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更新与汉语词语变化刍议

张九莎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文化更新与汉语词语变化刍议

张九莎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更新可以推动语言更新。受西方文化、地方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影响，汉语词语产生了诸多新变化。但是文化更新和汉语词汇也存在不同步的情况，语言发展滞后于文化变迁。

关键词：文化更新；汉语词语变化；一致性；矛盾性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在人类进行物质和精神创造活动中产生的。同时，文化作为在社会中逐步积淀的一种历史现象而存在，如封建社会的宗教礼仪、男尊女卑等至今还在汉语里留有记号。变迁是所有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每一代人既承袭原有文化，又不断扬弃和更新之前的文化，以适应物质和精神发展的需要。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像一面镜子反映并揭示文化的内容和变迁，语言发展和文化变迁基本上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文化更新可以推动语言更新，这在汉语词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语言更新能反映出文化变迁的外在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更新和汉语词汇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步的情况。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化巨大，中国人民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过程必然发生新旧文化的冲突、磨合和交融，新词、新语不断产生，但某些旧有词汇依然存在，可见语言发展也会滞后于文化变迁。

一、汉语词语变化与文化更新的一致性

语言具有社会性，“语言与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的方方面面发生着纵横交错的联系，并不时地受到存在于语言本身之外的社会诸要素的制约，而文化是其中最深刻、最强烈、最广泛的制约因素”。[1]文化的任何细小变化都会牵动语言这根神经，尤其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最丰富多彩的词汇要素。新文化在与传统文化发生同化或异化的过程中，新词、新语应运而生，其变化规律就会通过语言表现出来。

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幽深境界，在语言运用上则追求一种“言外之意”的含蓄美。但对外开放后，向来内敛的中国人接触到张扬奔放的西方文化，大家的生活习惯、思想情趣、道德伦理价值观已经与传统生活方式区别开来，以适应时代文化和交际发展的需要。带着现代文化潮流烙印的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恰好体现出汉语词汇发展与文化更新具有一致性、协调性和相关性。

(一)西方文化的传入，外来词语大量涌现

外来文化主要指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其经济、科技、医疗等都更为发达，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往往占据语言霸权地位，故汉语中产生的新词语有很多都是外来词。以英语为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1.借形词

一种是被动移植外来词汇，以缩略词为主。一般而言，借形词中的专词、术语比较多，因专业性强，其使用者多为文化层次较高的技术人才(见表1)。

另一种是主动利用外语词汇材料(形态)，根据汉语词汇的音义特点创造相应的字母词。这类词汇涉及商贸的较多，一些企业家为了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喜欢使用外语商标扩大企业知名度。

(1)汉语拼音造词

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对英语还不够了解，而拼音与字母相似，使用本国拼音来谐音汉字读音能满足贸易需要。如：茅台(MAO TAI)、华为(HUA WEI)、魅族(MEI ZU)、攀达(PANDA)、李宁(LI-NING)等。

表1　部分借形词示例

(2)英语字母造词

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商标用语更加国际化，如：格力(Gree)、圣迪奥(S.Deer)、方正(Foun-der)、美的(Midea)、新科(Shinco)、联想(Lenevo)等。

2.混合词

即外文字母加上一个汉字或语素构成的混合型外来词，相当于“混血儿”，是用某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替代原外文字母的产物。一类是汉语在前，西文在后，如BASIC语言(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卡拉OK(新型唱歌方式)等；另一类是西文在前，汉字在后，如AA 制、IT行业、B超等，反映了科技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里。

3.直接音译词

英语进入汉语中使用，必须要“去英语化”，即要符合中国人的说话习惯，其中最简便的方式便是用相近的汉语发音词代替英文(见表2)。其特点是：外来语色彩浓厚，一般只考虑语音，忽略构词结构；科技化和生活化统一，既有专词术语，又有普通词汇；构词能力较强，在外来词中占主体，且可以进一步转化。

表2　直接音译词示例

4.部分音译词

与完全照搬英语读音不同，部分音译词既考虑到语音特点，又兼顾词语的表意内容，是对直接音译词的进一步转化。如奔驰(Bens)品牌刚进入我国时音译为“本茨”，国人觉得这名字不吉利，有“奔死”之意，后译为“奔驰”才被大众接受。可见，音义兼顾是文化碰撞交融后的升华。

