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生态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

张国祺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4)



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张国祺*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610064)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生态文化思想、中国古代诗词中描绘的生态文化境界，都蕴含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资源与有益借鉴。

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人天交融

一、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标志

关于生态文明，笔者在三年前就曾作过粗略的诠释。生态(ecological)概念，是伴随着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生态学(ecology)同时诞生。“实际上，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影响和利用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对人类发展有利的范围之内，就形成了文明。”[1]

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史前的各文化阶段是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直至目前，人类文明的演进已经经历了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1]

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全球范围内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而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1]。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了保护和建设美好的自然环境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状态。

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密切相关的是人类文化的演进。文化(culture)，广义地说与文明是相同的，都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用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标志。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协调程度，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类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中索取并改造加工过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就是人同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文化，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依据。

至于人类文化的演进，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无法形成划分发展阶段的统一标准。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演进就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直至目前可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大阶段，而传统文化的发展又可分为孕育期、雏形期、定型期、转型期四个阶段。西方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近代文化时期、现代文化时期四个阶段。欧洲的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黑暗时期，因此，西方文化演进的轨迹似乎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之所以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文化。作为生物的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人，人和自然是矛盾的。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文化就是人类协调人和自然环境的张力。在人与自然的生态适应关系中，人类创造了文化来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促进文化与发展文化来适应变化的自然环境。随着人口增加、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问题的严重，人类为了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向着有利于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必须调整自己原有的文化来修复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并创造新的文化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生态文明的进步，要由生态文化来支撑。当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与创新，主要是依靠增加社会生产和发展科学技术来适应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于是，在文化(生态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生态文明)得到延续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摒弃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那种文化理念，而是要去创造新的生态文化来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文化也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转变的标志。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种转变解决了由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生态文化的特点就是运用这种价值观去认识、解释、处理自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树立科学的生态思维方式，增强和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二、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思想

以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要有多方面的设计和实施。弘扬和继承我国古代生态文化思想，可望为当代中国开启尊重自然、面向未来的智慧之门。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精神。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曾经围绕“天人之辨”问题展开争鸣，达成“天人合一”的共识，主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过，对“天人合一”还需进行具体分析，关键是对天的理解。远在商周时期，有关各派思想上的主要斗争，就是围绕着“天”是什么和“天命”问题展开的。“统治阶级和有些思想家，主张‘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它创造并支配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上帝是自然、社会的主宰；山川日月风雨与君王大臣的亡灵，都是上帝统率的天神，辅佐上帝统治世界。这种思想同宗教迷信完全没有什么区别。”[2]孔子所说的“天”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汉代的董仲舒把这种思想推演到极致，成为中国古代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与这种看法相对立，有些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主张“天”就是自然界，应该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说明自然界，反对把“天”作为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和超自然的神。持前一种观点的所谓“天人合一”，要么以天为主、把人纳入天，要么天与人完全同一、消除一切差别，这都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天人合一”。只有持后一种观点的“天人合一”论，才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

孔子虽然提出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同时又认为“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四时在运行，百物在发生，天(至高无上的万物主宰者)就用不着说话。因此，主张“参天地之化育”，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孟子主张“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对人民群众要仁爱，而且要爱护和珍惜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让仁爱之心充满宇宙，惠及自然万物，达到天人相通的境界。老子认为“天”是“与地相对的天空，它是物质性的，世界的产生、变化是由道所决定的。在他看来，道、天、地、人四者中道是最根本的，而道是一种自然存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人以地为根据，地以天为根据，天以道为根据，道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自然为根据。主张“见素抱扑”，回归自然，并倡导“无为而治”，以达到“彼我玄同”之“天人合一”境界。庄子提出“不以心损道，无以人灭天”，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荀子则直接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并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这说明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天地阴阳作用的结果，是自然界本身的天职。由于自然界是变化的，因而天也就是各种自然变化的现象，“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伦》)[2]。他正确地肯定了天就是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并提出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从而把先秦对于天人关系的研究提到了新的高度。

