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新诠：刘惠萍的神话文献与图像研究
——兼及对神话文献方法的反思

张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古典新诠：刘惠萍的神话文献与图像研究
——兼及对神话文献方法的反思

张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刘惠萍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她的著作《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等在学界有很大影响。刘惠萍的神话学方法体现为文献学与图像学的神话研究，注重对出土文献、文物，尤其是其中的图像的研究。刘惠萍的神话研究体现出她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训练的视角，注重实地调查与母题类型方法的运用。与此同时，她在敦煌学领域的建树也是其研究的一大特色。刘惠萍别具一格的神话研究，能启发读者对神话文献研究的方法进行反思。

刘惠萍；中国神话学；神话图像；出土文献；二重证据法

一如神话学在世界各地的状况，台湾地区的神话学研究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但是，从1950年代以来，台湾民间文学、民俗学学人对中国神话研究的贡献颇巨，这一点尤应引起注意。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域下评述神话学研究，是本文对刘惠萍教授神话研究进行评述的基本出发点。

刘惠萍1967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市。1985～1992年在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她受到著名民间文学家金荣华教授的影响，对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99年，刘惠萍考入中正大学中文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俗文学专家、敦煌学家郑阿财教授。2003年，她的博士论文《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通过答辩，并由文津出版社出版。此后，刘惠萍曾在花莲教育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任教，现任东华大学(花莲)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民间文学的诸般领域中，神话研究难度最大，盖因神话学涵义之丰富、学术史之厚重、研究队伍之庞大、头绪之繁复。但刘惠萍依然选择了这个艰深领域深耕十余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的神话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神话学的知识与视野，也在方法论问题上给予同侪、后学许多启发。

一、古典文献：中国神话研究的必修课

对进入中国神话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数千年积累的古典文献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先在前提。如果研究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古典文献学训练，就很难把握中国神话自书面媒介诞生以来的复杂面目；即便是对口头传统、当代生活中的神话进行研究，也不可能绕过古代文献。这一客观现实主要由中国古典文献的四个特质决定：传世文献的复杂性、出土文献的颠覆性、文献考订的系统性、非文字文献的丰富性。中国神话研究的著名学者如鲁迅、顾颉刚、徐旭生、袁珂、白川静、艾兰(Sarah Allan)等，无一不是古代文献的专家。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古典文献的学术训练主要来自历史学和语言文学两个学科传统，历史学与语言文学的训练虽旨趣方法有别，但殊途同归。中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院系，无不重视古典文献的研究与教学，且两岸皆然。刘惠萍在中文学科经过十余年的学术训练，这为她的伏羲神话研究、古代神话传说研究、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献学的研究路径一直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主导范式。从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运动到徐旭生等人的反思，从袁珂校注《山海经》到其梳理古神话，无不是围绕着古代神话文献进行的学术实践。刘惠萍的神话文献研究功力，集中体现于其《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一书。该书2005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简体汉字版。该著作运用文献学与民俗学的方法，在伏羲神话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文献方法上，刘惠萍清晰地认识到传世文献变异、改动与出入的问题，但同时也看到文献的相对稳定性。她认为：“书面的模式仍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对于原始伏羲神话的保存与对后世文学、信仰的影响也较明显，故以之作为进行考索的主要依据。”[1](P15)但与此同时，她还注意到民间文献未经文人雅驯改造，具有很高的神话学价值。因此她的文献学方法，以传世文献梳理考辨为主，辅之以出土文献、民间文献的历时文本比较，同时运用共时的民俗、民间信仰调查研究来旁证文献分析。

