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之前

李雪

陈纳德与“飞虎队”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群美国人——国民政府终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击退内部的亲日派，期待多年的美国援助也因为局势的变化逐渐破冰。空中援华的“飞虎队”像一道闪电，1941年底率先在昆明上空炸响，给中国人带来惊喜与期待。

其实，抗战爆发之前，也有美国人与中国空军渊源深刻。陈纳德之前的故事，现在开始。

罗伯特·肖特之死

罗伯特·肖特，面容清秀的美国飞行员，多次来华推销战机，军校航空班的教练，1932年中日首度空战时，奋战日机，力竭身亡。他是为华牺牲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对其葬礼的重视程度，折射出中国为对抗日本，努力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舆论关注的倾向（关于战斗经过，详见本刊2015年第10期有关文章）。

杜立特与霍克Ⅱ飞机，1933年春摄于杭州笕桥机场。远处那架“福特三发”飞机是张学良座机。

据《航空杂志》记载，1932年4月20日，肖特的母亲及其三弟来到上海参加公祭，到达当日，中国派出“各界代表87人，学生数百人”赴码头欢迎。4月24日，中国政府在上海慕尔堂为肖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许多名人赠送了花圈，如蒋介石夫妇，而各界到场参加者，达数千人。“西藏路上，交通甚至断绝，临时因客满而被拒入场者，亦达数千人”。

1932年5月美国《飞行》（Flying）杂志报道过肖特的牺牲，反应迅速，然而态度却很中立——从所周知，彼时美国对它国战争向来持中立主义，这实际上为后来美籍飞行员赴中国执教埋下了不少障碍。

宋子文的决定

浙江民众捐献的“救国”号，掷瓶礼香槟也换成了30年陈绍酒。掷瓶女士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叶溯中的夫人。民众要求很简单，不要用我们捐献的飞机打内战。

国民政府中的英美派与亲日派自分两流，是为当时中国外交中的两支博弈流派。说到英美派的代表人物，驻美欧各国大使当然榜上有名，如郭泰祺、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等，财界当中的张公权、陈光甫、虞洽卿、杜月笙也归入此流，而《中国内幕 第三辑》资料也称，“联系这些要素的中心人物，自然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

1932年中日上海之战爆发，宋子文当职财政部长，手握金银命脉。战争暴露出中国空中防御的虚弱性及空军建设的急迫性。“国舅”宋子文迫不及待面见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提到，宋建议中美双方合力建设一所军事学校，并由美方派遣教练，训练中国飞行员。

不久前，中国政府交通部拨曾付给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一笔战时补助资金，用于重新开办“一·二八”事变时上海到南京的战时专线。“中航”的美方代表韦斯特维尔特（George Conrad Westervelt）迅速作出判断，进军中国航空市场的绝好机会来了。

当时“中航”的美方股东还是柯蒂斯公司（后来才变成了泛美公司）。公司美方经理邦德回忆，“中航”不过是柯蒂斯公司推销航空器材，特别是军事航空器材的“中介”而已。抓住机会的韦斯特维尔特迅速联系宋子文，甚至为宋子文描绘出中国飞机出征日本本土的蓝图。最实际的建议，是他提出建设中国空军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聘请一位美国军官作为航空事务顾问;在上海建立一座小型飞机场，并同时建设一座现代化机场。

宋子文的财政顾问，美国人亚瑟·扬博士回忆了当时谈判的过程。美国国防部不支持美籍飞行员去中国，因为判断“他们可能会卷入与日本的交锋中”。所以中方只好与美国商业部谈判，商讨相关事宜。

耗时长久的谈判最终敲定，美方以“志愿人员的方式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美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建设一所航校，训练专业人员，并为现在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学员设计新的替换课程，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为中国订购适合其使用的飞机。另外，所有这些人都禁止卷入中日可能的战争任务”。（引自《中国建国的努力 1927-1937》）

谈判成功，经宋子文邀请，约翰·朱厄特（John H. Jouett）顾问团来到中国。

宋子文的这个决定对中国空军未来10年的建设影响深刻。美方志愿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这种身份便令人想到后来的“飞虎队”。中美合作建立中央航校，设置了飞行员课程，开展相关教学，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方式也获得了美国援华人员的认可。最重要的还是“志愿”身份本身，符合美国的中立国策——当然，“中立”所产生的问题在朱厄特代表团动身前就埋下了，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更使中国空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迟迟不能获得美国援助。一直到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国对日宣战，美国大规模援华行动才破冰前进。

