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的《西厢记》接受与批评

■赵春宁

朝鲜时代的《西厢记》接受与批评

■赵春宁

传入朝鲜的中国戏曲文献中，《西厢记》是版本、译本及评论最多的一种，影响力非一般戏曲可比。文本阅读是朝鲜接受《西厢记》的唯一途径。文人士大夫嗜读《西厢记》，为之痴迷、魂销之余，还对其进行赏评，金圣叹“奇书”“妙文”“才子书”的评判，得到了朝鲜文人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朝鲜文人士大夫对“诲淫”的《西厢记》，包括对金圣叹及其评点进行批评、诋毁。此外，朝鲜文人还对《西厢记》的作者和结尾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与中国的《西厢记》接受与批评既存在着一致性，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朝鲜时代 西厢记 接受 批评

据现存史料记载，中国戏曲典籍早在16世纪初就已流入朝鲜半岛。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之外，带回中国典籍文献（包括中国官方赠予和私人购买）是其中重要的任务之一。此外，商品贸易是中国典籍文献包括戏曲文献进入朝鲜的另一主要途径。在传入朝鲜的中国戏曲文献中，《西厢记》是版本、译本及评论最多的一种，影响力非一般戏曲可比，其接受与批评等亦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本文欲就此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接受：痴迷、“魂销”

文人士大夫是朝鲜《西厢记》接受的主体，他们把阅读《西厢记》当作一种乐趣，视为一种享受，品味曲辞，想象人物情节，其嗜读《西厢记》，亦如中国文人。

衙斋终日，抱牍治簿领，如足下手里把《西厢记》一卷，婆娑石竹花下，想来若神仙中人矣［1］(卷十《与李元履》)。

文人们不仅好读《西厢记》，以此为乐事和享受，且视为一件风雅之事，是一个人之神采和风流的体现。

《西厢记》，灾书也。足下卧病，不恬心静气，淡泊萧闲，为弥忧销疾之地，而笔之所淋，眸之所烛，心之所役，无之而非金人瑞，而然犹欲延医议药，足下何不晓之深也［2］(卷二十《雅亭遗稿》卷之七《与朴在先齐家书》)。

这是友人写给朴齐家的书信。朴齐家（1750-1805），字修其，李朝后期著名学者、思想家，不仅长于诗歌、散文创作，而且书画兼通。他不是一个《西厢记》的简单读者，而是一个《西厢》迷，眼中、笔下、心中，处处皆是金批《西厢记》，病中也是如此，迷恋之深，已到不能自拔、走火入魔的地步。无独有偶，申櫶（1810-1888）也是一个《西厢记》迷：“日昨适得《西厢记》，三日看尽。蝇头字十册，痘热病眼，方此呻疼。”［3］(卷四《答孙竹圃》)《西厢记》成为病中的一剂良药，既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亦可以减轻病痛。

桐渔主小说，酷好《西厢记》，常曰：凡有字之书，见时虽好，掩卷则已，惟《西厢》一书，见时好，掩卷愈味，想象肯綮，不觉其黯然魂销。此韩、柳、欧、苏不能为，《左》、《国》、班、马不能为，二典、三谟不能为，虽对饭如厕，手不停披，岂非惑之甚而嗜之癖乎［4］(卷三“文体反正”条，P.127-128)！

“桐渔”即正祖（1752-1800）、纯祖（1800-1834）间名臣李相璜（1763-1841）。 一方面，他沉迷于《西厢记》不能自已，对饭如厕，手不停批，以至黯然魂销。另一方面，他将《西厢记》推崇至极高的位置，认为韩、柳、欧、苏著作及《左传》、《国语》、二典、三谟和《史记》等经典皆有所不及，惑之、嗜之何其甚矣！李裕元《林下笔记》中也记载了李相璜酷爱《西厢记》等稗官杂说的情况：“桐渔李公（即李相璜）平日手不释者，即稗说也，毋论某种，好阅新本，时带译院都相，象译之赴燕者，争相购纳，积至屡千卷。”［5］(卷二十七《春明逸史》“喜看稗说”条)手不释卷之外，购买收藏竟至数千卷之多，可见“稗说”对文人的吸引力。因沉溺于《西厢记》等戏曲小说，李相璜还受到正祖的训诫：“先是丁未年间，相璜与金祖淳伴直翰苑，取唐、宋百家小说及《平山冷燕》等书以遣闲，上偶使入侍注书，视相璜所事。相璜方阅是书，命取入焚之，戒两人专力经传，勿看杂书。 相璜等自是不敢复看稗官小说。”［6］(卷三十六，正祖十六年（1792）十月二十四日)尽管正祖反复申令文人勿阅看稗官杂说，强调“文体反正”，希望“辞达沨沨，有治世音”［4］(卷三“文体反正”条，P.127)，然《西厢记》等书的魅力在部分文人眼中远超过经史。

