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育民“意”欲何为？

周 彦

景育民“意”欲何为？

周 彦

图1—4 熊秉明 牛 铸铜 1960—1970年代

一、“写意雕塑”的由来或曰“何为写意雕塑”

遵景育民先生之嘱讨论他自己当作其雕塑核心或说理想的“写意雕塑”。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新名词，看了一下相关资料，才知道这是个本世纪初出现的概念。

“写意”并不新鲜，因为凡习中国画艺术者，皆知有“写意”与“工笔”之分。“意”为何物？意义、思想、想法、主题、内涵、观念等，都可以是其原本的语义。而艺术中的“意”，除了一般的语义外，常常与“象”相连，构成“意象”一词。“意”与“象”的结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连接，因为在西方，“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是一个晚近的话题，最早是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莱辛在他的《拉奥孔》中第一次对以文字为材料的诗歌和以图像出现的绘画做出了比较。而在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易传》中就把“意”（以文字表述的思想）和“象”（图像）相连接了，因为“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通常以文字（言）表述思想，然而“言”常有力之不逮之处，如，你如何用文字具体描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本体论思想？而视觉图像则可以以一种类乎抽象的形式提供一种以感官来接受的形而上的思想，而《易经》中的“卦象”则是最早的以“象”尽意的例证，当然，这里的“象”并非具体物象。于是，“意象”者，传达思想、意义的图像是也，它是有别于描绘具体物象的“形象”的。

“写意”一词的创造者是元代的汤垕，自此书法与意义传达挂了钩。注意，这里“写”的不是“言”而是“象”，用以“尽意”的“象”。然而以书入画早在宋朝苏轼那里就已经有了实践，而更早的狂草大师张旭与怀素在唐代就以“意”与“象”兼备的书法“写”出了图像，也写出了意义。苏轼、米芾等则是早期文人画“骨法用笔”的代表，他们其实首先是以书法家而非画家被后人铭记的。

走笔至此，“写意”概念的所指是二维平面上的水墨画，以书法的形式和方法“立象”以“描绘”或“传达”意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象”已经将具体物象包容在内，甚至具体物象已成为主要的“象”，而非卦象那样类乎抽象的“象”。写意人物可以追溯至五代的石恪（《二祖调心图》）、南宋的梁楷（《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写意花鸟无疑首推北宋苏轼（《枯木图》）、文同（《墨竹图》），而在明代徐渭（泼墨写意）那里臻于高峰；至于写意山水之起始较难断定，所传唐代王维的《雪溪图》或可为第一幅，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米点山水”则是可以断定的早期写意山水了。

“写意雕塑”一语最早见于吴为山《写意雕塑论》一文（2004年《美术研究》）。文中并未定义“写意雕塑”，而是在讨论“写意”后直接给出了雕塑之写意的三个特征：形态的夸张意象，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

图5 景育民 天地之间 铸铜 1999年

图6 景育民 英雄 金属焊接 2006年

图7 《英雄》局部

由此可见，“写意雕塑”是从“写意画”移植的一个概念，雕塑界似未给出一个确切定义。根据我阅读的理解，以下几个方面应该纳入“写意雕塑”的概念：首先，它是一个中国概念，因为它来自于“写意画”这个中国术语（也因此吴文中“顺便”提到“西方写意雕塑”就显得似是而非了）；其次，按照北魏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说（经典的对于“意象”的定义与解读），“意”（思想、意义、精神等）的传达乃根本目的或最高追求，“象”与“言”都是手段、铺垫、过程，在绘画中如此，在雕塑中亦可类推（而传统艺术一般可将“言”——文学手段——置之度外）；第三，“写意”中原有的“书写”含义如何转化为雕塑的方法，暂未见讨论，一般的理解可能是表现性大于造型功能（形体、质感等）的“塑法”“刀法”，于是类似于绘画中的表现性笔墨或笔触；第四，“写意雕塑”的概念直接来源于“写意画”，二者共同之处应该是“立象以尽意”，描摹、再现对象让位于以形象/形体传达意义，不同之处是一个是二维的图，一个是三维的形；最后，雕塑中的“写”即表现性“塑法”或“刀法”是“立象以尽意”的手段，不是目的，换言之，“写”服务于“意”，因此不具独立性，故而严格意义上的“写意雕塑”应该是排除“纯形式”抽象雕塑的。

