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长袁世凯：守旧与鼎新

唐瑾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但是革命派本身军事力量并不强，最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最终，是袁世凯而不是孙文，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首位总统。1912年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这期间被称为“北洋政府”时期，掌握权力的是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将领。广义上说，它属于中华民国，但是人们又时常把这段时期“剔除”出来，因为军阀统治，似乎和民国的“新”与“革命”很不般配。尤其是袁世凯还有一段称帝的闹剧，“窃国大盗”，永世不得翻身。

最近几年，也许是从电视剧《走向共和》开始，人们逐渐重新认识袁世凯，而在学术界，对他在晚清改革中的作用也多有肯定。有观点认为，袁世凯建元“洪宪”，想搞君主立宪政体；也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本来并没有当皇帝的想法，而是其长子袁克定太想当皇帝了，在袁克定为首的一拨人的怂恿下，最终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最终害了他。这些新观察，让袁世凯的形象立体起来。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儿子十七人，女儿十五人，从家庭结构来看，他与一个“革命者”的形象相去甚远。袁世凯死后，袁氏大家族陷入劫难，而在“文革”时期，一些袁氏后人，甚至不敢姓袁，改为姓“周”和“方”——内心深处仍有一个“袁（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袁氏家族又慢慢聚拢起来，至少从人口数量上看，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一些记忆组成拼图，让我们得以清晰地观察作为家长的袁世凯。是鼎新还是守旧，当然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作为家长的袁世凯”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的了解。

对待兄弟：有情与无情

袁世凯兄弟六人，依次是袁世昌、袁世敦、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和袁世彤。他们的父亲袁保中娶了一妻一妾，都姓刘，袁世敦是正室所生，其余五人均为庶出。对袁家六兄弟，河南项城当地习惯地称为“老六门”。

大哥袁世昌在家地位并不高，因为他虽然年龄最大，却是庶出。他一生没做过官，一直在项城老家务农兼经商，算得上家境殷实。袁世凯在朝鲜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大哥袁世昌曾前往汉城（今首尔）探亲。说是探亲，实际上是想谋个差事。袁世凯办事有原则，不允许家人和亲属参与自己的政事，一口回绝了袁世昌。袁世昌不甘心，提出要一笔钱。袁世凯问他要多少，袁世昌说要一千八百元，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袁世凯接着问，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袁世昌回答，将来娶儿媳妇用。袁世凯一听火了，当时袁世昌的大儿子也才七八岁，哪有这么早预备娶儿媳妇钱财的道理？当场狠狠说了大哥几句。袁世昌文化不高，脑子里塞满了长幼尊卑的旧思想，见四弟口气那么凶巴巴，心里也生气，上来推了袁世凯一把。袁世凯练过武术，顺势还了一掌，袁世昌被推搡得坐到了地上。

兄弟纠纷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外人知道却大肆渲染，尤其是在家乡，袁世凯就“恶名远扬”了。就这件事看，袁世凯还是比较坚持为官的原则，他知道大哥根本没有当官的本领，勉强做官会闹笑话。他对大哥袁世昌其实是不错的，他将袁世昌的次子袁克暄一直留在身边。袁世昌死后，袁世凯伤心流泪，收袁克暄为次子，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培养他。

二哥袁世敦，是袁保中的正室所生，属于家族的“正宗”。他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出钱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职，在清朝，属于正八品官员。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疏通关系，给袁世敦谋了个小官职，兼管营务处事宜。山东闹义和团，给朝廷出了个难题，洋人抗议后，清廷又拿义和团开刀，并处理了一批官员，袁世敦也被撤职。据清史专家骆宝善考证，袁世敦是代弟受过。这事背后是袁世凯的政敌在暗中发力，但是又拿袁世凯没办法，就只有拿袁世敦开刀了。袁世敦被赶回老家，他迁怒于袁世凯，怪弟弟在关键时刻没能帮忙说情。兄弟两人的关系闹得极僵，就是由此开始的。

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他把生母接到济南照顾，不久母亲病逝，袁世凯十分伤心，上奏朝廷要请假回老家守孝，朝廷认为时局维艰，没有批准，不过准许他在巡抚衙门内穿孝服上班。袁家兄弟几经协商，最后定在次年秋天将母亲厚葬。到了第二年秋天，袁世凯给朝廷打报告请假两个月，这一次朝廷恩准了，慈禧太后专门下旨，赏予40天丧假，并加恩赏给袁世凯母亲正一品封典，派河南巡抚专程前往项城致祭。这是极高的待遇，袁世凯感到特别有面子。这时他已是直隶总督，官场春风得意，善交际人缘好，亲自带着仆从及大批地方官员数百人，浩浩荡荡开赴项城。葬礼盛况空前，地方官项城知县才有资格担任陪祭的知客先生（接待员），而临近的淮阳县知县，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账房打杂。

