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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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峰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同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专门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他曾发起编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惜乎未能完成。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得到突破和发展。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既称之为“初稿”，则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更有臻于完善的期待。又有30多年过去，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迎来了新的高峰。

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生涯，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更是持之以恒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的新篇章。

2015年12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无异于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公开课，是全国经济建设与改革进入2016年的行动指南。

经济新常态，思想新范式

马克思早就强调“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的重要性，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当今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面对新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随后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下趋势性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基于新常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例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思想；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三权分离”与适度规模经营，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之“三位一体”与“大农合”，“条块交融、统筹城乡”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这些思想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富有茁壮的生命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不仅有力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可望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摘自《人民论坛》2016年第1期 陈 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