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十大贡献

（黑龙江）赵俊清

罗登贤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十大贡献

（黑龙江）赵俊清

【摘 要】罗登贤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南方局）书记等职。1931年夏，被党中央以中央代表身份派赴东北工作，旋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末离开东北到上海。罗登贤在东北工作一年半时间内，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为党的事业和民族独立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

【关键词】罗登贤；东北；革命斗争

罗登贤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早的实际领导者，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南方局）书记等职。1931年夏，罗登贤（化名达平、德平、光生、一光等）被党中央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派赴东北工作，同年末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末离开东北到上海。他在东北工作一年半时间里，正值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陷于危难之时。他恢复壮大党的组织，领导成立民众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党的事业和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其光辉业绩永远值得人们怀念。他在东北地区的重大贡献主要有十个方面：

一、组织领导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

东北是中共领导革命斗争重点地区。自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委之后，党中央先后派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罗登贤等同志到东北工作。罗登贤于1931年夏被派赴东北，到达后即协助满洲省委组织领导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时逢省委组织发动东北陆军第30旅第688团举行兵变，党在该部有一年多工作基础，有同志100余人，当该部要由黑龙江调防天津廊坊时，省委决定在行进途中于合适地点举行兵变。据满洲省委于7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这事已得中央代表同意”。这里的中央代表就是罗登贤。此报告表明罗登贤在1931年夏，已经来到东北指导工作，其身份是中央代表。罗登贤到东北后与满洲省委领导同志一道组织领导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使东北地区不断掀起反帝反军阀斗争浪潮。其中著名的有南满地区的反对日本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的斗争（组织万案后援会、募捐、游行示威等）、北满地区反对日本制造的中村事件的斗争，还有组织沈阳皇姑屯大厂、营口大厂、抚顺煤矿反对日本资本家斗争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着重发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工人和铁路、煤矿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斗争。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开展了反抗运送日军、反对日寇拘捕和裁减中苏工人补充白俄工人的斗争；松花江海员工人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反对运兵的斗争；电业工人、邮务工人和皮鞋工人的多次反日罢工，以及千余名呼（兰）海（伦）铁路工人索要欠薪的斗争、鹤岗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罗登贤在指导斗争中及时指出要注意克服“左”的倾向，要求将组织群众示威活动与日常斗争结合起来，使反帝反军阀斗争取得明显成效。

二、整顿恢复东北地区党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等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临危受命，上任伊始，即着手重新组建省委，因原省委被破坏，省委委员很少，他除任省委书记外还兼任宣传部长，以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工作正常运转。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新一任省委组成后，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整顿了各级组织，严密了组织纪律性、加强保密工作、增强了战斗力。当时省委的下属组织有东满、北满、奉天3个特委及磐石、海龙、宁安、饶河、汤原5个中心县委，党、团员总数约2132人。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罗登贤特别强调要城乡各地建立反日会群众性组织。1932年4月6日省委文件指出：“各地的反日会无论如何党应用最大的力量将他建立起来，许多地方反日会还是很狭隘的组织基础，关门不敢公开的吸引广大群众加入是再不允许的了。”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广泛建立起反日会群众组织。从此，反日会成为团结广大工人农民开展反日斗争的最有力的群众组织。北满珠河农民举行反日示威；哈尔滨反日会、反帝大同盟等民众团体纷纷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反对伪政权的建立，拒绝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庆祝”大会。中共奉天特委于1932年“五一”劳动节，向全市基层支部散发了《告奉天工农劳苦群众书》。其他如延边、磐石、海龙、清原、阿城、珠河、宁安等地也不断爆发群众反日斗争。这些斗争给刚侵入中国东北大地不久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日本在东北发动侵略前后的局势、情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随着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威胁日益严重，在中央代表罗登贤的指导下，满洲省委和中央特科驻东北人员一道作了许多侦察监视日本军事行动的秘密工作，并将所得情报及时向中央报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洲省委于9月19日即事变后第二天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使之成为其殖民地的罪恶阴谋，批驳了侵略者制造的事变是由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无耻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所谓忍耐、镇静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9月22日又给中央报告事变发生经过、日军占领沈阳情形及市内局势，提出省委斗争策略和具体工作布置,为中央在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事件爆发时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决定将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爆发，满洲省委驻地沈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白色恐怖遍地，省委机关继续驻在沈阳，对于领导开展民众斗争发生困难，为保证省委不遭或少遭破坏，罗登贤建议将省委机关迁至尚未被日本侵占的北满重镇哈尔滨。1931年10月27日，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后，沈阳统治阶级戒严，每日到五点即不能通行等情形后，提出这种状况“对于我们工作是很有妨碍的，如开训练班的问题，巩固机关职业化问题等都无法进行，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主张把省委机关移到哈尔滨去。”此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满洲省委机关于12月迁至哈尔滨。从此哈尔滨成为党领导东北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在哈尔滨召集的一次省委会议上，罗登贤向省委委员和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谁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在省委书记罗登贤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信念坚定，决心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共奋斗，争取抗日斗争的胜利。这种不畏艰难，勇于斗争，敢于抗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东北抗日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五、营救干部出狱，举办干部训练班

