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话”释义
——兼论《新编五代史平话》为元编、元刻本

武　迪，聂　芸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平话”释义
——兼论《新编五代史平话》为元编、元刻本

武迪，聂芸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要：通过对元明清三代有关“平话”及“评话”文献的梳理，可知“平话”并非完全是“有说无唱”的，也不是讲说平凡、普通的故事，而是以元代通行汉语进行讲唱的、兼有说唱的一种说话艺术。《新编五代史平话》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讲史平话作品，它的成书和刊刻历来争论不断。从避宋代名讳、蒙式汉语的使用等方面入手，可知《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成书和刊刻均有可能在元代初期，而非宋编、元刻。

关键词：平话；评话；五代史；说唱

一、“平话”释义

《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发现，将“平话”拉入到学界的视野中。何为“平话”呢？“平话”一词未见宋人著录，当是入元以后的说法。明清时期则称之为“评话”。从现有材料看，“平话”就是“评话”，这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年代不同，两者间存在一些差异。浦江请认为，“平话”就是“平说之意”[1]。程毅中认为，“平话”是“只说不唱”[2]。张政烺认为，“评话”之“评”，就是“以诗为评”[3]，“评”就是“评论”的意思。吴小如则认为，“平话”不是“评论”，并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平”当是平常、平凡、平白之类的意思，提出了和程毅中相似的看法①，即平话是“只说而不唱”的[4]。以上看法，究竟孰是孰非，试为辨析之。

(一)平话之“平”与“评点”、“评说”

元人所称的“平话”，就是明清所谓的“评话”，不同之处在于明清时的“评”多加了一个言字旁。吴小如认为，“小说(指短篇话本)亦有评，而且评得更多些。”[4]既然小说、讲史都可以评论，并无什么区别，那么“平话”的意思就不是专指“评论”了。不过，在古汉语中“平”确实有“评”的含义。因此，平话或评话，往往使人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它的主要特点是带有评论、品评之意的。

如果说，元时产生的平话是与诗话、词话对应的不同的说唱艺术，其主要特点是评论、评说、点评，那么，至少在这个主要特点上，平话应比诗话、词话表现得更为突出。实际则不然，从《秦王传奇》中 “词话中褒善贬恶，贤否阐扬自词人”的说法来看，词话也有“品评”、“评论”的功能。从元代屡下诏令严禁平民子弟学唱词话看，词话里这种“褒善贬恶”的评论、鼓动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通制条格》记载：“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般唱词话，并行禁约。”[5]《元史》也提到：“诸民间子弟……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6]况且“贤否阐扬”的内容都是“来自词人”的，可见词话艺人表演时主观性、随意性是很强的。这可能是引起统治者不满的重要原因。

从现存的文献看，元明清三代屡有禁词话者，而未见有禁平话的。可见，平话在点评人物、评议事件的功能上，甚至还不如词话表现得突出。从张岱所说“(平话)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亦见其持论之平也”[7]，纪昀所说“优人演说故实，谓之平话”[8]等材料分析，平话的主要特点乃是于“平”、“实”上做文章，并不是艺人的主观评议、点评。这样看来，平话之所以是“平”，是在表演的过程中，尽量不添入讲说者过多的主观色彩，力求平铺直叙，为观众演说真实的历史故事。从统治者对词话、平话截然不同的态度看，两者间最大的差别，应该正是这一表演方式上的差异。可见，平话之“平”，并非是评点、评说的意思。换句话说，评点、评说应该不是平话的主要特征，也不是“平话”名称的由来。

(二)“平话”与“不加弹唱”的讲演

从平话的表演上看，它确实是一种以讲说为主的艺术。不过，却不一定完全没有弹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9]《七修类稿》也提到：“闾阎淘真之本之起……有‘阳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10]又如陆游诗中描述的“陶真”(淘真)：“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做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说)蔡中郎。”从上述文献看，陶真很可能是宋元时期讲说小说、平话这类艺术的一个统称，平话则是附着于此的一个门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话是陶真艺人说唱所用的底本。不过，至少可以看出，平话与陶真、瞽者、鼓、琵琶等几个要素之间是有极其密切的关联的。既然是要敲鼓、弹琵琶的，平话自然也免不了涉及到唱。