(1)音义兼顾，互相渗透

部分音译词既记录外来词的语音，也用具有对应意义的汉字表达，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如上文提到的奔驰，既与“Bens”音近，又体现出产品自由驰骋的特点。又如酷(cool)一方面体现了冷美的触觉感，与英语中的“凉爽”之意契合，一方面体现了年轻人新潮时尚的形象特征，用以表达“潮”、“帅”、“棒”等义项，中英文结合完美，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还有秀(show)、博客(blog)、万德福(wonderful)、吧女(bar girl)等。

(2)音译语素加汉字，根植本土文化

音译外来词后，再加一个表义类的汉语语素。主要是为了便于国人理解，根据外来词的词义和我国文化习惯造就的。一种是音译语素加汉语语素，如爵士乐(Jazz)、啤酒(beer)、拉力赛(rally)、汉堡包(hamburgur)等；一种是汉语语素后面加音译语素，如打的(打taxi)、大巴(大bus)等。

5.直译词

即意译，不考虑外来词的语音，只看其语义内容与对应内容的汉语。这是音译转化的另一种模式。因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类似将“telephone”译作“德律风”，让国人不明其意，接受不了，后来意译为“电话”才被认可。此外如热狗(hot dog)、软饮料(soft drink)、文化(culture)等也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外来新词语不仅数量多，有些还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秀(show)产生后，便有了脱口秀、班级秀、内衣秀等带有画面感的词语。丰富的词语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二)地方民俗文化流传，方言词渗透

改革开放促进了交通便利，网络发达，全国各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一些地域方言词，特别是港台方言，也一跃成为全国通用的流行词语。“这些语言现象反映出当今社会地域差异正朝着缩小甚至模糊化的方向发展，充分反映出‘地方色彩与跨区域化统一’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2]根据方言词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类：

1.新词语

即汉语共同语中原来并没有的词语。比如：大哥大、电子表、豪宅、薯条、麦香鸡、投保、竞饮、连锁店、包二奶、老公、发屋、靓女、按揭等，这些词语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变化相关。另外，如“的士”本源于英语taxi，但是普通话是译自粤语发音“的士”，香港的经济文化水平当时略高于大陆，人们也偏向用更新潮的词汇。

2.同义词语

即与普通话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比如：(港语在前，普通话在后)置业-购房、写字楼-办公楼、随身听-袖珍放音机、电脑-电子计算机、警署-派出所、品牌-牌子、品质-质量等，相比而言，港语读起来更朗朗上口，简洁时尚，体现出强烈的商业文化气息，特别契合经济飞速发展和人们对外交流的需要。

3.旧词新用

即以前因故消失，后又重新恢复使用的词语。比如：公务员、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股市、股东、股票、证券、交易所、买办、经理、老板等，这些词语在计划经济时代使用频率很低，后来因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又有了复活的土壤。可见，政治因素也是导致词语兴衰的重要因素。

以上新词语大多源于香港，总体而言有几个特点：首先，双音节词语居多。据统计，单音节方言新词语占总数的4%，双音节占78%，说明双音节是构成汉语词汇的主要形式。其次，体现了口语化和形象性。如用“炒鱿鱼”比喻解雇。最后，突出了缩略化特征。如“电脑-电子计算机”抽取主要语素特征，使词语更加简练。当然，在大陆中心城市的方言、市井俚语中也产生新词语，如雄起(川渝)、大腕(北京)、侃大山(东北)等。

(四)大众文化促使传统词语发生变异

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网络和传媒迅速发展，新词新语不断产生，旧词旧语也与时俱进。“这种新的文化潮流一改传统文化中崇高、理性、悲壮、含蓄等审美取向，以反映普通人平凡生活及情感为内容，以大众普遍参与为形式，以满足人的感官刺激为追求，以‘为大众乐’为终极目的。”[3]

