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怎样“卖瓜”

□唐小林

余秋雨怎样“卖瓜”

□唐小林

在中国文坛，不时都会有人捣鼓出一些花样翻新的新名词来忽悠读者，使某些原本并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诸如“下半身写作”“乡村哲学家”“新红颜写作”“原生态写作”等等。曾经有一段时间，余秋雨那些硬伤迭出、矫情无比的散文被包装成“文化大散文”之后，居然就像时髦的商品一样，迅速成为读者哄抢的香饽饽，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跟风者如过江之鲫。

记得《文学自由谈》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公开声明：“我们本打算不再刊发牵涉余氏的文稿，因各方彼此的论点、论据，均已翻不出新的花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余秋雨的作秀和炒作，非但从未消停，而且早已超出了编辑先生和众多读者的想象力，其王婆卖瓜的“绝技”和见缝插针，吹嘘自己的“钉子精神”，鬼见了或许都会害怕。有鉴于此，笔者恳请《文学自由谈》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来谈一谈余秋雨；我保证今后在这一话题上坚决“封笔”，绝不出尔反尔。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余秋雨自我标榜说：“如果你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痛。从英国学者泰勒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在将世界上的文化学者们个个都糟蹋得就像饭桶一样之后，他颇为自负地说：“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由此，一幕幕“卖瓜”“好戏”，便拉开了大幕。

余秋雨宣称，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他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其中，他又判定希腊社会已经“走向疲惫、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与此同时，他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加和通货膨胀。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不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大师和有远见卓识的经济超人，而且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全人类的文化事业，不惜深入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和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孤胆英雄：“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在用惊险小说的笔法，描写了自己惊天动地的一番壮举之后，他又用戏剧笔法，再一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与“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英雄，仿佛这就是为人类的文化而生，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据我所知，这里所谓“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的文化考察行动，事实上并非如此“步步惊心”，它只不过是某电视台制作的一档电视节目。一路上，余秋雨跟着电视台的越野车，每天奔波十几个小时——如此走马观花地考察，我们还能指望从他的文章中得到什么“干货”吗？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危及到人们的生命安全，有关部门都会通过电视台等载体提醒人们，不要到那里去。如果此次考察之旅真的像书中所说的那样险象环生，我们就不禁怀疑：电视台怎么如此冷血，拿“大师”一行人的生命来开玩笑，让其“命悬一线”？

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位文学的通才，余秋雨不但丝毫没有像前些年信誓旦旦宣称的那样真正封笔，而是恨不得多有几支笔，若干条写作生产线同时开工。2014年12月，被某媒体誉为“当代巨匠”的余秋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冰河》，在新闻媒体一阵紧锣密鼓的鼓噪中热闹登场。在这本小说的封底，我看到了这样一串赫然醒目的文字：“这部作品，也可以看成我们夫妻俩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但是，故事还是美好的，甚至故事里边没有一个坏人、恶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创作并非是对自己处境的直接回答。真正的艺术，永远不是自卫的剑戟。”打开小说，余秋雨在自序中写道：“我在文学创作上，被读者熟悉的是散文，被观众熟悉的是戏剧。我的读者和我的观众交叉很少，因此需要向读者作一点说明。我先后为妻子……创作过几个剧本，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在境内外创造过很多项最高票房记录……在那些难忘的夜晚，我一次次在剧场的门厅里长时间站立，一边看着场内座无虚席，一边看着场外人潮汹涌，充分感受到一个戏剧创作者的满足。这种满足，即使把我那么多出了名的散文书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啊。”

像这样大秀自己和妻子的才华、恩爱，为妻子大唱赞歌的描述，与《冰河》究竟有着什么非写不可的必然联系，我从小说中丝毫看不出来。妻子的戏即便演得再好，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要拿到《冰河》这部小说的自序里来说不可呢？这或许又是一次与小说毫无关联的激情歌唱。

余秋雨在该书的自序中强调说：“所谓‘故事’，其实也就是小说。在这里标为‘故事’，是想显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剧本之间的关系。”说了这些，余秋雨似乎觉得读者很可能都是“瓜娃子”，仍然看不懂这部小说究竟高明在哪里，于是又在“题记”中喋喋不休地说：“我用无限的唠叨，让一个象征结构披上了通俗情节的外套，而且，随手取用了中国古代的衣料。”我原本以为，在这样一番唠叨之后，该直接进入小说了吧，但是，且慢！在《冰河》的第一节，他似乎还是对他的读者不放心，再一次走向前台，就像那些在街头“热情”拉客、“耐心”讲解的商品推销员一样，多此一举地告诉读者说：“一部小说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吸引最粗心的读者，关键在前两页。因此，很多作家常常以强刺激的场面开头，再绕个圈子说回去。这部小说不这么做，一上来就平铺直叙。如果有些读者不想看下去了，那就应该离开，我鞠躬相送。只因为故事发生在古代，不能不把背景交代一下。交代总是枯燥的，而枯燥又常常掩盖着精彩。但又不能交代得太多，以免让留下来的读者从艺术的云层跌落到历史的泥滩。”

