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

徐 玲 英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安徽　合肥　230039)



戴震的编辑思想与实践述论

徐 玲 英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戴震为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充任纂修官时亲手编辑校订著作近二十部。他善于根据图书的用途、读者的文化素质等策划图书的个性化内容；校订文字时能综合运用对校法、理校法等各种校勘方法，特别是将理校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与馆臣共同探讨讹误内容和校改原则，他还总结致误规律，交流经验，形成了丰富的编辑学思想。

关键词：戴震；内容策划；校勘方法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人，清代乾嘉学派朴学大师、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一生仕途不济，四十岁方才中举，五十一岁时，经纪昀等人推荐，以举人身份特招四库馆，充任纂修官，主要负责编校经学、天文、地理、算术等书。在馆四年，经戴震亲手校订之书有《仪礼集释》《大戴礼记》《水经注》《九章算术》等近二十部。《清史稿》对戴震所编校之书评价甚高：“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1]戴震编校成绩的取得来源于其科学的编辑学思想。

一、个性化的内容策划

“及物求理”“因物求则”是戴震哲学的基本思想。此哲学思想在戴震编辑实践中的体现就是根据图书的用途、读者群等策划图书的个性化内容。

地方志的编撰本有一定的程式，戴震不墨守成规，大胆创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至若志之俗体，凑合八景、十景，绘图卷首，近来名手颇有知为陋习，宜削去者。星野之载步天歌及星图，均属陋习。又如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语，近来亦有删去不用者矣。”[2]537戴震认为“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3]。所谓的“惟所便尔”就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方志内容，而不能墨守成规。故戴震所撰修的地方志皆对旧志体例加以灵活调整删削。

地方志的功用现代一般定义为“资治、教化、存史”。“资治”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教化”就是为实施教育提供好的乡土教材。“存史”就是为后世提供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戴震编修《汾州府志》立下如下原则：“欲备知地之险易，政之利弊篇，以敷宣圣天子德意，检阅府州县志至多，求其述地名山川，能周知寰内形势之全，脉络条贯，不失地阞，无纷争傅合也；记载官政，以及田赋征徭，尔雅明划，远于胥吏案牍也；传一方之名宦人物，确审不假借，文体追乎古人，辞称协诸德行也。”[2]507-508戴震的修志原则很好地切合了地方志的功用。戴震编修的《汾州府志》首重地理沿革。“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其次是确定疆域及山川河流。“本天地之自然，而形势在焉，农政水利兴焉”。再次为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关隘、驿铺等。“官事也，民事也。……政之大体于是乎在”。再次就是人物、艺文。此乃“斯土者之往鉴也”[2]580-584。

戴震编志首重沿革是为了通古而知今。沿革之外，一切与民生相关的门类，戴震都一一予以罗列。星野、疆域、山川相继条贯而列，是因其为人类活动之自然舞台，风气所系，水利所行。城池、仓廒、学校、田赋……政之大体，民之利病于是乎见。简而言之，《汾州府志》所列条目皆根据当地实情，切于地方志的功用。段玉裁曾节抄戴震的《汾州府志》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迹，“将付诸梓，以为修志楷式”[2]684。 戴震所修《汾州县志》，也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誉为“一扫前志之荒芜，纲举目张，诚方志中之善本也”。这些都是对戴震方志编修思想的充分肯定。

《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所著的一部手工技术规范汇编。书中阐述了各种器物的形状、结构、作用、制造原理与工艺等。然而时隔遥远，语言晦涩难懂，读者不能领悟。由于此书服务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工匠人，所以戴震编修《考工记》，不仅详考文字是非，推考器物旧制，还依据《考工记》论述，为器皿绘制图形，“图傅某工之下，使学士显白观之”，“今为图，敛于数寸纸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卑广狭，然后古人制作，昭然可见。”[4]戴震为《考工记》一书共绘制了59幅器物简图，图中注明尺寸，使古物形制跃然纸上，鲜明地陈列在匠人眼前，更好地服务于手工业的传承。

二、校对方法的综合运用

戴震认识到校勘的重要性，说：“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浸失本真。”[2]278“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2]378并以《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为例说：“钟伯敬本‘山’讹作‘上’，遂连圈之，以为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见《山海经》。”[2]716

