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电化万物”思想与民国“中国梦”研究

黄权生， 罗美洁

(1.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2. 三峡大学 水文化研究所， 湖北 宜昌　443002)



孙中山“电化万物”思想与民国“中国梦”研究

黄权生1， 罗美洁2

(1.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200433； 2. 三峡大学 水文化研究所， 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提出治国富强的“人、地、物、货”实业救国四法，其中谈到“电”作为新生事物在工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具体阐述了其如何发展电力，建设水闸(坝)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构想。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思想中对长江建设水闸(坝)的具体作用给予了分析和展望。孙中山是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孙中山认为电能，是万物之“器”中最能者，是能“生五谷、长万物”之物，从中华民族开发水电水利、水运角度看，孙中山“电化万物”思想有一个发展和成熟过程，至今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

关键词：孙中山；电；水闸(坝)；电化万物；实业救国；中国梦

对孙中山的水利思想研究成果不多，仅有数篇，其中胡惠芳、汪志国在《孙中山的治水思想述评》[1]一文研究指出：孙中山从致灾的社会因素出发探究了中国近代水灾肆虐的成因，提出了标本兼治的较为系统的治水设想。这些思想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民生性的特点，对当今的防洪减灾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王瑞芬在《浅论孙中山的水利思想》[2]一文中认为：水利思想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民生主义的指导，而民生主义随着水利思想的发展而愈加丰富。孙中山关于水利建设的规划与设想为今人所借鉴，给世人以启迪。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水利思想与现实脱离，在当时难以实现。徐建平在《孙中山与华北水务问题研究》[3]一文中指出：孙中山面对华北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认为华北的水务整治既十分必要，又非常迫切。为此，他提出许多具体方案，如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将治水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加强对河道与港口的立体开发。

上述文章在某一方面阐述了孙中山的治水思想，但篇幅极小，且不系统。本文重点对孙中山电力认识思想的演变给予分析，尤其是孙中山具有代表性的《上李鸿章书》(1894本)[4]到《建国方略》再到《三民主义·民生主义》[5]之中的水电之“电化万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希望对今天中国水利建设有所启迪。

一、上中堂书：“生五谷、长万物”之电

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894年孙中山上书清政府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洋洋洒洒八千言谈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其中运用其游历西方丰富的见识，对富强治国之道给予了详细阐释，最后对电能作为实业救国的重要方面给予了介绍。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个方法。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4]。

在这里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之四法：人、地、物、货。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的思想已经超越洋务派的只学“坚船利炮”的狭隘思想，为本末兼学，本末相长，人、地、物、货四者相助，人才在四者最为紧要。其《上李鸿章书》接着论述到：“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而此时孙中山所谓人才也借用了古代“士农工商”的概念。其《上李鸿章书》士农工商为：

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4]。

此时的士农工商与传统的士农工商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尤其工：为工程练达者，这实际是西方科学界定下的工程技术之人，而非传统的小手工业者或工场手工业者，而是机器化生产下的“工”，这也是孙中山能较早系统论述西方工科技术，为提出利用电能而具备人才的理论基础。因为电能之运用，非懂技术人才之才不能用也。故其在总结人才的作用上，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指出：“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在孙中山眼里，富强治国之本在于人才。孙认为是除了传统科举之人才外，传统的、被其重新阐释的“士农工商”也是富强的人才，并且其中的“工”能懂工程者，为建设大工程的必须人才，其思想体系中已经是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人才观了。而孙中山的“地”也是超越了传统的“土地”观。其《上李鸿章书》指出：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年中失时伤稼，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4]。

首先，孙中山在这里指出，在农业生产中要运用水利，要将河流泛滥之害变为利，因为全国上下，河水东流，白白浪费了几千亿兆的电力。孙中山为此十分惋惜，故其“地”除了土地外，更有河流流动之“害”之“地之水利”。孙中山接着比较了新修水利的好处是兴利除害。

