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个性与时代价值：东亚阳明学的当代展开
——第四届知行论坛暨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陆永胜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地域个性与时代价值：东亚阳明学的当代展开
——第四届知行论坛暨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陆永胜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2016年9月23-24日，第四届知行论坛暨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在贵阳孔学堂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和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旨在推动东亚各地域阳明学及其学派的交流、对话、发展与合作，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智慧资源。论坛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48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近百名阳明学专家学者。

本届大会设置了开幕式、大会主题报告、分组学术讨论、闭幕式等环节。6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在2场主题报告和6个场次的分组讨论中，围绕“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这一主题，从王阳明思想研究、阳明后学研究、海外阳明学研究、阳明学比较研究、阳明学现代性研究、阳明学与时代思想研究、阳明学与文学研究、阳明学应用研究、阳明学文献考论、儒学与理学研究10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前辈学者高屋建瓴，分享心得，新生代学者谦虚论学，视角多元，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阳明学及其学派在东亚的历时展开，使其具有了多层面的文化价值和哲学特质：第一，东亚不同地域的个性文化语境(如韩国的基督教、日本的武士道、泰国的佛教)与时代普遍语境(如宋代以来整个东亚地区居于优势地位的程朱理学)所形成的双重语境使产生、发展于其中的阳明学在保持根本属性的同时，也具有了不同的地域个性，呈现出韩国阳明学、日本阳明学、中国阳明学等个性形态，并形成了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日本滕树阳明学派、中国黔中王学、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粤闽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泰州王学等阳明后学流派；第二，阳明学与东亚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各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突出者如中国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文化、韩国朝鲜王朝的政治与文化、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文化等。另外，由于传播途径的局限及受到不同地域政治文化的抵触，阳明学对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小，但从文化思想史的视角仍可窥见其时代价值；第三，伴随着当代政治、文化多元化发展，政治与文化的疏离趋势也日渐明显，在这样的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密切结合的当代语境中，阳明学得到了更为多样性的发展和多重性的价值体现。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学在学术与交流的层面在东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普及与发展，这也是本届知行论坊达成的共识。总之，东亚阳明学在地域与时代、内涵与价值互动交融的时空语境中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地域个性与时代价值，这是本届知行论坛75篇会议论文和会议交流发言集中反映出的学术主题，而在具体展开方面呈现出更多样的向度。

一、多维诠释与追溯体认：王阳明思想研究

王阳明思想研究是阳明学研究的原点，也是阳明学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热点，在本届知行论坛上，其仍然是研讨的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本届知行论坛的王阳明思想研究可以分为创新视角的多维诠释和回归本身的追溯体认，前者重新向度的展开，后者重思想原点的再诠释。如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从当下颇受的关注的社会心态与阳明心学关系角度出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阳明心学其实就是心态之学，它对我们当代社会心态的处理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这要求我们将阳明心学作为其本身就是关乎身心、关乎生命的学问来看。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重新审视了中国古典形而上学的特点，由此出发重新定位了阳明心学的学术地位，其认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心学是儒、释、道兼综的宋明新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其本体论是中国古典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其将人类的道德法则归结为人心固有的天理良知，是中国古典形而上学中最为成熟和最为典型的道德本体论观点，其意义在于让“良知”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普遍有效且绝对合理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类能按自己的“良知”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合乎“良知”的社会与生活，便是阳明心学所期望达到的人类生活的总体目的，故阳明心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古典形而上学进入到文化哲学的发展阶段。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则以仁为中心，以程朱之仁学为参照来探究阳明的仁学新境界，魏教授认为相对于程朱，阳明的仁学简易、直接：沿着吾心为宇宙本原的思路，将仁视为吾心之仁，将差等视为良知之条理。在仁心的沟通下，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相互通约，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仁学新境界。贵州大学龚晓康教授和南京大学胡汪凯博士则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角度诠释王阳明思想。龚晓康教授认为王阳明出入三教的心路历程，铸就了其心学贯通三教的品格，王阳明对儒释道的判释与抉择体现了其儒家的终极立场。胡汪凯博士从分析王阳明两次游历九华山所作辞赋反映出的不同思想出发，认为王阳明第二次游览九华山时其诗赋不仅体现了明显的道、释两家色彩，更是将佛道的一些因素纳入自身心学体系。王阳明儒释道合一的境界是以有为体、以无为用的道德境界，纵然与佛老有所牵连，他依旧占据着儒者本位。同济大学陈畅教授从心学史的宏观视野，考察了阳明学的自然思想及其展开。其通过疏理阳明思想中对自然的使用，探讨中晚明阳明学派共同的思想结构，并且以此为基础诠释中晚明阳明学派不同发展方向及其效应。贵州大学邓国元副教授以古本《大学》亲民说为中心对王阳明对儒家政治文化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其认为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对于《大学》有新民和亲民之争，阳明亲民说的问题意识是儒家政治文化，阳明通过亲民说，提出政在亲民的思想，为正确把握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李旭教授通过对照先秦儒家的德目和成德境界论，指出阳明在德性本体的体认和修德境界上经历了一个由“孝弟仁”心为核心到集义、时中的进德之路。南京大学辛小娇博士则深入分析了阳明由致良知学说建立的治心理论，彰显了阳明心性之学的政治和教化意义。江苏科技大学崔海东副教授探究了阳明释《孟子》“尽心”三节时将本来的“庸→贤→圣”之为学次序，倒解为“圣→贤→庸”的原因：阳明反对朱子所解三节义理，但又沿袭朱子理路，以“格物致知”来解“尽心知性知天”，又因他素以“致良知”来解“格物致知”，故以“致良知”来解“尽心知性知天”，并进而指出其弊在于：误解了第一节上达工夫，遗漏了第二节涵养工夫，低看了第三节践履工夫，由此彰显出不同的诠释立场。

