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经济述略

宋铁勇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2.内蒙古大学 满洲里学院，内蒙古 满洲里 021400)



百济经济述略

宋铁勇1，2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2.内蒙古大学 满洲里学院，内蒙古 满洲里 021400)

百济是古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重要政治实体，农业、手工业、商业共同构成了百济国家经济基础。受中国经济、文化影响，百济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作为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沟通、联系的重要媒介，与当时中国的中原王朝、高句丽、乐浪、带方以及新罗、日本列岛等交往密切，商业贸易一度十分繁盛。

百济；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

百济自公元前后建国，至七世纪六十年代灭亡，存世近七百年，是古代东亚世界秩序中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其对中华文化的受容与传播，将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连接成为一个东亚文化圈，客观上推动了区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西汉时，百济与乐浪郡接壤。通过对汉江两岸北汉山城、梦村土城、风纳土城遗址的发掘，可以判断百济国家形成初期主要活动于汉江两岸，当时称汉江两岸为“河北”“河南”。据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百济始祖温祚王”条载：“八年秋七月，筑马首城、坚瓶山栅。乐浪太守使告曰：‘倾者，聘问结好，意同一家，今逼我疆，造立城栅，或者其有蚕食之谋乎？若不渝旧好，隳城破栅，则无所猜疑。苟或不然，请一战以决胜负。’王报曰：‘设险守国，古今常道，岂敢以此有渝于和好？宜若执事之所不移也。若执事恃强出师，则以小国亦有以待之耳。’由是，与乐浪失和。”[1]276可知，百济是在篱栅之城基础上建造和发展起来的部落，当时还隶属于马韩。据《隋书》载：“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2]可知，百济是在汉朝时带方郡故地强盛并初具国家形态的。百济主要历史活动区域包括今韩国京畿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全盛时期还曾占据忠清北道以及庆尚北道、庆尚南道西部的一部分地区。在上述地区分布着汉江、锦江、洛东江等河流，地形以平原和盆地为主，夏季湿润多雨，冬季干燥寒冷，是朝鲜半岛比较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域。在部落向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百济与周边的马韩诸部、高句丽、新罗、伽倻、日本列岛和中国中原王朝曾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到迅速发展。

一、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后期和青铜文化时期，即朝鲜半岛的无纹陶器文化时期，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旱作农业有所发展，杂谷型农业和旱种稻米种植较为广泛。在京畿道骊州欣岩里遗址12号房址中，出土的两件陶器中有炭化稻米粒78颗[3]，其中粒形完整者为29颗，从14号房址陶器中出土炭化稻米粒3颗(完整者2颗)。据对炭化米粒平均值的测算，12号房址的米粒长3.72毫米、宽2.23毫米、厚1.69毫米，长宽比值为1.62；14号房址出土的米粒长3.73毫米、宽2.17毫米、厚1.8毫米，长宽比值是1.74。12号房址出有碳化大麦2颗、粟1颗、高粱1颗。忠清南道扶余郡草村面松菊里遗址54号地区1号房址地面出土了395克炭化米粒，据对其中30颗米粒平均值的测算，其长4.2毫米、宽2.37毫米、厚1.68毫米，长宽比值是1.79。此外，50号地区2号房址亦出土4件有稻壳压痕的陶器，但不见其他谷类物痕迹。[4]欣岩里遗址距今约3270-2680年，松菊里遗址稍晚一点，当时气候处于冷干期，不适合水田稻植，所以推断当时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广泛种植了粳稻。当时中国黄河流域的黍、粟、麦种子和种植技术与长江流域的粳稻种子和种植技术通过山东半岛经由辽东半岛传播到朝鲜半岛。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认为：“稻谷及其栽培技术是与青铜器和大陆磨制石器一起从中国的江淮地区传入朝鲜半岛，并经朝鲜半岛南部传播到日本的九州。”[5]松菊里遗址出土的石器群、青铜器、曲形玉器和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当时中国式特征，可以作为佐佐木高明这一论断的佐证。其中“农具主要以收获谷物的半月形石刀、掘地的石锹、制作土器的有沟石斧最具代表性。”[6]18此外，韩国学者崔德卿根据晋州大坪里玉房地区的青铜器时代的田地遗址，认为：“当时朝鲜半岛耕种方法主要显现在青铜器初中期的旱田耕种方法中。人们已经利用甽(40-60cm)和垄(50-90cm)进行耕作。田间遗址中出土的粟、稗、黍、大小豆、绿豆、大麦等种子表明当时的人们通过在甽中条播(或点播)或散播(或点条播)的方式进行耕种。玉房3地区田地遗址中发现了连环的小型壕，而且小型壕的位置与以往作亩相同的层位里反方向重复形成，是同时栽培各种作物或收获前播种其他作物的确凿证据。这些农作物的重复栽培现象在玉房6地区南江处田地遗址中尤为明显。”[7]对照战国时代的《管子·治国篇》和《荀子·富国篇》的“轮作重复制”记载以及《吕氏春秋·任地篇》的“今玆美禾，來玆美麥”记述，崔德卿认为当时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农业的发展受中国农耕文化传播的影响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其耕作技术的独特性。同时，他还认为朝鲜半岛也有可能是稻与菽(大豆)的起源地之一。总体来看，在青铜时代，在朝鲜西南部地区农作物种类已经比较丰富，农具和生产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改良，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迁移。农业生产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从能够反映朝鲜半岛西南部无纹陶器文化后期和百济时期的遗址、遗迹所出土的碳化农作物来看，无纹陶器时期朝鲜半岛旱作农业是百济前期农业经济的基础，对之后水田稻作的发展和百济国家的强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农业的发展，朝鲜半岛南部率先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土著部族，对其他部族形成了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不断地兼并和融合，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居于朝鲜西南部的马韩势力最大。公元前18年建国的百济就隶属于马韩。通过与乐浪的经济、文化交流，百济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马韩诸部。依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关于始祖温祚王时期农业的相关记述，如“十四年二月，王巡抚部落，务劝农事；二十八年夏四月，陨霜害麦；三十八年三月，发使劝农桑，其以不急之事扰民者，皆除之”[1]277-279，可以发现，当时百济的农业仍然保持着旱作农业的传统。到了多娄王时期，“多娄王六年二月，下令国南州郡，始作稻田。”[1]280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开始普遍试种水稻，属于“三韩”时代的提川义林池、密阳的守山堤、金堤碧骨池遗址是当时辅助水稻种植的水塘。其中，金堤应为马韩属地，水稻技术也很有可能是由朝鲜半岛南部向北部传播到当时的百济国。当时的水稻并未普及，粮食作物仍以谷物为主。