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顾天生人为万物之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4]。

在孙中山实业救国的理念中，地必须要有水利才能发挥其作用，但让地利发挥作用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地是不能无限扩大的，但人作为万物之灵，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无限则可以弥补地之有限。而让人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就必须运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地学(地理学)、化学、格物学(物理学)，而孙中山的时代正是从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故格物学之电学(力)是发挥“地”的前提。故《上李鸿章书》接着总结道：

倘若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农家之格物学也[4]。

地力的发挥靠人的智慧，启迪人的智慧就需要组织学习知识，故设农学，让人们有组织工作就需要农官。当土地之上有让土地进行种植等生产活动的人：有管理之人、有启迪教育之人、有懂技术之人，三种人才兼备后，就是人运用机器发挥地利的时候了。《上李鸿章书》接着重点阐述了机器的功用，为他后来提出当时最为先进的“电力”之器为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之机器埋下了伏笔。

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4]。

在当时，农业和工业为两大基础产业，当时中国蒸汽机使用都非常少，而具有超前意识的孙中山已经提出了电力即将取代蒸汽的大胆预测。孙中山认为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下面看看《上李鸿章书》如何阐述电的产生原理的。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水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在人能穷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

如电，无形无质，似物非物，其气付于万物之中，运乎六合之内；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可以作烛，可以传邮，可以运机，可以毓物，可以开矿。顾作烛、传邮已大行于宇内，而运机之用近始知之，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也。毓物开矿之功，尚未大明，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

然而取电必资乎力，而发力必藉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4]。

孙中山认为电“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除了照明、动力、毓物、开矿等，未来还“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事实上，孙中山将电力的作用和功能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而孙中山所说“运机之用近始知之，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的预测，具有超越时空性，也是与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第一次蒸汽机为先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向以电力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的时代。孙中山所说煤炭发电和用水力发电，其水力发电为新法，自然在未来大行其道。包括电力之机在内的各种机器，使用的目的还是让国家富强，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指出：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面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矿，有机器以开，则碎坚石如齑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宝藏矣。……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4]。

当前面总结人地关系，地需要用现代之器后，孙中山就论及人、地、物、货之“物”。孙中山的“物”论，事实上演化成其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讲到：“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穷人常有一句俗话说：‘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吃饭是有问题的。”而孙中山理解的民生吃饭事实上超越常人局限于食物，是一种广域的物质观，其指出“第一种是吃空气；第二种吃水；第三种是吃动物，就是吃肉；第四种是吃植物，就是五谷果蔬。这个风、水、动、植就是人类的四种重要粮食……风、水、动、植这四种物质，都是人类养生的材料……(风和水)因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人类，不另烦人力，所谓是一种天赐。”《上李鸿章书》接着论述道：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4]。

而这些物有三种：天生之物、地产之物、人成之物，在孙中山眼里，这些物中，有天生之物：光、热、电，其指出“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人成之物，利用机器自然能利用“器”制造光、热、电，就如孙中山前面所提电能“生五谷、长万物”一样，电是天生之物，也是人成之物。民以食为天，而电确实是能“生五谷、长万物”，如孙中山后来讲粮食问题的时候，电能制造肥料。这就是电“生五谷、长万物”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这种思想成为孙中山以后提出建设中国各流域水坝电站的理论基础。

前面谈到孙中山讲到增加生产的方法中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而孙中山讲到第二个增加生产方法是电“生五谷、长万物”，能制造肥料问题：

近来科学发达，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到处可以用电来造硝，所以现在各国便不靠智利运进来的天然硝，多是用电去制造人工硝……但是电又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普通价钱极贵的电，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于近来极便宜的电，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来外国利用瀑布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再用电力来制造人工硝。瀑布和河滩的天然力是不用费钱的，所以发生电力的价钱是很便宜。电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制造出来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4]。

