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反抗：解读《半身》中的“监狱”

内容摘要：监狱是《半身》中的重要意象。梅尔监狱利用全景敞视结构监视女囚，对她们进行规训与惩罚。而维多利亚社会就是一个隐形监狱，玛格丽特因违背社会价值标准也受到监视。监视是“监狱”实施规训权力的主要形式，因此，身陷“监狱”的女性通过阻碍监视反抗规训权力，其中社会底层的女同性恋者的“反凝视”更是挑战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父权、阶级等级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使得小说具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色彩，体现其现代性。

关键词：监狱 规训 监视 凝视

1999年出版的小说《半身》是当代英语文坛新星萨拉·沃特斯的成名作之一，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淑女玛格丽特与身陷囹圄的底层女灵媒萨琳娜之间关于爱情与阴谋的故事。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叙述方式，由两位女主人公的日记交叉构成，心理描写细腻，情节悬念迭起，并散发着神秘的哥特式气息，吸引了众多读者，不仅多次获得文学大奖，还被英国广播公司改编成电影《灵契》。

沃特斯在《半身》中着意渲染了监狱这个意象。两位女主人公所处的环境都跟监狱有关。萨琳娜犯“欺诈与人身攻击”罪而被关押在梅尔监狱。而玛格丽特也过着女囚般的生活，因为维多利亚社会就是一个隐形监狱，玛格丽特因背离社会所设定的女性角色而受到隔离与监视。“监狱”是规训权力机制的体现，而监视是“监狱”实施权力的主要形式。本文将以小说中的“监狱”及其监视为着眼点，探析萨拉·沃特斯如何利用监狱意象呈现维多利亚社会纷繁的权力关系，进而表现人性的复杂与边缘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监狱”的规训

福柯认为，法理学家边沁（1748—1832）所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最能体现规训权力机制。“它是一种环形建筑，中间是一座高高的瞭望塔，瞭望塔有一扇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的内部。环形建筑分成许多小囚室……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1]（224）彼得·杜斯认为，“全景敞视系统……设置了一种单向凝视，其结果是生产了内心自我监管的主体”。[2]（181）杜斯所说的凝视就是监视，它是监狱实施规训权力的主要形式。在监视或凝视的过程中，“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 ‘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看者在沦为‘被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3]（349）换言之，监狱的独特结构确保了中心瞭望塔的看守能隐秘地对囚犯进行随时随地全景监视，而囚犯却无法得知自己是否被凝视，因此即使看守没有在监视，也给囚犯施加了心理压力。这样，犯人便能自觉地实现自我监禁与改造。

《半身》中，梅尔监狱的原型就是真实位于伦敦泰晤士旁的梅尔监狱，五角楼围绕着中央的瞭望高塔的设计完全体现了边沁的全景敞视思想。当玛格丽特作为监狱的探访者第一次看到梅尔监狱的平面图时，她感觉到它“有种特殊的魔力”，而近距离看“那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五角楼”，她更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威慑力：“这些楼房在猛然一瞥下更显骇人”，“这座监狱看起来像是……为了要将关在里面的犯人逼疯，故意这么设计。[4]（12）站在位于五角楼院子中间的高塔上，“一眼望去都是女子监狱内部的墙面和设有栅栏的窗户……每个小窗就代表一间牢房，关着一个囚犯。”[4]（15）

形形色色的女囚被关在梅尔监狱：小说的另外一位主人公萨琳娜因“欺诈与人身攻击”被监禁；经营休息室的艾伦，因场所中有青年男女亲热而被定罪为“经营情色场所”；女仆玛丽入狱的罪名是“蓄意伤害孩子”，她为了保护妹妹而屈从主人儿子的侵扰，失身怀孕后哥嫂却不肯收留她，作为天主教徒的玛丽只能在外租房，假装单身女子，在而一次掩盖孩子哭声时失手将其闷死。此外，还有制造假币的艾格妮斯纳什、因自杀未遂而犯“妨碍公共道德”罪的珍、妓女杰佛丝……玛格丽特在听管理员和女囚陈述她们的罪行时，觉得其中一些“听起来不太像犯了罪”，尤其让玛格丽特震惊的是“自杀未遂”，因为有自杀经历的玛格丽特若不是因为其上层阶级小姐的身份，那她就会像珍一样被冠以“妨碍公共道德”的罪名而成为阶下囚。但是她马上想起所有管理员对自己的告诫：“刑罚的判定不是我可以批评的……这是男人的事”[4]（44）。

监狱管理员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维多利亚社会的律法是“男人”的律法，体现的是父权话语，另外它也维护权力阶级的利益，因此像玛格丽特这样的淑女在刑罚上就具有某些特权，而对于下层或底层的女性，她们则是被双重压迫的对象了。监狱中的女囚不乏罪不至此者甚至无辜者，只因违背了父权意志或是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她们就得惨遭监狱的规训和惩罚。监狱的规训力量是强大的，在管理员“黏得比蜡还要紧”的目光之下，女囚们“保持安静与顺从”[4]（37，55）。福柯说，只需要“一种监禁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5]（158）正因为如此，梅尔监狱的管理员骄傲地感叹，监狱中若都是长时间服刑的犯人，那么她们都可以“自己关住自己”，而“看守监狱的人员都大可回家”。[4]（19）