在传统社会，这样的风光可想而知。谁知事与愿违，二哥袁世敦竭力反对刘氏与先夫合葬，袁世凯气急败坏，与袁世敦大吵一架，两人差点动手。袁世敦的理由也很充分：有资格与父亲袁保中合葬的，只有正房夫人，而偏房刘氏，只能葬在旁边，另砌一座小坟。为这件事，从京城前来参加葬礼的徐世昌等都出面调解，但是袁世敦就是不听，还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说：“不要以为官大就能压我，袁家的事，还是我说了算！”

这场窝囊的葬礼让袁世凯刻骨铭心，他和同母兄弟世廉、世辅、世彤商量后，只好另选一地，安葬了生母。离开项城时袁世凯指天发誓，这个伤心地，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死了都不会回来。后来，他在安阳购地建宅，死后也葬在了安阳。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袁世敦与袁世凯两人都性格极强，他一定是想着先前的被贬受辱而进行报复。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样的“故事”，是不折不扣的“旧故事”。袁世凯的为官原则，属于儒家的封建士大夫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机会，他会为自己的兄弟争取利益，这在晚清也是流行的做法，但是他仍有一定的为官底线。他对守孝的看重，对葬礼排场的热衷，都表明在内心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守旧派。他的“理想”，毫无疑问，也属于典型的“光宗耀祖”，而不能像一个现代政治家那样看待权力。到袁世凯一代，项城袁家已经经营数代，出过不少高官，成为中原大地第一大望族，而袁世凯则是这个家族最后的辉煌——他要是做皇帝，一点也不会让人意外。

两个儿子，终成空

在兄弟六人之中，袁世凯排行第四，他官位最高，但正如上文所示，他对兄弟们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在兄弟中间，起作用的似乎是一种自然秩序。或许只有在自己的子女中间，他的自我才得到完全绽放。作为家长的袁世凯，或许是最真实的。

袁世凯有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最有名的是老大和老二，袁克定和袁克文。

袁克定（1878-1958），是袁世凯的正室所生，乃嫡出的袁门长子，他与政治的关系也最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袁世凯。袁克定四岁那年，袁世凯赴朝鲜平叛崭露头角，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位置坐稳后袁世凯从河南项城老家接来妻室，从那时起，袁克定就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走南闯北，历练人生。

人们印象中的袁克定不拘言笑，为人处世严肃端庄。年轻时的袁克定也曾风花雪月过，据他的好友张伯驹回忆，袁克定甚至有“断袖之癖”，不过那是当时公子哥儿的流行病罢了。袁克定在京城风月场上最让人咋舌的一件事，是在天仙戏院与李莲英的亲侄子大城李抢风头。大城李名叫李富堃，见袁克定在天仙戏院常年备包厢，每次进戏院都是人前人后吆五喝六，心里不服气，借故找岔子滋事，抓住袁克定手下一个跟班装大爷为理由，大打出手，从口角争执演变为一场轰动京城的群殴。

袁世凯得知后大发雷霆，吩咐人将袁克定叫来，提着鞭子狠狠抽打了一顿。又派人拿名片请来大城李，放下架子，奉为上宾，一口一个“贤侄”叫得亲热，还当场叫袁克定给大城李赔礼道歉。随后又摆酒设宴好生招待。此后不久，又让袁克定与大城李磕头烧香，结拜兄弟。经过这么几个来回，大城李心中的怨气早已烟消云散，逢人便说袁世凯了不起，肚子里能撑船，是做大事的人物。这是一种身教，父亲治人的手腕，让袁克定佩服得五体投地。大约在此前后，父子俩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对袁克定人生观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袁世凯说，自己当年也是心性浮躁的少年，多亏叔父袁保恒栽培，接到京城潜心读书，方成正果。袁世凯设法调动起长子内心蛰伏的另一种激情——对政治和权力的欲望，这一招最终奏效，袁克定告别花花世界，一门心思投入到权力游戏中，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教给袁克定的，可以归结为两点，做人和权术，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做人最要紧的是低调和谨慎，而权术，则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与现实关系。“结拜兄弟”是袁克定学到的一招，他的结拜兄弟包括：贝勒爷载振（庆亲王之子），汪精卫（先是革命家后是汉奸），蔡锷（革命家，后是反袁核心），杨度（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等，在晚清及民国初年无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人，有皇室，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政治观点各异，但是袁克定都能搞定，可以看出，他看重的不是政治志向，而是现实利益。袁克定骑马摔伤后，到德国治疗，受到威廉皇帝的接见，德皇认为，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中国，这对袁克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缘际会，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让袁克定看到了自己当皇帝的机会，为袁世凯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和袁克定倾心政治不同，袁克文则是典型的公子哥儿。袁克文出生在朝鲜，他的母亲金氏是袁世凯在朝鲜所娶的三个姨太太之一，嫁入袁府时才16岁。这是一门荒唐的亲事：金家本来以为嫁给袁世凯当正室，结婚后才知道是姨太太，甚至陪嫁过来的两个丫鬟，也被袁世凯收作姨太太。因此，金氏内心的凄凉、无助与纠结，可能对袁克文的性格产生了影响：苦闷彷徨，玩世不恭。他才情越是出众，其人生的悲剧性越是深刻。