朝鲜学者李元淳认为：“铁器文化随着卫氏朝鲜的建国与灭亡等混乱中发生的移民波动，而普及于汉江以南地区。”[6]20“三韩”时代，辰韩与弁韩所属之地产铁，炼铁和铁器技术很快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基本可以确认当时主要使用的铁质农具有犁铧、镐、锄、锹、铲、锨、耙等。3世纪前后，百济占据朝鲜半岛西南部后，镰刀成为收获农作物的主要工具。铁质农具替换传统的石制、木制农具后，农作物单位产量大幅提高，朝鲜南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增幅较大。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广泛推广农作物种植和牛、马、猪、狗、鸡等牲畜的驯化与饲养。原始采集活动和狩猎在百姓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有关大规模捕猎的记载仅见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对百济王狩猎活动的记述。百济在大幅拓展疆域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了马韩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统治地位，具备了与高句丽、乐浪、带方、新罗、伽倻抗衡的实力，同时完成了社会过渡，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按照当时的土地制度，百济国的阶级等级大致分为贵族、封建地主阶级以及被称为“民”“人”“庶”“百姓”的农民阶级。此后，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关于“稻”的记载并不多，最晚的一条记载是：“古尔王九年春二月，命国人开稻田于南泽”。此后，再无关于稻作的记载，关于农业的记述多是霜冻、干旱等气象灾害和虫灾的描写，难以了解百济中后期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只能通过中国史籍关于百济的简短记载推测当时百济农业的发展。在唐朝贞观年间成书的《周书》中有“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土田下湿，气候温暖。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唯无驼驴骡羊鹅鸭等”[8]等叙述，是对百济农业生产状况的总结。在百济存续期间，战争不断，国内农民的赋税、兵役负担过重，常出现大量逃亡其他国家的情况，农业生产不稳定，天灾战祸使得自由民日益贫困。国王虽常以“官谷”赈济灾民或贫困人口，但只能解一时之困，很难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迁都熊津、泗沘后，农业生产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国力不断衰落，使百济生存空间被压缩，提供农业发展的动力不足，最终动摇了百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统治。