朝鲜文人对《西厢记》之熟悉程度于以下两则史料中亦可反映出来：

庙（指关帝庙）中无赖游子数千人，闹热如场屋。或习枪捧，或试拳脚，或像盲骑瞎马为戏。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溜滑，亦如我东巷肆中口诵《林将军传》。 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迭钲［7］（卷一《渡江录·关帝庙记》P.32）。

道傍连簟蔽阳，处处设戏，有演《三国志》者，有演《水浒传》者，有演《西厢记》者，高声唱词，弹吹并作［7］（卷二《关程内史·虎叱》P.103）。

这是朝鲜学者朴趾源《热河日记》中有关《西厢记》的记载。朴趾源（1773-1805），字仲美，号燕岩。朝鲜李朝著名学者、诗人。曾于正祖五年（即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与从兄朴明源随使团出使中国。上文所引即是他此次出使中国时看到的《西厢记》演出情况。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朴趾源眼中的《西厢记》，而是他听诵读即知文本、看表演即知剧目情节这一事实，若非了解崔张故事，对《西厢记》文本相当熟悉，决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记录。

“读《西厢记》一遍，往伊人家，不在”［8］（辛卯年（1891）四月七日），“滞雨未出，终日看《西厢记》”［8］（辛卯年（1891）五月十六日），“竹史主人，颇好集史，《水浒》《汉演》《三国志》《西厢记》，无不玩味”［9］（韩栗山《壬辰录序》P.187）。 “崔七七好读《西厢记》《水浒传》诸书”［1］（卷十三《崔七七传》）。 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但仍可以看出《西厢记》在朝鲜文人中的接受是普遍而广泛的。韩国现存文献史料中，《西厢记》的这一阅读接受情况在其他中国戏曲文本是没有的。

阅读之外，个别朝鲜文人还以诗歌形式对《西厢记》内容进行点评，感慨抒怀。李健（1614-1662）《题西厢记》云：“谁遣红娘传密约，迎风对月结深情。何人为著西厢事，千载如今发不平。”［10］（卷三《题西厢记》）诗人一方面感叹红娘传书递笺、崔张对月联吟终成美眷的爱情故事，一方面指出自唐元稹《会真记》完成后围绕崔张故事而展开的热议，既有对内容的题咏，也有理性的评价思考。朝鲜文人对崔张故事的理解，他们的审美趣味和爱憎好恶，也在咏剧诗中得到了体现。

《西厢记》不仅深得朝鲜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也受到了宫廷贵族的欢迎和喜爱。今存朝鲜时代书目《大畜观书目》中录有《西厢记》一种，“一套六册”，其他版刻情况未详。按，大畜观，为朝鲜皇家昌德宫书库，《大畜观书目》 成书于正祖中期，“反映的是英祖到正祖初年的藏书情况”［11］（《大畜观书目·解题》P.763）。该书目列中国通俗小说颇多，《西厢记》之外，还有《红楼梦》《剪灯新话》《拍案惊奇》《金瓶梅》《型世言》等，有的小说还有谚解本，如《三国志》《型世言》等，透露出当时王室藏书的实际情形，亦可见王室成员对于中国戏曲和通俗小说的喜爱。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中国文人戏曲接受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宋元以后，中国“成熟的南戏和北杂剧，作为表演艺术却没有被朝鲜及时接受”［12］（P.183），朝鲜对中国戏曲的接受主要是案头文本——剧本，而不是作为表演艺术的舞台演出。这既造成了朝鲜文人中国戏曲接受样式的单一性，也影响着其接受的全面性。朝鲜文人接触到的中国戏曲文本除《伍伦全备记》外，主要是中国输入的刻本和朝鲜文人的手抄本。据笔者统计，韩国现存的中国戏曲文本（包括刻本和抄本）中，《西厢记》文本数量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这足以看出《西厢记》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力和接受情况。