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一书继承了老子“道”的学说，提出了万物为道所产生、统一于共同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物类相感”的观点。“认为人和其他事物都是天(自然)的一部分，人也是一个小宇宙(天)：‘头之圆也像天，足之方也像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淮南子·精神训》)”[2]这种说法，虽然与“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观点有些相似，但它是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所说的物类相感是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像天的缩影，旨在说明人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当然，这种把人和天进行机械类比的说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东汉的王充继承了老子天道无为的思想，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是由物质的元气构成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他认为天地造化力量之巨大，就在于它是无意志的，客观世界中万物的发生、发展都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物自生、物自为，则自然、无为”，把神学目的论从自然规律中赶了出去。同时，王充关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对道家的消极因素有所克服，承认人的主观努力对自然界的积极作用，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下，人道也能辅助自然，使人和自然处于和谐状态”[2]。

古代的有识之士，在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都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永续利用，倡导“远谋近施”“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他们不仅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爱惜自然资源的生态伦理观念，而且为此制定“虞官”制度，要求对任意采伐山林、猎杀鸟兽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进而提出把类似现在的休渔、休猎和封山育林等举措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继承和弘扬生态文化，培育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财富。

以自然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天人合一生态文化观，对树立生态生成、生态保护的正确态度，改变物质横流、人肉横流的传统恶习，促进社会上人们追求高尚、健康、文明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具有可贵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古诗词中的生态文化境界

恩格斯曾经把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喻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文学又是文化的花朵，而古代诗词则是古典文学的精华。在古代诗词中，从唐诗开始，就有许多生态文化的生动描述。

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就是一位以描写山水见长的诗人。例如，他的《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古台揺落后，秋入望乡心。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自今。”诗中看到的是古台、秋声、野寺、夕阳、旧垒、寒磬、空林，浑然是一幅有山有水的自然情景。此时的诗人满怀惆怅，而长江的水依然滚滚东流，把历史的烟云淘尽。又如《送灵澈》：“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灵澈是当时著名的诗僧，这是描写他出外云游的飘逸情景，也是一幅山水画面。因他曾遭谗被谪，胸萦不平，所以诗中充满游宦无成的孤寂之感，以及流连于自然景物中闲适退隐之情。

王维更是唐代诗人中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晚年的许多山水诗，清新自然、刻画细致、词秀调雅、独树一帜，代表作如《山居秋暝》《终南山》等。《桃源行》是王维青年时期的作品，这是一首长诗，其中有“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诗的内容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诗人这样一写，呈现出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卷，更增加了桃花源的知名度。《山居秋暝》是写雨后秋山的夜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松间明月，石上清泉，竹下浣女，莲间渔舟，使得山中夜景格外迷人，好一幅诗情画意的佳作，体现了古人的生态美学观念。又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如此等等，描绘的是山水景色，体现的是人在自然中的闲情逸致。

有着诗仙美称的李白，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堪称神来之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緑水荡漾清猿啼。”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笔法，把神话传说与现实环境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通过梦境的描写，抒发对名山大川的热情向往，以此构画出一幅和谐的奇山异景图。李白的《蜀道难》，以驰骋想象并极度夸张，描绘出一幅惊险绮丽的蜀地山川图，具有波澜壮阔的意境，成为浪漫主义的出色名篇。诸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名句，比比皆是。还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诗，都是摹景写情，情景交融，呈现出一幅幅人和自然和谐、美妙的画图。更有《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5]登台望去，浮想联翩，南国风雨，长江东流，在人生的感慨中呈现出自然奇异的山水风景画卷，说它是千古绝唱并不为过。

此外，在唐代诗人中，常建的《破山寺后禅院》描写清晨宁静的古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旭日初升，古寺高林，曲径通幽，禅房花木，山光潭影，万籁俱寂，钟声缭绕，这是多么美妙的自然生态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当然，在其他诗人的诗句中，诸如此类的自然风光、生态景观的写照还有许多，从他们的笔端流露出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底蕴。