《西游补》有盲者小月王弹琵琶、唱西游故事的描写，且评论道：“项羽讲平话(此书第七回)，是平话中之平话；此又是平话中之弹词。”[11]对这条文献有两种理解：其一，在明清时期，平话是有唱的内容的；其二，平话到了明清更为系统，分为“说”的平话和“说唱”的弹词。据《话本楔子汇考》的研究，宋代的陶真与元代的平话、词话，明清的弹词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12]。这样看来，陶真和弹词都有“唱”的部分，平话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说唱艺术，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是“不加弹唱”的。

对比诗话、词话和平话，从体例上说，三者都是韵散结合的。只不过词话中唱的部分更多、更明显罢了。既然诗话、词话都是带唱的，平话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带有唱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奇怪。更何况从上述文献看，平话表演时往往是带有鼓、琵琶等乐器的。如果说鼓的作用与日后评书中的醒木一样，只是起到提醒的作用，那么弹琵琶又怎么解释呢？晚清《对联话》有“闲敲扁鼓编平话，独把毛锥著罪言”的楹联，可见晚清时的平话是有敲鼓伴奏的。再有，《红楼复梦》谈到：“将各班子弟清吹、十番、南词、八角鼓、像声儿，说平话、鼓儿词、莲花落，间段位置。”[13]所引的技艺为梨园戏班的表演，似乎除了“说平话”外，其他技艺全与唱有关。其实不然，“说平话”也好，“(平话)日演唱于上前”[14]也好，平话表演应该和“像声儿”(相声)一样，是有说和唱的基本功的。《扬州画舫录》记载：“歌船宜于高棚……歌以清唱为上，十番鼓次之，若锣鼓、马上撞、小曲、摊簧、对白、评话之类。”[15]可见，当时的评话与歌唱、锣鼓、小曲、对白等有相似之处，应该是有说有唱、以说为主(唱的部分可能极少)的一种说唱艺术。

可能有些学者会提出，以明清的文献很难佐证元代平话的真实情况。不过，既然认为元代的平话与明清的评话乃是同一种说唱艺术，两者之间必然是一脉相承的。况且，从元人《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话本中的“叫下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16]的描述看，元代也有“评话”一词。可见，如今所认为的元人称评话为“平话”，只是某些书坊刊刻书籍时选择“平”或“评”导致的。可能因为“平”字笔画更少，便于刊刻使然。并不能由此认为元代人就绝口不提“评话”的字眼。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平话艺术的发展和演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全相平话五种》的刊刻已经到了元代中后期。那么，至少说元代中后期依旧有完整的平话艺术，否则明清的平话、评话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从《永乐大典》收录的20多种平话作品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引用明代文献去论证元代平话也并非不可。既然明清时期的平话是兼有说唱的(唱的部分极少)，也应是元代遗留的痕迹。否则，很难想象元代已被平话艺人淘汰的“唱”的功能，到了明清时又重新被“捡起来”了。由此可知，浦江请、程毅中所说的“不加弹唱”的定义也不甚准确，只能说平话中“弹唱”的内容极少罢了。

(三)“平话”与“平常”“平凡”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知“平话”不是以评说、评议为主要特征的。平话本身也应带有一些“唱”的内容。那么，“平话”之“平”是否是“平常”“平凡”的意思呢？

一般认为，平话是专指讲史一类艺人的说唱底本。《新编五代史平话》《全像平话五种》等作品全部是讲史类的，可见一斑。况且，笔者在前面的相关论述中曾提到平话之所以称为“平”，它的主要特点应是平铺直叙，真实地讲说历史故事，绝少掺杂艺人的主观评论。以早期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为例，虽然书中插入了一些民间传说，但全书记述的地名、官职、人物、事件与正史无异，“几无差错”[17]。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平话专指讲史一类的说唱艺术，那么所讲之“史”的范围有多大呢，它的外延是否只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呢？