如果一部小说写得很糟，就没有哪个读者傻到了还要一直坚持读下去的地步。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冰河》开篇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地点在中国南方，那里有一条河，穿越很多密林、峭壁、险滩，却依然洁净。人们还没有靠近河岸，能闻到一股强大的生命气息。

在中国古代，大家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伦理，国家又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在河流上很少有远行的船只，永远是波阔浪静、人迹杳然。

千百年来，朝野推崇的远行，仅是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

这样干瘪枯涩的文字，最多只能说是无需文采的电视剧脚本或絮叨的议论文字，无论如何都很难与小说挂上钩。从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大师”的文史家底。“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原话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做子女的就尽量不要到远处游历，而是要照顾好身边的父母；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要去远方，就一定要首先安顿好自己的父母，然后才能出行。此外，这里的“波阔浪静”，完全是一个臆造的，且自相矛盾的伪“成语”。在汉语中，“波”的本意是“水面振荡起伏的运动”，如波诡云谲、波涛汹涌等；“浪”，即是“大波”。既然波都“阔”了，浪怎么可能会“静”呢？而古代的河流之所以人迹杳然，“祸根”原来是儒家伦理！——这真让我们既恍然大悟，又茫然大惑：难道三峡激流险滩上的巨浪，会因为无人行船而停息吗？

“父母在，不远游”，仅仅是孔子的一种理想和主张，但在古代的中国，人们为了生存，或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去远游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张骞却藉此了解到了西域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地理和风俗等情况。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来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和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农作物相继传入内地。倘若张骞所在的使团，真的像余秋雨所理解的那样“不远游”的话，中国古代的历史，将会失去多么辉煌的一页。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的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从12岁就开始到全国各地游学考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南至湖南、浙江，东到山东的曲阜，以及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明代的徐霞客，一生“远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22岁正式出游，临行前，头戴着母亲为他特意缝制的“远游冠”，肩挑着行李，离开了家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远大的抱负，直到54岁逝世，徐霞客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他历经30年的考察和艰难跋涉，终于撰写出了60万字的名著《徐霞客游记》。

且不说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上远游，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河流，不但不像余秋雨所说，很少有远行的船只，有时远行船只的数量之庞大，可说是非常惊人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7月11日，郑和奉明成祖命，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由今天江苏太仓东浏河镇的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访问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郑和一共远航七次，每次人数都在27000人以上。如此众多的人员远游，余秋雨究竟凭什么说，中国古代的河流上很少有远行的船只，甚至人迹杳然呢？写历史小说，既不懂得历史，又不懂得小说创作的方法，对此，我们也只能“呵呵”了。

将小说写得如此不靠谱，又缺乏艺术性，我们不能不怀疑作者是否懂得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是否把小说和故事混为一谈。在余秋雨看来，“所谓‘故事’，其实也就是小说”。若果如此，倒不如直接将《冰河》称之为“故事”。在我看来，即使是讲故事，倘若能讲好，也非常不错；问题是，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阿姨，把读者当成了三四岁的小朋友。

我们来看看《冰河》所讲述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的南方，一个叫孟河的乡村女子，在“淑女乡试”中，经过三轮筛选，终于从众多的应试者中脱颖而出。为此，身为“诰命夫人”的戚太太和胡太太便决定借此东风，举行一次“时装秀”，将年轻时最喜爱却又不敢穿的服装裙袍各选十套，让孟河一次次穿上亮相。一时间，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激动的呼声，观众们终于看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女神。台下观看的妇人们吃醋似的防范着丈夫向孟河投去灼热的目光，而她们的目光却比丈夫更加灼热。据一位算命先生说，从那天起，两府之内的大批公子、才子、浪荡子，全都成了把孟河经常挂在嘴边的傻子。傻子们为了找人替自己说媒，把两府之内350多个媒婆家的门槛都快要踩平了，但几乎所有的媒婆都找不到孟河。

孟河和母亲从小生活在河边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在她出生那年坐船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一去整整二十年，再也没有回来。就在一个多月前，孟河的母亲因病去世，孤身一人的孟河，便决定女扮男装，搭上考生们进京的船，踏上了去京城寻父的路途。途中突遇大雪，船只被冰封在河中，前后无援，众人遭遇着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在绝境中，船上的考生金河深夜凿冰救人，并因此冻伤，无法赶考。孟河为了报答金河的救命之恩，大胆地冒名为金河代考，却中了状元，从而与金河产生了一段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