二、 赏评：“奇书”“妙文”

金圣叹将《西厢记》与庄、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并称为“才子书”，是为“第六才子书”，这是对《西厢记》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历来斥《西厢记》为“淫书”的强力反驳。在《读第六子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他说：“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西厢记》不是淫书，是才子书、是妙文的见解不仅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认同，也在异国的朝鲜找到了知音，“明世评学，流为圣叹外书之文，至东国而为祇文”［13］（第六册P.369）。

受金圣叹评点的影响，朝鲜文人对《西厢记》也以“奇书”“妙文”称之。“《西厢记》，世所谓‘才子奇书’也。”［14］（金正喜《西厢记谚解本序》第22册P.6）“余读《西厢记》，以为天下后世，更无如此美才矣，更无如此美人矣，更无如此奇文矣。”［9］（小广主人《广寒楼记后叙》P.167）“《西厢》妙文之出神入化，何待赘说。”［15］（《鲜汉双文西厢记·跋》）《西厢记》何以称“奇”、说“妙”？丁九燮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西厢》十六回，……奇者，其文也，其文则读之而取法，有何不可？……作《西厢》者，真千古奇文奇书也，岂易言哉！然我以为欲读《西厢》之文，其心下念头，初无留盼于双文挽弓，而先看其句句类韵，节节协律。一篇有一篇之字眼，一部有一部之字眼，又有意眼、色眼，及虚实相间、起结相应，有一色而异样者，有虚影而实着者，先篇包藏下回之伏线，次节联络上文之余脉。然后就其头唱之起兴，因其情辞景境而以理解之，反难其言外之言，想象其境外之境。遇有模糊句语，揣其上下相续之为如何，可合逼紧不角，则庶乎其不差矣。苟如是，而贯彻条理，缀拾精华，试诸诗词，刀札日用、事物言辞之间，则可原斯言之不诬矣［16］（《西厢记小序》）。

《西厢记》之“奇”，在于文章。遣词造句上，字偕韵，节协律；主题立意上，篇有关键，章有关窍；结构上，或前后照应，或虚实结合，或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曲辞意境上，借物起兴，触景生情，有言外之意，境外之境。可以说《西厢记》之“奇”是全方面的，因此“与《左氏春秋传》可为表里，足备诗文之关键”。这是作者研读《西厢记》的心得体会，是对《西厢记》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金圣叹批点的回应。

对于《西厢记》之“奇”，朝鲜文人评价较多的是结构方法。“此书奇惊遒骏，宛转流动，擒龙捉虎，锁凤驯鸾。 文法手段，惊天泣鬼。……实文章家罗盘针，琬琰珙璧，价值博得好书籍。”［17］（《待月西厢记序》）“《前候》《后候》两篇中有铜山东崩、洛钟西应之法，东方朔之诙谐，无以加于此也。《闹简》《赖简》两篇中，有明攻栈道、暗渡陈仓之法，淮阴侯之用兵，无以加于此也。”［18］（《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最爱《西厢》文凡于意尽处，亦复横说竖话，逶逶迤迤，人所不能言不能思之事，皆能曲折道尽，除非《西厢》，更无有此法。”［19］（修绠室批点《西厢记·酬简》）①文法是金圣叹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就，其批点的《西厢记》《水浒传》，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叙事结构、创作方法等皆有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若《西厢记》批点中涉及有“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或“目注此处，手写彼处”法，烘云托月法，狮子滚球法，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明攻栈道、暗渡陈仓法等，《水浒传》批点中总结有夹叙法、倒插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鸾胶续弦法、背面敷粉法等。此后，毛纶、毛宗岗批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批《红楼梦》、闲斋老人评《儒林外史》等，对金圣叹的文法理论多有继承和发挥。朝鲜文人对《西厢记》文法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是对金圣叹等人的模仿，既引导着朝鲜读者的阅读，扩大了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也丰富了朝鲜的小说理论。

