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范进和孔乙己说开

福建南平九中 高晓春

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范进和孔乙己说开

福建南平九中 高晓春

在封建社会后期，许多的下层知识分子都是封建科举的殉葬品。本文从范进和孔乙己的悲剧性格及悲剧命运入手，进而分析当时下层知识分子悲剧命运及造成的原因。

封建后期 下层知识分子悲剧命运

封建后期，许许多多下层知识分子都是封建科举的殉葬品，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束缚身心的八股文，在进行所谓“举业”的过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他们对社会而言都是毫无价值的废物，是一个“多余的人”。例如范进和孔乙己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最终的命运差异仅仅是个结局问题，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或在福禄中生，或在困顿中死。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结局代表了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两种形式。当然，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及自身特点共同所致的。

一、封建科举制中的两类读书人的性格悲剧

封建社会的下层知识分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毒害的读书人，都是社会上“多余的人”。范进和孔乙己在性格上却有很多不同之处，范进自卑自贱却又圆滑虚伪，孔乙己迂腐清高。他们都是作者塑造的两个个性鲜明的封建后期下层科举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1.自卑自贱却又圆滑虚伪的读书人。

许多下层知识分子在没有考取举人之前是卑怯之极、屈辱之至、自卑自贱。范进惧怕胡屠夫就像老鼠害怕猫一样，范进回家，对胡屠夫的教训是唯唯连声；无端遭受辱骂，却连连说道“岳父见教的是”；向胡屠夫借钱做盘缠不成反被骂得摸门不着；范进卖鸡是“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尤其是作者对范进中举后发疯丑态等方面的描写，都可以看出他哪里有做人的尊严？可是当他一旦高中，他的狡诈虚伪、圆滑世故就顿显而出，这也可以从作者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中看出：中举后的范进对胡屠夫的称呼就由“岳父”转为“老爹”了，明知张乡绅的攀附之词是无稽之谈，却和他称兄道弟。特别是范进在为母亲丁忧期间，汤知县摆出酒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进不举箸，换了瓷杯、象牙箸亦不肯举，最后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汤知县正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却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数笔，范进虚伪性格毕露，这就是所谓举业“成功”的读书人的德性。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范进们，媚上欺下，趋炎附势，他们都是封建科举制滋生出的霉菌，又是霉菌产生的沃土。

2.迂腐清高的读书人。

封建后期许多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迂腐清高，已经穷困潦倒了，却至死不悟。如孔乙己虽然饿得脸色青白，但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并常以读书人自居。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狡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当别人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色”，指着茴香豆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简直是陈腐得发酸，但他却以自己会讲这样的话，知道“回字的四样写法”而沾沾自喜，迂腐之极却清高傲气。在这里，作者对孔乙己形象的刻画也是通过对人物富有个性的动作、语言描写来实现的。从孔乙己原先的“排出九文大钱”到后来的“摸出四个大钱”，预示了他悲剧的一生也将走到了尽头。这就是所谓举业“不成功”的读书人的下场。

范进和孔乙己既是单个的“范进”和“孔乙己”，又代表了范进式的和孔乙己式的两类人。

二、不同结局的悲剧命运

1.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而不成，最终在贫寒凄苦中悲惨死去的一类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许多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皓首穷经，却未考取功名，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孔乙己是备受封建科举制度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光顾的咸亨酒店是一个等级森严、冷酷势利的地方，是个众人频繁出入的场所。他既做不了“长衫一族”，又入不了“短衣帮”，是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多余的人，是所有人戏弄取乐的对象，这就是他读书“读”出来的结果。孔乙己生活在这样一个麻木冷酷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的冷漠无情到了令人室息、令人忧愤的地步，孔乙己的悲剧已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孔乙己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在旁人的笑声中悲惨地死去，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代表着千万个下层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而不成，最终在贫寒凄苦中悲惨死去的那一类人的悲剧命运。

2.借助科举进入上层社会，从此庸碌一生的一类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取得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走上另一条悲剧之路。范进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余次，都是屡考屡败，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才，五十五岁中了举人，以致于在得知中举后居然高兴得疯了，范进发疯其实是他被科举折磨成心理变态的反映，是他在科举路上辛酸屈辱的折射。“所幸的”是他五十五岁中了举人，之后又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范进的命运看似由悲转喜，可说到底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虽然范进从此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也不过是个酒囊饭袋而已，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生活异常空虚，整天沉溺于饮酒作乐，醉心于勾心斗角。实际上，他那忠厚老实的灵魂已被腐蚀掉了。孔乙己的死固然是个悲剧，而范进又何尝不是一个比孔乙己更大的悲剧呢？尽管他的肉体还存在，然而作为人的品质和精神价值却早已荡然无存了。范进的悲剧命运代表着下层知识分子借助科举进入上层社会，从此庸碌一生的那一类人的悲剧命运，与范进攀亲的张乡绅，以及把孔乙己的腿打折了的丁举人也正是如此。这些都是封建科举制造成读书人恶性膨胀的结果。范进们一旦成为“人上人”，便牢记寒窗苦读的信条，不择手段，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