对于这种方法，刘惠萍明确表示受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及后来的“多重证据法”的影响。基于此，刘惠萍对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壁画、帛书等考古材料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考据与梳理。也正是在研究考古材料的过程中，她逐渐抓住了神话图像的要领，这些图像文本为她打开了一扇神话图像学之门。当然，在伏羲神话研究阶段，刘惠萍还是以刻印本、写本文献研究为主，墓葬图像与民间信仰调查为辅。在这种比较中，她发现伏羲神话的出现并不像许多前辈文献学家所言的如此之晚。在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期，伏羲神话被文人加工整合从而历史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对于上古神话人物出现早晚的问题，考古图像的运用确实能够有效推进研究，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局限。

当然，刘惠萍的研究并不止于文献梳理和年代推定，她更加注重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观察各个时期的伏羲叙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异、传承，扮演着怎样的文化角色，具有什么文化功能。她从创世神话的基本母题类型入手，分析了圣王诞生的叙事进程，进一步联系人首蛇身像，探讨了伏羲的形象问题。这一部分由于文献纷繁复杂、各种神妡名号错综交织，更能够显示文献功底的重要性。

基于对伏羲文献的扎实研究，刘惠萍自然将讨论延伸到伏羲女娲并举的问题上。伏羲女娲的结合，是伏羲神话研究中的关键问题，颇有难度。刘惠萍详细比较了文献中的叙述，对伏羲女娲的名号、族属、出现、性别、首次并举、身份、叙事、文献性质等问题，都做出了比较圆满的论述。她对长沙子弹库帛书、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的运用，为这一问题的论证增色不少，大大推进了证据链的完整性。

事实上，由于师从敦煌学家郑阿财教授，刘惠萍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她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敦煌文献，在冥婚[2]、弃老[3]、舜传说[4]、孝子故事[5]等论题上都做出了精彩的研究。像冥婚、弃老这一类古代习俗，在近世已几乎不见，故许多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弃老、冥婚的学者，都在习俗溯源研究上颇费心力。而敦煌文献中恰好有关于这些习俗的大量珍贵信息。刘惠萍兼有敦煌学和民俗学的学术训练，故而对文献民俗的把握十分到位，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而她对敦煌文献《舜子变》与《尚书·尧典》的尧舜传说研究，[6]则延续了伏羲研究中圣王叙事的思路，进一步显示了文献功底对于古代神话传说研究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刘惠萍在审视古典文献时，总是注意叙事的变异性、传承性、口头性特征，注意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关联，尤其重视对出土文献的运用。这些方法、视角上的特点，使得刘惠萍的神话学、民间文学研究区别于历史学、古代文学、古典哲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同时也说明，古典文献的学术训练是中国神话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可谓必修课。对于当代学者而言，出土文献、文物的丰富，确实是优于前辈的有利条件，应当予以重视。近年来，叶舒宪、刘宗迪、尹荣方、高莉芬、刘信芳等神话学者在这一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可以说，汉语文献学方法是中国神话学的基础范式，更是独有范式。世界上其他以古代文献为材料展开的神话研究，几乎都不具备数千年传承有序的考据注解、刻写刊印传统，更遑论层出不穷的地下出土文本。因此中国神话学在历经文学研究、功能研究、语境研究的转变之后，更应该反思自身的古典文献学术传统。刘惠萍的神话学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凸显出价值。

当然，当前的文献神话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对简牍帛书、写本文献(如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严重滞后，神话学专业力量鲜有介入或跟进(近年有刘信芳等的简帛神话文献研究等成果值得注意)。尤其是其中非汉文、非中原文化的部分，更是因为专业人才的紧缺而迟迟未有惠及神话学界的重要成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刘惠萍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对神话学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二、神话研究的图像学路径

刘惠萍在进行伏羲神话研究的阶段，竭尽所能搜集了先秦至魏晋时期尤其是汉代的考古图像材料，这些材料以墓室出土为主，包括壁画、浮雕、局部彩绘、绢帛画、造像、符号刻画等。关于图像对神话学的重大意义，叶舒宪在其《神话意象》等多部著作中已做阐发。中国不仅是文字文献大国，更是图像文献大国，从古至今的考古图像和出土文献一样是信息源和信息库。经过对汉画像石、画像砖、绢帛画、壁画等图像中伏羲神话的研究，刘惠萍不仅把握了汉代及其前后神话图像的整体情况，更深刻地认识到图像的巨大价值和业已显现的论题。因此在博士论文完成后，刘惠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继续研究图像上。