人物是戏曲叙事的主体和灵魂，人物评是金圣叹《西厢记》批点的重要方面，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人物评论相对较少。 “指真曰假，指假曰真，痴男行事，自来如是。”［20］（金谷园刻本《西厢记·闹简》批点）②由于正祖、纯祖及一些卫道者文人对《西厢记》的禁毁主张，因此见于书面记载的人物评较少。

《西厢记》优美的曲辞同样为朝鲜文人称道。“写情景处，曲尽逼切，更无可比。有题曰：普天下万万世锦绣才子醉心记。近古以文章名世者，亦多得力于此。以为杂书而诋之者，不过冬烘先生之流欤。”［21］（下册，P.682）“《琴心》篇中有‘明皇入蜀’、‘昭君去胡’之曲，悲惋悠扬，令人有肚酸肩耸之兴，此无异于司马相如之遇寡妇者也。”［18］（《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情境描摹逼真恰切，曲尽人物情态，这是对称《西厢记》为“杂书”说的反驳，对金圣叹“才子书”说的认同。“淮南子文章，一出一入，字挟风云，《西厢记》文章，一出一入，字挟神鬼。吾见其出不见其入，吾见其入不见其出。张横渠《易·系注》曰：一也故神，两在故不测，吾于此亦云。”［20］（金谷园刻本《西厢记·惊艳》批点）《西厢记》之文章，超越了《淮南子》，出神入化，通乎神鬼，变幻而不可捉摸。这一评论与李贽的《西厢记》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22］（卷三《杂说》P.96）所谓“化工”，没有人工雕琢斧凿，没有苦心刻意，浑然天成、无待于技巧和意识，是人之情性的自然流露。金谷园刻本批点者与李贽的立足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西厢记》文章“神品”的体认是一致的。

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赏评是与金圣叹批点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西厢记》因金圣叹之评生色，金圣叹因《西厢记》之评而被广泛认同。

近代文章有奇正二家，正则唐宋八家，循轨遵辙是已。奇则施、金四书，透玄窃妙是已。唐宋余派，流而为士大夫文章，施金余派，流而为南庶辈文章。……或谓法四书者，必其才强者也，师八家者，必其才弱者也。才强者必欲其奇而脱乎臼，而其奇而反以之正则甚易。才弱者不得不正而昧乎妙，故以其正而反以之奇也极难［13］（第五册 P.276）。

这是朝鲜后期学者俞晚柱（1755-1788）在读书日记中的记录。“施、金四书”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西厢记》，四书作者不是圣叹，然可与作者并肩，原因在于其《水浒传》和《西厢记》的批点，确切地说，是四部著作及其批点共同影响了朝鲜文人的创作和朝鲜文学的发展。四书共同的特点是“奇”，出于窠臼之中，但跳脱窠臼之外，是旧的创新和提升，故“其奇而反以之正”，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西厢记》及金圣叹批点，对朝鲜文学的影响之深之巨，于下列资料中亦可窥一斑。

有圣叹先生出，而说出以留赠于后人，……圣车得其书，将以其方其法，酿之笮之，始悟天地间许多年代，许多文人才子之许多所作为文字，许多造化，许多妙理，皆不外于此一团范围，恰是绣鸳鸯之金针，既不悭度与，并与其金针穿线所以刺之妙用，而一切赠之，何其披心腹倒肝胆，忠告而明诏之，如此其缠绵委曲，不啻若自己营为也！噫，先生其赠乎［23］（李载运《谢序二遗赠》）！