在对阳明思想的新展开之外，亦有对于其原点的追溯体认，如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从王阳明思想发展的脉络出发，重新认识“知行合一”的本意和指向，认为以“行著习察”为特征的“身心之学”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基本关怀，而表里如一之“慎独”、内外一致之“诚意”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根本指向。贵阳学院陆永胜副教授认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价值意义在于：首先，将朱子学的外在天理安置于心体，实现本体论的转换，为其实学思想提供内在的本体依据；其次，确立了心的本体-主体地位，肯定了“民”的价值主体意识和地位，开辟了新的实学路径，从而带来阳明心学实学价值层面的新指向。王阳明龙场悟道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贵阳学院赵平略教授认为《五经臆说》作为阳明在龙场时的著作，在现存文献中关于易的内容有四条，一条解贞，另三条分别解《恒》《遁》《晋》三卦，并结合阳明生平思想对这三卦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诠释。贵阳学院赵莹莹博士则深入阐述了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规范中所追求的人性之善，指出这种对善的弘扬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贵阳学院孙德高教授通过对阳明龙场悟道前的思想经历、志向以及由工夫至本体的问学进路的细致分析，阐述阳明心学的根本特质。华东师范大学苏晓冰博士对阳明亭前格竹和龙场悟道这两个思想史事件作了深入的哲学分析，指出龙场悟道使得阳明相对于朱子学而言实现了理与心、外与内之间的关系转换，重建了普遍之理与人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是阳明思想的理论起点。上海大学的唐品蓝博士、朱承教授指出，立志在阳明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立志成圣是阳明理想中的士人为学首先并且必要的一个条件。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工夫路径，最终将实现这一理想。贵州省社科院王路平研究员则根据王阳明的生平、学思历程深入考察了悟道、弘道的心路历程。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以“静坐”为中心，考察了王阳明的心性体认施教方法，并阐发了其中的意义。张教授认为作为教法，静坐的目的在于摄用归体，真正契入形上道境，同时又依体起用，活化为生活实践，既实现生命至中至正至大的全部价值，又引领社会朝着“至善”的方向健康发展。总之，本届知行论坛对于王阳明思想研究的成果多样而丰硕，其方法论和展开的向度对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本源探究与意义重建：阳明后学研究