早在2003年，刘惠萍就有论文《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画像述论》[7]探讨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出土的几幅伏羲女娲绢麻画。彼时她采纳了比较流行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观点，认为画像中突出的交尾图像也说明了这些问题。但经过对神话图像系统地释读、检视、训练后，她在2008年发表了《象天通神——关于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图的再思考》[8]，修正了旧文的观点。她发现，研究吐鲁番伏羲女娲图，应当将整幅图作为一个符号看待，也要把整个墓葬视为一体，而不只是注意到交尾像本身。这样，图上的星辰、日月、器具就不再无关紧要，反而是重要的信息；同样，画像出土的位置以及墓室环境也变得有意味起来。通过对符号整体的释读和墓室环境的考察，再比对画像石、墓室顶画、曾侯乙墓漆器图像、淮阳蚌塑等图像，刘惠萍认为这几幅伏羲女娲图透露出了丧葬文化中的宇宙观(天象)。她通过对伏羲女娲的阴阳符号象征、画像在葬俗中的功能、墓室天象图的意义等问题的分析，重新诠释了神话图像的内涵，厘清了神话图像的历史语境，修正了自身的前期研究。在这个论题上，她还有专文论及墓室日月图的功能与意义。[9]由此可见，图像学的释读不能简单化、联想化，必须遵循图像符号的规律和语境。

对于汉画像，刘惠萍在玉兔、西王母图像中也找到了学术增长点。她发现“玉兔捣药”作为月亮神话中重要的母题，在汉代画像中却可以看到神话变异的痕迹。诸如“月兔”、“奔兔”与“捣药兔”的关系问题[10]、汉画像中的“月中捣药兔”[11]等问题，通过图像的研究，文字记载模糊的缺憾得到了弥补。刘惠萍尤其注意将画像石、墓室等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因此像西王母、玉兔、日月、三足乌、蟾蜍、昆仑仙境等汉代画像中经常出现的神话图像不能割裂看待。她通过图像位置、符号链条、象征意义、文化功能的比较释读，也对西王母[12]、昆仑[13]、三足乌[14]、四象[15]等神话问题做出了精彩的研究。

汉代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许多先秦以来的口头传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交融变异，与民间信仰、社会思想相交织。大量汉代的地下文物出土(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器物文物图像、简牍帛书等)，为汉代神话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信息。刘惠萍从神话学的理论方法出发，致力于文献研究与图像研究的融通，并且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神话图像研究思想。这些成果集结于她的著作《神话与图像——日月神话之研究》中。在此书的绪论中，刘惠萍系统阐述了利用图像研究神话的方法问题。

相对于史册典籍或诸子论著，这些汉画像中的神话题材与内容，除了具有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功能外，有时更能为我们保留当时民间的一些轶闻与观念，适可提供我们作为考察那些已流失、散佚说法之用。此外，以墓主可考者多为二千石以下地方官员的身份来看，这些墓葬中所刻画的神话，可能是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所熟知、喜好的内容及题材，将更能反映出流传于民间的知识与观念、体现出当时人们的思想与信仰、保存住更具古老性质的神话内容原貌。因此，这些图像材料或亦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典神话提供一些新的媒介和角度。[16](P5)

刘惠萍通过对汉画像、敦煌壁画、马王堆帛画等图像的研究，探索出了一条以图像为中心的神话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注重从图像本身出发，将图像整体视为统一的符号，将图像载体与出土地视为有机整体，探究图像所蕴涵的神话学问题。因此刘惠萍近期的研究，相较“以图证史”的阶段，已经更为圆融，不仅仅满足于将图像作为文献的旁证。