不过，袁世凯对袁克文绝对是疼爱有加，这种疼爱，体现在一个“严”字上。袁世凯有很多写给家人的书信，其中有封《示次儿书》就是专门写给袁克文的，那一年袁克文才十岁。袁世凯在信中写道：“近闻你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安得将所读之经史子集，尽记头脑，以充腹简，唯有勤动笔多思一法。于读书时，将典故分门别类，摘录于日记簿，积久汇成大观”。袁世凯还为袁克文拟定了一份立身课程，而这值得如今做父母的认真借鉴，不妨摘录如下：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

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

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

读史：柔日读史，日以十页为限，见有典故及佳句，随手分类摘出，以资引用；

作文：以五十为作文期，以史论时务命题，兼作诗词；

静坐：每日须静坐一小时，于薄暮时行之，兼养目礼；

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

运动：早起临睡，须行柔软体操；

省身：每日临睡时须自省，一日做事可有过失，有则勿惮改，无则加勉；

日记：逐日记载毋间断，将每日自早至夜，所见所闻所作之事，一一记出。

这是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今天看来仍有可借鉴的地方，至少可以一扫人们心目中袁世凯是大老粗的形象。这套方案，当然有传统的一面，比如读经与省身，但是也已经包含了当时的教育新理念，像锻炼身体，在当时的精英家庭已经普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袁世凯对袁克文的要求，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比如作文，他强调的是多写史论和时务为主题的文章，这与传统儒家的教育理念已经非常不同。

袁世凯对袁克文的培养，既算成功了，也算彻底失败了。袁克文读书和写文章（包括书法）都非常出色，这是他少年时迷恋读书写字的结果，但是就根本上来说，袁世凯想避免让他成为“名士”这一点，则是彻底失败了。袁克文成为不折不扣的名士，他对政治和实际事物不感兴趣，而专事收藏、书画和女色，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走到了哥哥袁克定的“反面”。袁克文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以才情进入历史，是袁世凯万万不愿看到的。

女儿要富养：新观念的冲击

袁世凯曾感叹，老大（袁克定）是个瘸子（从马上跌下来留下的后遗症），老二（袁克文）是个公子哥儿。他最欣赏的，其实是三女儿袁静雪。

袁静雪从小就像个男孩子，敢说敢做，百无顾忌。袁世凯明白女儿要富养的道理，对袁家的“公主们”管教比较宽松。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回忆，有一段时间，她和二姐曾经让袁克文带出去听京剧名角王瑶卿、王惠芳等人的清唱，每天从袁府里进进出出，黄包车就停在大门口，袁世凯装作不知道。袁静雪在教馆里顽皮，把石笔研成粉末撒在讲台上，来授课的老师当场滑倒。五姨太向袁世凯报告这一情况后，袁世凯只是把袁静雪叫来，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你不好好念书，以后不给你饭吃。”说完便不管了。五姨太为这件事把袁静雪关在屋子里重重责打，袁世凯知道了，板着脸对五姨太说：“下次你再这样打她，我就这样打你。”

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时，曾经将袁静雪许配给宣统皇帝溥仪，但是袁静雪又哭又闹，死活不从，袁世凯却哈哈大笑，这门亲事也就作罢。闹洪宪帝制那阵子，袁家特地请来了老师，教子女学习皇室礼仪，对那些繁文缛节，袁静雪也是不感兴趣，以哭闹来抵制，她是子女中唯一一个不肯穿“皇女服”照相的人。

袁世凯对女儿的态度，彰显出他思想中宽容和新潮的一面。事实上，袁世凯对当时的新思潮都有所了解，尤其是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他很能接受新观念。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客籍学堂，招收顺天、直隶两省客籍官员及幕僚的子弟，袁家子弟更是学堂里的主力。后来，袁世凯还派子侄们到德英美等国去留学。五子袁克权、六子袁克桓、七子袁克齐随老师严修到英国学习一年多，他们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除此之外，他还把大哥的儿子袁克暄送往美国读社会学。1920年，袁世凯已经去世，袁克定的儿子袁家融到美国读书，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两个叔叔：十叔袁克坚，十二叔袁克度，虽然辈分是叔侄，年龄却差不多。这时，袁家已经严重衰落，但是这种向学的风气仍然主导着袁家后人。

追随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们，知识结构和袁世凯大都类似，很多人在观念上甚至还不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手下有反对，也有支持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分不清楚君主立宪制度下的皇帝和过去皇帝的区别。这些军阀，大都是在晚清时接受传统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他们对权力的认识，仍然是过去读书人那种“治国平天下”，他们在洋务和军事上获得成功，而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了解并不够。这一代人，身体已经在新时代，而内心却仍是旧的，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带来了共和，但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他们的理政方式，很多时候仍然是在沿袭旧制度。

（本文参考资料为《袁家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