阳明后学研究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重释文献、探源思想和重建意义价值体系是本届知行论坛关于阳明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台湾《鹅湖》月刊社副社长蔡家和教授从黄宗羲《孟子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出发，探析了黄氏之诠释与朱子的诠释、孟子文本的差异及其原因，认为黄氏的心学-气学诠释立场是其难以回到孟子原意的根本原因，但从孟学诠释史来看，其在明清之际，承前启后，占一席地位，是孟学诠释中不可缺之一环。扬州大学程海霞教授从分析王塘南《三益轩会语》之孟子观出发，探析了中晚明王学“以内在证超越”的路径：以心证仁、以情证性、以情识证性体、以良知证性体、以意证性、以物证性、以外(言、气)证内外中道之体、以用证体用中道之体等。其中，以心证仁、以情证性，乃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别于程朱以超越证内在之基本理路；而良知情识之别、意物源流之别，乃江右王门之别于浙中王门之特色所在；而以外用证中道之体，乃王塘南基于江右、帮补浙中之创发。程教授这种研究的进路与方法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浙江大学徐波博士以《人谱》为中心，探析了刘蕺山的罪恶观，其认为《人谱》集中体现了蕺山对过、恶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儒家传统修身观念的反思，在当时具有纠偏王学末流之流弊及由“功过格”而来的儒学功利化倾向的价值意义。在思想体系、价值意义重建方面，韩国国立全南大学赵源一教授认为王龙溪对“见成良知”的发明,不仅在当时引起同门的广泛质疑与争辩,其他学派学者更以近禅相讥；至于良知“四无”的提出,不但震撼整个王门学派,更被清代黄宗羲指为王学堕落的祸源。吊诡的是，王龙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因此而确立。韩国西江大学郑宗模博士以欧阳德与罗钦顺的论辩为中心，认为欧阳德通过对“动静”“体用”“感应”观念的细密诠释，论证了良知的实体性和活动性并存，而此正是欧阳德良知说的意义之所在。南京大学代玉民博士围绕成圣问题，对焦竑的成圣方法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代博士认为焦竑的以注重内圣的心学与注重外王的博学为一体的成圣方法，一方面以心性之内圣境界为体，在体认路向之外提出了对内圣境界进行知性阐释的认知路向；另一方面以博学考据为用，将关于儒学的知识性考据作为支持、论证其恒在的内圣境界的论据。清华大学张新国博士以朱学门人诠释话语中的“义理之性”概念的推进与演化为语境，认为刘宗周正是在批判宋儒的这一概念的同时建构了其心学体系。本届知行论坛对阳明后学的探讨都可谓立意深远，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启示意义。

三、异域文化中的良知重构：海外阳明学研究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阳明学在海外的发展与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特别是韩国、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已经走出传播路径研究、影响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的阶段，而进入了相对独立领域的研究。深圳大学王兴国教授对霞谷郑齐斗的工夫论进行了探析。王教授认为霞谷学的工夫论堪称韩国性理学之工夫论的集大成者，霞谷的生命体验和对儒释道工夫的摄取，成就了其“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获得了肉身与精神生命的双重重生与合一，其“生理”说和工夫论立于“心之本”即“良知良能”，但并不限于阳明、明道、濂溪以及具有反面色彩的朱子和遭到霞谷批判的退溪与栗谷的工夫论，最终都在阳明学中实现了统一。韩国圣山孝大学院大学校金德均教授从孝悌伦理和人性教育的角度对霞谷郑齐斗的思想进行了探析。金教授认为孝在本来性良知的根源上和知行合一的观点上强调实践，没有实践的慈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霞谷以此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论中“推己及人”的关让精神体现了人际关系中诚实和真实的一面，霞谷思想是实忠，实孝，实致，格物等没有任何修饰的实心实学。但在子女教育观上，特别是在男女差别和身份差别性上，霞谷思想是有局限性的。越南河内文化大学黄文草、大叻大学阮氏红芳探讨了宋儒哲学对越南学者黎贵惇的自然哲学观的影响。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则从明德之学、本体良知论、孝本体论、“上帝观”与“持敬说”四个方面探讨了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的道德价值理性。另外，韩国忠南大学梁鲜轸教授对霞谷郑齐斗的和生哲学进行了探析，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金贤优教授则对韩国学者朴殷植的良知论进行了研究。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一窥日韩阳明学发展之一面。

