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影响研究

杨群+谢卫国

摘要：明末清初，甘宁青地区的回族等穆斯林社会中逐渐出现了门宦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与苏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甘宁青独特的地理位置、清政府对这一地区基层控制的弱化以及西北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贫乏和缺失现象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制度对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整合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门宦制度是在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苏非派的导师制为发展的基础，吸收、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结合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等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形式。明末清初，苏非主义在甘宁青地区的传播直接导致了门宦制度的形成。但从当时苏非主义的传布范围来看，甘宁青地区并不是苏非主义唯一的传播区域，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苏非主义的痕迹，为何在这些地区并没有产生像甘宁青穆斯林社会一样的门宦组织形式，并引发后来穆斯林社会不断的巨大社会震荡和冲突？本文从多角度、多方面对门宦制度在甘宁青地区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做一探讨。

一、门宦制度兴起的原因

（一）甘宁青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伊斯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为门宦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条件

甘宁青地区地处我国西北，地理位置相互毗连，在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直到20世纪20年代，出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诸多因素，甘、宁、青才分省而治。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讲，由于其与周边其他省份隔山相望，而中间穿流而过的黄河将三省区的经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地理板块。

但众山环抱之中的甘宁青地区在地理上并非一片坦荡，其在地貌形态上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在其东部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西部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而祁连山脉等高大山脉又纵横其间，从而形成了高山与盆地、河流与谷地交错分布的地形特点;同时又由于其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势高，大陆性气候十分显著等特点，构成了森林草原、干旱草原、荒漠草原、草甸草原为主的植被形态。甘宁青地区在地域上的一体性，使这里的民族能够往来迁徙，寻找适合自己民族发展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特殊的地形又使得这里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个重要结合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里得以相互影响和融合，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在这里占据强势或者说优势地位。因此，在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以及各民族相互融合以后，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共存的地域文化格局。在这一文化格局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影响、各领风骚，所占的主导性作用各不相同。但是儒家文化在这一区域直至清代一直没有成为主导性文化形态;这一地区从地缘文化的角度讲，实质上正处于中原汉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

作为整个西北文化发展的策源地——河湟地区，早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多元鼎立、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在这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汉文化（儒家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当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斯兰文化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就汉文化而言，自唐宋以来，在这一地区由于受到吐蕃文化的打压，已经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明朝时期虽然将此地纳入到汉文化辐射圈，但在此地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土官管理的基本模式，因此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即这一地区的汉文化一直和其他的文化处于相对对等的地位。而至清代，随着清政府对西藏地区控制的强化，特别是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因“罗卜藏丹津侵犯时喇嘛等带领番民与大兵抗衡”，①河湟地区藏族的活动被严格限定在固定的区域，不得擅自逾越，同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势力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寺院的喇嘛被纳入国家的政治管理之中，并且限制了编制而由国家供养。这些措施都大大削弱了藏传佛教在甘宁青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原来在这一地区所形成“三足鼎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的文化格局被打破。

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为伊斯兰教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伊斯兰文化正是在藏传佛教文化势衰和儒家文化难以填充的“边缘地带”中逐渐成长并填补其文化真空，异军突起。门宦制度的兴起也正是得益于此。

（二）清政府对甘宁青社会基层控制的弱化为门宦制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清在立国之初，对于甘青地区的统治基本沿袭明制，保留了这一地区的土官制度。“其道（论土司之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②清政府给予当地土司印信，借助其维持当地的统治秩序。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稳定，西北地区的土官游离于统治之外的情况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就历数土司以及寺院国师的种种弊端，并提出革除土司、国师之弊的策略，③但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予以采纳。

雍正年间，随着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平定，关于如何加强甘青地区统治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于是遂有四年清理田土之事。雍正四年（1726年），西宁都统达鼐会同西宁镇总兵周开捷“出口安插降番，清理田土，并令旧管各族将所种中马、香田田地造册定赋。……皆于雍正四年起科。”④接着在雍正五年，清政府又更正西宁所属各寺院喇嘛名称，“以沿边各番族喇嘛有名国师、禅师者，名目不合宜，收前明各敕印，换给僧纲、都纲职衔，议给衣单口粮，其所管番族归州县管理，原征香粮归作正赋。……至是将各番族归本管各州县按地输粮，不受番寺约束，而不利其有将所输之粮每岁按寺给发，以为口粮衣单之资，其印诰缴于礼部。”⑤到雍正四年“各族俱纳粮当差，与汉民无异。国师、禅师名号亦革，且收其敕印，但主香火而已，所管之民斌斌文雅，渐非昔日之旧，亦不必受其约束矣。土司但拥虚名而无实权。惟撒拉族回民刁悍犹昔，则土司不能约束之。”⑥

