通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包装出一个个明星般的平民，实现了双赢，既满足大众的明星梦想，又实现了电视台的经济利益。众生喧哗的背后，又是学者们百家争鸣的景观，清华大学肖鹰认为：“这类节目把自我表现娱乐化、游戏化，过分挑逗个人表现欲。民众难以准确定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令社会越来越浮躁。”［8］四川大学欧阳宏生认为：“选秀不是提升电视文化的品位，而是在不停地降低着品位，并且撕毁这电视媒体的文化底线。”［9］肖鹰、欧阳宏生的一番话道出了他对选秀节目泛滥的担忧。而另外一派学者则完全认为精英文化能够和大众文化融合起来，不一定产生完全截然的二分。上海交通大学谢耘耕则对选秀节目抱着积极的态度，他觉得尽管选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足，但是选秀是“一种颇具潜力的节目形态，已经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真人秀节目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探索。”［10］笔者是从以下一些角度来评价选秀的。

1.消解焦虑与弘扬主体性的统一

现代性萌芽诞生到发展并没有彻底实现人们对工业化的满足，相反给人们增生了无限的问题。当观众在面对一系列社会变革之后，自己心中往往进入一种不置可否的矛盾境界中，当他们心中萌发这种危机意识时候，就会寻找一些偶像崇拜来实现自我的心理定位。这时的选秀节目起到良好的平台作用，成为不少受众的一种麻醉剂——实现暂时的快乐与虚幻的满足，以此来彻底实现受众的心理稳定度，以此在工业化社会能经得住社会的高压，当他们获得一种暂时性的心灵休憩时，在第二天又会进入到一种工业化秩序当中。所以，用一种时髦的文化来抵抗原先的被工业化剥夺的心灵愁苦便是一种无奈之举。选秀的各种乐趣不断抛弃着既定的逻各斯，不断缓解他们内心的压抑与紧张，提起人们的生活激情，提供给人们一种生活的新契机，在生硬的生活中注入一丝主体性的体验，以此来收编自我的信仰。

2.受众审美倒退为机械水平

大众传媒时代的选秀活动是人们先进思想的承载物，随着消费标签的明确张贴，选秀本身并非一件极端的坏事，而是一个社会多元的表征。但针对当前受众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看到受众的审美趣味时候，也应该注意到选秀节目的不少顽疾，比如原先的生活审美堕入一种机械化模式当中，选秀中的偶像可以看成是现代社会中的符码，这些符码在不停制造着消费神话，导致受众的异化，但一个明显的表征是，当人性化的审美理性变得萎缩，而机械化的复制在不断呈现之时，也正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被冲击明显之时。马尔库塞在提出他单面人理论时候，曾经尖锐地指出：“同质化是人类失去审美能力后的一种相互模仿所造成的文化特征。”［11］当受众整天在接受各类“伪个性化”的选秀节目时候，也恰好接受着大量复制后的“伪时尚化”特征。从某种意义而言，强烈依靠广告收入的电视台针对现有的受众市场，最大限度地生产满足受众需要的节目模式，把受众丢弃在一个工业化社会的机械生产陷阱之中。

3.拟态环境中的虚假确认

“拟态环境”亦被称之为信息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或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向人们展示的环境。”［12］受众处于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之时，电视台必然追求的能够吸引受众的东西。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传播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13］对于选秀节目，“虚构与真实不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它们建构了另类生活空间。”［14］现如今，观看选秀的受众是非常容易从电视传媒中来获得一种对概念虚假的认同态度，而观看电视的受众越来越容易觉得，想成为明星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种泡沫化心理便由此诞生出来，这种投机式的成名心理实际上正助长了人们的偷懒心理。不少互动的拟态情境促使受众认为，节目丝毫没有半点作弊嫌疑，而事实上，网络在节目后期曝光了不少假直播、假投票的黑幕，这说明媒体的真实性须亟待加强。

就整体当前的选秀节目而言，虽然它在不断建构受众主体性并帮助受众消解日常焦虑，而实际上它更应该强化选秀的艺术根本，尽力克服电视节目机械复制的缺陷，希望我们的选秀节目能走出一条真正适应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能彻底摆脱节目制作过程中的粗糙，亦能在保持当前受众互动基础上，培养出较为理性的审美道路。

［参考文献］

［1］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3.

［2］高群.大众文化与“娱乐选秀”节目［J］.文艺争鸣，2007，（5）.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

［4］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82

［5］李陀.我们为什么搞文化研究［J］.电影世界，2000，（1）.

［6］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17.

［7］John Fisk. Cagney and Lacey：Reading character structurally and politically，communication［M］.1987：399-426

［8］戴婧婷.平民当偶像麻雀变凤凰，新闻周刊［J］. 2004，（34）

［9］电影学院教授斥选秀［EB/OL］.中国江苏网，http：//cul. jschina.com.cn/gb/jschina/culture/node19885/node19889/ node25774/node25782/node25785/userobject1ai1470483. html，2007- 3-28.

［10］谢耘耕，陈虹.中国真人秀节目发展报告［J］.新闻界，2006，（2）

［11］达人秀：草根的年华［EB/OL］.读览天下，http：//www. 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92226.html

［12］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79

［13］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3

［14］董岩.浮华背后——对电视“真人秀”的多重解读，新闻与写作［J］. 2011，（4）：53

TV Talent Show in Audience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 Time

YANG Shu
（Dept.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4028，China）

Abstract:TV talent show is the product of audience discourse power. When the audience make the TV talent show，they construct its content and subvert tradition，make media fawn on customs，and make the subculture identity of youth recognized. We can evaluate TV talent show as following：it is the unity of anxiety resolution and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of audience.It makes the aesthetic level of audience back to mechanical time and makes the false information in TV mimetic environment being trusted.

Key words:audience；discourse power；construction；TV talent show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53（2016）02-0084-04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虚拟存在的美学研究”（14YJA751028）；2014年度常州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消费文化与当代文艺话语传播”（E3-6107-15-013）。

作者简介：杨曙（1984-），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