当大多数中国人对“电”而言十分陌生，而孙中山对于水电十分重视，因为蒸汽电贵，而水力电则便宜。而电能便宜的“生五谷、长万物”，其自然是孙中山一生中解决民生问题的实业救国最喜欢的手段。应当说《上李鸿章书》提出的人、地、物、货四个富强治国之法，成为三民主义，尤其民生主义的源头。如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接着论述人、地、物、货之“货”指出：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故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4]。

孙中山在这里论及“货”之关键在于流动，流动关键在于交通，而现代之轮船和铁路则是货物畅通的基础。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民生理论只是一个雏形。但早在1894年就重视电的作用，孙中山事实上将电作为发挥人的力量，挖掘地利之巧，开辟物之宝藏，运转货物之速的最重要的“器”，而这些思想为孙中山提出建设三峡工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上李鸿章书》一文为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其后来写成《建国方略》的预演和前篇。

二、《建国方略》水闸堰水资其水力

孙中山1917年在上海完成的《建国方略图》是从直观上、系统上、理论上体现了中山先生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的伟大构想，是对1894年《上李鸿章书》思想的系统阐发和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1911年，清王朝轰然倒塌。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为求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以伟大革命家的胆识，遵循其年轻时代“实业救国”的梦想，研究着中国大地“人、地、物、货”，思考着富强治国之道。其中“生五谷、长万物”之电力开发是其必须凭借的条件，故开发电能则是至关重要的。但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一文的重点不在谈“电”，而在于向李鸿章展示治国之方略。而当孙中山写《建国方略》之时，其对电的理解已经有所提高，但其对《上李鸿章书》的思想还是有所继承。《建国方略》第四章《七事为证》开篇就指出：

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局”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则人类全部行之者；其二为用钱，则人类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为作文，则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类之行之不为不久矣。不为不习矣，然考其实．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间有好学深思之土，专从事于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则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以此三事证之，已成为铁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则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将然也。”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字为证，以观其然否[6]。

从孙中山《建国方略》第四章《七事为证》指出对饮食、用钱、作文即使一生“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反而也说明，孙中山也是用其一生在思考这些问题。其对“电学”的思考，今人有史可循自然追溯到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下面从《建国方略》第四章《七事为证》看孙中山对“电”的认识到“电学”的理论提高和认识：

往昔电学不明之时，人类视雷电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则视之若牛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类之文明，已进于电气时代矣，从此人之于电，将有不可须臾离者矣。观于通都大邑之地，其用电之事以日加增，点灯也用电，行路也用电，讲话也用电，传信也用电，作工也用电，治病也用电，炊爂也用电，御寒也用电。以后电学更明，则用电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论，世界用电之人已不为少，然能知电者，有几人乎？每遇新创制一电机，则举世从而用之，如最近之大发明为无线电报，不数年则已风行全世。然当研究之时代，费百十年之工夫，竭无数学者之才智，各贡一知，而后得成全此无线电之知识。及其知识真确，学理充满，而乃本之以制器，则无所难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则更无难矣。是今日用无线电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无线电之机生，以应人之通信者，亦不费苦学而能也。至于制无线电机之工匠，亦不过按图配置，无所难也。其最难能可贵者，则为研求无线电知识之人。学识之难关一过，则其他之进行，有如反掌矣。

以用电一事观之，人类毫无电学知识之时，已能用磁针而制罗经，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电学知识一发达，则本此知识而制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以为世界百业之用。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电学可为铁证者八也[6]。

孙中山《建国方略》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孙中山对电业的偏爱，其指出电机为“世界百业之用”，但孙中山也指出，用电的人越来越多，但“能知电者，有几人乎”。所以孙中山又运用了《上李鸿章书》之“人、地、物、货”，指出“其最难能可贵者，则为研求无线电知识之人”，掌握用电之“人”为最要。然后孙中山对我国诸多大江大河流域那些地方适合建坝给予了探讨，其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涉及三峡工程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孙中山在这里重点所谈的还是交通问题，即《上李鸿章书》之“货”的流通问题：

