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余海涛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教研部， 福建 泉州　362332)



历史与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余海涛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教研部， 福建 泉州362332)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没有忘记对中国的深入观察和科学分析，并由此形成他们独特的中国观。他们的中国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观，不但对当时中国社会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批判，而且还对中国民主革命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论述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中仍然包含着很多真知灼见以及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这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仍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现代意义

在汗牛充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今天在大力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这一重大课题有一个重要逻辑前提，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如何认识中国、研究中国以及预测中国。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全部著作中对中国的论述并不太多，其中专门论述中国的文章共18篇，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到中国的资料。从这些有限的论述来看，他们的中国观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因此，研究他们的中国观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的反思与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形成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欧洲中国观的演变，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所需的资料来源等问题直接影响着两人对中国的认识，决定着两人的中国观。

第一，欧洲中国观演变的考察。

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代表，中国和欧洲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商贸往来，最迟到汉代就有官方文字记载，据《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唐朝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和欧洲的联系更加密切，民间和官方交流频繁。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在中国自由传教，而唐朝官员阿罗撼也曾出访东罗马帝国，史载：“又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2]。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成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绘了一个繁华、富足的国家，并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不过，总的来看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对中国了解甚少，甚至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中国观。明清之际，欧洲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学习汉文化、翻译中国典籍，这才逐渐形成系统的欧洲中国观，而且他们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意大利人利玛窦曾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3]6。此后，随着中国传统经典四书五经、《道德经》等传入欧洲，掀起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狂潮，其中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有“法兰西思想之王”之称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评价很高，认为中国文化是更理性的和人道的文化，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文明得多[3]62。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3]46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中国提出批评：法国思想家卢梭著有《中国的科学艺术并不有助于敦风化俗》来批评中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4]。此后，随着中国不断衰败，西方资本主义不断上升，西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的批判、指责、谩骂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论述最为典型。黑格尔不但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停滞国家，而且还对中国人大加贬低，认为中国人“以撒谎著名”[5]。鉴于黑格尔在欧洲思想界的地位与影响，他的这种观点被欧洲普遍接受，甚至主导着欧洲的中国观，这对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产生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就曾说过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带有黑格尔的风格。总的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大致是一个先极力赞扬后激烈抨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认同与争议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第二，历史背景的考察。

理论源于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紧密相连。除了在青少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了解过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外，真正吸引两人认真研究中国的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依靠廉价商品和便利交通控制与改选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迅速改变世界的现实，迫使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研究它，而这必然涉及到中国。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两人的研究重点仍然在西方，还缺乏对中国的专门论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并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东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为此，马克思还提出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解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秘密。19世纪50年代，与平静的欧洲革命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轰轰烈烈的亚洲革命，尤其是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再加上同一时期英法美俄等殖民国家发动规模更大的并直接导致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关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研究中国的集中期，他们一方面揭露、抨击英国等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写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文章；另一方面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认为中国人民可以通过革命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6]。不过，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太平天国自身的腐化堕落，马克思恩格斯对太平天国的希望逐渐破碎，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即便到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时政，特别是恩格斯对晚清中国政局作出很多精辟的分析，对于甲午中日战争，他就明确指出：“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7]。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论述可知，他们的中国观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中国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形成他们的中国观的现实依据。