从现存的平话作品看，早期的平话基本上是真实的历史。不过，元代中后期的《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等多少有些奇异的色彩。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朝鲜汉学家李边编了一部仿平话的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陈辽曾说：“他(李边)对宋元话本，特别是对元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不仅有大致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十分喜爱。所以，当朝鲜国王要他撰写新的汉语和汉文教材时……他决定采用‘平话’的艺术形式。”[18]这部书中的65则材料，既有历史事实，也包括许多民间传说、动物故事等。

另一本更早的朝鲜古书《朴通事谚解》曾提到：“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什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19]从这则材料看，《唐三藏西游记》决然不是指一般所说的吴承恩《西游记》，而是一部有关玄奘西行故事的平话作品。从《朴通事谚解》所记述的有关西游故事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等均不相同，其描写更为复杂、细腻；与后世的《西游记》也不尽相同。可见这部西游记平话是介于《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与通俗小说《西游记》之间的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

如果说《朴通事谚解》所说的西游故事，与《大唐三藏法师传》所写的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相似，倒也可以说这部《唐三藏西游记》是一部讲史平话，与《新编五代史平话》《全像平话五种》的性质基本一样。然而，从《朴通事谚解》的描述看，多是车迟国斗法这类奇幻情节，应属于 “灵怪”小说一类的作品。由此可见，元末的“平话”未必全是讲史的，大概那些带有历史性的神幻作品也可以归入“平话”的范畴。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即《朴通事谚解》所指的“平话”，乃是一个抽象语——“故事”。这样说来，至少在元代末期，“平话”也不能完全算作是讲史话本、讲史艺人的底本了。

由上述可知，“平话”最初当是依照历史事实进行说唱的，但它所说唱的故事未必全是真实的。而“平话”之“平”也不是“平凡”、“平常”之类的意思。《快士传》载：“说平话的，要使听者快心。虽云平话，却是平常不得。”[20]至于吴小如所说的“散体文为‘平文’，这个‘平’字，正与‘平话’的‘平’用法相类”[4]的看法，不足为信。吴小如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平文”与“平话”之间有什么联系。元代末期，有一些平话可能已经多少涉及到了虚构、神怪的内容。这一点从早期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与后来的《三国志平话》《唐三藏西游记》之间的对比可见一斑。到了明清时期，如《豆棚闲话》里的“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未肯真信”[21]的描述看，这一时期的评话已然掺杂了大量的虚构成分，与如今的说书、评书颇为类似了。

从现存的文献看，虽然《永乐大典》中收录了20多种平话，但是其他文献所记述的民间常见的平话作品，仍旧是现存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全像平话五种》。这些平话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开篇都设置了一个用于追溯历史的楔子，或多或少都要言说炎黄、秦汉、三国等前代故事，并推延到正题的年代为止。而正题所说的故事全为战乱分裂的年代，生活在元明清大一统年代的人们，似乎对前代的兴废战争颇有兴趣，说书艺人当然也热衷选择人们爱听的故事来讲。如果说这些平话全是一些平常、平凡、普通的故事，又怎么能吸引听众呢？更何况，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对战火纷飞、金戈铁马的笃好，恰好可以证明，这些平话故事都是他们有所知却并不熟悉的。从这一点看，“平话”之“平”绝不是“平凡”、“平常”的意思。

总而言之，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平话之“平”，既不是“评论”、“评议”的意思，也不能当作“平凡”、“平常”去解释。平话作为一种说唱艺术，也不完全是“不加弹唱的”，只是以说为主罢了。那么，平话究竟是什么呢？对比《取经诗话》、明成化说唱词话，可知平话与诗话、词话最大的不同乃是极大地减少了韵文的羼入，与后世的通俗小说颇为类似。从现存的几种元代刊、编的平话作品看，书中大量采用了元人习语。可见，平话是以元代通行汉语讲说长篇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一种说唱兼有的艺术。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类似的看法。至于现今所存的几部平话作品，应是案头化了的、类似后来所说的白话小说作品。