名义上为梅尔监狱女囚的精神导师，玛格丽特自己的生活却也是一团糟。她出身上流阶层，聪颖好学，跟着父亲钻研学术，颇有造诣。不幸的是，她是一位同性恋者，维多利亚社会对性的态度极其刻板保守，同性恋自然被视为“不可言说的禁忌”。玛格丽特的情人无法忍受世俗的眼光，转身嫁给了她的弟弟，给了她沉重的打击。父亲的去世犹如雪上加霜，让玛格丽特终于崩溃，企图自杀，但却又被发现救起。在家中，弟弟是成功人士，娶得伊人归，妹妹美貌乖巧，即将披嫁衣，而大龄未婚、有自杀倾向、又有同性恋性向的玛格丽自然是母亲眼中的异类。虽然她的淑女身份使她免于成为梅尔监狱里的女囚，但在内心深处，身处豪宅的她感觉并无异于被锁于监狱。从第一次探访梅尔监狱开始，玛格丽特就不停地把自己与监狱联系起来：“母亲和米尔班克先生是不是联合起来，要将我留在牢房里，难道不是吗”；“我不止一次梦到梅尔监狱，梦见我也是里面的犯人，在囚室中将刀叉和圣经摆成一直线。”[4]（33，38）

沃特斯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出玛格丽特女囚般的生活，因为根据福柯的观点，规训权力无处不在，遍及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玛格丽特就是生活在维多利亚社会这个隐形监狱里，她那严苛的母亲代表的则是强大的父权规训力量。在母亲看来，玛格丽特的抱负、性向、感情都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是病态的。于是她完全把玛格丽特视为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一个罪犯，自己则像站在瞭望高塔上的监狱管理员，无时不刻对其进行隔离与监视。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母亲就把玛格丽特隔离在房间里日夜看守，直到两年之后，母亲仍然每天亲自注视着她喝下抗焦虑的氯醛药水或者鸦片酊。玛格丽特清楚地意识到，不仅仅在家里，即使是暂时外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没有自由：“母亲一直在监视我，就像瑞德蕾小姐以及哈克斯比小姐（注：梅尔监狱的管理员）一样监视我”。[4]（254）她不允许玛格丽特谈论监狱，不允许她写日记，企图剥夺她的行动自由与独立思想，她的目的和任务就是把误入歧途的玛格丽特规训成“家庭天使”般的理想女性、成为符合维多利亚社会道德观与行为标准的“驯顺的肉体”。在母亲的规训权力之下，玛格丽特时刻“觉得自己身在囚室，身上穿着束身衣”[4]（294），她痛苦、焦虑、恐惧，这是她内化了母亲的凝视，对自己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自我惩罚。

二.“女囚”的反抗

根据福柯的说法，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6]（46-7）因此，在《半身》中，“监狱”虽然具有无孔不入、无比强大的的规训权力，但它也势必遭到“女囚”的反抗。

玛格丽特在自杀未遂之后就陷入了母亲的禁锢，似乎已经失去了摆脱束缚的勇气。但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表面看起来顺从的她也具有自己的反叛方式。[6]（258）母亲不让她谈论监狱的事，她想：“就算监狱的事不能谈论，我还是可以坐下来写在我自己的书当中。”[4]（34）；母亲不让她看书，她“只是把书收起，在她离去后再拿出来”。[4]（82）当她猜测到母亲“也可能会蹲下来将眼睛贴在钥匙孔上”观察她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时，她“已经用布塞好了”，她还懂得通过伪装来骗过母亲——“她仔细地观察我的脸和手，以找寻我生病的迹象，而我没有让她看出什么”[4]（255）。玛格丽特生性柔弱，加上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母亲的规训力量，因此她的反抗力度是有限的，只能为自己争取有限的空间与话语权。

可以发现，玛格丽特的反抗主要是通过阻碍母亲的视线以及适时伪装自己来蒙蔽母亲的双眼，而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前文提到，“监视”是“监狱”实施规训权力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监视，观者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而被观者则是“凝视”的对象，处于客体和“他者”的地位，受到观者的权力压制和控制。因此，被观者要挣脱权力的压制，就得摆脱被凝视的处境，而破坏观者的“凝视”便是一种直接的反抗形式了。在梅尔监狱，女囚们甚至会暴力地破坏观者那“权力的眼睛”以示反抗。当玛格丽特第一次探访监狱时，管理员就告诉她“在每个门的旁边，有块垂直的长方形铁片，管理员可以随时揭开，监视里面的犯人。她们称这为‘视察’，女囚们称之为‘眼洞’”。[4]（27）管理员提醒她不要把脸靠上去看，“她说这里的女囚都很刁钻，以前发生过管理员被弄瞎的例子”。[4]（28）然而，这种正面的、激烈的反抗形式带来的后果只会是更重的刑罚和更严密的监视。