1.词义变异

部分汉语词汇受到网民求异思维的影响，在网络中产生了新的义项。这些变异的词语几乎成为网民之间的交流必备。这种词义篡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赋予旧词以新义。如小鲜肉(年轻貌美的人)、恐龙(长得丑的女人)、菊花(屁眼)、西红柿(荣誉)、水牛(贴吧活跃的人)等，词语通俗、形象、风趣。另一种是词义随意想象。如聪明意为“冲厕所第一名”；潜水艇意为“没水准”；不明觉厉意为“虽然不明白，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累觉不爱意为“太累了，感觉不会再爱了”；长相不错意为“长成这个样子真的不是你的错”；白骨精意为“白领阶层的骨干精英”等等。如此篡改出来的词语经常让人会心一笑。这一类词一般带有贬义或戏谑色彩，充分反映了大众文化搞怪夸张的特点。

2.词形变异

在大众文化背景下，部分词汇的形式发生了变异，即字母化、谐音化、数字化倾向明显，影响到汉语在书面语中以汉字为主的格局。

首先，词语的字母化。在网络环境下，网民用键盘输入讲求经济快捷，自创并约定俗成了一种缩略词语，包括汉语拼音字母缩略和外语字母缩写。汉语拼音缩略词，如：JM表示“姐妹”、DD 表示“弟弟”。外文如：IC(I SEE )，表示“我明白”。TMD是“他妈的”三个字首字母拼音缩写。英文的缩写音如BF(boy friend)、3KU(thank you)、U2(you too，你也是)等。

其次，词语的谐音化。在快捷的网络语言文化影响下，谐音词带有戏谑和形象化色彩，是网民交流中普遍认同的方式。如网络上用“大虾”指电脑或网络高手，谐音“大侠”，一方面具有调侃意味，形容其因长期沉迷于网络而弯腰驼背，形似大虾；另一方面在拼音输入法中，“大虾”比“大侠”出现得早，故用同音替代。再如“稀饭”替代“喜欢”一词，一方面保留了语音，另一方面，“稀饭”本就是大家的日常饮食，所以形象化衬托出喜欢。“烘焙鸡”，则是“个人主页”(HOME PAGE)的有趣音译。“酱紫”是带有台湾方言音的“这样子”，又嗲又可爱。

最后，词语的数字化。这跟先民用“形声”、“假借”造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原则来创造文字，使得抽象概念有具体可感的依托。在网络交流中，人们通过丰富的谐音联想，将数字排列组合成词、词组甚至句子，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见表3)。

表3　词语数字化示例

我们可以把思维、事物的概念、一般通用语和数字化或谐音化词语四者间的关系作如图1所示的阐释:首先T通过思维作用，运用语言手段产生一般替代语B，即以能指表达所指形式产生联系；其次，A在L的联想下，借助语音相似性，与B联系，并替代B，成为T的另外一种能指形式。这表明网民们用谐音手法指代事物或概念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

网络新词、新语的出现与传统词语变异，不仅体现了网民有意与传统背离的智慧与个性，也证明了文化更新和汉语词语变化的一致性。这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语言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了其表达的张力，让我们的语言能更全面地反映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风貌。

图1　数字化谐音化词语与事物、一般用语以及思维的对应关系

二、汉语词语变化与文化更新的矛盾性

由上文可知，语言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文化水平低时，词汇贫乏，语法简单。一旦人类生活复杂化、思想精密化以及体验多样化，词汇相应会增加，语法也更加复杂，语言以开拓和充实的新姿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但是正是这种复杂的发展说明了语言在表情达意方面总是存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局限性，即在日新月异、高速快捷的网络时代，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我们很难用语言把自身对周遭的全部体验和准确认知都表现出来。既然语言存在这样的局限，那汉语词语的发展变化就会滞后于文化的变迁。笔者认为，汉语词语的更新滞后于文化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文化飞速发展，还没有相应概念的语言符号产生。其实新生事物的出现与相应新词的产生之间有个时间差，因为“不赶趟”，人们会借用旧词来表达。比如，古代汉人席地而坐，家具是低矮的几案，没有高桌椅，后来引进了高坐具，但当时还未产生相应的专词，于是假借“卓”、“倚”来指代。后来有加以区别的必要了，才造了一个“桌”字，借了一个“椅”字。在现代汉语中也有相似的情况，“黑板”本指木制的黑色平板，供粉笔书写之用，后来教学条件改善，出现玻璃、水泥等材料的黑板，但语言中一律称为“黑板”，《现代汉语词典》也将其释义为:“用木头或玻璃等制成的可以在上面用粉笔写字的黑色平板。”[4]只有在对原料区别时，才有“木头黑板”、“玻璃黑板”、“水泥黑板”之说。另外，方言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如扬州话中管盛饭的“勺子”叫“铜勺”，不管它是铜的、铝的，还是钢的。估计旧时勺子都是铜制的，尽管后来出现了铝勺、不锈钢勺，但扬州人仍称其为“铜勺”。有学者在调查扬州方言时，就听到这样的说法——“买把不锈钢的铜勺”。正如托马斯·门罗所言：“人类思想所储存的概念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增长速度。”[5]