四、比较视阈中的阳明学：阳明学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阳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可以使阳明学的特征更为突出。异域阳明学比较研究、心学与理学的比较研究、心学与佛学的比较研究是本届论坛学者论及较多的题域。台湾中研院林月恵教授认为 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四个面向和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性圈”“情圈”“万物圈”虽然植根的思想土壤不同，但其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韩国忠南大学金世贞教授在异同比较中探讨了阳明和霞谷的生态哲学观。金世贞教授认为阳明和霞谷都主张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体的，他们的心学思想克服了机械论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同时也不是深层生态主义。阳明学和霞谷学站在人类中心主义和深层生态主义两个极端的中间来治愈两个极端的弊端，作好了开辟生态文明的好向导。陕西师范大学江求流博士以圣人观为重心，探析了阳明与朱子的格物功夫及其所求之“理”的不同，进而指出圣人观的差异导致阳明和朱子对格物论有着不同的诉求，而这种不同的诉求，导致阳明和朱子在心与理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重大理论差异。厦门城市学院闫睿颖博士认为阳明从本体论和功夫论上创新性地发展了朱熹的性情观：在情的主宰和本体上，用“良知”代替朱熹的“性理”；在制情的功夫上，用“致良知”的行，以代替朱熹“格物”的知；在四端之情的体认处，强调性情之真，以代替朱熹情理之正。闽南师范大学马寄副教授以“勿忘勿助”“必有事”为中心，结合阳明、甘泉晚年之争的学案史，探析了二人之理论差异及后期调和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范越胜博士探讨了王阳明对越南学者黎贵惇的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范越博士认为黎贵惇在朱子、阳明及《易》之辩证观点的影响下，探求贯彻治国原则、社会规范和德行标准的常道，进而解决了宇宙观与认识论的问题。泰国农业大学孔子学院泰方院长李毓贤博士将阳明学与泰国佛教慈善实践理念进行了比较，其认为二者之同在于都注重将心念化为实践、主要凭借个人魅力扩大社会影响力以及都倾向于社会下层民众，不同之处则体现在物质资助与精神教化的平衡程度、对待组织的态度以及组织运作的基本模式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雒少峰博士对阳明“戒惧”观与大乘菩萨戒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认为阳明的“戒慎恐惧”作为致良知的工夫，其中蕴含着德与礼或己与群的关系，此中存在着的内在紧张的化解可借助佛教大乘菩萨戒之偏重修道与僧团生活的两面性，分辨出阳明在教学中对礼乐的忽略和在生活实践中注重礼乐的原因以及儒家在此论题上推进的困难所在。以上比较研究对理解阳明学在海外的演变、阳明学与时代思想的碰撞及其意义、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特征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现代性视野中的阳明学：阳明学现代性研究

以现代性或现代思想家的视角研究阳明学可以更好地突出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和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遵循“由体发用”的逻辑，探讨了阳明心学及其当代转化在由良知到德性良民再到现代社会之公民的转化中的可能性及其作用，其中涉及到理论、实践两个层面的由古到今的时间转化。此可谓是具有时代关切的理论课题。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副教授从熊十力的视角分别探讨了朱王关于《大学》之争和阳明学的当代本体开显和话语创生。胡治洪教授认为熊十力对《大学》朱王之争的评论体现出趋向于会通朱王、兼综格致的理论旨归，其学思成果对于今人把握德性与知性或道德意识与科学认识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刘梁剑副教授认为熊十力哲学话语创生的根基在于阳明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把“哲学”改造为本体之学、“有诸己”和“观其会通”的哲学运思经验、哲学话语的创生的两个面向：“因用”和“变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高予远教授探讨了冯友兰“宇宙底心”与“会思想的宇宙”之关系。其认为“吾心”即是“宇宙之理”，大化流行法则在人的“心智结构”的灵明中，自我思考、自我推动。贵阳学院陈真波教授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扩大了阳明哲学中“知”的范围，更强调“行”的作用。在知行关系上，孙中山先生认为知比行难，主张行在先、知在后，是对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的发展。南京大学杨晓薇博士以“机体主义”的知识论角度，阐发了阳明学“上下双回向”的哲学精神，并从中国哲学特征和历史发展出发，透视王学，肯定其融合儒佛道之精华，集大成于“心”的理论价值与地位。阳明学现代性研究对于阳明学的当代发展及与时代文化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六、阳明学与时代思想的互动：阳明学与时代思想研究