九一八事变前后，一些同志在从事革命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为营救这些革命者，罗登贤亲自给党中央写信，请互济会寄款以营救狱中同志。他在1931 年9月13日给中央的信中写到：“最近有三个苏联同志出狱，需要二百多元，才能救济他们回去。并且狱中还有二十多人，请互济会立即汇钱来办理此事。同时监狱的同志催买衣服、被送去，亦请通知互济会，因为冷天到了，他们是很苦的，望速办。”在罗登贤的请求下，互济会立即寄钱来，在省委积极营救下，利用九一八时局混乱之际，将在东北狱中二十余名同志，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姚漱石、赵毅敏等营救出来。以后这些同志，大多数参加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应有贡献。另有被营救出来的三批（共十人）同志被派送上海，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当时，从省委到特委、县委都需要大批干部。为适应斗争需要，罗登贤主张省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在1932年1月1日所做《省委两个月工作计划》中，决定“应将新干部与出狱同志办两班训练班，在哈设训练班，必须有三班，开始二十个同志的这种训练。”这些干部、同志经过训练后，提高了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们被分配到各地，积极努力地从事反日活动，领导广大民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斗争。

六、发表宣言、告同胞书，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在罗登贤的指导下，中共满洲省委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野心，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大量宣言、告同胞书，其中主要有：《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告群众书》（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告士兵群众书》（1932年1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1932年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满洲“独立政府”宣言》（1932 年3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告满洲各地义勇军书》（1932年3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1932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紧急通知（省急字第一号）》（1932年4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反对国际联盟调查团宣传要点》（1932 年4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纪念“五卅”的口号》（1932年5月28日）等。据初步统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到1932年7月12日省委扩大会议止，这期间，满洲省委共发布各种宣言、决议、告同胞书等文告共有39份，其中罗登贤任省委书记期间发表31份。这些宣言、决议、告同胞书等文告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面临的时局形势，为东北抗日斗争指明了前途方向、明确了斗争任务，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极大地鼓舞广大民众抗日斗志和取得驱逐日寇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心。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文告有不少是罗登贤亲自拟写。时任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回忆，1932年初夏，党在哈尔滨要组织一次伪军士兵起义，需要大量的宣传品，一天夜间，就在冯仲云的家里进行紧张的印刷工作，省委书记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木尼亚药水写蜡纸，冯仲云的爱人薛雯和赵尚志印刷，冯仲云一面放哨，一面数着纸张。阿木尼亚的臭气熏得人直打喷嚏，印刷机有哒哒的声音，附近的狗叫起来，接着有脚步声。为了掩盖印刷机响声，薛雯在女儿媛媛的身上拧了一把，用孩子哇哇的大哭声淹没机器声。工作结束以后罗登贤立刻抱起小媛媛，痛惜地说：“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在从事革命工作中，罗登贤与省委同志建立了深厚革命情谊，罗登贤牺牲后，东北的党员干部十分痛惜，为永远纪念罗登贤同志，冯仲云、薛雯把女儿的名字改为冯忆罗。

七、及时提出党的对敌斗争纲领和工作方针

罗登贤就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根据面临的形势，及时向各地党组织提出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任务。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后，罗登贤组织省委干部学习周恩来以伍豪笔名发表在《红旗周报》上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目前任务》，领会精神实质，用以指导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1932年初，省委做出《中共满洲省委两个工作计划》。对游击战争、职工运动、农村工作、士兵工作、反帝工作、组织工作等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使各特委、中心县委在执行中有所遵循。1月27 日在党的一份文件中提出目前满洲党在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任务、主要的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具体为：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反日革命战争，加紧组织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北宁路、中东路、海员等），发展中韩农民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开展伪军士兵工作，真正组织士兵的兵变，积极分子与组织群众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农民游击队、义勇军、工农红军，要继续发展学生斗争。为发展群众性反日斗争，省委强调群众工作目前主要的问题在健全党团与改变党团的工作方式，务使党团能依照党的决定经过群众组织去实现，将群众组织系统与独立工作切实建立起来。1932年4月5日罗登贤主持制定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提出：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工具“独立政府”！打倒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组织“独立政府”的地主资产阶级买办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创造与加入红军！武装保卫中国！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等。省委关于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斗争纲领的提出，为抗日军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八、组织党团员参加支持义勇军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掀起大规模自发式的义勇军反日斗争热潮。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遵照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党对抗日义勇军领导或协助的指示，指出目前满洲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反日的革命战争”，要选派干部到南满、北满、吉东等地义勇军中进行工作。从1931年末起，各地党组织就不断加紧做支持抗日义勇军斗争的工作。当时，中共党组织对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主要采取以下办法进行：1.由省委选派得力干部设法到义勇军部队之中，参加并领导武装活动。2.各地特委、县委派出党团员协助一些义勇军首领进行组建、扩大部队工作。3.党组织派党员、团员到义勇军部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4.党员、团员参加到义勇军部队中当兵，发挥模范骨干作用。5.动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参加到义勇军队伍中去。6.向社会各界人士募捐，以钱款、物资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斗争。1932 年4月6日，满洲省委就关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独立政府”等问题，发出紧急通知（省急字第一号）。该通知指出，党应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与敏捷性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的斗争，加入与扩大反日战争，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打击。要求“义勇军的组织在宁安、珠河、磐石、饶河、延吉、汪清等县，应立即具体的建立起来，到前线加入反日战争”。“武装民众，尤其是在王德林、李海青、李杜、丁超等的部队，应动员广大群众去补充，党应派得力同志进去加紧这些部队的工作。”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政府”。在加强义勇军斗争中，省委为进一步武装民众，扩大反日战争，派出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打入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中。周保中与宁安中心县委派入的胡泽民等党员同志密切配合，不断加强该部义勇军工作，坚定抗日到底和抗日必胜信心。周保中得到王德林的信任，被委任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以后，周保中带领的救国军余部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基础。同时，中共党员李延禄受东满特委、延吉县委派遣亦打入救国军，其所领导的部队以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基础。

