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旭 华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旭 华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生产力不够发达、文化传播力不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出现困境。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缺乏明晰的文化传播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陷入误区等原因造成。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应该继续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制定系统的文化传播战略，强化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在利益共享中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增强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力。

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生产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既体现了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治国理政谋略，同时也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大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滞后于我国快速增长的硬实力，与我国的大国地位还不相匹配。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出发，揭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阐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对策，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一、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生产力不够发达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十八大再次重申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思想。什么是文化生产力？一般认为：“文化生产力就是具有一定智能和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文化资源生产和创造文化产品以及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精神生产力”[1]。文化生产是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基础，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文化生产力越发达，它的文化软实力就越强。因此，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逐年加大对文化生产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就当前而言，我国的文化生产力发展，不论是文化产品生产能力，还是繁荣文化产业、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文化产品生产中，我国存在重数量而轻质量的倾向。虽然产出的文化产品数量在成倍增加，但真正原创性的高质量成果却少之又少，文化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例发展。在文化产业的繁荣中，我们还不能有效地整合传统文化资源、西方文化资源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从而形成文化合力，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文化需要，发挥不出我国文化产业的后发赶超优势。这在客观上直接导致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被各种低俗、迷信、腐朽的文化产品充斥，这些低俗的文化产品“混淆社会大众的视听，引起文化的审美伦理与价值取向的混乱，为道德迷失推波助澜”[2]。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也趁机抢占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挤压中国文化产品的生存空间。在提供文化服务过程中，我国文化产品的让渡、流转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缺乏系统的转化机制，难以形成高效、优质的文化服务。

文化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质，是文化的扩散过程。“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3]5文化传播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在世界不同地区以多元形式保存下来。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扩散、交融都是通过文化传播来实现的。“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3]2文化传播力是指文化以其生成地为中心向四周传播、扩散的能力。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传播力相对较弱。我国的文化传播水平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发展优势不匹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国际人士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破解中国的发展秘诀，加深对我国的理性认识。但我国的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少猜疑，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趁机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大肆“唱衰”中国，对我国进行无端攻击。面对西方媒体的信口雌黄，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也传播不开，时常处于失语状态。

西方文化软实力能够风靡全球，其先进的文化传播力功不可没。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将文化商品化，依靠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打造出先进的多维度文化传播渠道，凭借其先进的文化传播力大肆传播其价值观。例如，“美国之音”每周汉语普通话广播长达84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藏语广播8小时，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大肆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道德意识。我国的文化传播媒介建设技术水平不高，结构失衡。“中国传媒实力的构成是不均衡的，国内传播实力和传播基础实力相对较强，而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相对较弱。”[4]在对外传播上，我们缺乏诸如《华盛顿邮报》、《朝日新闻》、半岛电视台、CNN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传播媒介。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发展优势还未能成功地转化为话语优势。在这样的情势下，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文化“入侵”，我们的反击手段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疲于应对。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出现困境

核心价值观是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起中轴作用的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5]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关键在于社会公众对它的认同。自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政府和学界都在努力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但效果并不理想，仍然存在困境。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困境集中体现价值认同失真或价值认同贬值上。我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价值多元化趋势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腐蚀，一些人道德滑坡，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受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人一方面空喊“爱国”口号，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场合大肆攻击执政党和政府，调侃我们的民族英雄，诋毁社会主义，歪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人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曲解为对它的24字内容的背诵和灌输，表现在“思想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上却从不践行。这表明这些人并未真学真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更不可能将其外化于行。在面对上级检查或新闻媒体采访时，他们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和“发自肺腑的情感”，但在内心深处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嗤之以鼻，做出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认同格格不入的行动。

二、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文化管理体制的制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和配置资源，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与此相适应，在文化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模式。所有的文化生产活动都必须由政府组织和管理，文化单位都属于国营性质，由国家财政供养，文化活动由行政机关规划和审批。市场对文化资源的调控被完全排斥。这种文化体制严重束缚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文化领域吃“大锅饭”，缺乏竞争机制，文化产品单一，创新理念匮乏。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展了三轮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建立起了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体系，政府对文化单位的管理逐步由“一手包办”向宏观管理过渡，实行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分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开。随着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兴起，政府开始加强对文化市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管理。经过改革，我国的文化市场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旧的管理体制后遗症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我用亲土1号已经是第三年了，效果非常好，用了以后树的叶片浓绿，根系发达，苹果长得美得很！今年苹果卖得早，不然还能多卖点钱。”王建云表示，“果树就是我的根基，不会因为受了灾就舍不得投入。亲土1号好产品加上我的经验技术，让我获得亲土状元，我相信也一定会给我带来好收成！”

