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

高丽媛

翻译活动一直以来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作者和原文本，主张原作是最高权威，译作应该尽可能与原作相似；并且认为翻译的价值低于创作，翻译就是模仿，译作依赖于原作，缺乏创造性。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创造性长期受到压抑，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在最近几十年，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国外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论述

在漫长的翻译研究史上，西方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技巧、翻译的标准等问题，即“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及“怎么译”等具体翻译行为，得出的立论大都是源自于翻译者自身翻译的实践体会。传统译学坚持原作中心论，把翻译的标准界定为对原作的忠实，如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所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突破。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奠定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基础。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 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张，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后，勒菲弗尔等人的研究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主义注重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问题，从而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作的地位。

二、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在中国，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提出，首先受到了当代西方译学的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和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而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译者文化地位一直被边缘化，正是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也便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查明建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中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关于西方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影响方面，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但是这些论述散见于与探讨译者主体性有关的论文或论著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者的地位、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的界定、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发挥限度等。文学翻译中译者是中心，也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译者的中心地位以及在翻译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翻译研究是据此对翻译过程做出新的、全面系统的描述和诠释，并不需再进一步讨论“译者背后的总的原因”“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法国文学社会家Rober Escarpit提出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创造性是译者为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叛逆性是译者为达到其主观目的而造成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三、译者主体性研究对翻译研究的作用

译者主体性研究在翻译本质和过程的认识与探索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译者是翻译任务的执行者，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许钧认为整个翻译过程决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主体性投入的创造性过程，这种主体性投入是以翻译各要素组成的翻译环境为限制。从而翻译过程的探索必然离不开对译者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研究，即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关系研究。

译者主体性研究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除了原作和读者这两个要素之外，翻译批评标准的设立还要参考包括译者本身及其所处环境在内的其他因素。翻译批评将翻译家的主体性因素考虑进来，视野更为开阔。这样，翻译批评不仅仅以原文译文的文本为依据，还要研究翻译家的能动作用，如许钧对约翰·克里斯多夫三个译本的研究，为积极有效的翻译批评树立了样本。这样，翻译批评彰显翻译家的主体性因素，而翻译家研究又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新的思路。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译者的积极性，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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