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断裂：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探析
——以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为中心

赵 海，胡 芳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分化与断裂：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探析
——以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为中心

赵 海，胡 芳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贝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由效益和功能理性所主导的生产方式与由享乐主义和非理性现代主义所主导的文化范式，存在着根本的分裂；究其原因，早期资本主义精神虽然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与资本主义社会浑然一体，但其本身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基础由宗教过渡到现代主义。文化基础的变更导致资本主义文化本身的断层与信仰的缺失，进而三大领域不同的轴心原则造成文化、经济、政治领域的冲突和动荡；重建人类文化需要重建人类文化的基础，恢复人类社会的整一。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主义；新教伦理；理性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年～2011年)是美国当代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现和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分化的，文化站在了经济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整一。而现代主义又隔断了资本主义文化与传统的联系，文化本身出现了断裂，现代主义本身也在渐变中走向消亡。

一、外部分化与内部断裂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主要表现

贝尔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我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决不像人类学意义上定义的那样广泛而包罗万象，也比贵族传统所定义的要广(不限于精致艺术和高雅艺术)……对我来说，文化是想对生存困境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对的努力。”贝尔和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空前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开始拿起武器残杀自己的同类。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人被全面的异化和物化，整个物质世界作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反过来反对人自身。人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人类开始残杀自己的同胞，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基石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对于人类命运怀有深刻担忧的贝尔，开始剖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期发现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内在的深刻原因。通过观察与研究，贝尔发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日益分裂为三大板块，文化内部也存在触目惊心的断层。

1.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外部的分化

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经济上围绕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建构，文化围绕人的生存困境而提出一系列的解决之道，政治体系的基础是民主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一致同意，不同的斗争群体可以自由地在政治舞台上进行斗争，各自的声音能够得到表达。

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领域是能够相互调和的，但是随着现代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文化的基础和社会行为合法性的来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便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发现当今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前者受经济原则支配，这原则就是效益和功能理性；后者是挥霍无度，不加选择地受非理性和反理智风气(现代主义)所主导”[1]37。

资本主义也丧失了宗教带给他的超验伦理。由不加限制的现代主义和享乐主义所主导的难以降调的经济增长期望，也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仰，贝尔发现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分裂，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那就是由经济增长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人们持续无法降调的期望，这两种情绪给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1]302。

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分裂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再相统一。三大领域各自的轴心原则带着人们朝向不同的方向，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领域因不能协调而日益分化。

2.文化断裂、信仰缺失：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内部的断裂

还有现代主义对传统的背叛，传统的文化，古典艺术和宗教被抛弃，导致文化的断裂。文化之所以断裂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制造出文化内部的涣散”[1]90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现代主义其本身就是无数悖论的组合。交易的背后是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我严格约束的背后是本能驱动的不受限制的无意识，逻辑形式背后是非理性情感和情绪残渣。

现代主义无法承担起人们信仰重任之所在，“新的支撑已经被证实是虚幻的，而旧的铁锚已经沉落水底”[1]156。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人们又想起了最初的道德规范、禁欲、宗教伦理，20世纪宗教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复兴，正是这个原因。

在人类进入现代化开始的那些年代，人们在工业革命所涌现出的巨大生产力，还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文化运动中彰显出的理性的巨大力量，人们曾经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地球可以随人类的心意所改变，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还有理性主义的消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在超前消费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们对于不能把控的未来和人类行为的渺小与有界，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还有自身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由于缺乏了对神、对自然、对祖先的虔诚信仰，现代人心灵无所傍依，这正是人的生存困境之所在。

二、先天缺陷、基础变更、轴心原则差异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主要来源

贝尔所要表达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主要在于文化领域的基础——新教伦理和理性曾经是经济领域所需要的组织形式和规范的合法性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没有限制的经济冲动被理性和新教伦理的自我约束所限制。但是被现代主义和享乐主义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新教伦理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合法性基础，满足于享乐的即时兑现而不是来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文化也因此失去了宗教给它带来的超验伦理，能够不再为人们提供一整套的工作、生活的终极意义，这一切都造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1.贪欲、枷锁和异化等先天缺陷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理性主义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韦伯的论证似乎正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精神催生物质世界的生产方式。我们这里且搁置唯心唯物之争，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早期，其文化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的，贝尔也多次用韦伯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参照，分析方法也多有向韦伯致敬之处。