阳明学是历时语境中发展、演化的产物，因此，它不是如其产生时那样一成不变，而是与其所处的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发生交流、碰撞乃至文化要素的互渗与转换，最终形成一条清晰可见的阳明学史。从发生学的角度言，阳明学史是时代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也必然和时代思想发生影响与互动。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在思想与社会互动视野下探析了从商鞅到阳明的历代商人地位变迁。其认为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异术而同心”，一方面开启儒学下移之路，一方面也开启商人上升之途，此后，儒商与乡绅共同构成了皇权与齐民之间的隔热层。日本的野崎宽子博士则对日本社会之中的阳明学与情感的力量进行了研究。野崎宽子博士认为日本社会机制所产生的普遍生存意义的缺失导致人生的无意义，而通过阳明学在现代意义上的实践可以使人自我实现，促进自我认同的稳定性，从而在精神上培养有自我价值的人生指针。贵州师范学院王天桥副教授考察了《大学》中的治心思想。其认为《大学》以治人心为起点、以治道心为关键、以治民心为归宿，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在修炼，进而外推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因此治心思想是理解《大学》治身治家治国的治世之道的基础。安庆师范大学章林副教授论析了阳明的心之感应与意义世界的关系。其认为心学之意义世界的呈现以良知感应为根据，此意义世界虽然指向世界之全体，但是最终的焦点却落在伦理道德领域。浙江工商大学卢盈华博士从内在义理和外在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了良知遮蔽的问题。其认为私欲、志欠真切、道德情感之缺失、负面情愫是遮蔽良知的内在要素，而社会不公对良知之遮蔽以及对嫉恨之激发则是良知遮蔽的外在要素，也是社会发展与道德重建中需要反思的方面。总之，将阳明学放在激荡思想中探析其时代意义与价值对于我们思考当代阳明学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

七、阳明学的文学镜像：阳明学与文学研究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阳明学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阐发出一个阳明学的文学镜像，是研究阳明学的另一视角。上海大学的杜梅博士和杨绪荣教授探析了王阳明诗歌与心学的联动，她们从叙事角度出发探讨王阳明诗歌创作与阳明心学发展历程的联动关系，认为王阳明诗歌大体包含四个发展阶段：由物动心、心物相感、心统外物、由心统理，认为阳明诗歌与心学的发展历程基本契合，该研究对于全面深入认识王阳明文学与心学都具有重要意义。贵阳学院卢慧彬博士深入探讨《传习录》中以象达意式论述语言及其常用的意象，指出阳明擅长以物象、比喻、故事、寓言说理，是东方哲学一大特色。贵阳学院黄江玲老师则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表彰了王阳明先生的军事业绩和人格魅力。

八、阳明学的价值诠释：阳明学应用研究

阳明学的时代价值是自明末以来争论不休、褒贬不一的话题，本届知行论坛对阳明学的时代价值有较集中的探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方俊吉教授探讨了王阳明教育精神之时代价值。其认为王阳明以“心即理”为基础理念，特重“慎独”“立诚”，强调为学当净正一己之心灵，以“致良知”为首务，同时，标榜“即知即行”之所谓“知行合一”功夫，充分体现儒家的“务本尚德”之教化精神。此对于救治正迷失自我于科技急速发展之快节奏生活环境中，或沉溺于电子产物之虚拟世界之青少年是最根本、最适当且最便捷之法门。贵州师范大学郝永教授探析了王阳明“用夏变夷”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其认为王阳明对“夷陋”的辩证观点是其民族教育的理论立足点，其民族教育实践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吴炳钊博士论析了当代的“致良知”的工夫。吴炳钊博士将“致良知”工夫分为自修的工夫和共修的工夫，并特别指出共修功夫在当前环境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贵阳学院吕家林教授认为阳明之学本于经、重于心，阳明的学术人生经历是践行《大学》之道的圣迹，是理论与实践的合一，其根本是人性问题。致良知是救治当代社会病症，尤其是人性问题的苦口良药。韩国忠南大学赵智善助理教授以《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为中心，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目的进行了分析，并在《韩国人性教育振兴法》施行和反思韩国原有人性教育缺失及其以之为基础的西欧理性主义教育法的弊端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探析了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人性教育实用价值，具有真切的实际意义。贵阳学院周术槐教授认为阳明学围绕“人”这一根本对象，提出了系列关于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饱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江苏科技大学王军副教授和河海大学刘贺青副教授探讨了当代道德教育的知行困境及化解之道。他们认为当前要做到道德教育的知行合一，不仅要解决制度问题，而且要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不仅要营造相应的社会环境，而且要弘扬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还要对道德教育的方式加以改造。贵阳学院肖良武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阳明文化品牌构建的价值，并提出阳明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蕴藏于历史的厚度、哲学的深度、普遍的实践价值之中。以上研究对于当下阳明学的教育价值、政治功能以及阳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九、文本的发掘与整理：阳明学文献考论

