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依赖是与非

严学锋

深化国企改革之际，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国资依赖的情结，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2016年1月，在民企强势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国资第一大股东的坚持、不欢迎民企成为第一大股东的表态，引起巨大争议。客观上，股权结构无标准、完美的模式，但对企业家而言，国资依赖既有现实存在的必要性，又在实际效果上具有一定复杂性。

红利多多

地位身份安全，资源获取便捷，职业回报长期稳定……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带给企业家的“红利”，可谓多多。

某种意义上，相较非国资，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更有利于企业、企业家个人的“安全”——王石的提法是国情。他称想做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既然举足轻重，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就会有危险。你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但也要有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体制国有企业的成份”。

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在要素驱动增长的时期，确实有利于企业发展，从而利于企业家履职。例如在土地、资金、政策、补贴等方面，国企相较民企可谓优势得天独厚。可以管窥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发布报告称，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少支付利息2.8469万亿元，少交地租3万余亿元，少交资源租5千余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总计6.4767万亿元，远大于四万余亿元的企业利润总额；最终上缴国家的6%的利润，95%都回流到了国企。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2016年2月称，“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市场经济也搞了20多年，尽管民营企业贡献良多，但始终不能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以国有垄断为基础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民营企业依然是自生自灭的草根群体，依然是没有爹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