九、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后，在支持义勇军反日斗争的同时，把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在省委1932年1月1日所做工作计划中，决定在两个月内派出七至十人，去辽中西三人，海龙一人，安东一人，东满二人，通辽一人，北满应派出十人到十五人到外县领导游击战争和发展中国农民工作。省委必须派两个特派员到辽西加强与联络此种工作。以后在罗登贤直接领导下，满洲省委先后派出杨林、杨靖宇到南满磐石，派童长荣到东满延吉，派赵尚志、冯仲云到北满巴彦、汤原，及其他同志到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组织领导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努力，结果在东北各地建立了磐石、海龙、巴彦、汤原、珠河、海伦、宁安、密山、饶河、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等14支赤色反日游击队。这些反日游击队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发展，后经过整合，组建成立6支东北人民革命军队伍。这是日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的基础。在罗登贤直接领导下，满洲省委先后派出到南满、北满、吉东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在与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都成为抗日民族英雄。举世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与罗登贤领导创建的反日游击队有直接关联，反日游击队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前身。反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抗战14年的重要发端。

十、抵制“北方会议”“左”的错误

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位于北方的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满洲等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会上，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省委组织部长）谈到东北局势时，指出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关内与东北隔离，东北与关内相比，有许多情况不同。东北党组织的基础薄弱，群众受大革命影响甚微，政治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党应该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工作。但何成湘的论点被会议主持者斥之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予以批判。“北方会议”不顾东北已经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事实，要求东北应与关里一样，都要执行土地革命任务，提出要把“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中央改组了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了被视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职务，决定把他调回上海。魏维凡（李实）被派来东北任省委代理书记。“北方会议”要求成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以及在东北军和义勇军中搞哗变等“左”倾冒险主义作法。对此，罗登贤进行了抵制。省委称他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最大障碍”，罗登贤在“北方会议”后遭批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党内职务。

罗登贤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后，继续坚持在反日斗争第一线。他仍然要求留在东北，和东北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斗争。他离开哈尔滨，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在奉天、旅顺等地巡视指导抗日和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据李兆麟在所写《独立工作经过》记载，1932年秋天，唐聚五部义勇军失利后，当时受河北省委领导的“东边特委”多数学生出身的党员“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李兆麟等四人因和奉天特委建有横向联系暂时留在奉天，罗登贤在奉天见到李兆麟（时名李烈生）等当即指示他们：“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党”。遵照罗登贤的指示，李兆麟留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以后他成为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

罗登贤在奉天工作时，中央巡视员在临走时与罗登贤商定：“待他到中央派人来奉代替，方可去沪”，“中央不来人，德平不离奉”，这样，罗登贤被撤职后，仍在东北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省委于10月初的报告中声称：“我们现在决定他（指罗登贤）立即回沪，对于他许多政治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的严重错误，望中央和他坚持无情的斗争”。就这样临时中央终于在1932年末将罗登贤调回中央。1933年3月，罗登贤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年8月，年仅28岁的罗登贤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罗登贤在东北工作期间，特别是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之时，在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罗登贤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利益，抵制不抵抗政策，坚决主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杰出代表，是中共率领广大民众抗击日本侵略的实际领导者，是东北抗日武装的创建者，是中共站在抗日最前线领导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第一人。在某种意义说，没有罗登贤的正确领导就没有长期持久的东北工农民众抗日斗争的兴起，就没有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斗争的发端；没有罗登贤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和大规模武装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就没有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抗日民族英雄的诞生。罗登贤精神，即勇赴国难、勇于担当、勇敢抗争、勇猛精进、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是抗联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登贤永远是东北人民怀念的优秀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革命先驱、民族英雄，我们要永远纪念他的革命业绩，学习他的革命品质，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