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制约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根源，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前，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政府和文化单位的职能分工仍然没有明晰规定，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管理尚未理顺。政府依然充当着文化事业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既管文化又办文化，文化生产经营权和管理权没有实现真正分离。这就导致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以实现统一。国有文化单位受政府财政的扶持与支持，对市场竞争的压力感受不多，文化创新动力不足。其文化产品虽然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但由于缺乏原创性，并不能获得消费者的广泛接受，不仅经济效益极低，甚至连其本身的社会效益也难以实现。而非国有文化单位因难以得到政府财政的足够支持，只能实行商业化运作，过分强调经济效益。一些非国有文化单位的文化产品迎合了不同消费者的胃口，虽然在短期获得了较丰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十分不利于文化创新。在完全商业化运作条件下，商业利益至上，一旦某个题材的文化产品成功开发，获得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他企业就会一哄而上复制、模仿。这种风气“不但会使读者、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会使文化工作者失去创作热情，难以出现经典原创作品，致使整个文化领域创造创新力难以提高”[6]。此外，我国文化管理机构的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地整合，各职能部门、执法力量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在市场监管中难免出现扯皮、推诿现象，导致出现管理死角。一些低俗、负能量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消费市场，扰乱我国正常的文化生产秩序，其所传播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视。

(二)缺乏明晰的文化传播战略

“文化传播是传承、推广和发展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是人们利用一定传播媒介扩散或输出文化意义体系的活动。”[7]文化传播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正是依托于其先进的文化传播手段。它们以先进的文化传播媒介为载体，有恃无恐地对我国价值观渗透，企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不战而胜的方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战略目的。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传播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积淀过程，与其系统、严密的文化传播战略密切相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冷战时期就制定了周密的文化传播战略，周密部署其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和道德意识的传播战略。同时，它们不断加大对文化传播事业的资金投入，加强技术研发，整合传播媒介，培育有世界影响的传媒公司。我国长期以来并未制定明晰的文化传播战略，不善于争取国际话语权，而是寄希望于在国际舆论总体西强我弱的格局中营造一个平等互惠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

由于缺乏明晰的文化传播战略，我们在对外开展文化交流时总是不够自信，时常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我们主观上既希望在对外文化交流时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同时在心理上又不自信，很少主动地去讲好“中国故事”。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传播战略，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动应对，习惯于礼让谦逊。我们不善于在文化传播中包装、推销中国的价值观、国家理念，不能有效地阐释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和展示中国风貌。文化传播战略的滞后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文化传播力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陷入误区

认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将认同概念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来考察，认同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彼此从自我出发而寻求共同性的过程和结果，它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关系，其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价值认同，它是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乱)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8]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情感和信仰相似或相一致的东西。价值观与民众利益、情感和信仰相近似或相一致，才能从根本上抓住人心。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用于指导实践，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同，在于它能够抓住人民利益这个根本。

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主要依靠宣传的方式来实现。但我们在宣传时存在一个误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成了康德式的理性先验绝对命令，试图通过枯燥乏味的纯粹说教达到对它的认同。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人员没有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把宣传对象当成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木偶说教一通，好像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试图通过乏味的纯粹说教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那是绝无可能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关键是在宣传的同时使受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果。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从心理上重构自己的价值结构和价值观念，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对策

(一)继续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

继续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解放和发展我国文化生产力的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围绕“理顺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的关系，完善生产经营机制和文化管理体制”展开。坚持在宏观上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微观上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相统一的原则，系统、有序地推进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政府要树立科学的文化管理理念，在宏观上制定文化管理制度。文化管理者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化管理理念事关我国文化管理体制能否优化完善的关键。树立科学的文化管理理念要求政府文化管理者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要善于从我国文化发展全局的角度、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要从宏观上完善我国文化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文化管理、服务和引导职能；要在确保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对文化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的前提下，进一步转换角色，凸显其为文化生产单位、文化产品消费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功能。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文化生产经营的微观机制。文化生产经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要在文化生产经营中进一步引入和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应确保文化生产经营单位的自主生产经营管理权，形成文化生产经营单位主动融入市场竞争的动力机制，增强文化生产经营单位的竞争力和活力；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努力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秩序，让市场在文化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要努力营造不同性质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氛围；通过完善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形成对知识产权有效保护、对文化创新大力鼓励的良好氛围。