二是一种新的文化替代原先的文化后，旧有语言符号残留。在现代语言中，依旧存在封建社会的遗留符号，如男尊女卑。“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女权运动号召男女平等，对语言平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chairman’改为‘chairperson’，‘history’改为‘herstory’。”[6]在我国现代汉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依旧存在，限制并规约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和社会角色。

(一)现代汉字中的部分“女”部字表贬义

在阶级社会里，本来没有任何色彩的语言符号受到阶级文化的影响，被统治者打上阶级烙印来诠释文化意义。那么，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辱骂和歧视也会体现在汉语词汇上。现今许多带有“女”字旁的汉字含有道德败坏的意思，如奸、娼、妓、嫉、妒、婊、妖、婪、妄、奴、婢等。如果不是因为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就不会有如此多带“女”字的贬义符号。

(二)成语俗语

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成语、俗语中也有反映。例如: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红颜祸水、奴颜婢膝、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遭受压迫和歧视的状况。

(三)脏话

汉语中的脏话大多涉嫌歧视女性，鲁迅先生曾写有论“国骂”、“他妈的”的杂文，江浙方言里也有“娘希匹”。此外，狗娘养的、操你妈等已成为汉语脏话的高频词。另外，如一介女流、这些娘们等，无不充斥对女性的鄙视与挖苦。还有一些汉语几乎成了骂女性的专词，如鸡、破鞋、三八、贱人、骚货、妖精、扫把星、猪娘子、狐狸精等等，其中用畜生辱骂女性，也是下意识把女性看作极其低下的附属品了。

(四)词序

“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在词语的排序组合上有所体现，汉语中有一些相对、相反组合的词语，其词序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汉语是一种先尊后卑、先主后次的词语排列顺序。”[6]一些相对或相反意义的并列词语，在词语排列上通常是好的、尊贵意义的语素(或词)在前，坏的、卑贱义的语素(或词)在后，如好歹、贵贱、高下、优劣、强弱、前后、尊卑、荣辱、甘苦、褒贬等，以此可推断，夫妻、父母、公婆、男女、夫妇、子女、兄弟姐妹、男婚女嫁、善男信女、孤男寡女、儿女双全等词语之所以男性排在前面，女性靠后的语序，就是因为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作祟。

当然，除了落后的封建思想残留，淘汰了的制度文化也在语言中有所保留。我国旧市制重量单位十六两为一斤，新市制改十两为一斤，但语言中仍然用“半斤八两”，而不说“半斤五两”。古代有更夫敲梆报时，现代已经没有更夫的职业，但“三更半夜”、“落手打三更”之类的说法仍活跃在语言中。由此可见，在文化更替后，一些符合人们交际需要和使用习惯的旧有词语，依旧会活跃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所用。

综上所述，人类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语言也不例外。萨丕尔认为：“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7]但是，二者的发展虽然平行却不一定完全同步。从历史角度看，文化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文化的变迁总要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不然语言就无法充当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因此，文化更新和汉语发展具有一致性。然而就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环节或某一个侧面看，汉语的发展又滞后于文化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文化更新与汉语词语发展不一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金红卫.语言变迁的文化透视[J].山东社会科学，2001(1):57-58.

[2]陈小燕.汉语新词新语的文化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7(2):54-59.

[3]贺睛.从校园流行语看社会文化现象[J].海外英语，2011(9):356-357.

[4]吕叔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Z].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56.

[5]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8.

[6]景瑶，南宏宇.男尊女卑观念在汉语言中的镜像反映[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4(6):91-92.

[7]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8.

[责任编辑于湘]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1-0049-05

作者简介：张九莎(1990- )，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