先生之不赠他人，我何以知之？荆山之璞，世无人知其为宝，而凤皇楼其上，意者灵禽欲持赠于人，而人莫之受，独卞和氏知其为玉，至于再三献，终致理璞得宝。然则灵禽之不赠他人，卞和氏知之矣。彼《西厢记》者，荆山之璞也，先生之批之刻之者，凤皇之楼也，我之一见而奇之，直欲抱而泣者，卞和氏之苦心也。我以是知先生之赠我，我之受其赠必也。受人一芥，犹不可无谢，况受绝世之宝于人无谢，可乎［23］（李载运《谢序二遗赠》）？

昔孔夫子过化存神，自生民以来，未有盛焉。吾独谓圣叹先生行文之法，自有文字以来，未有盛焉，实胜于过化存神之境也［18］（《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读法》）。

奉金圣叹之批点为“荆山之璞”“过化存神”，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圣叹于朝鲜文人心中之地位、其批点文字对朝鲜文人之影响可想而知。其实，从有史料文献记载的《西厢记》东传情况来看，传入朝鲜的《西厢记》文本远不止金圣叹批点本一种，然这些文本都没有流传下来，惟金批本一枝独秀，不仅刻本、抄本、译本、改写本数量多，且文人文集、笔记和史料文献中记载的金圣叹《西厢记》评论也最多，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金圣叹及其《西厢记》批点在朝鲜的影响。

《西厢记》及金圣叹批点之“奇”“妙”，不仅赢得了朝鲜文人高度的评价，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李屐翁晚秀，平生不知稗说为何书，一日，有人赠金圣叹所批《西厢记》《水浒传》两种，公一览大惊曰：不图此书，能具文字之变幻也？由是大变文体。”［5］（卷二十七《春明逸史》“喜看稗说”条）李晚秀（1752-1820）字成仲，号屐翁、屐园，朝鲜后期著名文人，著有《屐翁集》。一位正统文人，在接触金批《西厢记》后，文体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其震惊之大，影响之深。

三、杂音：禁毁

明清时期，《西厢记》作为“诲淫”之首，被封建卫道者批评和否定，从官方到民间，法令、官箴、家训、清规、学则、乡约、会章等都要求对其进行禁毁，禁毁之声不绝如缕。东传朝鲜后，文人士大夫对“淫词艳曲”的《西厢记》也进行批评、诋毁，这其中既包括对《西厢记》的批判，也包括对金圣叹及其评点的批判。

对中国小说和戏曲进行禁毁的言论早在16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但直到18世纪英祖（1725-1776）、正祖（1777-1800）和纯祖（1800-1834）时期，随着中国输入的小说和戏曲数量的大幅增加，禁毁之音才越来越强烈，其中以正祖大王时期的禁令最为严苛：

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比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噍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虽不必设法禁防，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犹贤于荡然。此意令使臣如悉。 至于杂术文字，元事目中，别立科条，期于痛禁［6］（卷二十四，正祖十一年（1787）十月十日）。

训谕中明确“稗官杂说”有害于世道人心，有损于纲纪风俗，文人学士耽于其间，受其影响，文体亦噍杀轻浮，粗鄙俚俗，乏驯雅典重之音，故禁止输入和阅读。这一思想在正祖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

近日嗜杂书者，以《水浒传》似《史记》，《西厢记》似《毛诗》，此甚可笑。如取其似而爱之，何不直读《史记》《毛诗》［24］（卷百六十三《日得录·文学三》）。

与金圣叹奇书、妙文的论调相对立，正祖认为《西厢记》《水浒传》等是“杂书”，不符正统思想，不入主流观念，充满异端杂说，殆乱正道，不能和《史记》《毛诗》相提并论。读书人若以其似而读之，必会误入歧途。正祖的言论得到了理学家的支持：

今先生之言，大正至严，虽《家语》《说苑》之类，亦归之杂书而深斥之，防微杜渐之意，有如是矣。况可以霎时注眼于稗官、小品等淫邪不经之书乎？近世才士秀儒，率未免拔迹于《水浒传》《西厢记》等书，故其文皆靡曼凄酸，刺骨销肌，不惟道义、理趣一无可观，甚至繁华富贵家口气，亦说不得出来，甚妨福禄，此皆喜观杂书之害也［25］（诗文集第二十二卷，第三册 P.446）。