作者在描写这些船上的考生时，采用的完全是兔妈妈给兔宝宝讲故事的方式。他告诉读者，这些考生，除了“男一号”英雄人物金河外，其余的考生在大雪即将冰封河面时，个个都显得獐头鼠目，且心理阴暗。他们有的长得略似松鼠，有的略似公鸡，有的略似睡猫，有的略似绵羊……总而言之，就没有一个长得像人的。船上所有的考生都对金河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如此脸谱化的描写，让人看到，作者在写作时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不仅如此，作者甚至在小说中还大发议论说：“迅速卷起的舆情，转眼之间已经由这群年轻文人完成得严丝密缝的 ‘互证互认’。他们得出了肯定不二的结论：金河是歹徒，而且是固寨盗匪集团的引路人。这种快捷的‘互证互认’，是中国文人的集体本能。”看到这样的议论，我不禁在心里暗自发问：我这读的是小说吗？这分明就是余秋雨在其“文化大散文”中，对所谓的“小人”进行的一以贯之的抨击嘛。

作者甚至还在小说中直接当起了“卖瓜”的“王婆”，居然公开宣称自己的小说 “正因为精彩，读者就有了想象的动力和空间”，“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又遇到了特别精彩的情节，精彩得能让很多作家都会妙笔生花，能让很多读者都会参与构思”。看到这里，我真感到难为情：我如此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世界上真有喜欢临水自照的纳西塞斯（Narcissus，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啊！

《冰河》的要害还在于，余秋雨既缺乏生活常识，又缺乏文化常识。想想看吧，孟河把父亲二十年前留在家里的衣服往身上一穿，自己拿把剪刀将秀发一剪，试着用男人的嗓门发音，再学着男人走路，就真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像男人了？整个河面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仅凭金河的一把斧子，居然就能够在半夜里凿开坚冰，开出一条航道，使船上的士子们如期抵达京城赶考？作者应该知道，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都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和选拔制度。所有考生，都必须经过乡试、会试，会试初试合格后，还要经过严格的复试，然后才能进入殿试，而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试。就连李商隐、蒲松龄、龚自珍这样著名的文人，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都曾多次名落孙山。而孟河这样一个乡村女子，既没有专门学写过八股文，又不会做试帖诗，连乡试这样最基本的考试都没有参加过的人，居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直接考上了状元——这岂不是刘宝瑞相声《连升三级》里的张好古？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形式，但小说的虚构，绝不等同于胡编滥造。在另一部小说《空岛》的题记中，余秋雨说：“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但是，聪明的读者很快看出来了，纪实和悬疑都不是目的，而是推向一个‘意义的彼岸’。”这种叙述，无异于港台影视中屡屡出现的“本剧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悬疑小说是一种具有神秘特性的推理文学，它可以唤起人们的本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优秀的悬疑小说，往往都具有疑窦丛生、悬念迭起、情节曲折、惊险刺激这样一些必备的要素。但我在读《空岛》时，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究竟“悬疑”在何处，推的是什么理。

在《空岛》的“引子”里，余秋雨写道：“这座小竹桥有年头了，扎竹的篾条已经松脱。有一处，眼看就要掉下来，不知道前面一个过桥的人是什么时候过的，脚下有没有感觉。这次过桥的是一个紫衣男子，走路很有样子。仔细一看，那样子在于他的身材。这种身材一般称为‘衣架’，不管什么服装穿上去都能挺拔起来。正是这挺拔劲儿，他才走了一半，竹桥就断了。或者说，篾条完全松脱。紫衣架一下子掉进水里，喝了几口泥水。”在这个非常静僻，走了一个时辰都见不到人的地方，“紫衣架”（“衣架”这样时髦的流行语，也“穿越”回历史了）就像吃错了药，有路的地方不走，却偏偏要往这座破竹桥上走。但读到这里，我心里一点都不着急，因为我知道，小说才刚刚开始；倘若这时“紫衣架”就被淹死了，小说就没法写下去。果然，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就在“紫衣架”绝望的最后一刻，一支硬梆梆的竹竿毫无来由地捅到了他的肩膀，一个灰影女子犹如“猴子请来的救兵”一样从天而降，不经意地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中——这像极了某些影视剧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刽子手举起屠刀行刑的一刹那，一准儿有人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大声高喊“刀下留人”。这样吊诡的描写，难道也称得上是“历史纪实的笔调”？

书商们如此介绍 《空岛》：“故事起源于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他想把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的宝藏收入囊中。多番寻访之后，黑衣人何求，朝着目标之一，扬州赵府的藏书楼——海叶阁出发了。自此，秀才岑乙、黑衣人何求、赵府主人之女赵南、赵南的侍女小丝、藏书楼的诸位长老和扬州城里的老老少少，毫不相干的人们命运彼此牵连，连同海叶阁、梓园、辅仁书院这些传统文化的象征之地一起，卷入小石激起的千层巨浪之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但读完小说，笔者根本就无法理解，这样平铺直叙，毫无悬念，令人常常笑场的小说，怎么配得上“悬疑”“推理”这样的称号？