事实上，除了本土学者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考古图像一直是国际汉学界进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点领域。诸如小南一郎、鲁惟一(Michael Loewe)、梅维恒(Victor H.Mair)、巫鸿、曾布川宽等学者，都在图像学的实际运用方面提供了较好的范例。这些来自历史学、艺术史学、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为神话学图像研究打下了基础。这其中，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研究[17]，虽然不直接研究神话图像，但是其注重叙事与媒介的方法尤其值得神话学乃至民俗学学者注意。

当然，与刘惠萍同时代的中国神话学家，诸如叶舒宪、吕微、高莉芬、陈器文等，也都注意到了神话图像研究的重要价值。他们对考古图像的运用，也都深深烙印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理论方法，注重图像的整体性，擅长运用民俗志、民族志资料来研究图像。但刘惠萍对汉代图像、敦煌文献与壁画的研究较为深入和集中，《神话与图像——日月神话之研究》一书可以视为神话图像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性著作，是2010年代中国神话学的代表作之一。

另外，丝绸之路沿线的神话、传说、宗教图像研究，也是刘惠萍研究中的一抹亮色。刘惠萍曾经注意到青海出土东汉画像砖的神话图像。经过细致研究，她认为画像砖“日月舞人”图像并非如以往学者所言的“女娲”、“西王母”、“嫦娥”，其与波斯文明有密切联系。*参见刘惠萍：《古道西风——从青海出土东汉画像砖看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载第二届大昆仑文化高峰圆桌会议(德令哈)论文集，2015年9月。刘惠萍对敦煌《佛说十王经》图卷进行了研究。将其与大足石刻十王造像、宁波出土十王图等作比较后，她认为，宋代以后，由于各种俗讲的盛行、印度传统地狱形象的影响以及渗入，对地狱审判内容的描绘产生了不小变化，渗入了道德果报观和现世观照。[18]她在对莫高窟249、285窟壁画的研究中，挖掘了壁画对佛教传入以及儒释道交融问题的重要意义。[19]法藏敦煌写卷P.4518附件24中有四臂女神和日月神话图像，刘惠萍对此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图像是中原日月神话影响到佛教、祆教宗教艺术的产物。[20]可见对于出土于新、甘、青、宁、内蒙古等地神话图像的研究，必须要注意文明交流的特点。

图像学方法业已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领域不仅需要神话学的功底，更需要艺术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但无论如何，从神话学本身的理论方法出发，与将神话图像作为研究对象是有较大不同的。刘惠萍的神话图像研究不仅是从神话学的立场出发，更体现了她民俗学、民间文学训练的眼光与功力。

三、反思文献方法：从“文献”到“文化”的论证过程

“二战”后，台湾地区的民俗研究的基本面貌是知识分子业余从事的风俗研究。1949年后，随着一批民俗学、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者迁台，很快各个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建立起了“学院派”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其中以娄子匡先生最为典型。他不仅把中国民俗学会(杭州时期)的学术架构带到台湾，还在抵台后影印、主编了若干套大型民俗学、俗文学丛书，为“科学的民俗学”在台湾生根发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的框架下开辟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方向。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台湾地区的民俗学依旧没有在大学、科研机构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台湾各个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向来缺乏清晰的学科定位，这为中国民俗学消除门户之见、广采众家之长提供了可能。因此，来自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人都可能在民俗学领域发挥特长。台湾地区的神话学研究就具备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特质，除了民俗学、民间文学本身的学术训练，台湾神话学家普遍都在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有所造诣。

刘惠萍除了神话文献与图像的研究，事实上她在学术史(台湾俗信)、民俗学田野研究(客家讲述人)、物质民俗(月饼)、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客家民间文学)、少数民族神话(文面、兄弟共祖神话)等方面都有成果。这里着重介绍她对宜兰壮围乡大福村补天宫、花莲丰滨乡女娲娘娘庙的研究。《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一文，在当代语境下探讨了情人节民俗、月老信仰、传统发明的问题。[21]除了一如既往运用文献与图像之外，她对当下神话活态传承之研究以及当代田野图像的运用令人耳目一新。这篇女娲神话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本身运用民俗学方法令人印象深刻，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方法论的反思性。