自汉口至宜昌一段，吾亦括之入于长江上游一语之中。因在汉口为航洋船之终点，而内河航运则自兹始，故说长江上游之改良，吾将发轫于汉口。现在以浅水船航行长江上游，可抵嘉定，此地离汉口约一千一百英里。如使改良更进，则浅水船可以直抵四川首府之成都。斯乃中华西部最富之平原之中心，在岷江之上游，离嘉定仅约六十英里耳[6]。

由此可见，孙中山将汉口以上均称之为长江上游，与今日划分长江中上游标准有所差异，孙中山“发轫于汉口”立足点是汉口到宜昌段，此段航道由于长江上游过度垦殖，水土流失严重，造成该段航道淤塞，影响到长江中上游的航运。孙中山此时所写《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重点讨论的是交通，长江自古为中华民族的黄金水道，故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改善长江(其称扬子江)至关重要，而汉口至宜昌段只需要改良航道，建设河堤束水、改弯道、除沙洲。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讨论改善航道避免水灾中指出：

完全治标方法，除了筑高堤之外，还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河道又深，河水很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才是完全治标方法[6]。

当然孙中山认为“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是完全治标的办法，但那毕竟是治标的办法，事实上孙中山提出改善航运，尤其是减少水灾的办法是“种植森林”，用生态环境思想治理水灾。

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冶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畜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6]。

孙中山除了讨论森林的防灾作用，还提出了让国家经营森林的设想。直至今日，孙中山的森林防灾思想都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要改善交通、避免水灾的时候“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治标工程思想，解放后中国改造荆江航运，建荆江大堤等给予了实施，直到21世纪中国实行退耕还林，才真正从国家层面实践了孙中山的设想。孙中山《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庚长江上游》指出：

洞庭之北、长江屈曲之部，自荆河口起以至石首一节，吾意当加闭塞。由石首开新道，通洞庭湖，再由岳州水道归入本流。此所以使河身径直，抑亦缩短航程不少。自石首以至宜昌，中间有泛滥处，当以木石为堤约束之；其河岸有突出点数处，须行削去，而后河形之曲折可更缓也[6]。

对今天汉口到宜昌的荆江段的航道改造，孙中山也是具有预见性的，而此时的航道是立足于航行大轮船，改造汉口到宜昌航道相对较为容易，但整个长江上游的三峡航道为峡谷险峻、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航道十分危险难行。历代对长江三峡进行过治理，均为治标不治本，交通条件还是十分恶劣，而孙中山认为在三峡口建设大坝，这样峡谷险滩消失了，天堑也自然变通途了，其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一文的第二计划第四部《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庚长江上游》一节中论述道：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电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6]。

孙中山指出改善峡谷险滩航运的办法是“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其所谓水闸就是建设水坝，抬高水位，炸出礁石或让险滩礁石沉没水底，让现代的机动大轮船得以到达上游重庆。但对电十分偏爱的孙中山同时也指出，除了航运外建设巨大水闸后“又可资其水力”，可以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能源。在这里孙中山主要是讨论交通问题，故《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庚长江上游》重点探讨了在长江三峡建坝改善交通的问题，其次才是“又可资其水力(电力)”，这与孙中山偏爱水电并不矛盾，因为建坝功能本来是多功能的。在孙中山的宏伟蓝图中，改善长江航运，尤其是改善三峡航运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其对商品流通，对其《上李鸿章书》之富强治国之法之“货”具有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其在《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庚长江上游》谈到建水闸后的长江航道“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因此在孙中山的中国内河航运宏图中，改善三峡航运是关键，一旦建水闸改善了整个长江三峡的航运，整个长江航运通达了，甚至整个中国水路交通也通达了。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的水路交通中总结道：

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6]

