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子》的“顺任自然”思想

彭灿

论《列子》的“顺任自然”思想

彭灿

《列子》通过许多故事提出了“顺任自然”的思想，强调要顺应事物的本性，任其自然发展，无为而治；不欣欣于生，不戚戚于死，“生死由命”；按自己的本性去活，“从心所欲”。《列子》提出这些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了老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

列子 顺任自然 生死由命 从心所欲

《列子》这本书在真伪问题上历来存有争议，学界对它的真伪考辨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梁启超、马叙伦二位先生认为《列子》是伪书，马叙伦先生更是举出二十事来论证《列子》为伪书，产生了很大影响。而马达先生的专著《〈列子〉真伪考辨》则力证《列子》非伪。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伪书，笔者亦认同此看法。但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列子》的真伪问题，而着意探讨《列子》的“顺任自然”思想，并进一步分析《列子》提出此思想的原因。

一.“顺任自然”思想的内容

1.顺物之性

《列子》在对待物我关系的问题上，主张顺物之性，《黄帝篇》就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列姑射山为神人居住之地，那里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顺物之性，因而“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1]一切事物都有其各自的特性，人们应该顺其性，无为而治，这样才能造就如“列姑射山”的理想之国。顺物之性进入到更高的层次，便能达到“物我一齐，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时，物我之间的界限已然泯灭，可以于物我之间来去顺畅，毫无阻碍。赵襄子所见的“出石入火”之人即达到了这种境界。他从石壁中走出来，在熊熊大火中跳动而毫发无损。赵襄子问他怎么做到“出石入火”的，他却回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石和火。正因为他顺物之性，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而能“出石入火”。孔子在吕梁所见的自如穿行于“三十仞悬水”之人亦如是。

2.生死由命

在生死观上，《列子》认为生死不过是阴阳之气的变化而已，生死的转换只不过是阴阳之气改变了形式，故《周穆王篇》有言：“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2]在《列子》看来，生跟死不过是一来一去的事，在这边死可能就在另一边生。更何况，现在的死亡或许比过去的生存更好，世人又何必执着于追求生？生和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无所谓贵贱，因而世人“贵生恶死”的观念是不值得提倡的。人们应该做到“不以生喜，不以死悲”。《力命篇》中的东门吴就做到了这一点，儿子死了，他一点也不悲伤。

《列子》进一步提出了“生死由命”的观点。《力命篇》有言：“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3]“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4]生死由命决定，智力对它是无可奈何的。生命不会因为你看重它就保存，也不会因为你轻视它而夭亡。长生是不可求得的，那么人生苦多，可以速死吗？《列子》借杨朱之口回答了这个问题。杨朱认为，人既然已经生存了，就应该听之任之，一直等待死亡。等到快要死亡了，也听之任之，不要进行人为干预。

3.从心所欲

《列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终究要走向死亡。而死亡是一样的：活了十年是死，活了一百年也是死；恶人要死，好人也要死；愚人要死，贤人也要死。既然最终结果都是死，没什么差别，人生在世，就应该从心所欲，顺着自己的本性去活，“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5]这样的生活才是顺应自然之道，也是《列子》所推崇的养生之道。《列子》尤其反对纲常名教，认为它是对人性的束缚。而大多数人正是受纲常名教束缚，为了追求死后的名誉而不敢从心所欲，时时压抑自己的欲望，活得很辛苦。所以，当《杨朱篇》中的子产妄图以名誉地位来诱使其两兄弟克制自己，顺从礼义时，两兄弟反而将他教训了一顿。他们认为生命本来就很短暂，纵情享乐尚嫌时间不够，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及名誉地位，以礼义来约束自己，还不如死了的好。因而，《列子》借杨朱之口发出了“且趣当生，奚遑死后”[6]的呼声。

二.“顺任自然”思想提出的原因

1.对老庄思想的继承

“自然”是《老子》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老子》第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在《老子》看来，“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的运行都以道为准则，而道又取法于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顺着各自的情状去发展，不受任何外在束缚。《老子》进一步提出了“无为”的观念。“无为”就是不对事物施加外力，不以“人为”去约束事物的发展。《老子》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8]也就是说，只要顺任自然，无为而治，就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列子》继承了《老子》“自然”、“无为”的观念，强调对待万事万物，都要顺物之性，听任其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施加任何外在影响。《黄帝篇》中的黄帝起先“有为”，结果搞得社会混乱，自己也憔悴不堪，梦游华胥氏之国后，彻底醒悟，从此“无为”，顺其自然，最后天下大治。

《庄子》对《列子》的影响尤其重要，现存《列子》跟《庄子》相重合的部分多达十七处，《列子》对《庄子》的借鉴可见一斑。《庄子》也非常看重“自然”，在《应帝王》中借无名人之口说道：“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9]只要顺物自然，不加干预，天下就能治理好。《逍遥游》也有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10]只要一切顺着事物自身的情状去发展，就能达到“无待”的境地，从而实现“逍遥游”。“逍遥游”是《庄子》最推崇的状态，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顺物自然。顺物自然更能造就“齐物”的实现，进入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到达这种境界的“至人”能够水火不侵，不为外物所害。《列子》在这方面可谓全面继承了《庄子》的思想，把《庄子》“顺物自然”、“齐物”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2.魏晋玄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人们为了保全性命，很少谈论政治，将关注点放在了“有无关系”、“名教与自然关系”等方面，一时玄学大兴，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在自然观上，王弼强调“自然”是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万事万物都有其各自的特性,自己决定着自身的发展和转化。人们应该顺应万物自然的本性，听任其发展，而不要加以改变。“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11]只要顺物自然，万物就能得到各自应有的发展，自然也因此能够维持平衡和稳定。郭象则提出了“自生”的观点。他在给《庄子》作注时说：“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12]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从他物中生成，而是自己生成的。万物的发展和转化都依赖于“自性”，也就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物各有性，性各有极。”[13]在这个基础上，郭象提出了“独化”的观点。“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夫生之难也，犹独化而自得之矣。”[14]因为万物都以其“自性”为基础而发展，所以使它们发生转化的都是自身原因，也就是“独化”。在这里，万物本身构成一个自足的系统，所有的转化都在这一系统内完成，而与外界无关。因而，我们要顺应万物的本性，任其“独化”，而不施加“人为”。《列子》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提出了“顺任自然”的思想，强调要顺任万物本性，无为而治。另外，《列子》所主张的“从心所欲”也跟魏晋时代风貌有一定的关联。魏晋时期战争频仍，动荡不安，士人概叹生命无常，从而追求在生时的欢娱，纵情享乐。《列子》也有感于人生短暂，从而主张人生在世应该从心所欲，以追求快乐为目标。

《列子》这本书在真伪问题上尚无定论，但它的价值还是不可忽视的。它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顺任自然”即是其中一种。“顺任自然”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当今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3][4][5][6]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8]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魏]王弼注；楼宇烈校.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13][14][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作者介绍：彭灿，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