《半身》中，最成功、最有效的反抗来自于萨琳娜，因为她最后完成了越狱计划，完全挣脱了监狱权力的禁锢。萨琳娜原是灵媒身份，虽然身陷囹圄，却仍未卜先知，言谈脱俗。她对女性被设定的社会角色有着精准的理解，对父权社会的规训有着极大的反叛精神。当玛格丽特忌妒妹妹的出嫁时，她说：“你到底在嫉妒什么？她只是和世人更加一致罢了。这有很了不起吗？女人从小就被教养成和大家一样——这是她们在社会上的功用。只有像我这样的女人才不理会这个制度，让它摇摇欲坠”[4]（238）。她甚至宣称：“我们就是为了要挣脱这束缚而生的，如果没有改变就不可能成功”。[4]（238）萨琳娜的神秘、勇敢与聪慧让玛格丽特奋不顾身地爱上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使玛格丽特终于迈出大胆的一步，作出更大的反叛——计划与萨琳娜一起出逃，但却不幸地陷入萨琳娜所设计的迷局。而在萨琳娜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她的情人，在玛格丽特家中当女仆的薇格。薇格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梅尔监狱与玛格丽特的家之间穿梭，传递信息与物件，支撑着萨琳娜的“鬼魂说”，顺利地欺瞒了玛格丽特与监狱管理员赫尔夫太太，驱使她们为越狱计划步步铺垫。可怜的玛格丽特最终成为整个阴谋的牺牲品，本想逃离母亲的权力压制，不料却沦为下层女仆与底层女囚私奔的垫脚石。

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1]（226）萨琳娜在梅尔监狱是被规训被惩罚的对象，而薇格在玛格丽特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当女仆，她同样受到了主人的规训与控制。依照福柯的观点，萨琳娜与薇格都是属于环形边缘的被凝视的他者，而相应地，赫尔夫太太作为萨琳娜的看守、玛格丽特作为薇格的主人，她们是权力的掌控者，在全景敞视结构中原本应该处于中心瞭望塔凝视者的位置。然而，萨拉·沃特斯在这里却完全颠覆了福柯的观点，她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在“全景敞视体系”中，掌握权力者同样也受到凝视，只是他们往往自以为身处中心“瞭望塔”的位置而忽视了这一点。玛格丽特虽然能意识到她在观察女囚的同时也被女囚所观察着：“后来我才明白，如同我观察她们的头发衣裙帽之细节，她们也会观察我的衣着。[4]（29）但她仍然无法预料到每天在她眼皮底下活动的，顺从、规矩的仆人薇格竟然也一直在暗中观察、监视着她。薇格与萨琳娜正是通过这种“反凝视”，打破了原先建立起来的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固定模式，使原来的视觉主客体完全异位，于是作为被凝视对象的客体、他者反过来取得了主动权。简言之，薇格与萨琳娜的“反凝视”以及成功逃离使得小说中的两对主要二元对立概念—“主与仆”、“监狱管理员与女囚”—被消解，体现了二元对立结构中原本处于弱势的一方对处于强势的一方的反抗和摆脱。

三.结语

透过“监狱”意象，萨拉·沃特斯在《半身》中涉及了对维多利亚社会中“父权-女性”、“中/上层阶级-下/底层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探讨。她借用福柯有关规训以及监狱规训制度的理论，巧妙地利用了其中的“凝视”，先是为读者呈现出“监狱”强大的规训权力，而后又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全景敞视体系所包含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从沃特斯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眼见不一定为实，并且，自以为处于中心的掌权者往往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此外，来自于被凝视者的“反凝视”是极具威力的，它甚至可以消解凝视者的规训权力。

《半身》中沃特斯利用维多利亚的时代背景，重构了一段关于同性恋者、女囚、灵媒、仆人的历史。玛格丽特的悲剧人生展现了作为同性恋者的边缘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她与萨琳娜及薇格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沃特斯给玛格丽特安排的下场是“维多利亚式”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笔下，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行为标准的女性即使能鼓勇气反抗规训，她也终将以悲剧收场。然而沃特斯作为当代作家并不完全遵循维多利亚作家的传统，她最后让萨琳娜和薇格这一对同性恋人远走高飞，逃脱社会律法的制裁，这就是她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安排的一个“新维多利亚式”的结局了。作者把最终的胜利赋予处于社会最边缘的女同性恋者同时也是社会最底层的女囚与女仆，这样的结局更彻底地“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等级秩序”[7]（182）。总而言之，《半身》中下/底层女同性恋者的反抗有力地挑战了维多利亚社会强大的父权、阶级等级制度以及异性恋霸权，使得小说具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色彩，这也正是小说的现代特色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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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王先需.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韩山师范学院立项科研项目《萨拉·沃特斯“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边缘女性形象研究》（编号：WQ201405）。

（作者介绍：黄漫，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