二、“写意雕塑”的实践者之一：熊秉明

根据这个关于“写意雕塑”的初步界定，旅居法国的艺术家熊秉明先生（1922—2002）的雕塑可以视为一种代表。熊先生特殊的文化与艺术背景使他成为“写意雕塑”的最佳代言人：哲学系出身，并且教授过哲学，书法家兼书法研究者，文学与绘画俱精，但最突出的是他的雕塑，当然他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和视角更是其所长。

这个背景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熊先生专门研究过狂草大师张旭的书法，著有《张旭与草书》（此乃其博士论文），只可惜是法文，暂无中英文译本。但是他还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梳理了历史上的书论，把中国书法理论分为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六种。换言之，在“写意”之“写”的环节，熊先生是一流的学者和书法家，这对他实践“写意雕塑”无疑是非常坚实的基础，且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出发点。

熊先生传世的雕塑，以其一做再做的“牛”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我觉得这是他“写意雕塑”观念的绝佳体现（图1—4）。牛是中国的象征，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来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国家，而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离不开水牛的耕作；第二，牛（主要是水牛）所具有的特征——倔强、木讷、憨厚、孔武有力、缓慢的步态与节奏、坚忍、默默耕耘等——似乎是一种中国民族性格尤其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这就是熊先生想要通过他的牛的“象”所传达的“意”。他曾经这样评说自己的“牛”：

仁者看见它鞠躬尽瘁的奉献，勇者看见它倔强不屈的奋起，智者看见它低下前蹄，让牧童骑上，迈向待耕的大地，称它为孺子牛。它是中华民族的牛，它是忍辱负重的牛，它是任重道远的牛。

因此，他塑造的牛，没有激烈的动态，没有明显的表情，有的腿比较短，似乎是默默站在水田里等待农夫驾驭。以石膏铸铜的材料制作，表现的是牛沉重的体量，结实的身躯，坚韧的皮肤。自然最具“写意性”的是其表现性极强的“塑法”，以此拉开与具象的“牛”的距离：粗糙、起伏、金属感极强的肌理指向的都是那个“意”，自然而艰困的环境，坚韧而百折不挠的性格，为使命而忍辱负重的精神，都通过这犹如狂草般的“书写”折射出来。因此，牛之“象”已然转化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意”。

三、景育民所理解的“写意雕塑”

景育民先生理解和实践“写意雕塑”带有强烈的“文化身份”诉求，因为他认为近现代的中国雕塑基本上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失去中国身份的改良过的西方样式。他说：“当西方雕塑进入中国后中国本土雕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排除出了主流之外，造成了中国本土雕塑从精神到样式上的断层。”

其次，他理解的“写意雕塑”又带有强烈的“艺术身份”诉求。丹青即绘画在美术史上是主流艺术样式，造像即雕塑则是文人士大夫视为等而下之的“皂隶之事”，因此推出“写意雕塑”便是将造像/雕塑提升为与丹青/绘画平起平坐的艺术样式的战略性举措。对“意”的理解，景先生认为是一种“精神性”，或曰“中国精神”。他说：

中国雕塑体现的是我们的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追求，对神、权、等级的敬畏，完全是一种偏重精神性的艺术。所以，就艺术表现体系来说，理性精神是西方艺术大厦的基石，而古代中国的艺术是建立在尚“意”思想上的精神性艺术。（引自景育民发给本文作者的关于“写意雕塑”的文字，下同。）