这是对正祖言论的呼应。作者丁若镛（1762-1836），字美镛，号茶山，朝鲜著名的诗人、学者、实学家。他信奉程朱理学，论诗强调其美刺讽谏：“夫善则美之，恶则刺之，此诗之所以作也。美之则劝，刺之则惩，此诗之所以采而太史之所以被之管弦也。今若舍‘美刺’二字而求《诗》之所以为《诗》，则不几于舍‘褒贬’二字而求《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也乎！”［25］（经集第卷十七卷，第六册P.284）从美刺劝惩的观念出发，他反对戏曲小说吟风弄月，认为是“杂书”，并冠以“淫邪不经”之名。所谓“淫邪”，主要指文本表现的主题内容多超出正统儒家言论思想之外，具体到《西厢记》来说，即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既不表现道义、理趣，又“甚妨福禄”。从理、道到福禄因果报应，批判已超越了理论批评本身。

夫传奇小说者，譬如郑卫之淫声，尤物之妖冶，其放荡之调，粉泽之艳，足以悦人之心而畅人之情。故《西厢记》《红楼梦》之属，为世间男女之所欢迎者久矣。古今文人才子、美人浪客之消闲遣兴之际，往往取此种传奇俳谐之说，以愉快一时之悒郁，此齐谐稗乘之所以列于官者也。虽然其妨业害工，伤风败俗，实非细物小故耳，君子岂可耽玩于是以犯丧志之戒哉［9］（张志渊《悬吐天君演义序》P.198）。

受朱子论《诗》“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思想的启发，作者一方面肯定《西厢记》《红楼梦》等传奇小说悦人畅情、久为世所欢迎的事实，另一方面认为其内容、人物失于正，为“淫声”“尤物”，妨碍正业又伤风败俗，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渊薮。从传统的儒家诗论中寻找支撑，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度，对以《西厢记》为首的“诲淫”之作进行批判，其背后是朝鲜李朝所尊奉的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其实，不论是正祖的禁令，还是理学家和卫道文人的批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和历史传统。朝鲜李朝以正统儒家思想立国，推行程朱理学，但对明中后期流行的阳明心学，尤其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心学左派思想持排斥态度。将“心”提升到一切都是合“理”的程度，消解所有的陈规戒律和功用，肯定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欲的合理性，是明中后期的思想主潮，这一时期以至清代的小说和戏曲创作，都深受其影响，这与朝鲜李朝所奉行的正宗程朱理学是格格不入的，禁毁本质上是对小说和戏曲隐藏的内在破坏力警觉之后采取的手段。

与禁毁《西厢记》的言论相应，也有学者对金圣叹的评点提出批评。学者丁若镛在一篇赠言中指出：“以罗贯中为祧，以施耐庵、金圣叹为昭穆，喋喋猩鹦之舌，左翻右弄，以自文其淫媟机险之辞，而窃窃然自娱自乐者，恶足以为文章！若夫凄酸幽咽之诗句，非温柔敦厚之遗教。栖心于淫荡之巢，游目于悲愤之场，销魂断肠之语，引之如蚕丝，刻骨镌髓之词，出之如虫唫，读之如青月，窥椽而山鬼吹啸，阴飙灭烛而怨女啾泣，若是者，不唯于文章家为紫郑，抑其气象惨凄，心地刻薄，上之不可以受天之胡福，下之不可以免世之机辟，知命者当大惊，疾避之弗暇，矧躬驾以随之哉！”［25］（诗文集第十七卷，第三册P.93）金圣叹的批点“以自文其淫媟机险之辞”，有违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文章家所不取。