三、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及自身特点共同所致

1.封建科举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科举考试内容造成了读书人的思想迂腐、麻木、僵化。

下层知识分子的出路何在？封建社会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要维持生计，他们希望过上好日子，更希望光宗耀祖或重振门楣，他们的理想追求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要实现这些愿望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举业”。这是因为：

第一，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只要当了官就会衣食无忧，享受荣华富贵，能够飞黄腾达。中国封建社会奉行“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急功近利，不潜心学习研究学问，只一门心思应付考试，学校教育成了科举的附庸。当然，对于富家子弟来说，他们不读书不参加科举考试，也依然能够过上富贵的好日子，想做官有祖上的荫庇或是花点钱捐一个。

第二，指望读书科考成就功名的人都是十年寒窗，读的书也多是与科考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封建后期，禁锢思想，束缚才智的八股文在明代应运而生，清代正是在八股文弊端百出的情况下，继续沿用八股文选拔录用官员的。人们称这种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选官方法为“八股取士”。那些读书人除了会做“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外，也就没有别的能力了。家里饿了两三天的范进拿着鸡去集上卖可就是换不来米，“写得一笔好字”的孔乙己终究是养活不了自己，只能干“窃书”之类的事。

2.封建等级观念、嫌贫爱富、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是造成下层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助力器”。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题名天下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封建科举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当落魄的范进考中了秀才时，胡屠户态度稍变，他送来一副猪大肠和一瓶酒相贺，并叮嘱范进要在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面前“立起个体统来”。但秀才毕竟等级太低，充其量不过教个家馆，每年挣几两银子供家人糊口而已，所以胡屠户仍不住地啐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当范进真中了举人时，胡屠户的态度大变，他提着七八斤肉，带了四五千钱前来贺喜，连声吹捧他的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女婿在前面走，他一路几十回为女婿整理后襟。对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彻底变化让这个市侩做来竟没有丝毫的遮掩，这是可笑的，然而又有什么奇怪呢？胡屠户只是社会上成千上万市侩中的一个，还有乡绅张静斋、众乡邻对待范进态度的变化，正反映着中举这件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作者吴敬梓不只是在描写一片热闹的场面，讽刺一批可憎的人物，他在向我们揭示：科举制度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真挚、淳朴的关系，使人们变得冷酷无情、趋炎附势；也正是广大人民的这种麻木与不自醒的状态反过来维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发展。孔乙己的遭遇本是不幸的，其生活境况也应该是很值得人同情的，但是“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并且专门刺激他说“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故意引逗得孔乙己涨红了脸，绽出额上条条青筋去争辩，于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嘲笑、轻蔑他的偷窃行为还情有可原，最让孔乙己难堪的是人们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进学中举是读书人一辈子割舍不下的情结，终于没有进学正是孔乙己的最大痛苦。孔乙己精神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创伤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是要用戳别人的伤疤来找到他们生活中少有的乐趣，甚至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连死活也不知道的时候，也不曾引起短衣帮、掌柜的一丝一毫的激动与不安。孔乙己的处境本是令人同情的，但是咸亨酒店中的所有人都在嘲笑他并从中取乐，鲁迅是从大家的笑声中“揭露那种在揭别人伤疤中寻找自己‘快活’的社会病态”。孔乙己悄无声息地死了，可以说孔乙己不只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毁灭了，也是被他周围的人吞食了，因为这些人还不觉悟，还冷漠。

3.急于用世的性格和拙于谋生的能力也是造成下层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

李敖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急于用世，拙于谋生”，我认为这在封建后期下层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范进、孔乙己等人，他们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考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想沿着“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阶梯向上爬，只要能进学及第哪怕受再大的屈辱都没关系。他们“急于用世”无非就是要借助科举这块“敲门砖”达到做官、安享荣华、进入上层统治阶层的目的。他们始终都没有怀疑“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信条，始终把往上爬、追求功名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范进和孔乙己同样只会读书，热中举业，同样不具备劳动生产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范进不是依靠“科举取士”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功名利禄的大门，其生活之困顿决不会亚于孔乙己，其最后结局恐怕同样是挨冻受饿。

这些下层知识分子如此热衷功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放在八股文上，自然也就“拙于谋生”，他们一心追求功名利禄，却变得迂腐自欺、麻木不仁，变成了书呆子。正是因为在封建后期科举时代，下层知识分子又有“急于用世”的悲剧性格，那么，悲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