这里的“对神、权、等级的敬畏”指的应该是庙堂与石窟中以及祭祀用的造像，丧葬艺术里的陶俑、木俑等宗教性、政治性的雕塑中带有信仰、意识形态意义的“意”。景先生还以“活力”与“气势”来解读他理解的艺术尤其是雕塑中的“意”：

图8 景育民 达摩·面壁 不锈钢2013年

图9 佚名 达摩画像

图10 佚名 达摩紫砂塑像

我更愿意把这个解释成为描述万物的活力，这个活力是什么？我以为它就是心灵的自由状态，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精神。

对气势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也许雕塑作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其影响。……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青铜雕塑以一种连贯的韵律来贯穿整个作品，气势成为整体性的代名词。

这里的“活力”和“气势”与“谢赫六法”中居于首位的“气韵生动”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各家对“气韵生动”解读不一，但基本上它是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力。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客体的风度韵致描绘再现得如何，而后渐渐涵容更多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式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见台湾“大家艺文天地”网的解读http://ourartnet.com/Sikuquanshu/Zhuanti/Huihua/006. asp）。我理解，“气韵生动”也好，“活力”“气势”也好，最佳的诠释者是书法，也就是“写意”的“写”这个方法和操作的基础与来源。且不说张旭、怀素狂草的那种一气呵成、一以贯之的“气”，即便是王羲之、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的楷书、行书，无一不是以其稳定如一的结体、前后统一的运笔以及满纸疏密有度、构图平衡的结构来包容、发散那驾驭整体的“气”的。

这种“气”如何在“写意雕塑”中驾驭、统领每一个局部从而形成有气势、有活力的艺术品？景先生试图在他的实践中找到那条进入中国当代雕塑的有如“芝麻开门”咒语般的密码。

四、“意”欲何为——对景育民“写意雕塑”的解读

怀抱从古代到当代间的断层中、从被视为“皂隶之事”的低下地位中塑造中国当代雕塑的理想，景育民在过去十来年努力地摸索着“写意雕塑”的理念与样式，他一方面试图接上历史上中国雕塑的文化之气，另一方面又希望赋予这种传统以当代的诠释。

早在1999年，景育民就在他的铸铜雕塑《天地之间》中探索着一种带有写意性质的雕塑样式（图5）。一男一女两个人体构成了雕塑的主要成分，显然，这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写的人”，亦即“一般的‘抽象’的人”而非“个体的可辨识的人”。我们理解的《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第三个阶段，应该就是指这个阶段，即“天地人”三足鼎立的阶段。但景先生并不是在此“图示”《道德经》中的本体论思想，他所强调的是人在天地间“顶天立地”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从天地间生出的“宇宙第三者”。因其是“一般的、抽象的”人，他们的性别特征被减弱了，而人的结实的躯体和内含的力量被大大地加强了。两个人物构成的“铁三角”——互相依靠、坚不可摧——如同金字塔般稳定地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颇有意味的是，天和地被两大块平面以象征写实的手法“再现”出来，为“人”这个中心提供了可视但抽象的上下文/背景，甚至还留给观者“女娲补天”的联想空间。自然，与“写意”相关的还有其醒目的恣意挥洒的塑造语言，这里表现的不是情感，而是力量。整个雕塑成功地做到了以挥洒“书写”的方式“立象尽意”，这里的“意”便是“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人的力量。刀削斧凿般的塑造语言把一对人体转换成了“大写的人”。