在孙中山眼中，三峡建水闸，全国各地上至北京，下至广东，无所不通，无所不达，真正达到《礼记·乐记》所谓水路：“周道四达，礼乐交通。”

孙中山所谓“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这种水路运输“无不可达”并非孤立于三峡建坝束水通航，前面所谈汉口和宜昌航道的疏浚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其实孙中山的铁路、水路交通宏伟蓝图是非常系统，必须呼应的。而谈到建坝，以水闸堰水，今天人们就只注意三峡大坝，事实上在孙中山的整体交通体系中，全国还有多处建坝改善交通的论述。如孙中山《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己洞庭系统》指出：

此项水路系统，为湖南全省及其上游排水之用。此中最重要之两支流，为湘江与沅江。湘江纵贯湖南全省，其源远在广西之东北隅，有一运河在桂林附近，与西江系统相联络。沅江通布湖南西部，而上流则跨在贵州省之东。两江均可改良，以供大船舶航行。其湘江、西江分水界上之运河，更须改造。于此运河及湘江、西江各节，均须设新式水闸，如是则吃水十尺之巨舶，可以自由来往于长江、西江之间。洞庭湖则须照鄱阳湖例，疏为深水道，而依自然之力，以填筑其浅地为田[6]。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乙西江》指出长江和珠江南北连通靠灵渠(兴安运河)指出：

现在西江之航行，较大之航河汽船可至距广州二百二十英里之梧州，而较小之汽船则可达距广州五百里之南宁，无间冬夏。至于小船，则可通航于各支流，西至云南边界，北至贵州边界，东北则以兴安运河通于湖南以及长江流域[6]。

在孙中山的水路航运中，全国水路都可通达，首先各河流的出海口与海路可连通外，其次是指海河(永定河)、黄河、淮河、钱塘江有京杭大运河的连通，第三长江支流湘江和珠江有西江之漓江之灵渠相连接。即中国大江大河无不可连通。当然孙中山还是提出“湘江、西江分水界上之运河，更须改造。”这个改造航运也是和三峡建水闸水坝一样，改善和连接珠江和长江的航运，且建的是新式水闸。孙中山所谓“于此运河及湘江、西江各节，均须设新式水闸，如是则吃水十尺之巨舶，可以自由来往于长江、西江之间。”

但孙中山诸多关于长江航运交通的计划都在新中国建立后给予了实施，其中，汉水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孙中山“水闸堰水，资其水力”的长江水闸(水坝)梦想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梦圆工程即汉江丹江口和安康水利枢纽大坝工程。如《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物质建设)》第四部《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戊汉水》规划到：

此水以小舟溯其正流，可达陕西西南隅之汉中；又循其旁流，可达河南西南隅之南阳及赊旗店。此可航之水流，支配甚大之分水区域：自襄阳以上，皆为山国；其下以至沙洋，则为广大开豁之谷地；由沙洋以降，则流注湖北沼地之间，以达于江。

改良此水，应在襄阳上游设水闸。此一面可以利用水力，一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于现在惟通小舟之处也。襄阳以下，河身广而浅，须用木桩或叠石作为初级河堤，以约束其水道，又以自然水力填筑两岸洼地也。及至沼地一节，须将河身改直浚深。其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此运河经过沼地之际，对于沿岸各湖，均任其通流，所以使洪水季节挟泥之水溢入渚湖，益速其填塞也[6]。

改造汉江中，设水闸(坝)其目的和作用和三峡水闸(坝)“一面可以利用水力，一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当然考虑汉江泛滥，改良汉江和长江一样，在上游建坝，中下游也需要修堤“约束其水道”。这些在今天无论是建丹江口水坝，还是建汉江河堤，都实现了，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开通调水，这些工程都铭记着国父的韬略。其更为伟大的是提出“其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目前“调江入汉”工程也已经完工。