对金圣叹本人加以批判是朝鲜《西厢记》禁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下知病之崇乎？金人瑞，灾人也；《西厢记》，灾书也。……愿足下笔诛金人瑞，手火其书，邀如仆者，日讲《论语》，然后病良已矣。”［2］（卷二十《雅亭遗稿》卷之七《与朴在先齐家书》）从“杂书”到“灾书”，《西厢记》之“恶”、之“邪”、之“淫”已不必说，其评点者金圣叹也被目为“灾人”，受到口诛笔伐。“金圣叹，为何许人物耶？似是才胜德薄者，毕竟坐于何罪而见诛耶？其子雍亦坐死否。”［2］（卷十九《雅亭遗稿》卷之七《李雨邨》）“才胜”是对金圣叹评点的肯定，至“德薄”则是对其人格进行攻击，认为其因“哭庙案”肇祸罹难，源于对“诲淫”《西厢记》的吹捧，德行有亏故而下场惨淡。

从对《西厢记》文本的毁谤，到对金圣叹评点及人格的批判，反映的是金评本在朝鲜接受的广泛性、影响力，正因如此，维护儒家纲常和礼教的卫道者们才忧心忡忡，要求禁毁。但相比于中国从演出到刊刻、从法令制度到乡约学则的全面禁毁，朝鲜的《西厢记》禁毁在范围、对象及形式和程度上都有所不及，这与其接受者主要限于文人士大夫有直接的关系。

四、讨论：作者与结局

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明代以来直至今天，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具体来说，有王实甫作、王实甫作关汉卿续、关汉卿作、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四种说法，其中以前两种意见为主。王实甫作是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说法，元钟嗣成《录鬼簿》、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以及明代前期的戏曲书籍中，都一致认为《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关汉卿作说主要流行于明代中期。王作关续说明代中后期始出现，至清末这一说法广被读者认同。《西厢记》东传朝鲜以后，关于作者问题亦产生了分歧。

崔张艳思，王关藻丽，圣叹奇文［17］（《待月西厢记序》）……

《西厢记》则因元微之，演而为之，是王实甫、关汉卿两共作。［4］（P.41）

（崔莺莺）一再辱于元微之，王实甫、关汉卿［26］（卷六十《西施、崔莺莺雪冤辨证说》，下册P.963-964）……

元人最重词曲，世多效之。 关汉卿辈有《西厢记》［26］（卷三十二《历代诗体辩证说》，上册P.926）……

古所谓英雄豪杰之士，……罗贯中、关汉卿托于传奇词曲，皆有所不平而托之者也［27］（卷二《赠画师吴道尚序》）。

《西厢记》即王实甫所著也，演元稹《会真记》之意［28］（《艳梦漫释》）。

圣叹恸哭之古人吾以为晋时王实甫云［16］（《西厢记小序》）。

以上是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主要观点，即王实甫作、王作关续、关汉卿作。三种观点中，王作关续说最具影响力。此外，也有人认为《西厢记》的作者是金圣叹，“东人俗传此书为圣叹所著者，误也，圣叹续之耳”［26］（卷七《小说辨证说》，上册P.229）。论者虽否定了金圣叹作的说法，但又以为圣叹续之，亦误。朝鲜文人关于《西厢记》作者归属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曲坛这一问题的反映。由于传入朝鲜的文献史料对《西厢记》作者的记载不尽一致，因此朝鲜文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亦直接沿用了相关史料的说法。如果说中国文人在认定《西厢记》作者问题时，是从史料文献、从作品体例及风格等方面寻找证据，那么朝鲜文人则是照搬了这些说法，其间并未形成争论。

与作者问题相关联的是《西厢记》的结尾问题。《西厢记》到底何处收束更为合适，是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的话题。明代已有学者指出，全剧当以“惊梦”终。徐复祚曰：“且《西厢》之妙，正在《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29］（P.241-242）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亦提出：“传情者，须在想象间，故别离之境，每多于合欢。实甫之以《惊梦》终《西厢》，不欲境之尽也。至汉卿补五曲，已虞其尽矣。”［30］(P.164)《西厢记》至“惊梦”而结，一是故事至此已经非常完整，可以不必再续；二是它符合中国美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标准，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续作艺术上不及前四本，且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嫌。金圣叹批点本继承了这一观点，其第四本第四折《惊梦》总批云：“旧时人读《西厢记》，至前十五章既尽，忽见其第十六章乃作《惊梦》之文，便拍案叫绝，以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烟波渺然无尽。于是以耳语耳，一时莫不毕作是说。独圣叹今日心窃知其不然。”以“惊梦”结束《西厢记》，金圣叹不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从主题出发。他认为《西厢记》所写不过一场梦，“第一章无端而来，则第十五章亦已无端而去矣。无端而来矣，因之而有书；无端去也，因之而书毕。”因此不用续，不可续，不能续。故第五本他特别标出“续之四章”，每一折的名称也与前四本二字标目不同，特用四字标目，以示区别。