唐代以后，宋代的许多诗人在自己的诗词中，描写出一幅幅自然生态景观。例如，范仲淹既是诗人，又是军事家、政治家，在他的笔下，往往一边写景一边抒情。宋仁宗时期，他守卫西北边境时写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3]词的上片写秋天的边塞景象，分外凄凉。尤其是“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与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的诗句，意境相似而情调迥异，后者壮阔高远，前者寥廓荒寒。下片抒情，表达边塞将士破敌立功和想念家乡的矛盾心情，有些苍凉。另外一首《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抒写了秋天的思乡之情。词的上片用多彩的画笔描绘出绚丽而高远的秋色美景，堪称自然生态画卷，“碧云天，黄叶地”成为传颂名句。词的下片，表达了客思乡愁的情怀。

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军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题材广阔，清新豪放，善于使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他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运用形象描绘的笔法，勾画出一幅明月当空、琼楼玉宇、千里婵娟、辽远孤高的图景，把自己的思绪与神话传说融合一起，在月亮的阴晴圆缺中，抒发人生感叹，不愧为是一首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高度契合的上乘之作，把人和自然融为一体(人天交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深得后人喜爱，或吟或歌，广为传颂。同《水调歌头》相似，在苏东坡的其他诗词中，描绘出自然风光、天人和谐的生态文化意境的还有许多。

与苏东坡合称“苏辛”的辛弃疾，是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他一生力主抗金，其词表达了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也有许多吟咏祖国山河景观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作品集有《稼轩长短句》。他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是一首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明月升起，喜鹊惊飞，晚风中传来夜半的蝉鸣。稻花香预示着丰收年，耳边传来青蛙的叫声。闪烁的星星时隐时现，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树林旁的茅屋小店，忽然出现在眼前。这种景象，实在是一幅和谐美丽、人天交融的田园风光画卷，在山河破碎的当时，慰藉着千万同胞的心灵。此类诗词，在辛弃疾和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说不胜枚举。

其实，在元曲中也有许多关于生态文化的描绘和吟唱。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恰好是一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生态景象，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思乡想家的苍凉心情。又如吴西逸的《天净沙》：“江亭远树残霞，淡烟衰草平沙，緑柳阴中系马。夕阳西下，水村山郭人家。”也有着同样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评论词作时主张“境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诗人笔下的境界，有造境有写境，这是“理想”与“写实”两派的区别，然而两者又颇难分别，因为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也必邻于理性。这就意味着此观点与生态文化十分契合。王国维认为，境又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6]这种看法，与无人以前月亮是否存在的哲学命题有相似之处。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人是认识的主体，月亮是认识的客体，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月亮之所以叫做月亮，是人认识的结果，这就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没有人以前，就没有认识的主体，而月亮照样客观地存在，但不知叫做什么，这就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说明文学与哲学是相通的，“境界说”不仅蕴含着自然生态文化的底蕴，而且蕴含着哲学文化理念的底蕴。

四、结语

中共十八大已作出部署，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其中，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就意味着要弘扬和发展生态文化，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中华大地的所有民众在绿色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生活和生产。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和自然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人类社会文明能否持续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大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它能否成功并取得最终胜利，根本上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条件，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态文化素养。故此，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文化素养，普及生态文化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唯有如此，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1] 张国祺.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4(1)：12-13.

[2] 张国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之争探析[J].大自然探索，1989(3)：98-104.

[3] 上疆村民.宋词三百首[M].高高,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第一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5] 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M].梁海明,译注.太原：书海出版社，1994.

[6] 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Guoq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new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harmony real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n be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sages’ ecological culture ideas and i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state portrayed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ies. Which provides a very important and precious resources and valuable reference for us to carry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ulture; people and nature blending

10.13542/j.cnki.51-1747/tn.2016.03.006

2016-05-11

张国祺(1935— )，男(汉族)，浙江东阳人，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哲学和管理哲学，通信作者邮箱：zgqsccd@sina.com。

K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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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5383(2016)03-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