来源于加尔文教的禁欲精神、路德的天职观、从古希腊传承而来的理性主义等等。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高度一致性，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在入世禁欲、天职观和秩序感的作用下，熔铸成一个坚实的整体。

韦伯曾强调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有两个方面，如果韦伯强调禁欲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贪欲……从一开始二者就缠绕在一起，只不过在早期贪欲和经济冲动被宗教伦理和理性所克制。“在历史层面，经济冲动早先受制于习俗和传统规则的约束，随之受天主教关于公平价格的道德原则限制，后来又遭受清教徒对于节俭的强调和压制。当宗教情绪减弱后，那些限制也减弱了，文化也遵从这个轨迹”[1]9。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失去了宗教伦理的限制后，资本主义文化非理性的一面便释放出来了。

早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其基础宗教伦理本身却存在致命的缺陷，成为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缺陷。新教伦理一方面解放了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又在另外一方面限制了人类文化，给文化的发展套上了枷锁。对此马克思有十分精辟的论述：“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它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2]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以盈利为目的和对个人具体有用的美德，更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对文化的异化。而这种异化背后的宗教因素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肉体生活的手段”[3]。资本主义把人类文化中天生的美德，自存的良知全部异化为以盈利的目的手段，文化被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了。

2.文化基础的变更导致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本身的断裂与人类信仰的缺失

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更是由于资本主义产能的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量产品，需要鼓动人们不断消费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此种环境下，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精神竟成为资本主义所鼓动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最大限制；科学的发展，大大削弱了人们对于来世、天堂和地狱的信念，也削弱了职业带给人们的神圣感，天职观随之也不复存在；清教主义的命定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

早期资本主义文化来源于宗教伦理和由古希腊传承而来的理性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合法性的来源却是现代主义和非理性的享乐主义。文化基础的变更改变了人类文化数千年以来的连续性，社会行为合法性由宗教变成了现代主义文化，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取代了天职观和禁欲主义，人类文化自此丧失了连续性。文化的断裂和人们信仰的缺失，虚无主义的降临，这一切与现代主义有关，与人们面对生存困境的应急性有关。

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了宗教伦理不可避免地被非理性文化所代替的趋势。“已经获胜的资本主义，举凡‘天职的履行’无法直接与最高的精神文化价值有所关联之处，盈利的追求最为解放之处如美国，业已褪除此种一贯追求的宗教伦理意涵，如今倾向于和纯粹竞赛的激情相连接，甚至往往使盈利带上运动比赛之性格”[4]23。这种改变割断了人们与传统的联系，割裂了人类文化世代相传的连续性。失去了连续性的人类文化，使得文化本身无所适从，不能再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一种超验的伦理解释，人们开始丧失信仰，陷入自我存在的危机。

3.轴心原则的差异性致使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政治、经济领域不再整一

贝尔通过分析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各有其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规范，代表着不同领域的行为合法化规定，代表着三大领域之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轴心原则。这些不同的轴心原则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分裂。

首先，技术经济秩序规范关注的是生产、分配和消费，从生产关系到社会的分工和职业的分配，分配和消费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技术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模式是经济化”[1]9。微观经济学家雷诺兹认为，经济学是关于匮乏的科学，经济化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对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调节。经济政策需要用有效性来衡量，它只有在一种推崇这种有效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内才会合理。

其次，在政治领域，它的轴心结构是表达或是参与，原则是合法化，即“表达社会不同部分之利益的政治党派或社会群体，其存在成为表达的工具或参与决定的手段”[1]10。政治领域是人们表达意见的场所，在民主社会，它是人们利益调和的结果，其合法化还部分来自于人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信仰。