受金圣叹观点的影响，朝鲜文人对《西厢记》之结尾亦多认同至“惊梦”结束。“惊艳、惊梦字眼相对，普救寺、草桥店色眼相，《西厢》之书于此至矣，尽矣。《续西厢》者，后人之画葫续貂也，初不过目留神，不敢笔到云。”“此书之终于惊艳（梦），非徒烟波之渺然无尽，正由于立言之志，无以加矣。至于后人续篇，不无画蛇添足之嫌。”［15］（《鲜汉双文西厢记·跋》）“《西厢》原文止于草桥惊梦，真有悠然不尽之意，后人续四出，已大为圣叹所记，而绍文者复于其中属笔焉，何居？世有丑陋之人，虽遇道子写生，不得转而为妙，醉心篇之终于此题也。”［20］（金谷园刻本《六才子西厢文》眉批）《西厢记》至“惊梦”结束，不仅有悠然不尽之余韵，且其“人生如梦”之主题亦于此道尽，四本以下所续，成就不能与前相比，不能称为“才子醉心篇”。

认为《西厢记》以“惊梦”结束的认识，还体现在朝鲜时代刊写的《西厢记》文本和朝鲜文人的翻译、改写文本中。如丁九燮译注《注解西厢记》、高裕相译述《鲜汉双文西厢记》、奎章阁藏鲜汉混用本《西厢记》、高丽大学藏手写鲜汉对译本《西厢记解》以及《西厢记》语录解等，皆至第四本第四折。这些文本以“惊梦”收束《西厢记》，有的虽未说明原因，但事实本身已经证明其态度和观点。无论是认同金圣叹“人生如梦”的思想主题，还是出于情节结构、艺术上的考虑，中朝文人对《西厢记》结尾问题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相比于其他中国戏曲作品，《西厢记》接受和批评在朝鲜时代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20年代以后它逐渐被朝鲜读者淡忘，不复昔日之“热”，这既与其他中国通俗小说不同，也与同时期它在中国的状态迥异，有学者指出“《西厢记》所具有的生态界限，即难懂的内容、唱及有科白的戏曲界限难以被逾越”［31］（P.162），是它被现在的韩国读者冷落的根本原因。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今天韩国《西厢记》接受者主要是文人学者，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 释：

①修绠室，姓名、里籍、生平事迹未详。该本为金圣叹批点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再评本，表达了批点者对《西厢记》及金圣叹批点的看法。此本现为韩国私人所藏，未见。本条所引出自尹智杨《朝鲜的〈西厢记〉接受样相研究》（首尔大学校博士论文），2015年2月，第85页。

②此本为清代金谷园刊刻的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的再评本，现藏韩国建阳大学校图书馆，再评者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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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The Recep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in Korean History

Author：Zhao Chunning

Among all the Chinese operas introduced in Korea，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is by far the most influential，with the most versions and translations，and most frequently reviewed by Korean scholars.The availability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was limited to the text its self，the literati have become addicted to reading and critiquing.A critique by Jin Shengtan takes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to be a “miracle”，a “masterpiece” and a “book of talent” and this opinion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throughout Korea.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nd the criticism by Jin Shengtan have been enshrined for their great impact on Korea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On the other hand，Korean scholars influenced by 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ies of Cheng(Cheng Hao，Cheng Yi)and Zhu(Zhu Xi)criticized and attacked the so-called “obscenity”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s well as Jin Shengtan for his commentaries.There were also controversies among Korean scholars about the playwright and the ending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Between the reception and criticism of this play in Korea，there can be seen many parallels and differences to the response in China.

Korean history；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acceptance；criticism

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6）03-0101-11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