(二)制定系统的文化传播战略，强化我国的文化传播力

制定系统的文化传播战略是强化中国的文化传播力的根本举措。我们应当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契机，以全球为目标进行调查研究，加快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又能被外国民众广泛接受的文化传播战略。当前，制约我国文化传播力的因素主要有文化传播理念、文化传播话语、文化传播技术和文化传播媒介等。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传播战略应着重考虑上述几个因素。

首先，创新我国的文化传播理念。中国的文化传播理念应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发达国家以先进的文化传播力为载体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产品倾销、语言同化、价值观渗透和话语权控制，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霸权主义性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播理念是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地兜售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维护它们所谓的“世界文明中心”地位。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下，总体形势是西方文化传播处于绝对优势，中国处于劣势。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的文化传播应当坚持积极的防御战略，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绝不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应将我国的文化传播理念定位为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坚持以做好国内文化传播为基础，增强我国的文化凝聚力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力。在对外文化传播上主动发出中国的声音，适时争夺国际话语权，深刻揭露西方价值观的虚伪。

其次，积极创新中国的文化传播话语。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创新中国的文化传播话语，必须树立强烈的文化自信，增强我们的文化底气。必须努力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创新中国的文化传播话语，应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把我们想传播的精粹和国外民众想知道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争取文化传播话语权，增强我国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创新中国的文化传播话语，融通中外是关键。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要充分考虑外国受众的特殊性，尊重他们文化背景、生活风俗、宗教传统的差异，积极探索他们听得到、听得懂和听得进的文化传播话语及方式，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最后，创新我国的文化传播技术，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媒介。21世纪文化传播领域出现的最大变革是网络的运用与普及。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至2015年，全世界的网民已高达32亿人，而以此倒推15年，在21世纪初的时候全球网民仅为2.5亿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传播门槛大大降低，深刻地改变了文化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使各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具备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中国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创新我国的文化传播技术，大力发展新兴媒体，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媒介，抢占对外文化传播的先机。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播体系，加强文化传播渠道建设，建设新型文化传播媒介；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的文化传播功能，整合网络资源，充分挖掘网络的文化传播潜能。

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媒介必须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完善对我国传媒的管理体制。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官办文化传播媒介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10]对于非官办的文化传播媒介，也必须接受执政党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决不能允许它们肆意妄为。国家应该选择性地加大对新兴媒体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官办新兴媒体。

(三)在利益共享中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增强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力

人是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有利益支撑，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531人们不断谋取利益的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使人从事创造性活动。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目的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人类创造的财富应该由劳动者共享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目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其制度本性决定了劳动人民不仅不能利益共享，反而成为统治和压迫自己的异己力量，导致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制度较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但能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把社会福利这块“蛋糕”不断做大，更关键的是它能够调节利益关系，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共享。

利益共享的实质是合理解决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们为争夺有限的利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冲突。以利益共享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在利益分配中更多地注重社会公平，实现公众共享我国改革开放的利益。利益共享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人们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相近似的东西，利益、情感和信仰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评价问题，这就注定了从一开始人们的认同就是一个价值问题。”[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调节好利益分配，实现利益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能够被公众广泛认同，从而增强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力。

[1] 张作兴.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探索和路径选择[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3).

[2] 段素革.“文化‘三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11(9).

[3] 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江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十个问题——基于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5]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6] 张茹.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J].文化学刊，2015(11).

[7] 王书道.现代文化传播与我国文化安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2).

[8] 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

[责任编辑 李长成]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LI Xu-hua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ise of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mainly manifested in: 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inadequately developed, propagation force is insufficient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identity is in dilemma.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hindering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lack of clear cultural transmission strategies and the path misguid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dentity.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should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reform of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liberate and develop cultural productivity, develop systematic culture dissemination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propagation force. Meanwhile, we should promo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ntity amidst benefits sharing, and enhance our core valu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4.007

2016-03-20

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SK07)；贵州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社科博[2014]10号)

李旭华(1980-)，男，江西吉安人，贵州师范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G122

A

1001-6597(2016)04-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