最后，关于文化，文化所关注的对象“怎样应付死亡、怎样理解悲剧和英雄性格、怎样确定忠诚和责任、怎样拯救灵魂、怎样认识爱情与牺牲、怎样学会怜悯同情、怎样处理兽性与人性间的矛盾、怎样平衡本能与约束”[1]10。因此，文化始终存在一种回归，即不断回到人们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如何应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既不同于线性变化的技术经济领域，也不同于不断调和的政治领域。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各有其轴心原则，各自独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三大领域，三大领域不能够完全重合，存在各种交集，在交集之中三部分既互相重合，又相互拉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自不同的变革节奏，不同的行为规范，不同的合法性原则的拉扯下，社会碎裂成无数碎块。

资本主义文化像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胎儿，带着贪欲的原罪，早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新教伦理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新教伦理和理性又逐渐被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所取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褪去了其宗教的超验伦理，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发展中碎裂成为几个板块，资本主义文化在渐变当中走向分裂和消亡。

三、文化要回归传统与自然、重建社会的整体性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

黑格尔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历史阶段、以及相应的每一个社会都是结构上相互关联的整体并由绝对精神统一起来。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建立在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上，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都受制于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状况，这意味着从古至今能够为人们提供一整套完全生存意义的社会多为整一的。面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人类文化，贝尔这样感叹道：“我相信，我们面前是一片空旷之地。”[1]183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渐变与分裂，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分裂与重重矛盾，我们面前是文化的荒芜和人类社会的日益碎片化。

然而对于要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给了一个答案：“然而，如果我们想为经济和技术设定一套界限……。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及他具有欺骗性的孪生现象：现代主义文化”[1]21。他告诉我们要抛弃不受限制的现代主义和更加无法无天的后现代主义，回到传统，回到界限，回到心存敬畏的世界。

笔者认为，人们更应该从文化的连续性和自然性中去寻找答案。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不一样，就像我们小时候认为我们会和我们的父辈不同，可是父辈的血液却真真切切地流淌在我们的身体中，我们也真真切切地面对着同我们祖先相同的困境。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掌控大自然。我们对于自然，相对于我们的祖先只有量上的差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有些文化上的基本原则就像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准则，我们只能发现并遵循他们，却无力改变他们。

回归传统和设定界限并不是让我们的文化停滞不前，而是我们要了解整个社会的建构原则，我们应该从传统和自然当中汲取灵感，找寻文化的基本规律，从而建设新的文化，与我们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以期重建碎片中的人类社会。所以，我们不能向往无限的生活，我们应该摒弃狂妄自大的现代主义，我们应该在人类不断流淌的文化长河中获取力量，从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中找寻规律。我们应该致力于重建社会的整一，学习先辈们怎样面对困境，学会敬畏。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是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区别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精神。二者存在根本性差别的原因除了时间上的差别更在于文化基础的变更。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德)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3](德)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何志玉

Differentiation and Fracture: An Analysis of Contradiction of Late Capitalism Culture——TakingCultural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written by Daniel Bell as Research Center

ZHAO Hai,Hu Fang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In the book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the author Daniel Bell thinks that in late capitalism there is a fundamental split between the production mode dominated by the benefits and func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modern cultural paradigm dominated by hedonism and irrational modernism. Although the early capitalist spirit gave birth to the capitalism production mode and blended into capitalist society, production mode has a fatal weakness in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culture, cultural basi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religion to modernism, which leads to the internal fracture of capitalist culture and the absence of belief. Meanwhile, different axis principles in the three major areas cause conflicts and turbulence in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refor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culture is equal to rebuil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restore the unity of human culture.

capitalist culture; contradiction; modernism; protestant ethic; rationality

2016-07-26

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GDZT201508)阶段性成果。

赵 海(1990- )，男，河南南阳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胡 芳(1983- )，女，湖北天门人，贵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A81

A

1673-6133(2016)05-0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