第三，资料来源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一生均未到过中国，也没有直接跟中国人交往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都是通过不同类型人的转手资料而非直接接触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考察资料的来源对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形成有特殊的意义。大体上，马克思恩格斯了解中国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所翻译的中国经典典籍。这类资料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伦理、思想等方面的传统经典典籍。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中国“四书”并将译稿寄回意大利，以至“国人读而悦之”[8]。此后，中国的“四书五经”、《道德经》等相继传入欧洲，受到极大追捧，而马克思恩格斯了解中国经典的版本应该都来源于此。二是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及札记等资料。这类资料多是作者本人通过对中国的研究而得出的成果，它对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形成影响最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地方都是直接引用或赞同这些学术成果，如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就引用贝尔尼埃的观点甚至认为它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9]112。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新闻、报刊、记者等媒体的时政报道。由于新闻媒介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方面广等特点，所以它给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马克思恩格斯了解中国时政多是通过新闻报刊，如他们多次提到伦敦《泰晤士报》介绍中国的情况并对其作出自己的分析。当然，他们对中国时政所做出的评论也大多都是通过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新闻媒介传播出去。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规范就是要高度重视利用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而不是多次转手的间接资料，否则危害甚大。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所采用的资料都不是他们自己亲身所见的最原始资料，因此材料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两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判断，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才呈现出多样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论述极富有辩证法。他们的中国观既不同于伏尔泰等人的顶礼膜拜；也不同于黑格尔等人的无知偏见，而是一种多元综合评价。

第一，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赞扬。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多次表示出赞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孔子的赞扬。顾立雅通过研究指出孔子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极大，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兹、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10]由于受到赞扬孔子的欧洲主流观念影响，马克思也认为孔子是一位大哲，把他当成中国人的代表，并借助他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早在1842年马克思认为孔子是可以与毕达哥拉斯并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人[11]37。同时，他还提到孔子与《易经》的关系[11]62。此外，马克思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12]。可见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把孔子当成中国的代表和伟大的哲人来看，可惜的是，他们对孔子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述极少。二是对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赞扬极高，特别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3]。随后，他还进一步强调：“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9]200。恩格斯也指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14]221。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其它发明也赞不绝口。“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15]，这对马克思信用理论和货币理论有很大的启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引述了中国的发明创造，“蚕在550年左右从这个传入希腊”[16]531，“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传入意大利”[16]532。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赞扬来看，他们极少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却更加看重中国自然技术的发明创造。相较于中国本身重经史轻技艺的传统认识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做法确实值得玩味。

第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批判。

欧洲对中国的批判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开始，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堕落，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越来越深入，这种批判中国的观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极大。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停滞。马克思明确指出：亚洲各国一直到西方文明冲击以前基本上都是连续不断的改朝换代，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它们一直停滞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具体表现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停滞。马克思还以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太平天国为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的结论，这真是异常深刻！二是社会封闭。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儒释道三家和谐相处就是明证；中国与世界国家互通有无，海陆丝绸之路就是明证。因此，总的来看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作出社会封闭的批判论断并不是针对这些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社会封闭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一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为一体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生产方式，它本质上是排斥市场、排斥工业产品的。这是因为“实质上，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17]481。正是基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社会都变得封闭无比，在社会生活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小天地；在精神文化上它们是自我封闭的规矩人；而它们的这种行为又导致政治上的东方专制主义。整个社会不与外界交流，从而对外采取封闭的政策，所以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14]609。三是社会愚昧。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人们奴性太浓，不但普遍缺乏创造精神而且愚昧无知、迷信野蛮。马克思曾直接指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4]608。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不仅是宏观上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夜郎自大、自以为是，在普通社会生活中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过这样的描述：“制造恐惧的一大法宝就是太平军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此等装束只能使欧洲人觉得好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神奇的作用。因此，这种丑角式衣着在作战的时候给叛乱者带来的优势比线膛炮还要大”[18]116。对于这种愚昧荒唐的行为，马克思只是一声叹息：“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8]117。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晚清中国评论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4]632。这个论断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第三，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同情、支持和期盼。

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进行批判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刺耳的词语，如“野蛮的”、“腐化的”、“未开化的”、“半文明的”、“不文明的”等等。这些词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其中也不排除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有意无意地指责落后的东方文明，然而这种犀利的批判确实是中肯的。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进行批判的同时仍然从道义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境遇表达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14]620-621。英国人曾把中国人反抗英国侵略中国的爱国行为称之为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对于这种无理的狡辩，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反驳了英国的强盗逻辑。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烧杀抢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侵略斗争，这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支持，“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4]621。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予以人道主义同情和支持，还热情期盼中国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意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他们就对太平天国抱以期盼，认为这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4]628。他们甚至还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4]612。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恩格斯也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674-675。虽然历史证明他们对中国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晚清中国人民的同情来看，他们仍然深切关注中国的命运，并期盼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对中国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也是属于未来的。他们能够站在世界历史语境的高度把中国放入整个人类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消除故步自封。