三、民生电化水力(利)兴国

从《上李鸿章书》到《建国方略》，孙中山对大坝水利工程和电力兴国十分重视，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长江、珠江、汉江南方各流域建设水闸(坝)。但建设水闸目的是富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七种办法：

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加增生产的方法在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种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5]。

孙中山所说的农民问题就是其提出的“护助农工”问题，让人们思想解放，让农民变工人。通读孙中山七种增加生产的办法均直接和间接涉及水电。除了第三种换种外，其他均涉及电力，尤其是第二种肥料问题谈得尤其多。本文重点关注孙中山长江流域的水闸(坝)的建设，孙中山主要还是提议在河流和河滩建闸坝。其建设的作用主要在于改善水运交通，让全国物资流动起来。其二就是发电，发电后就能制造肥料、城市用电，和电机(工业)用电，而中国在当时虽有铁路，但由于缺乏电力，无法将铁路电气化。这些电力的作用，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讨论其家乡广东及其广西的水力时有阐述：

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是很多的。象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许多河滩。将近南宁的地方有一个伏波滩，这个滩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对于往来船只是很阻碍危险的；如果把滩水蓄起来，发生电力，另外开一条航路给船舶往来，岂不是两全其利吗？照那个滩的水力计算，有人说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的电。其他象广西的抚河、红河也有很多河滩，也可以利用来发生电力。再象广东北部之翁江，据工程师的测量说，可以发生数万匹马力的电力，用这个电力来供给广州各城市的电灯和各工厂中的电机之用，甚至于把粤汉铁路照外国最新的方法完全电化，都可以足用[5]。

孙中山对南方广东和广西的各流域比较熟悉，在孙中山的水电计划中，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上游的夔峡是最具有诱惑力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指出：又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在孙中山眼里，三峡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在电气化的时代，供给铁路交通及其工业生产，为农业生产肥料，中国之振兴可期，中国实现工业化可期。孙中山的水坝建设方略涉及整个三大河首先是南方珠江，其次是长江，然后北方的黄河，故其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指出：“又象黄河的龙门，也可以发生几千万匹马力的电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

到此，孙中山简单论及黄河水利资源也可以建几千万马力的电力，这些珠江、长江、黄河河流蕴藏的电力资源是中国的天然富源。其讨论中国的民生，开发了这些天然富源，中国民生目标自然很容易实现。而三峡工程成为检验中华民族腾飞的标志性工程，国父去世数年后，就有学者就三峡工程选址、规模、投入提出意见，甚至抗战时美国人萨凡奇还提出了著名的萨凡奇计划。萨凡奇曾说：“从发电、灌溉、航运、防洪这四个方面看，任何一个方面的效益都值得做三峡大坝。世界上没有这样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机会……三峡大坝是我一生的得意之作。”而新中国，实现开发三峡水电的宏伟目标。三峡工程治水是孙中山一万万匹马力水电的一部分，国父具有超人的视野和浪漫主义的情怀。为一万万匹马力水电宏伟蓝图，孙中山热情洋溢地计算分析中国长江和黄河等河流建设后可能产生多少匹马力。

如果把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一匹马力是等于八个强壮人的力，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万人的力。一个人力的工作，照现在各国普通的规定，每天是八点钟。如果用人力作工多过了八点钟，便于工人的卫生有碍，生产也因之减少。这个理由，在前一回已经是讲过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过八点钟，但是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点钟。照这样计算，一匹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可等于二十四个人的工作。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的电力，那便是有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行驶火车汽车、制造肥料和种种工厂的工作，都可以供给[5]。