清政府将“番民”纳入国家“编户齐民”应该是企图强化对这一地区的直接行政控制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出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即在清政府削弱土司等职权的同时，并没有强化自身在地方的行政能力，反而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基层控制弱化的趋势，盖因“循化地处极边，缺分清苦，番回多事，官此者视若畏途。大宪一视同仁，不欲一人独受其苦，或有忽之为不足重轻之地，故数月辄一易其人。自（乾隆）二十七年以来，署任者皆不及一年正任，或有历二、三年者，……然番回错处，性既犷捍而难制，势又逼处而易争，抚驭一失其宜，动滋事变，官既视为传舍苟安，岁月风土情形毫不熟悉”，⑦这就使得清政府在削弱土司制度的同时，未能及时强化当地的基层控制能力，出现了对基层控制失范的趋势。这使伊斯兰教原有的宗教势力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宗教阶层——阿訇的政治地位凭借着伊斯兰教所独有的“政教合一”特征开始凸显出来。这为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宗教整合提供难得的政治真空，门宦组织正是借此权力交接过程中所出现的混乱现象异军突起，开始对穆斯林社会内部进行政治整合。

（三）明末清初，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失范，以及宗教职业者的忧患意识，为苏非主义的传入提供了契机，也直接促成了门宦制度的形成

明末清初，穆斯林社会在聚合的同时，由于穆斯林在宗教信仰上的失范，在宗教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也出现了许多所谓“异端”的宗教思潮或流派。据《经学系传谱叙》记载：在明末之际，有一波斯呼罗珊缠头失利夫因罪“逃遁至我中华，历游各省，不敢回国。后居甘州，乃逞才自炫，按兹土之清真风俗，著经四十七本，分散河湟各方。于中虽有明令圣谕，以为穿凿，而其解释旨义，或负微长，然其文风舛错，义理乖张，轻重失权，赏罚勿当，且无分历代圣贤之因革，四大掌教之道路，条律半出新增，礼节失于古制，盖吾道少有相反，即不符教理矣”。类似的这种经书对当时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塾学中竟有读者”，比较专业的学者还能分辨出其中的真伪，而浅学者则泾渭难分，一些“负学嫉贤”的人则“假之以愚惑众听，必欲使秉公学者，折节退位”。甚至有人利用这些经书，挑起争端，“以致恶绝亲朋，伤残骨肉，小则倾家于讦告，大则毙命于斗殴（渭南良田坡之事可叹！），嗟乎！一教似分两途，总由此经而起”。[1]13可见，在明末之际，失利夫所传之经在甘凉、河州以及渭南的穆斯林社会中已经引起很大的动荡。

对于当时穆斯林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如何规范穆斯林群体的信仰，驳斥各种“异端学说”已刻不容缓。但是当时甘宁青的穆斯林社会由于地理等因素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其自身也缺乏一种解释权威来驳斥当时存在的各种“异端”思潮或学说。除了对原来流传于中土的各种经典进行阐释解说外，向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地区求学问道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在明清鼎革之际，明中叶以来的关禁政策时有松弛，“西域来游之辈，自有清以来，约千百计”，[2]128苏非理论及其著作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地流入中土，并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为清代中期苏非教团的传入以及西北门宦的崛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公元12至13世纪，苏非派在原来修道院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些教团——塔里卡。塔里卡（tariga），其字面意思是道路和方法，“一个教团的仪式就构成一条道路，形成一种教规，遵循这条道路，穆里德就可以使自己的心术（nafs，纳夫斯）洁净，从而达到与真主的结合。”⑧这一时期虽将“塔里卡”视为教团，但其实它更多的显示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所形成的一种修持方法和道路，遵循这一修持方法的修道士聚集在一起，但它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大约从十五世纪开始，苏非教团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向‘塔伊法——具有个人完全服从谢赫意志为特点的教团的过渡”。⑨因此说，“塔伊法”阶段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严密的教团组织。此后，“苏非教团在个人绝对服从舍赫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体修道仪式和组织制度，并拥有财富和追逐世俗权力”。[3]

