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吧，让我们招供与申辩——《收脚印的人》阅读札记



开始吧，让我们招供与申辩——《收脚印的人》阅读札记

→弋舟

一

年末，媒体编辑嘱我推荐年度长篇，我对王十月《收脚印的人》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

在我心目中，这部作品可能是“现象级”的。我很难在百余字之内表达我对这部作品的敬意。终于，我们这代作家有了王十月的这部长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端，我甚至能够看到，“70后”一代由此拉开了一道怎样的帷幕——我们终于开始翻检自己的来路，带着宝贵的、痛彻的罪耻之感，将文字的锋芒朝向了自己。时代由此将被这一代写作者记录得更加真实不虚。于是，文学之事那理应亘古永在的品质必将再度被唤醒，它就是那伟大的——人道主义。

王十月以这部作品“过关”，他所冲闯的，相较于昔日南中国漂泊者蜂拥而去的那道关隘，其峻拔与严酷，丝毫也不轻减。于是，由此，一代人从肉体到精神血迹斑斑的跋涉，也终于整全——不，跋涉之路未尽，我们还在路上。

这段话，的确不足以含纳我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担心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误读。在我而言，所谓“翻检来路”，从来便是文学之事的强项，我们写下的每一笔，无外乎都是对于既往经验的再述，即便是憧憬未来，也逃不脱昨日经验的拘囿。那么，我何以放了“我们终于开始翻检自己的来路”这样的狠话？在一定意义上，这看起来几乎便是在宣告我们曾经写作的无效了，仿佛昔日之我们，写下的，都令人难堪到忧心如焚的地步，以至于，不由得要带着一种巴望的心情，在等待着一个“终于”。

那么是的，“翻检来路”本是文学的常态，令我押上“终于”这个狠词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作家“翻检来路”时态度的鉴别。

相较于“70后”一代，前辈作家的写作，恍如得着了某种道德上的豁免权，使得他们被部分地允许，可以不需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家国天下，那曾经庞大的外在之力，足以令他们如一个受害者般的去理直气壮地当庭指控；可“70后”这代作家，迎面遇盛世，那条所谓“上升的通道”豁然而开，世界倏忽无法被简单地比喻成一个加害者与对立面了，片面地控诉之，只能是险恶的诽谤和轻浮的谣言。即便，这盛世也如此浩荡，这上升的通道也如此令人百感交集。可那不争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王十月，这样一个从乡间走出的少年，几十年跋涉，如今也稳稳地站立在了时代的潮头。这差不多可以被视为时代的一个缩影了，国家的成功，即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王十月的成功。

这成功背后的代价，不说也罢。

我所看重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王十月“翻检来路”时，完全可以摆出另外的姿势：激昂地痛陈自己这来路之崎岖，将自己形容成为一个栉风沐雨走向成功的强者，抑或，一个满腹忧伤，回望来路时的吟哦者，他当然有丰沛的经验和理由做这“痛陈与吟哦”的本钱，以此，做出一部“好看的小说”；然而，就在这部书行将结束的地方，他却断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当写到十五万字时，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虚伪的写作。如果我真正想要赎罪，就不应该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无论我怎么写，读到这部书的人，都只是会将其当成一部小说。

这段话惊人，尤其，当一个小说家如是说时。这几乎就是小说家王十月对于自己的背叛与决裂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小说”，言外之意，那样，就是对于他所写之事的拉低和轻慢。小说何其无辜！居然在今天再度被赋予了“赎罪”这样的重责，于是，便要被一个小说家自己去否定与扬弃了。如此的困局，我们似乎只在十九世纪那批伟大的作家身上领教过。

二

恰恰，王十月在这部书里，也反复提及了托尔斯泰的《复活》。

他想以此来映照什么吗？我想，他更多的，是意欲用伟大的作品来给自己打气添力。他在书里写到：“我渴望成为聂赫留朵夫，但我没有这勇气。”在我看来，当王十月渴望成为聂赫留朵夫时，他不仅仅需要的是勇气，他所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复杂与深刻的熬炼。