朱厄特代表团

朱厄特代表团有15人，包括朱厄特本人与9名飞行员，4名机械维修人员与1名秘书。

英国人利尔雷（William M. Leary， JR）在所著《龙之翼》一书中记载（徐克继译），朱厄特在同年7月8日向宋子文提出中美合作的3个方案。第一个，聘请美国人为顾问，3年内训练150名驾驶员，并建设一座航空工厂，建造一些相关设施，费用约420万美元;第二个，训练300名驾驶员，建立一座永久的训练中心，费用约820万美元;第三个，综合第一、第二个方案，此外中国学员还要完成60小时初级训练、70小时基础训练、70小时有关驱逐、轰炸或侦察的高级训练，总花费约1 370万美元。

虽然中国当时深陷战争泥潭，财政开支万分困难，但宋子文还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第三个最“奢侈”的方案。于此，中国的航空发展进入了新的一章。

朱厄特代表团努力克服了机场荒芜、设备短缺、飞行员数量稀少等困难，到1934年，已经让航校的发展步入正轨。朱厄特回忆：“中央航校现在已有了完备的现代化的机械设施，可以保证航校所有飞机的飞行任务……”，至1935年他带团离开，中央航校已经培养了大约200名左右的飞行员，杭州笕桥航校更成为中国知识青年向往的院校之一。

但是，飞行员总数有没有200名，也是个值得后人研究的问题。有回忆资料显示，美国代表团对中国飞行员的淘汰率相当高。如“笕桥3期学生，共计120余人，毕业时的淘汰率约50.8%，只有59人毕业”。（孙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历史辑要》）

之所以学员淘汰率高，是因为朱厄特使用了一套新的飞行训练课程，这也是他在部分学生中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中国当时主要外援来自德国、美国、意大利。德国因为一战后条约的限制，只能发展商业航空（这时它与中国合建了欧亚航空公司），所以大概在1933年10月，中国政府开始聘用意大利顾问，航空学校也开始使用布雷达、菲亚特、萨伏亚等意大利飞机，并在洛阳建设了另外一所航空学校。洛阳这所学校以轰炸教学为主，然而被淘汰的笕桥学生也常转入此处继续学习。但陈纳德看不上这所学校里意大利顾问的教学质量，认为比朱厄特他们差远了，这是后话。

美国的中立政策也是导致朱厄特代表团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1934年“福建事变”时，蒋介石曾要求这些美国飞行员轰炸他的政敌，然而美国飞行员恪守中立，拒绝执行这项任务。他们最终离开了中国，其中有几个人则加入了中国航空公司，选择留了下来。

也许中国政府在朱厄特代表团这件事上获得了对美谈判的经验，为日后与美国的进一步谈判埋下伏笔。柯蒂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大幅提升，当然也与朱厄特代表团息息相关。而另外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霍克飞机，出场了。

杜立特的中国之旅

1930年2月，美国著名飞行员吉米·杜立特从军队辞职。当时，各大石油公司竞相邀请飞行员加盟公司，以期销售航油产品，杜立特由此加入壳牌公司。但他开启中国之旅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壳牌公司。

早在1926年，他就曾结缘柯蒂斯公司，并于1933年开启赴华之旅。杜立特形容那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柯蒂斯飞机出口公司的总裁韦布斯特（Clarence W. Webster）与柯蒂斯-莱特公司的总裁基斯（C. M. Keys）请军队同意给杜立特放假，以便他去南美洲演示公司的新产品：霍克P-1战斗机及随机装备的D-12发动机。

杜立特每次展示柯蒂斯飞机时，机身上也都带有鲜明的壳牌公司标志。1933年，柯蒂斯公司准备请杜立特参与一次环球飞行，目的地当然包括远东——“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中国十分需要进口飞机。这一次飞行，主要是展示霍克P-6战机。1933年4月，杜立特一行搭客轮经由日本到达中国上海。

亲历1932年日本飞机的轰炸，成为中国人恐怖的回忆。1933年的上海，正沉浸在购买飞机的热潮之中。经过中国航空协会一众要人的努力与群众的慷慨解囊，上海市政府宣布本市已订购18架霍克II战机，用以捐赠南京的中央政府，第一架飞机已运到。《申报》称，飞机由“美少校杜立特进行飞行表演”。

杜立特在回忆录《我不可能再如此幸运》（I Could Never Be So Lucky Again）中并没有对这次飞行表演有更多的回忆，也许他是想将重点凝聚在轰炸东京返航中国之际，不过在那之前，他已领略过中国民众对飞机的狂热期待与欢喜之情。