二、手工业的兴盛

朝鲜半岛最早出现的手工业门类是制陶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制作篦纹陶的活动存在，人们也习惯将那一时期称为“篦纹陶文化时代”。朝鲜半岛西南部制陶活动主要是在随后的“无纹陶文化时代”，以素面无纹陶器为主流。在百济初期的都城风纳土城出土了大量无纹陶器，百济陶器器类包括壶、罐、瓮、钵、盒、瓶、灯盏、耳杯、高杯、三足器、器台、盖杯、砚、动物形陶器等。[9]初期的制陶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使用露天堆烧技术，除制作陶器外，还制作大量的土器。据中国学者熊海堂考察，“百济的制陶业主要处于地下式的窖穴窑时期，生产的主要是无釉陶器(土器)和无釉硬陶(硬质土器)，其最早的窖穴窑出现在公元2世纪前后，经过七百年的发展直到公元9-10世纪才被外来窑炉所取代。”[10]全罗南道海南郡谷里、灵岩郡东鸠林里、忠清北道镇川郡梨月面、德山面山水里、全罗北道益山郡金马面新龙里、高敞郡山面云谷里等地分布着百济时期的大量窖穴窑遗址，时代集中在公元3-7世纪。在古墓、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其他类型陶器，部分从乐浪、带方流入百济，部分则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传入百济。

当时先进的建窑和烧制技术被百济统治阶层所垄断，如当时中国的龙窑、马蹄窑等地上式窑筑对建造技术和成本要求高，并没能在百济和其他朝鲜半岛地区流传，王室控制的少数地上窑筑主要生产制作建造宫廷的建筑材料如砖和瓦当以及王室专用的陶器。根据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百济文化圈的调查，百济时期的砖瓦结构建筑大多为王宫、官署、寺院，在益山王宫里史迹、益山帝释寺遗址、扶余王兴寺遗址、扶余定林寺遗址、扶余官北里百济遗址、扶余军守里古寺遗址、瑞山普愿寺遗址发现了多处瓦窑遗址，出土了多件莲花纹圆瓦当、兽面纹瓦当、鬼面纹平瓦当、鬼目纹瓦当、忍冬唐草纹平瓦当、龙纹平瓦当、印章瓦、铭文瓦、椽木瓦、鸱尾瓦、莲花纹砖等建筑材料。在益山王宫里史迹还发现了玻璃制品和熔炉遗址，证明当时百济已具有独特的玻璃烧制工艺，能够生产铅玻璃、碱玻璃。

除了陶器、砖瓦等的烧制外，冶铸业也是百济的重要手工业门类。首先，青铜的冶炼与青铜器的铸造最初主要是用来制作武器、祭器及装饰品等。从朝鲜半岛许多支石墓、积石冢出土的青铜武器和其他青铜器来看，青铜的冶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到三国时代早期青铜器也没有被铁器完全替代，仍然在社会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卫氏朝鲜时期，炼铁和铁器铸造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从风纳土城和其他百济遗址出土的铁器类文物来看，百济建国之初，铁器文化已经较为发达，铁器农具、武器、日常生活用具普及率已经较高。除了前文提到的铁质农具外，武器包括铁剑、铁鉾、铁戟、弩机片、甲胄札甲等，日常用品包括铁斧、铁盘、铁鍦、铁刀等，还包括各类车马用具。忠州塔坪里遗址发现的铁块、矿渣、送风管、“U”字形铲刃、剪刀等与制铁生产有关的文物，罗州伏岩里古墓群遗址发现的制铁遗构和竖穴遗构出土的大量的制铁铁滓和锻造剥片、炉壁片等，证明在伏岩里古墓群东侧外围存在铁器生产地，可以推测百济中期的冶铁业非常活跃。以农业发展为基础，以冶铁业的发展为条件，百济社会生产技术快速提高，在马韩诸部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后来兼并马韩奠定了基础。另外，以金银为主的贵金属冶炼体现了百济的贵族文化特征。根据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益山王宫里遗迹出土的金银制品的研究和许多百济时期古墓出土的金银饰品，我们认为当时王宫根据要冶炼金属特性的不同而设置熔炉，镀金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可根据金银纯度的不同制作金汞合金、金铜合金。对金连珠、璎珞、吊环、珠子等成品以及浮雕金板、金钉子、金竿等金制品的制作工具实施的考古化学分析表明，贵金属铸造、锻造等多种金银制品制作技法已经被当时王宫工房的工匠所掌握。