为了不失古籍本真，戴震重视文字校对，他一生校勘典籍近二十种。主要有《水经注》《方言》《仪礼》《大戴礼记》《石经补字正非》《算书十种》等。戴震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在有版本对比的情况下，戴震首选参照善本，从而确定取舍。这就是对校法。例如《方言·卷二》：“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漆娥之台。”戴震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得出：“诸刻脱‘秦有’二字，《永乐大典》本、曹毅之本俱不脱。”[5]29-30《永乐大典》本为明代官修本类书，其资料来源皆近古本。曹本为明代影印宋刊本，就其版本学上的价值而言，亦可以称为古本，近于善本，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自有可据者。对校法也包括与他书引文的比对。例如《方言·卷十》：“垤，封，场也。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垤。垤，中齐语也。”戴震根据《太平御览》及吴淑《事类赋注》引《方言》皆作“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封”，指出：“‘谓之封’各本讹作‘谓之垤’。”[5]161戴震虽然依据善本校勘，但是他并不迷信善本，因为戴震认为“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2]717。戴震所说极是。汉本、宋本虽为善本，但讹误在所难免，校书只是还作者原意，以明圣贤义理于天下，不必株守某一版本，还需要其他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没有他本可供比勘或版本依据不可信的情况下，戴震善于观察一书词法句法规律，以意逆志，发现文字讹误之处。例如，《水经注》自宋代始便经、注混淆莫能分辨。戴震整理《水经注》，首先熟读文本，发现《水经》经文和注文的遣词造句规律，得出经文叙述某水出处之后便不再重举水名，而注文详细列举所汇之川，所以不得不重举水名；经文叙次所过郡县，常常一语实赅一县，而注文则详记所经委曲；注文多称“故城”；经文例云“过”，而注文例云“逕”[2]323-324。戴震根据经、注详略之不同，用语之不同，总结了四大义例。通过对原文条分缕析，终于将《水经注》混淆的经、注划分开来，使这部几不可读之书成为水地研究者必参考之书目。东原所分经、注与《通典》、《初学记》等所引文字如合符节，这更证明戴震研究方法之科学，洞察力之深邃。这种运用推理还原古籍原貌的方法，我们通常称之为理校法。除了细查文本用词造句规律外，文字、音韵知识甚至是生活常识都可以成为理校法的依据。例如《方言·卷九》：“车下铁，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戴震运用文字学知识指出 “各本‘铁’讹作‘铁’，非也。”因为“《玉篇》云：‘紩，索也。古作铁。’据此 紩乃本字，铁即其假借字。”[5]143戴震凭借深厚的小学功底、渊博的文献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将理校法运用得得心应手，成为清代理校派的代表。

当然，戴震多数情况下都是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因为对校法虽然可以提供版本依据，但是当不同版本用字各不相同时，就需要理校法的协助，从而最终做出正确的抉择。同样，理校法也需要对校法的确认。在经过一番逻辑推理之后，如果能找到版本，特别是善本的证明，那么校勘结果便可以确证无疑了。

三、编辑之间的交流合作

四库馆编修都是学富五车的名流。为编好《四库全书》，他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遇有疑难，必相互切磋，精益求进。例如王鸣盛注《尚书·尧典》篇首引《尔雅》“光，充也”，戴震以为训“光”为“充”“转致学者疑”。于是他根据韵书“桄”“横”皆为“古旷反”，音同可以通假，推断“光被四表”应为“横被四表”。“横”假借为“桄”，而后脱落偏旁为“光”字。之后钱大昕检出《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之语；姚鼐检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之语；戴震堂弟受堂检出《王莽传》有“昔唐尧横被四表”之语。在各位学者的合力论证下,“光被”即是“横被”遂成定论[2]277-278。

戴震与卢文弨同校《大戴礼记》，曾两次致书卢氏，就书中讹误与卢氏交流探讨，以期得出确论。除探讨讹误内容外，为统一校改原则，戴震致信卢文弨，指出凡例中所言“又有虽俗字，而其来已久，魏晋六朝皆用之……亦皆不改”显失妥当。戴震以“准水”为例，指出“准水”写作“淮水”，“设许氏(许慎)见之，必且讥为野言者也。”他认为“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魏晋六朝？”戴震不迷信古本，认为古本只是校书之一助，如果古本文字有违作者原意，不能明圣贤义理于天下，则不必株守，讹误之处“径行改易”。例如《大戴礼记》中的“旋”讹为“短”，“之”讹为“也”，“吉”讹为“告”等都是“字形转写之缪”，皆在“径行改易”之列[2]282-283。戴震也给秦惠田写信，宣扬他“显然讹缪者，宜从订正”的校改原则[2]336。戴震不满于那些迷信汉宋的人，在给郑牧的信中指出：“今之博雅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2]374

戴震不仅与馆臣共同探讨讹误内容和校改原则，他还总结讹误规律，交流经验。《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中，戴震总结了古籍发生讹误的原因：一、讹舛相承，如《诗》“山有”讹为“山有枢”；二、传写致误，如“懆”讹为“忧心惨”；三、诗韵下用字或异，如“思”讹为“息”，失诗句用韵之通例；四、本无其字，因讹而为字，如“鍊”讹为“錬 ”；五、字虽不误，本无其音，讹而成音，如音“以水反”讹为“以小反”而有二音[5]335-336。戴震校勘《方言》时又随文总结误例八种：一、形近而讹；二、后人妄删；三、因俗体而讹；四、因注文而讹；五、声相近而讹；六、一字分为两字；七、因上条而讹：八、阅书者所记[6]。可以看出，《方言疏证》中戴震对致误原因的分析更加详细。戴震总结的误例，为从事训诂者提供了推求本字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08.

[2] 戴震全书：第六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5.

[3]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C]//文史通义：下. 北京：中华书局，1994：808.

[4] 戴震全书：第五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4：461.

[5] 戴震全书：第三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5.

[6] 徐玲英.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校勘特点[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5).

责任编校：徐希军

On DAI Zhen’s Ed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XU Ling-y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Abstract:As a Qian-Jia School master of down-to-earth learning, DAI Zhen compiled and edited nearly twenty books when he was an editor. He was good at designing the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the book and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reader. When he revised the text, he could use such methods as comparison and reasoning method, with the latter reaching a high degree of excellence. He discussed the errors and correction principles with others, summarized the reasons for mistakes, exchanged experience and formed his rich editing theory.

Key words:DAI Zhen; content planning; collation method.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132-03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30

作者简介：徐玲英，女，安徽无为人，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戴震考据学和哲学对清代学术的引领”(AHSKY2015D110)。.

收稿日期：2015-04-29.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