作为“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的抉择，自有其那种“由上至下”的“俯就”的力量；而王十月本就从泥泞中来，当他矢志“赎罪”的时候，选择姿势，竟然便成为了第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如此巨大，解决不好，就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姿势，会显得矫饰和虚伪，非但媚俗，而且媚雅，跟江湖与庙堂都无从交代。这，或许正是今天中国作家需要集体面对的困局。我们都从泥泞里来，这让我们的“赎罪”都缺乏有效的手段和磊落的姿势，我们没有聂赫留朵夫那种“贵族”式的资本，这就让我们在行动的时候，路线混沌，难以分明，当我们鼓足勇气去招供时，必须结合着笨嘴拙舌的申辩。

这样的两难，在《收脚印的人》里有着充分地呈现。书里那个主人公，当庭对着一众“女士们、先生们”，时而雄辩滔滔，时而张口结舌——他太难了，要用疯子的口舌，说服这个世界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疯子。

这的确考验着王十月的诚恳，可空有一腔诚恳，他也难以完成这次书写，考验着他的，还有“只能去做回一个小说家”的那份委屈。纵使他千般不甘，他也只有以小说的方式，完成这一场灵魂的控辩。

这一次，前方铜墙铁壁，他只能回过头，重新回到托尔斯泰那里去，在精神上回归批判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在笔法上，回归笨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喋喋不休。于是，这部书写得奇怪极了，它罔顾着今天小说写法的诸多陈规，却又无可避免地有着一个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壳（它实在是挺魔幻的，魔幻到生而为人，却能知晓死期）；它在致敬《复活》的同时，又在致敬着《荒原》；它像十九世纪的小说一样不事雕琢、雄浑朴素，如同一个被憋狠了的狂人那样，恨不得将一腔热血都塞进文本里；它既像是一个狂人的自传，又像是一个疯子的梦呓。

三

这部书我读得沉寂，似乎总有一双空中的眼睛俯瞰着我，这令我在阅读时始终被冷静与客观捆束着，但是，当我读到这个细节时，终于眼涌泪水——

二十多年前的南中国，一群逐梦的底层年轻人被关押在遣送站羊圈般的监仓里，有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在黑暗中，轻声哼唱起《国际歌》。

好吧，让我们回到故事本身——尽管，王十月何其反对将他写下的，最终仍然归于了可怕的“故事”：

改革之初的南中国，“那真是一个只要敢想敢做，就能成事的混乱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投机者与卑微者蜂拥而至，一道关隘横在眼前——南头关，这道深圳昔日的关卡，“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打工者们“那时似乎就只有一个发疯的想法：过关。过关。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关内。”这关内有什么？当然，它有着一个时代的梦想，这梦想太过炫目，炫目到需要以暴虐的手段来驱散逐梦者无可抑制的热望。收容遣送，这项如今已经废止了的制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这部书中故事的核心。书里的几位男性主人公在这项制度中相遇、结盟，二十余年后，一个成了权贵，一个成了富豪，一个依旧落拓，一个成了作家。这作家“许多年来，用文字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胆小者和受难者，为自己做了开脱。”如今有一日，那冥冥之中的神秘之力启示他死期将至，勒令他开始回溯过往，收集自己来路的每一个脚印。由之，他决意“为历史作个见证”、“做一个时代的记录员”。他要让昔日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站出来认罪，认那谋杀的罪——他们共同谋杀过一个打工的女孩。

可以想见，这有多难。我们的作家最终只有自己走上了审判席，去面对：

那是我的个人史，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有我的光荣，梦想，爱情，当然，也有我一直不敢直视的——罪恶。

王十月在这里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这样的句子，这也成为了我将这部作品视为“现象级”的理由。当代中国文学一度大面积地规避对于现实的书写，余华的“正面强攻”，令人惋惜地失之于内在的省察（那依旧是指向外部的控诉），现在，王十月调转了枪口，他让他笔下的那位作家自求一死，以谢过往犯下的罪；他一改我们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的受害者的形象，坚定地承认了自己也是那加害的一方。

对于自己道德能力的深刻怀疑，或许才是我们面前那条狭窄的生路。枪口调转，今天我们这失血的文学，或许才能突然别开了生面。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样的中国故事么？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