二、《新编五代史平话》为元编元刻本的几条新证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平话作品，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为我国的通俗小说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早期的学者认为这部平话的成书和刊刻都在宋代，如曹元忠在《新编五代史平话跋》中曾提及“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22]董康则认为是“宋椠”。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编五代史平话》成书在金代、元代等不同说法。如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从《新编五代史平话》的风格及思想倾向入手，推论其为宋人所编，元人增益刊行。宁希元则以其中涉及的地理区划为依据，提出此书成于金亡前后，欧阳健则提出与之相左的看法。丁锡根依据《新编五代史平话》与宋元版本《资治通鉴》的异同，认为此书成于宋光宗朝。黄永年则从刊刻的细节出发，认为此书是元代福建建安书坊所刻。总之，有关《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

宋代说话中就有“说五代史”的记录，可见其历史悠久。《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新编”二字，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新编即初编、首编；其二，新编即重编，以区别于旧编。不论是初编还是重编，都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这部《五代史平话》是有所依托的，重编自不必说，初编也必然与宋代的“说五代史”有关。只不过宋代说话艺人所依据的底本究竟是不是这部《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从此书刊刻时所使用的“平话”二字，可知是元人刻本。至于故事本身究竟是宋人所编还是元人所编，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新近发现了一些新证据，有了一些新想法，试为论之。

(一)避皇帝讳的问题

前辈学者虽已发现书中的避讳问题，但论述较为简单。袁世硕认为，“偶尔书及其名(赵匡胤)，也都避讳，‘匡’字缺末笔，‘胤’字添一首划……则基本可断为宋本。”[17]曹元忠则提到“每于宋讳不能尽避”[22]的情况，认为是书坊私自为之的痕迹。胡士莹则认为这是元人改动的痕迹。另外，还有学者提到书中写到“魏徵”、“贞观”时，写作了“魏证”、“正观”，是避宋仁宗赵祯讳。

“宋代避讳之例最严。”“宋绍定《礼部韵略》，卷首犹载……应避旧讳及诸帝嫌名，真有过五十字之外者，此实空前绝后之例也。”[23]按宋代《礼部韵略》所载情况看，宋代不可直呼皇帝名，诸如“匡”，应改为“正”、“光”等，“胤”则应改为“裔”。宋太宗赵匡乂(义)因与其兄太祖赵匡胤重名一字，故改名为赵光义。宋代避讳之严，由此可见一斑。然《新编五代史平话》虽有以“赵太祖”、“宋太祖”代指赵匡胤处，但提及其名，往往直呼，可见不是宋人习惯。按宋例，避太宗讳，“义”改为“毅”、“宜”等。然《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提及“乂”(义)、“義”多达数十处，全无避讳。

书中提到赵氏先祖“赵玄朗”名讳时也未避讳。书中“玄”字缺末划，但也是直呼名讳。按宋例，“玄”应改为“元”、“真”，“朗”应改为“明”。宋代还须避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讳。“弘”改为“洪”或缺字。如宋代称吴越王钱弘俶，应称钱俶。而《新编五代史平话》则直呼其名，有时会缺“弘”字末划，有时则写作原字“弘”，也不避讳。再有，避宋高宗赵构讳，不仅是“构”，同音字“勾”、“钩”等也要避讳，如“勾”改为“干”。然《新编五代史平话》有“岂宜行这无道歹的勾当”[24]的话，可见未避高宗讳。此类情形还有很多。

在《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提到的宋代皇帝，仅赵匡胤而已。“匡”多缺末划一横，应是避讳使然。不过，从书中其他字的缺笔看，如“直”、“惧”、“樞(枢)”等字往往也缺少一横。这应是刻工刻字的个人习惯，或是有意减少笔画以求省事。这样看来，“匡”字缺少末划，不一定是避讳导致的。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魏徵”、“贞观”改字是为了避仁宗讳的情况，按《礼部韵略》的记载看，宋代避讳“祯”及其同音字“徵”、“贞”。然而，《新编五代史平话》多处出现“徵”字，如“愽徵”、“徵奔还蜀”等。至于“贞”字，在《晋史平话》上卷中就有“故能致贞观太平之治”的话，全书共出现“贞”字5处。可见，“证”、“正”也不一定是避仁宗讳的(至少在主观上不是刻意避讳的)，而很有可能是宋人遗留下来的习惯，被后代刻书人所沿袭。况且，全书不避太祖、太宗及先祖名讳，安有独避仁宗讳的呢？

