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版机构蜚英馆考略

范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文史论苑】

晚清出版机构蜚英馆考略

范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本文首先分析蜚英馆创办的社会和个人背景，勾勒其创办过程，总结其特点，如规模庞大、组织分工严密、注重推销宣传，市场意识较浓，并着重说明其出版的图书，如大部头丛书、场屋用之兔园册子、金石碑帖等艺术类书籍、古典小说、小学类书籍等具有的特点，最后说明其走向衰败的原因。

蜚英馆；出版机构；图书；规模；大部头丛书；古典小说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出版印刷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出版市场影响巨大。“自西人创为石印，而明如犀角，细若牛毛，工雅绝伦，人咸以为见所未见。沪上设有数家，早已精益求精，争奇斗胜。”［1］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审时度势，成立蜚英馆，“网罗群籍，次第印成，嘉惠士林”，在晚清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创办背景

（一）社会背景

1．中国民营企业合法化

一直以来，清政府始终限制民营企业开工办厂，直到《马关条约》［2］签订以后，中国民营资本主义企业得以合法化，私人创办企业成为可能，这就为蜚英馆的开办提供了前提条件。

2．石印技术具有传统刻印图书之法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石印技术简单易行，无需太多资金，出书快捷，获利丰厚”。［3］当时，上海的新式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土山湾印书馆、点石斋石印局等相继成立。［4］思想开化的知识分子李盛铎并不排斥新生事物，见证了它的这些优点后，毅然投入到开办石印书局的大潮中。

（二）家庭及个人背景

1．家境殷实，财力雄厚

李盛铎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祖父都曾有功名，特别是其父李明墀更是官至湖南、福建巡抚。［5］李盛铎在仕途上继承了其祖上的基因，一帆风顺。李盛铎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6］，历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出使日本、比利时大臣，太常寺卿，山西巡抚等职。入民国后任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等。长期从政为官，使李家家境富裕，财力雄厚。1889年6月1日上海英文《捷报》就曾指出：“蜚英馆石印局的老板李木斋是一个很有钱、很能干的青年人，他是一位大官的儿子。”［7］

2．嗜好图书，孜孜以求

李盛铎的家庭不仅是封建官僚之家，更是书香门第。其曾祖李恕，建藏书堂“木犀轩”于庐山莲花峰下，聚书十万卷。其父李明墀亦喜藏书、刻书，陆续搜集到很多珍善本。李盛铎继承父辈遗风，对图书孜孜以求，数十年如一日。仅北京大学所藏其木犀轩藏书就达“九千余种，五万八千余册”［8］。傅增湘评论李氏藏书说：“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又说：“其可贵，要以旧抄、名刻之名品丰富、包罗万象为最。”［9］这种对图书的热爱，直接激励着李盛铎去创办新式出版企业。

二、创办过程

清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在上海创办了蜚英馆，选址会审公廨以北。会审公廨，系清政府与英、美议定成立的受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的司法机构，“初设于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原址，清光绪八年（1882），移设南京路口菜市街对面”［10］。南京路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在19世纪80年代末已颇为繁华，店铺林立，生意兴隆。李盛铎选择在南京路附近设立蜚英馆，正是看中了它独有的地理位置，为出版生意的兴旺奠定了良好的地域基础。成立之后，蜚英馆便审时度势，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出版历程。

三、机构特点

（一）规模庞大

蜚英馆成立之初，“向外洋购定印书火轮机十数张，择定英会审公廨前朝北旧房数十幢，不日兴工，重新改造。屋峻墙高，一如西式”［11］，印书机十多架、厂屋数十幢，“工人几百名”［12］，这样大的规模，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

（二）组织分工严密

蜚英馆内部设有总帐房、会客厅、总校室、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和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厅石处、积书处、堆纸处鸡装订处等机构。“门户分别，井井有条。”［13］可见，其内部有详细的组织分工，各机构各司其职，互相协作完成书籍的出版印刷任务。这种精细化的分工合作是以往中国传统刻书业所不具备的，这是向西方学习借鉴的结果。

（三）注重推销宣传，市场意识较浓

蜚英馆成立后，非常注重现代化的推销宣传工作，一些大型报纸更是成为其宣传的重要阵地。1887年4月15日的上海版《申报》登载其石印书籍曰：“本馆石印各种书籍，现于上海大马路泥城桥东堍朝北建造屋宇，择吉开印，除自印大部秘本外，并可待客刷印各种加藏书籍，惟现在屋宇宽敞工程虽未告竣，如贵客绅商愿以书籍托本馆代印者，请先惠临大马路鸿仁里长顺晋号面议价值，无不公道，刷印亦极精美也。”［14］可见其市场意识之浓厚。

又如，利用《申报》宣传新印《大题文府三集》，“科举之业，首重时艺。自行石印以来，选本林集而搜罗之富、选择之精未有过于大题文府初二集者，有目共赏何待赘言。然玉韫于山珠藏于渊博采所遗能无缺憾。本局因复详加搜辑，自历科乡会闱墨、各省书苑课艺以及名家著作选集菁华，积年以来共得文万数千首有奇，更延名宿悉心厘订而于初二集，决无重复雷同，洵属有美必臻无体不备，因付石印，名曰大题文府三集，每部装订廿四本，合初二三集，共订六十本”［15］。