捐赠“上海市”号霍克战机的活动声势浩大。据1933年6月1日《申报》报道，捐机地点设在当时的江湾跑马场，“四周悬挂万国旗帜，主席台中央位置则悬挂中国国旗”，飞机即停在主席台之前，掷瓶礼之后，“上海市”号飞机即“向看台左跑道进行升空特技表演”。

大家清晨之际即听闻天空中的机翼之声，那是杜立特驾驶着霍克飞机飞临。飞机散发传单，邀请大家赶赴江湾跑马场观赏捐机暨飞行表演。掷瓶礼，是当时捐机现场仅逊于特技飞行表演的高潮画面。当日江湾跑马场拥入5万余观众，所以当吴铁城夫人拿着一瓶香槟酒，轻轻磕在机头发动机上，香槟四溢，万众欢呼的场面足堪想象。当日，江湾跑马场也是冠盖云集，孔祥熙代表中央政府，葛敬恩代表航空署，吴铁城代表上海市政府，王晓籁、杜月笙代表各界精英，全于主席台重要位置就座，欣赏接下来的飞行表演。

杜立特少校登机后，“拨动发动机后升空，首先高飞至万余尺，后渐次下降，作直落、直升表演。（他）在高空作各种旋转倒翻表演，复下降作侧飞、倒飞、缓飞、急飞表演，作落叶式飘荡上升下降表演，作锐角转弯式飞行，作机礼向下倒跌式之飞行，表演25分钟，始飘然下降，其飞行技术确已登峰造极，惊人绝技，万众赞扬，表演至惊险处，莫不为之咋舌，及其化险为夷，直升高空，则又为之顿足。”

接下来，柯蒂斯公司又另备双座教练机一架，由“美飞行家罗意思驾驶，杜夕逊表演降落伞跃空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降落伞是中国制造，由中国绸织品公司出品。“此练习机先低飞绕场一圈，并在空中散飞鲜花，表示庆祝航空救国之成功，最后乃高飞至五千余尺，杜背安全伞由高空一跃而下，姿势绝美，（观众）掌声不绝如雷，未几安全降落在跑马场”。

“上海市”号飞机在江湾跑马场停留了几日，由航空署沈德燮驾驶飞往杭州，全新涂装之后归队南京，编入航空署的飞机序列之中。

杜立特的这次中国之行，印象深刻的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刺探无孔不入。驻上海日军对他所展示的飞机进行了各种拍照记录。“很明显”，他说，“那是在做军事侦察”，而中方则没有任何反应。

杜立特还与朱厄特见面，他们一起飞到沿海，考察了中国国防机场的建设情况。这是资料中有记载的一次会面。

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举办的这次捐机典礼掀起了未来几年之内的航空潮流，这也许是杜立特想不到的。仅3个月之后，9月初在上海举办的5架霍克飞机的捐献典礼一下子涌入了10余万观众。而在中国各地，从北到南，但凡有些实力的省份，都开始积极捐机献机。杜立特此行的出色表演，也使得中国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飞行事业当中。1936年抗战爆发前，上海举办最隆重的献机典礼，来沪做特技飞行的飞行员便全部是中国人了，其中还包括“艳绝一时”的女飞行员李霞卿。

陈纳德来了

1937年一个普通的日子，蒋介石专机的美国驾驶员罗亚尔·伦纳德在大都会酒店里接到前台的电话，对方称有位美国人要来拜访他。未几，有人敲门，伦纳德回忆：“我开了门，看到一个身材粗壮的人，他的脸圆滚滚的，一头灰白头发，一双非常犀利的黑色眼睛，穿的是没有熨过的法兰绒衣服和一件皮夹克。”

“上帝啊！是你呀！陈纳德！”

伦纳德的飞行教练陈纳德也来到了中国。他们谈论中国空军的现状，讨论如何用几年时间迅速建立的年轻的中国空军对抗日本帝国的侵略。伦纳德回忆：“陈纳德说，‘我手头上有一些美国飞行员，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在中国经历日本无理侵略与轰炸的几年之后，中日大战的帷幕终于拉开。陈纳德之前，美国飞行人员已在中国出现，他们有的顾及美国的中立政策不再出面，有的则执着地投入援华抗日的历史洪流。中国冒着隆隆的炮火，与她的盟友们一道，展开了对日本的博弈。再犹豫下去，只能是无穷止的牺牲与妥协。无论是地上还是空中，中国开始奋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责任编辑：吴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