长江和黄河的水电如果能建设完成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万人的力，孙中山认为就相当于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和夔峡三千万马力相比，孙中山还是落脚点于农业的肥料以及工业、交通的电气化。在这里孙中山有普及电力知识的作用，更是孙中山形象生动地描绘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美好未来。孙中山年轻的时候提出实业救国，治国富强四法“人、地、物、货”，在中国河流的电力天然富源，属于“地和物”的范畴，也具有“器”的范畴。有了电力，就是有了生产的“器”，而“人、地、物、货”在器的作用下，彼此是可以转化的。就是通过电气化生产取代人力，这样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机器都可以取代人力，当中国天然水力富源得到有效开发后，有二十四万万个人力，中国一定能由贫变富。故其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总结道：

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有了一万万匹马力，就是有二十四万万个人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所以对于农业生产，要能够改良人工，利用机器，更用电力来制造肥料，农业生产自然是可以增加[5]。

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到《建国方略》再到民生主义，孙中山将治国四法“人、地、物、货”思想给予了继承和发挥，而电作为“生五谷、长万物”之器，能为国家和民族富强作出贡献，能让国家由贫变富。其思想的演变，即蕴含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人、地、物、货”和“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更是运用西方自然科学对传统的治国思想扬弃和发展。

四、旧梦已圆新梦待续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已经是世界水电第一，可谓国父水电之梦已经被后继者实现了，从《上李鸿章书》的“电化万物”思想1894年算，几乎整整120年，从《建国方略》“水闸堰其水，以资其水力”思想算，也近100年。这个梦等得也算很长，这梦被毛泽东所再次阐发，其《水调歌头·游泳》咏叹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毛泽东1956年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的诗篇，其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便是指修建三峡工程，截断长江。毛泽东很早就十分重视水利工作，早在1934年1月23日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7]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条件下就已充分认识到水利在根据地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读到孙中山的建设水坝，开发水利《建国方略》一书，深谙国父之水利思想。

毛泽东在1934年提出根据地建设水利思想的同时，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个畅想未来梦想的调查。其中诸多学者对中国的水利尤其水电发展作为其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3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二年，《东方杂志》做了一个民间文化人的“新年的梦想”，今人学者刘仰东将这些梦想编成《梦想的中国》一书，该书的《编辑缘起》写到：编这本书，缘于两三年前的一次偶然的发现[8]。当时，我正在为一项研究工作做资料准备，在图书馆翻阅各种旧报刊时，看到了30年代一批中国人的“梦想”——题为《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1933)的两个征文，后来，又看到了内容相关的题为《个人计划》(1934)的征文和几篇专题性文章。这是几个至今仍令人感兴趣的题目。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应征者中，包括了一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风云人物，如政治活动家和政界军界人士。

刘仰东在《编辑缘起》写到：很多人在总结和回顾20世纪的中国。那么，无论20世纪、19世纪、18世纪……也无论21世纪、22世纪、23世纪……作为中国人，永远不会失去一个我们始终怀有的梦想，这就是——“中国梦”。毛泽东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用枪杆子闹革命之时，不忘水利，和当时的诸多知识界和社会上层同时都谈到水利建设，尤其建设水电，这是时代呼唤所致，是国父《建国方略》等思想所致。下面先看武思茂(著译家)的梦想的中国是：

政府复运用全国财力人力，位全国电气化，使任何偏僻的地方的工业及农业，均能以电气为原动力。各生产部门的开动，是以人民的需要为前提，而不是以盲目的投机的营利为前提[8]。

其中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的梦想提到：“近年来的中国确实使人哭笑不得，没有法子说话，也不敢说话，于是乎只有做梦了。”我(罗叔和)所梦想的中国：

今后我想该把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流的急流都化作电气的原动力，发百万启罗瓦特以上的电力，都市固然必需电化，即农村更要电气化。多灾多害的黄河匪持能够行驶船只，而且可供灌溉，扬子江和珠江的水利更不用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农村为化作我们的乐园，农村都市化．都市农村化。