四、出版图书

（一）大部头丛书

蜚英馆开办之初就指出，因“先印大部要书数种，必须善期尽善，精益求精，驾乎诸家之上”［16］的缘故，首先出版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大部头丛书。如清光绪十五年，用石印技术出版了清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该书是王氏继阮元汇刻《皇清经解》后续刻，续收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典的著作111家，209种，与《皇清经解》一书都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又如，《土礼居丛书》是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所刻的一部古籍丛书，该书“影刻精绝校勘详审”［17］，深受后人重视。清光绪十三年，上海蜚英馆将之影印出版，嘉惠学林。再如，丛书《古经解汇函》系清人钟谦钧辑，所收是宋以前汉唐人解释儒家经典之书，并经清代学者校订，价值颇高。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馆“爰重加补辑，择其要者附入十种，并原书付之石印”［18］。

（二）场屋用之兔园册子（夹袋书）

场屋，这里是指科举考试的场所，如“故友阳羡陈其年（维崧），诸生时老于场屋，厥后小试，亦多不利”［19］。兔园册子，典出五代时宰相冯道，“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20］后人多用来借指为满足和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编制的童蒙教育读物。

为符合应试者携带方便之需，蜚英馆印行了大量缩印本书籍。如《增广经义备体》的出售启示说：“是书之善，早已风行海内。然石印家迄无缩本，盖以其篇数之减耳。本馆不惜重资聘请名儒，取乡试及各书院课经义，重加选择，仿原书之体例，一一增入，共得文千五六百首，题虽未备，而由此触而通之，神而明之，其胜于宏括渊海等书多矣。”［21］这种举业用书的出版自然深受应试者喜爱，发行量较大。

（三）金石碑帖等艺术类书籍

金石之学在清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翁方纲、叶昌炽等人是其代表。碑帖更因其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受到读书人的喜爱。蜚英馆顺应这一潮流，刷印了大量碑帖图书。《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系乾隆皇帝命梁诗正等人，出内府所藏历代书法精品镌刻而成。因源出宫中，价值自不待言。清光绪二十年（1894），蜚英馆“购得初拓精本，以新法石印”，该本“笔意丝毫不爽，每部分订绫面”［22］。可见，该本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注重质量。版权页书“光绪甲午冬蜚英馆石印”。《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记碑主夏承事。该碑隶篆夹杂，为著名汉碑之一，在书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清光绪十九年（1893），蜚英馆以宋拓夏承碑为底本石印出版。蜚英馆石印碑帖尚有《墨池堂法帖》《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等，在当时都有很好的销量。

（四）古典小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荣期，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历史地承载和广泛地传播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23］。特别是清朝末年，人们对小说的精神需求更加旺盛。清人洪升的《长生殿》，着力演绎唐明皇与杨贵妇的爱情故事，深受世人喜爱。清光绪十三年，蜚英馆石印出版。清代满族文学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融侠义、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清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馆亦付之石印。

（五）小学类书籍

《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4］后“小学”逐渐演变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小学类书籍就成为读书人深入学习的必读基础书目。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注释、训解《说文解字》的重要著作，历来是古文字学者的必读书目。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出版。《康熙字典》是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学者奉康熙谕旨编撰的一部汉字辞书，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西汉扬雄撰的一部重要的方言著作，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亦将之石印。

五、衰败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25］，得到清政府批准。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以服务广大科举人士为重要业务的蜚英馆逐渐失去了购买基础，又没有及时转型，最后终因营业日趋萧条而被迫停业。一个在晚清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的石印出版机构结束了自己辉煌的传奇历史。

［1］蜚英馆．艺林盛事［N］．申报（上海版），1889－07－18．

［2］［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十八外交考二十二［M］．铅印本，1921．

［3］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33．

［4］《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权页．

［5］［清］葛士浚．清经世文续编卷八十兵政十九［M］．石印本，1898．

［6］［清］黄叔?．国朝御史题名［M］．刻本，1887．

［7］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20．

［8］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J］．文献，1980，（3）：248．

［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96．

［10］上海审判志编委会．上海审判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60．

［11］［13］［16］上海申报馆．记蜚英馆［N］．申报（上海版），1887－01－13．

［12］孙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63．

［14］蜚英馆．石印书籍告白［N］．申报（上海版），1887－04－15．

［15］蜚英馆．新印大题文府三集策府统宗续编［N］．申报（上海版），1894－08－08．

［17］李春光．黄不烈和《士礼居丛书》［J］．辽宁大学学报，1992，（1）：42．

［18］蜚英馆．石印古经解汇函［N］．申报（上海版），1888－01－23．

［19］［清］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五［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82．

［20］［宋］薛居正，卢多逊，扈蒙，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57．

［21］蜚英馆．增广经义备体出售［N］．申报（上海版），1889－06－04．

［22］蜚英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告白［N］．申报（上海版），1887－11－02．

［23］秦川．明清小说的本质特征与和谐文化［J］．明清小说研究，2009，（4）：66．

［2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20．

［25］［清］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M］．铅印本，1909．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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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5

范猛（1980－），男，山东邹平人，馆员，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