阳明学文献作为阳明学研究基础资料，其整理与研究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和重视的。近年来，阳明学的早期文献珍本、阳明像收集整理、阳明学文献整理规划项目及相关活动等得到持续关注。日本早稻田大学永富青地教授对明代刊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的成书、刊刻过程、内容特点和文献价值进行考察分析，并辑录出《王文成公全书》未收录的佚文十八篇、佚诗二首。永富青地教授认为该书收录的王守仁在贵州的作品以及为贵州出身的弟子、友人等撰写的诗文，显示出本书内容上的贵州特色。这些内容不仅为我们分析王守仁在贵州时期的思想脉络和生活情况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了解王守仁与其贵州地区的友人、弟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王守仁思想在贵州地区的传播情况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在永富与钱明二氏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及其编者王杏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考察。方旭东教授结合康熙《奉化县志》所载本传对王杏生平行实作了考订，特别揭示了其作为嘉靖时期活跃的阳明学者的形象，同时还介绍了黔版《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的成书经过，分析了它与阳明文录的几个早期版本(如广德本、黄绾本)之间的关系。宁波大学邹建峰博士对阳明夫子亲传弟子的发展与壮大，以及与隆庆前阳明夫子文献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修文阳明文化研发中心杨德俊研究员从六个方面那：清时期的遗像、明代书院和祠堂中的遗像、贵州明清与民国祀奉的遗像、现代塑像及画像、海外收藏的遗像、历代像赞及像记对王阳明明遗像的流传、分布等情况进行了考证。浙江省社科院张宏敏博士以时间为序，稽查、梳理了1949年以来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并对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总体规划、学术规范与阳明后学研究工程提出若干思考。贵阳学院李胜杰博士从王阳明思想概述、王阳明思想的传承自觉、王阳明思想的现代意义三个方面对阳明学主要的文献和研究著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十、传统儒学的当代诠释：儒学与理学研究

本届知行论坛将讨论题域扩展到儒学与理学，进一步扩大了论域，突出了传统儒学的当代诠释这一论题。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对廖平的《辟刘篇》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作了比较研究，其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确受廖平《辟刘篇》的影响，在关于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对刘歆作伪的问题上，两书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在基本立场上，作为经学家的廖平批判刘歆作伪是从维护经学的守旧立场而发，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批判刘歆作伪是为追寻中国落后根源的破旧立场而发，二者在此意义上是完全相反的。江苏科技大学王军副教授认为荀子通过礼法并举、释礼为法以及直接强调法的作用等途径提升了法的地位，荀子重法既是礼之规范性的逻辑进展，也是荀子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现实进行的调整。但荀子之法具有过分重刑、人治主义等色彩，并且只是礼的辅助手段，因此与近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贵阳学院陈浩博士从德之源——天德、德之得——领受而为人德、德之成——大而化之、义精仁熟三个方面对王夫之的工夫之九五阶——与天合德进行了详细论析。贵州大学王进副教授认为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和顾炎武反对心学、反思理学，强调经学的思想背景的不同导致二人对“亡国”与“亡天下”的理解大相径庭。顾氏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梁氏则只是笼统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贵阳学院周玲副教授探析了戴震的“情欲肯定论”，周副教授认为戴震的“情欲肯定论”具有鲜明的“重生”的特征，矛头直接指向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山东聊城大学延玥博士以朱子的中和为中心，探析了涵养持敬与儒家的价值选择问题。延玥博士认为涵养持敬是儒家为学的起点和基本方法，儒家的价值选择是文明，文明的标识是外在有礼，内在有德；有礼需持敬，有德需涵养。故而朱子对中和旧说的修正，即是为了与儒家价值选择保持一致。贵阳学院盛作国副教授和胡红讲师从逻辑学的视阈探析了儒家经典的逻辑体系,他们认为儒家的“名”“辞”“知”“辩”“壹”等范畴构成了涵盖逻辑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论辩论和逻辑规律论在内的儒家逻辑思想体系。从推论方式看，儒家逻辑思想体系融贯了归纳、演绎和类推三种推论方式。本届知行论坛对儒学与理学的研究论文总量并不多，但角度各异、方法各异，对于阳明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四届知行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进一步加强东亚阳明学与地域阳明学派的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对于推动贵州阳明学研究及其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其本身也成为地域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今后，知行论坛将继续踏踏实实、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出一条开放、共享、和生的发展道路，拟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国内外阳明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和阳明学学者共有、共筹、共建的大型学术资源交流平台，并力争在学术资源发掘、学术资源培育模式等方面有更大的突破，为各位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实效的合作交流平台。

责任编辑 何志玉

2016-10-24

陆永胜(1978-)，男，河南南阳人，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