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中国批判的核心就是其封闭性，这是导致社会生活停滞和社会文化愚昧的根本原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封闭；二是对外联系的封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封闭性的论述告诉我们必须要通过对内改革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必须要通过对外开放打破对外联系的封闭。所谓通过对内改革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瓦解小农经济来消灭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借助现代大工业的威力，才能逐渐破坏自然发育起来的农村手工业，才能使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日益瓦解。只有瓦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才能真正得以发展与进步，才能真正迈开“经济生产道路上的第一步”，才能真正突破“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17]481的怪圈。唯有如此，封闭的社会结构才能被打破，社会生产才能互通有无，社会关系才能和谐相处，社会个人才能得以解放。所谓通过对外开放打破对外联系的封闭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紧密连起来，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由于当时中国受制于传统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闭关锁国直到西方商品经济入侵亚洲社会基础，“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4]682。然而，这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在给中国带来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屈辱[14]608。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求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闭关锁国，任何国家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都必须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其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封闭的论述给我们重要的现代意义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发展就必须两手抓，一手抓对内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一手抓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要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

第二，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

在历史上，中国虽然几次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4]686，从中可见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然而，近代中国的衰败落后却导致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社会上反传统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这种行为极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赞扬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辉煌的，是有价值的。对于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改革开放之始，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0]。此后，他又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问题”并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这是第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纳入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里面，开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新途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把中国优秀文化的核心“和谐”二字提炼出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这标志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重视传统文化，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21]，这无疑更是表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470-471。恩格斯也曾以哲学为例阐发历史文化的继承性，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2]。这两句话给我们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这里当然包括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历史就没有现代。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就是在强大我们的国家，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坚持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以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理论给此后中国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无怪乎马克思把这一时期的孔子列为世界级的古代大哲。最迟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完成了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四大发明，其科学技术能力世界遥遥领先。然而当世界进入近代史的时候，中国落后了，科学技术与文化逐渐暗淡，愚昧迷信普遍笼罩整个国家。马克思曾对当时的中国描述道：“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4]608。即便是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仍然充满着宗教迷信，诚如马克思所言：“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所共有的”[18]114。这句话可谓高度概括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亚洲各国的普遍愚昧迷信状况。所谓“无知是迷信之母”[23]，马克思恩格斯所严厉批判的愚昧迷信，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低，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他们普遍愚昧迷信，从而使他们表现出对迷信的疯狂崇拜和对社会与国家的冷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愚昧迷信，就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使人人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这才是坚持科学文明的应有之义。事实证明，只有坚持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在科教创新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和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4]，它既表现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在精神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要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科学文明，反对愚昧迷信。

四、结语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但是相较于后来的列宁斯大林，他们两人对中国的直接论述确实不多，同时“鉴于当时欧洲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中心主义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特征，作为西方人他们不可能完全跳出其文化、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尽管他们的见解是那样的深邃、目光是那样的远大，却摆脱不了黑格尔式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25]。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确实不同于其他人，其高明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不但对中国民主革命予以道义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能够高度关注中国的民族命运和未来走向，指出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制政体必将解体，中国革命必将胜利且为世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论述中仍然表现出光辉的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他们站在资本全球化的高度要求中国打破封闭主动开放，积极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以历史辩证的眼光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以启示，要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从科学文明的角度希望中国人民摆脱愚昧迷信，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明。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今天我们正处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的时期需要新的理论，在这时候来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其现代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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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秀丽]

中图分类号：D 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2-0019-06

作者简介：余海涛，男，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教师。

收稿日期：201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