周星曾经指出，中文背景的民俗学者，容易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不经过论证就过渡了。*参见周星：“本土人类学与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演讲，2016年9月6日。这一点也值得民俗学文献研究者注意。文献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在运用文献论证民俗文化时，容易不加以考辩，凭借联想就对论据之间的关联下结论。神话研究尤其如此。由于溯源的困难、资料的匮乏等原因，许多古代神话研究多多少少都有“猜想”的成分。许多看似宏大、振奋人心的神话研究，细细考辩其论证过程，都是有问题的。因此古典神话研究的学术成果中充斥着大量“文学式”的、“文艺批评式”的文化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刘惠萍的神话文献与图像研究，虽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她对材料的论证非常讲究证据分析。以《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一文为例，她试图运用文献、图像的证据来说明女娲作为媒神的演进。她首先考辩论证了“月下老人”作为媒神的来源问题，除了文献方法，她运用母题类型方法做了横向论证，说明存在比“月老”更为古老和本土的媒神。但是她并未直接采信前人关于女娲为媒神的论证，经过一番考辩，她对女娲神格与媒神之间的错综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的解释。经过这一系列研究后，刘惠萍方才落脚到台湾两座女娲庙的婚姻爱情俗信文化，进而讨论神话传统如何在新的语境中被重述改造。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将刘惠萍文献、图像的功力与其民俗学的理论思考融为一体，提示神话研究有可能的路径，也为神话学文献、文本、田野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她诸如此类颇有探索性、反思性的研究还有不少，在此不一一赘述。

有关神话文献、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二重证据法”本身。旅华日本学者西山尚志在《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一文中，对“二重证据法”不可证伪的局限提出了批评。西山尚志主要借鉴了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批判性合理主义来定义“科学”，从而审视“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他认为“二重证据法”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有“伪”；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致时可能二者皆“伪”；即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内容一致，也不能“全为实录”；“二重证据法”是典型的证实主义且不可证伪。[22]他的批评是为了反驳近人对“疑古学派”的否定性意见，认为“疑古”方法反而更具备“科学性”。西山尚志的这一批评无疑和神话学有着莫大关联。

中国古典神话研究中有一支“古史重建”的方向，力图通过出土材料来“还原”或“重述”历史(或曰“神话历史”)。这类溯源、宏大的研究往往有如前文所述的“论证瑕疵”，而究其根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出土文献、文物不加怀疑。倘若出土文献和文物的“真伪”尚未确定，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对传世文献真伪的佐证功能。因此“多重证据”也一样，倘若不能说清民族志材料、图像材料本身的性质和证据力，也就不能用于严密地论证神话学、民俗学问题。因此，神话学方法论的选择，有必要考虑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这样才能在研究时有针对性地论述。

刘惠萍的文献与图像方法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有较多借鉴。虽然她的研究也没有完全解决出土文献、图像的真伪性质这一难题，但是她已经在力图避免陈述的草率。她对神话图像本身的来源、整体情形、符号特征已经有较深程度的讨论，这样做出的判断也就有说服力。再者，刘惠萍晚近的著述已经越来越偏向从图像本身出发，并不强调用图像去证实传世文献，所以和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尚有所区别。

回到民俗学人的神话研究，今日的学者有必要思考方法论的问题，应当重视从文献到文化的论证过程。在许多民俗学家极力倡导中国民俗学社会学化或社会科学化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讨论作为科学的人文学术与社会学术到底应该如何摆正关系。中国神话学虽然不能完全被民俗学涵括，但显然无法对“疑古”、“二重证据”、“歌谣运动”这些本土学术史问题置身事外。

总的来说，刘惠萍教授在神话图像研究方面做出的开拓，对当下中国神话学乃至民俗学都有所推动。同时她对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刘惠萍教授的神话研究尚处在高峰时期，未来必定还有进一步的推进。因此本文只是在学习其前一阶段研究后生发的心得，从她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探讨了一些方法论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回到学者的研究本身，依然是发散性评论不能替代的。

[1]刘惠萍.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刘惠萍.唐代冥婚习俗初探——从敦煌书仪谈起[A].敦煌学(第二十六辑)[C].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5.