余秋雨写小说的时候，经常在思维上产生一种怪异的错位。他常常把小说当成了他的“文化大散文”，动辄就在小说中大发议论：“这里呈现出了很多中国文人的特殊功能，那就是只要听到任何可以整人的风声，便发挥疯狂的想象力，在一些文字细节间生拉硬扯，罗织别人的罪名。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就是这样张罗起来的。一旦形成，很难反驳。因此，任何攻击者也不必承担责任。这就形成了滋生‘文化鹰犬’的机制，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是天地大秘。不能用善、恶、是、非、忠、奸、真、伪这些概念分割穷尽，因此也不能用爱、恨、情、仇、亲、疏、笑、骂这些态度表达干净。”“这是一个极为心酸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知道答案。凡是过于出色的人，如不消失，就会消灭。”与其说，余秋雨这是在写小说，倒不如说这是在用“小说”的形式，来一吐心中的块垒。这些念兹在兹的文字，总是让人想起在散文《历史的暗角》中，余秋雨对“小人”的愤怒抨击。如此的小说，最多只能称为余秋雨散文的“改写版”和“加长版”。在我看来，与其将《空岛》称为“悬疑小说”，倒不如称为“戾气小说”更为贴切。无论是在其散文，还是在其小说中，都始终充满着一股看谁都不顺眼，谁都眼红自己的戾气。

更为蹊跷的是，余秋雨笔下的历史，就像当今某些“修旧如旧”的所谓文化遗存一样，到处都暴露出一种人工打扮的痕迹。除了故事的虚假，还有一些与当时的历史“十三不靠”的时髦词汇，如：“好了，我是玩笑。不管怎么说，从今天起，我们三个多了一个同事，很高兴。”“岂敢岂敢，我只是学生，可能连当你的学生也没有资格。”这样的对话，分明就像是一杯索然寡味的白开水，要历史没历史，要文化没文化，要文采没文采，要趣味没趣味。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口水话，究竟是哪门子的历史小说？又如：“师爷知道事情已经解决，又顺着刚才的话轻松问了一句：‘对了，你们书院的老板是谁？’”在中国的历史上，书院的负责人何时有“老板”这样的称谓？将书院的负责人称为“老板”，堪称是一大“发明”。为此，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想象力和穿越能力。

再如：“前些天一直在猜那群人的身份，怎么也猜不着，现在至少出现了一种可能。这个岛算是开发了，邻近小岛上的人来打工非常正常，穿一色的服装，是便于雇主辨认和相互辨认。”看了小说中这段描写，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笑喷。在小说中，清代乾嘉年间，不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到处都在搞开发，而且还出现了“空岛”这样人潮涌动、经济发达的“特区”。“打工”一词，最早是改革开放以后，从香港传入大陆的。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离乡，来到南方发展，由此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在余秋雨笔下的清代，不仅出现了“临时工”、“首席”和“装修”这样非常时髦的热词，小说中的人物，仿佛也都是从现在委派到清代去的。总而言之，许多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词汇，都一股脑扎堆跑到这部“历史纪实”小说中来了。

我尤其不理解的是，许多低级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余秋雨的作品中出现，如：“岑乙突然有点感动，这宅院五百多年，那么多战乱，不仅没有坍塌，居然还书翰山集、文气充栋，真不容易。他抬头看到围墙外的其他屋顶，想扬州实在神奇。远的不说，就算唐代诗人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当作最高贵的梦想，那就一千多年了。这么多年，扬州还是扬州，赵府还是赵府，高贵还是高贵，其间坚韧劲头，从何而来？”

作者或许不知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究竟出自何处。它出自南朝宋人殷芸的《小说》，而并非其所说的唐代：“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里的扬州，并非指今天的扬州，而是用来代指古代的南京。殷芸写《小说》时候的扬州，叫做“吴州”。历史上的扬州，名称曾有过多次改变。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10道，扬州属淮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陵郡复改扬州。唐朝末年，江淮大乱。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扬州受封吴王。天祐十六年（919年），杨渭（隆演，杨行密次子）正式建立吴国，以江都为国都，改扬州为江都府。937年，南唐灭吴，以金陵（今南京市）为国都，以扬州为东都。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年），后周改江都府，仍为扬州。哪里像余秋雨所说的，一千多年了，扬州还是扬州？

看来，余秋雨在“题记”中所说的“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商业广告似的“忽悠”。

《花山村的红五星》

李秀儿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原本平静无波的生活，却被突如其来的红军打破。从一座叫作花山的小村庄，牵扯出了长达几十年的荡气回肠的传奇。小小红军墓的隐秘，三代守墓人的悲欢，更能触碰到你内心深处那根柔软的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