文化方面再不像现时这样子为一部分人所独占，是大众化、普遍化、个个人都有专门的智识，享受他所要的一切[8]。

钱啸秋(法政学院教授)所梦想的中国：

未来的预期，曾诱惑我做过三次梦。

第二次，似乎是在扬子江轮船上，这轮船仿佛是本国制造，在不久以前举行“下水礼”。……由汉口溯江而上，约莫已过宜昌，那里有一个人口近30万的新工业中心。迫近江岸时，见陆上光辉灿烂的空中，有电光映出这样-个似算式非算式的洋字，其文为S+E=C，我看了莫名其妙。登陆后，看见路旁的大围墙上写有“新中华水电站世界第一”等字……

这三次梦痕，虽说半成陈迹，可是模糊的印象还留在脑海之中，特趁《东方杂志》求答案的机会笔录出来。在风雨如晦的时候，旧梦重温，亦含快意，但不知与我同梦者有多少人[8]?

从工农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重视水利到大城市的罗叔和、钱啸秋、武思茂的梦想，可见国父的梦想俨然是那个时代的梦想，与国父和罗叔和同梦者有很多人，这梦也是今天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初的他们是“做梦者”，二十世纪底尤其二十一世纪初的我们是“圆梦者”。国父一生的目标，无论是《上李鸿章书》、《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甚至革命行动，都是希望国强民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富强之国。钱啸秋教授梦游宜昌，宜昌“新中华水电站世界第一”，这是中华民族的水电富国梦。而郑晓沧所梦想的中国则是铁路强国梦：

完成了“建设统一”的理想，把各条重要铁道，尤其是川汉，早日完成。从文化上看去，一条铁路，便是一个民众大学[8]。

今天我们无论是电力还是铁路，都基本实现了国父的梦想，面对成就，重温国父《上李鸿章书》、《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宏伟蓝图，我们民族当更加珍惜我们取得的成就。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水电人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国父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救国富强思想，是一个完备的、系统的，事实上具有指导思想的建设国家纲领，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彻底实现，我们当“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戴应观(教育部)所梦想的中国是：“过去一年交通方面，在铁路完成了从前孙中山建国方略所规定铁路系统的最后一部分。汽车路、天北省、天南省和前藏省、后藏省的560县治间的公路网也完成了。在航海、全国共有万吨以上公私外洋航行船达3965艘。……”俞觉(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所梦想的中国就是国父所构想的中国：“这大中华古国大概在1000多年前，曾经被东邻的小日本欺侮得几乎灭亡，但正当这个存亡关头，一般国民，忽然都深深地觉悟了，牺牲奋斗，真正实行了革命伟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但挽救了危亡的中华，而且不久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在一本1933年印行的小学课本中写道“在上游宜昌以上主张以水闸堰水，并把急流中的滩石爆开除去，可使船溯流而行，又得利用水力，振兴实业。”这语可谓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翻版[7]。可见国父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心中。

民国人钱啸秋梦想宜昌城市人口达到30万，三峡所建水坝电站为“新中华水电站世界第一”，如今宜昌城市人口(含流动)达到了200万，罗叔和梦想的中国长江上游和黄河发百万瓦特以上的电力，都市电化，农村电气化，这都在21世纪似乎大大超过民国学人的梦想了。三峡工程建设完工只是实现这个梦想的一个阶梯，而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我们还不是“世界第一富强之国”。梦不是完全做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即使我国的水利事业得到大的发展，也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胡惠芳，汪志国．孙中山的治水思想述评[J]．海河水利，2003(1)．

[2]王瑞芬．浅论孙中山的水利思想[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3]徐建平．孙中山与华北水务问题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5)．

[4]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八九四年六月)[M]//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M]//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400．

[6]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之第四章《七事为证》．张小莉，申学峰，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9．

[7]华利．毛泽东水利思想初探[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2)．

[8]刘仰东．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1-8．

[责任编辑：刘自兵]

中图分类号：K 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090-09

作者简介：黄权生，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罗美洁，女，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 “川江与荆江流域水利史研究”(12YJC770041)。

收稿日期：201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