[3]刘惠萍.敦煌写本所见“孙元觉”故事考——兼论中国“弃老”故事的来源与类型[A].敦煌学(第三十二辑)[C].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16.

[4]刘惠萍.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J].民俗研究,2005(3).

[5]刘惠萍.敦煌类书《事森》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孝子故事[A].王三庆,郑阿财.2013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2014.

[6]刘惠萍.由神圣叙事到道德阐释——以《尚书尧典》“尧舜禅让”说的传承为例[A].陈器文.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文学与经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中: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2006.

[7]刘惠萍.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画像述论[A].第六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3.

[8]刘惠萍.象天通神——关于吐鲁番墓葬出土伏羲女娲图的再思考[A].敦煌学(第二十七辑)[C].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8.

[9]刘惠萍.天文与人文：日月图像在汉代墓室中的功能与意义[A].陈器文.新世纪神话研究之反思——第八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中: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2010.

[10]刘惠萍.汉画像中的“玉兔捣药”——兼论神话传说的借用与复合现象[A].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五辑)[C].成都:巴蜀书社,2008.

[11]刘惠萍.玉兔因何捣药月宫中——利用图像材料对神话传说所做的一种考察[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1).

[12]刘惠萍.多元传承与地域特色：西王母图像在四川汉画像中的表现[A].台湾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花莲:花莲胜安宫管理委员会,等,2009.

[13]刘惠萍.从实际地理到神话想象空间的昆仑[A].赵宗福.昆仑神话的现实精神与探险之路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

[14]刘惠萍.太阳与神鸟：“日中三足乌”神话探析[J].民间文学年刊,2009(2S).

[15]刘惠萍.从北方麒麟到北方玄武[J].东华汉学,2011(夏季特刊).

[16]刘惠萍.神话与图像——日月神话之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

[17]Victor H.Mair.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

[18]刘惠萍.地獄審判の噰向——唐、宋地獄十王圖像を中心として[A].荒见泰史,译.第三届东亚宗教文献国际研究集会论文集[C].广岛:广岛大学,2014.

[19]刘惠萍.试论佛教艺术对中国神话题材的融摄——以敦煌249、285窟为中心[J].兴大中文学报,2008(23S).

[20]刘惠萍.图像与文化交流——以P.4518(24)之图像为例[A].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

[21]刘惠萍.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A].陈益源.府城四大月老与月老信仰研究[C].台北:里仁书局,2016.

[22](日)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J].文史哲,2016(4).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Mythology:Liu Huiping’s Myth Literature and Image Research —— Reflection on Myth and Literature Method

ZhangDuo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Liu Huiping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ho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Chinese mythology since twenty-first Century,and her work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circles,such asFuXi’sMythsandBeliefresearch.Liu Huiping’s mythology method is embodie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myth of literature and image science,focusing o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cultural relics,especially in the image of the study.In addition,Liu Huiping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eld survey and motif typ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folk literature academic training.At the same time,a major feature of her contribution is the research field in Dunhuang.Liu Huiping’s unique style in mythology research can inspire the readers to reflect methods on mythology literature.

Liu Huiping;Chinese mythology;mythical;unearthed documents;double evidence method

2016-10-15

张多(1989-),男，云南昆明人，博士，主要从事神话学、民间文学研究。

B932

A

1673-1395 (2016)11-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