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另一重要手工业门类是纺织业。关于百济纺织业的记载并不多，出土的百济纺织品文物也很少，很难全面了解百济纺织业发展的全貌。在前文关于百济农业生产的论述中已经提到马韩地方“知蚕桑”，百济以布绢丝麻为部分赋税，可见百济的纺织业起步很早，所用的主要原料是蚕丝和麻类，在风纳土城居民区遗址内出土的渔网锤﹑纺锤车反映了百济初期民间纺织业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副业。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2006年济州高氏家门捐赠的出土服饰文物与2007年扶余王兴寺遗址出土的多种服饰文物和织物片以及公州武宁王陵、罗州伏岩里古墓群、瑞山富长里古墓等百济文化圈遗址出土的60余件织物实施了调查比较，通过对织物纹样、纺织工具、纺织品原料的分析，认为百济的纺织业比较发达。对照中国史籍《三国志》中马韩人“衣布袍，足履革跷蹋”[11]，《后汉书》中马韩人“布袍草履”[12]，《梁书》中百济人“其人形长，衣服净洁。……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13]，《周书》中百济人“其衣服，男子略同于高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敬。妇人衣似袍，而袖微大”，《隋书》中百济“官有十六品：长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将德，服紫带；次施德，皁带；次固德，赤带；次李德，青带；次对德以下，皆黄带；次文督，次武督，次佐军，次振武，次克虞，皆用白带。……其衣服与高丽略同”，《北史》中百济“其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主似袍而袖微大”[14]，《旧唐书》中百济“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为饰，素皮带，乌革履。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15]，《新唐书》中“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素皮带，乌革履，乌罗冠饰以金花。群臣绛衣，饰冠以银花。禁民衣绛紫”[16]的记载，可以发现百济贵族锦衣华服，而平民穿着则以布衣草履为主。

目前，中国和韩国都将以苎麻为材料的夏布织造技术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韩国每年5至6月举办“韩山苎麻文化节”，其中主要体验活动包括苎麻栽培、搓麻绳、草编和传统服装展示等。2011年韩山苎麻编织也列入韩国无形文化遗产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韩国人认为这项纺织技艺起源于百济时代的忠清南道舒川郡韩山面，在高丽时代夏布成为对外贸易和进贡的主要商品。可见，百济时代纺织业发展较快，其技术和习惯多受高句丽的影响，并逐渐发展出自身特色。

三、商业的繁荣

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古尔王时期设置了十六官等制度，其中内头佐平掌管财政。《周书》对此制度进行了重点描述：“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达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捍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饰银华。将德七品，紫带；施德八品，皂带；固德九品，赤带；季德十品，青带；对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带；武督十三品，佐军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带。自恩率以下，官无常员，各有部司，分掌众务。内官有前内部、谷部、肉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宫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有十郡，郡将三人，以德率为之。方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其中，多个中央官署涉及到王宫用度的管理和物品采买以及对外贸易。根据《北史》“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和《隋书》“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的记载，可知百济中后期王城内平民区实行部巷制。都市部主要由“贵族和官员所控制，内有市场、土神祭坛、祖庙、寺院及其他文化设施”[17]。当时王城是国家的重要商业经济区，是重要商品的集散地。百济全境被分为五方，每方又有十郡，形成了多个地方中心。据《梁书》记载：“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可知当时地方上至少存在二十二个中心城镇，城邑聚落较为集中，每一“檐鲁”管理着众多村落，村落之间不定期开放“草市”“墟集”以满足平民的商品交换和买卖需求，而在“檐鲁”治所则设有固定用于商品贸易的场所。

根据考古资料推测，百济初期就已经存在货币贸易。济州道山地港出土了五铢、货泉、大泉五十、货布共10枚，推断为新莽或东汉时期传入，其中货泉的钱文颠倒，或系翻铸所致。[18]全罗南道郡谷里也出土了东汉钱币。在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南朝90枚萧梁铁钱则很有可能是通过朝贡回赐所得。整体来看，出土的百济时期钱币数量较少，可以推断当时的货币贸易使用金属钱币的情形较少，金属钱币并不是作为当时的法定货币进行流通，使用谷帛的情形则更多一些。

对外贸易方面，百济很早就与当时的中国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贡通商关系，并且作为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中介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其商品交流的种类也很丰富，百济向外输出海产、铁制品、人参、毛皮等各类风物特产以及马匹和其他珍禽异兽，而换回钱币、陶器、瓷器、佛具、丝绸、锦袍、武器、船舶、盐、谷物等。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百济造船业的勃兴，推动了朝鲜半岛商业繁荣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四、结语

公元一至七世纪，百济是朝鲜半岛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曾十分繁荣和兴盛。农作物、农作技术和农具制作技术的传播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百济所占据的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均适合农业生产发展，汲取中国汉唐时期农耕文化精华和引入先进生产技术成为百济立国的基础，随后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的确立使其初具国家形态，都城和地方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对中国大陆经济文化的向往和现实需要使其与中国不同时期中原王朝及中国东北地区的联系越发紧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国力的不断提升加快了百济从部落国家向封建王国转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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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宋铁勇(1981- )，男，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从事东北边疆与民族历史研究。

K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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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09-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