在一定意义上，“写意雕塑”和“观念雕塑”有某种关联，也就是说，它倾向于塑造某种观念（意）而非具体的物象/人像（我个人觉得“肖像”雕塑不能归入“写意雕塑”，因为已无“意”的空间），但是它又不是“抽象雕塑”，因为“意象”在此与自然物象仍有关联而非“卦象”那样以符号出现。景先生2006年的雕塑《英雄》可以作为这种带有观念性的“写意雕塑”的例子（图6—7）。这不是某个抗战英雄，某个抗灾抢险的英雄，甚至是个没有时代概念的英雄，换言之，它是个“观念的”英雄。与一般的纪念碑式英雄不同，这个英雄既不伟岸也不挺拔。他半立半坐的姿势，背靠一个支撑物因而减弱了力量感的构图，身上两根绳子暗示着他可能的被俘身份（因而背后的支撑物又似乎成了束缚他的桎梏），使得这尊雕塑将一个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从神坛拉入了人间。似刀又似矛的武器，仰天长叹的头颅，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英雄形象。以金属焊接造成的类似宽油画笔的笔触感制造了一种支离效果，更减弱了这个“英雄”的神性而强化了其平民性，而类似于书法或绘画中飞白的大量空洞也服务于同一目的。所以，景先生在此并不是要塑造一个英雄形象，更不是再现一个具体的英雄人物，他以“写意雕塑”的样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对英雄的界定，一个不同于长久以来人们头脑中的英雄的概念，英雄从高高的纪念碑基座上走到了和你我相同的地面，由此他完成了“立象以尽意”的使命。

图11 景育民 无形之境 不锈钢锻造 2015年

《达摩·面壁》作于2013年（图8），虽然有名有姓，但是并非“肖像”，因为无法找到人物原型或图像资料。达摩全名菩提达摩，公元六世纪印度人，航海至广州进入中国，北上到中原北魏，是中国禅宗创始人。关于达摩的诸多故事中，“终日默然”面壁九年修炼佛法是最为人熟知的。景育民此尊雕塑便是由这个故事发展而来。历史上为达摩画像、造像者不计其数，多以想象绘制其肖像（图9、图10）。景先生没有遵循这条路子，而是将“面壁修炼”的故事意象化为一尊“写意雕塑”，以其传达出达摩结跏趺坐持之以恒静心修炼的精神。其头部与面部以有如山石般剧烈起伏的块面刻成，身体部分则完全脱离解剖结构，以水墨写意中大斧劈皴法般的手法将其“石化”为与崖壁一体的精神实体。最特别的处理无疑是几块镜面般的平面，一方面是壁面的象征，另一方面具有映照俗世现实的功能。以红尘滚滚、光怪陆离与终日默然面壁冥想形成对比，作为精神偶像的达摩已经成了一种理念，这就是景先生立此象之“意”。在此，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需要提及，达摩创始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缘何？是否与《易传》中“言不尽意”从而“立象以尽意”一脉相承？《达摩·面壁》似乎为这种精神联系提供了绝佳的视觉象征。

《无形之境》（图11）没有被景育民归为“写意雕塑”，恐怕是因其“抽象性”。前面提到过，“严格意义上的‘写意雕塑’应该是排除‘纯形式’抽象雕塑的”。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写意雕塑”的特殊例证。这个巨大的室外雕塑以玻璃钢为材料加之抛光镜面，有如一只巨大的毛笔在大自然中以焦墨迅疾划过而留下的带飞白的痕迹，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放大且立体化的“一画”——清中期画家石涛著名但并无固定解释的概念。换言之，它将一个抽象的概念视觉化了，是有“所指”的“能指”，有内容的形式，而非抽象的纯形式。虽无具体物象之形，却为抽象概念之形。“象”的背后是其概念之“意”，“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石涛《画语录·一画章》）。以镜面纳入周遭环境不断变化的景观与质感强烈的巨石一起强化了它的“能指”即“图像性”。可以说它是介于《易经》中抽象的卦象和绘画、雕塑中具体的图像之间的“象”，所尽之意则是有哲学与艺术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概念了。

非结语

“写意雕塑”属于中国品牌，但还远远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也就是说，朝这个方向走还大有可为。它不是一个风格概念，而是一个样式概念。它背后的支撑是中国古代思想和美学，“立象以尽意”乃其艺术哲学基础。景育民先生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已然卓然有成，期待他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深入且持久。

周 彦：美国俄亥俄州肯尼恩文理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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