从以上分析看，《新编五代史平话》几乎是不避宋讳的，当为元人所刊。②

(二)蒙元以后的新字、新义的使用

在《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可以找到许多蒙元以后才出现的或常用的新字、新义及蒙式汉语语法习惯。比如“歹”字的用法。据徐复研究，“歹”字是蒙元以来，由八思巴按藏文新创制的汉字。南宋末，文天祥的《指南录》用“歹”代指蒙古兵的口语，担心宋人不懂其意，还加了注释[25]。可见，至少在南宋末，“歹”字还不为宋人所熟悉。现存元代以前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歹”③，然《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出现了近20处“歹”字的用法。如“宜行这不道歹的勾当。”“若要祸乱时节，天生几个歹人出来搅乱乾坤。”“撞着朱家三个弟弟，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梁史平话》上卷)诸如此类有关“歹”的用法还有很多，特别是“歹生活”这样的词语，乃是元人习语，常见于元杂剧，不是宋人说话的习惯。

再如“每”字的用法。在汉语中表示复数词尾的“们”，“约产生于唐代，初或写作‘弭’、‘弥’、‘伟’，宋代有‘懑’、‘瞒’、‘门’等形，元代一般写作‘每’。”[26]元人之所以用“每”作为“们”的替代字，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元代白话碑文直译方式的影响。现今所见的许多蒙元时期的汉语文献(主要是白话碑文上的汉字)，多数来自回鹘式蒙古语或八思巴字记录的蒙古语，它的翻译基本是按照蒙古语的习惯进行的，所以保留了这样奇特的语法习惯。随着蒙古语影响的消退，明代以“每”做复数词尾的情况就大为减少了。从《新编五代史平话》对汉语复数词尾“们”的使用情况看，“咱每”、“百姓每”、“官员每”等，全部使用了“每”，而未使用“们”、“门”、“瞒”等宋人习语。如果说《新编五代史平话》是宋代已经形成的文本(手写、手抄)，到了元代才经人增益、刊行的，那么至少也应该保留一些宋人的习惯，不会修改得如此彻底。将《新编五代史平话》与宋元之际的戏文《张协状元》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张协状元》中使用到汉语复数词尾“们”时，多数写作“们”，另有9处写作“每”，可见在《张协状元》的编成时期，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强。即便这部戏文是经过元人修改的，它毕竟也残存了一些宋人习语。笔者并不否认五代史故事的框架建构和艺术构思可能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从上述情况看，《新编五代史平话》的刊刻年代当在元代，而它由口头说唱转化为纸质文本的时间，也应在入元以后。

诚然，将蒙元新字、新义及语法习惯，作为判定一部文学作品编成、刊刻年代的依据，目前学界涉及得还比较少，这应是未来值得开拓的新领域。总而言之，从《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出现的不避宋讳以及大量蒙式汉语的使用情况看，此平话所讲说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宋代开始口头流传，其行诸文本与刊刻当在入元以后。

注释：

①吴小如在《释“平话”》一文中对已有的“平话”释义进行了梳理。不过，吴似乎只看到程在《宋元话本》中所说的“‘平’本来也就有评论、议论的意思”这句话，并对程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而没有看到程有关平话乃“只说不唱”的论断。故二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②《新编五代史平话》的避讳不彻底的问题，如《梁史平话》以“正”代替“贞”、“证”代替“徵”的情形在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可能是由不同刻工分刻造成的。如果此推论成立，那么此书的刊刻，当有宋代遗民参与。此书的刊刻时间也应在入元不久。

③从汉集全文检索系统的统计看，“史部”书籍共有“歹”字2728个，其中元代及以后的文献超过了2720个；“子部”书籍共有“歹”字4600个，几乎全部是元代及以后出现的。“经部”和“集部”共有“歹”字671个，全为元代及以后文献所载。由于现存元代之前所刻书版绝少见，所引原始文献几乎全是元明清时期的刊本，因此基本确认蒙元之前没有或极少“歹”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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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湘]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2-0090-05

作者简介：武迪(1992-)，男，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戏曲、小说；聂芸(1992-)，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戏曲、小说。

收稿日期：2015-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