相对来说，中国的门宦制度形成较晚，其萌芽当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期，苏非派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个人完全服从导师（谢赫）的“塔伊法”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苏非派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绕开了苏非派早期的发展阶段。虽然在门宦制度发展的初期，大多数门宦老人家都经历了传播教义的阶段，但是这只不过是创立一种新型学说的必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苏非派的基本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久各个门宦就很快过渡到了“塔伊法”发展阶段。正是这种完全服从导师（谢赫）意志的原则为以后门宦制度的进一步整合奠定了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这也成为各个门宦（不论是以哲合忍耶门宦为代表的典型形态还是以噶德忍耶为代表的一般形态）组织形式的胚胎和雏形。这种潜在的整合因子最终促成了穆斯林社会巨大的内部整合，从而形成了门宦制度这一西北穆斯林社会中独特的宗教和社会组织形式。⑩

（四）西北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贫乏和缺失现象为门宦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人们一再强调不同门宦之间不存在学理的差别，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社会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在宗教信仰程度上的差异。“社会精英虔诚信仰宗教的标志和特征是思想言说或在其价值观支配下的社会正义行为;相反民众虔诚信仰宗教的标志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和恪守宗教仪式上。所以判断社会精英信仰宗教与否或信仰哪一个宗教，是看他的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表现;而判断民众虔诚信仰宗教与否或信仰哪一个宗教，是看他遵守或履行的宗教仪式，所以说民众无宗教仪式操守即无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社会精英无思想言说和社会正义行为即无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在接受汉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中国东南地区的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汉文著述活动，而在北方或西北出现了经堂教育和苏非主义的大规模传播。

相对于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来说，其文化普遍比较落后，真正的宗教学理只是属于少数宗教职业者讨论的范畴。而在普通的穆斯林心目中，教条或者说基本的宗教仪式就是他们信仰的基本标识。他们的基本知识结构也不容许其对所信仰的宗教做出理性的思考，但是这种感性的宗教信仰给予信仰群体更加执著的宗教热诚。

针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宗教职业者开始注重下层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他们以阿拉伯语传播伊斯兰教基本经典教义，以宗教行为感化和凝聚千百万基层穆斯林，使伊斯兰教成为民族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它在民族中的存在”。[4]4各个门宦的老人家正是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对宗教实践的身体力行来感召信众，同时结合苏非理论所赋予其人神合一的特殊身份，将宗教演变成为触及下层民众心灵深入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各个门宦所独有的宗教魅力正是基于当地独特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宗教学理的具体差别并不能决定门宦的兴衰，而正是门宦老人家的人格魅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各门宦的信众是在追随某种宗教理论，毋宁说是在追随门宦的老人家。

（五）门宦制度的兴起也是穆斯林社会完成自身内部整合和组织化的必然结果

甘宁青地区穆斯林社会在经历了明代数百年的发展后，至清初，其文化、经济、以及人口等逐渐趋于平稳。因明代西域人入附，这时期的穆斯林人口得到极大的扩充。同时西北的撒拉、东乡等族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或举族皈依伊斯兰教，或其中的某一部落改信伊斯兰教，也使得伊斯兰教文化在这一区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此，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结束了以外来人口为主的融合发展时期，开始转向了以自我繁衍为主的稳定发展时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穆斯林内部的文化心理的认同与整合。在此后，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在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下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清后期形成了“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甘肃汉回错处，综稽民数，本汉少而回多，汉弱而回强”?的局面。有人估计当时甘肃回族人数至少有150万。[5]4人口的增长反映了清前期穆斯林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事实。“人口、经济和文化三者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是该社会与其他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关系变化的基本要素和推动力量。”[5]4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内部组织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门宦制度得以形成。

二、门宦制度对传统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门宦制度首先出现在清代甘肃的狄道、河州、循化、西宁、湟中一线，最后逐步辐射到了整个甘宁青地区。“如果学派、教派的神学理论和政治主张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它对社会、对现实、对群众的影响终究有限。可是，它一旦与现实、与群众的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相结合，则会掀起群众性的运动，形成冲击社会的强大的物质力量”，[6]正是伊斯兰教所具有的“入世”特点以及当时穆斯林社会的现实需求，使得门宦制度的出现给整个穆斯林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一）门宦制度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穆斯林社会原有的松散的教坊制，将属于同一民族的穆斯林社会整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它将分属于不同民族的穆斯林群体，通过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了整合

在原来的教坊制中，一般都是同一民族的穆斯林聚居在同一个社区中，各个分属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之间的交往是很有限的，即使是同一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有限的。而门宦制度以苏菲主义为理论基石，以伊斯兰教为联系的纽带，在原有的教坊制的基础上对穆斯林社会进行了一次局部的整合。“比起格迪目、伊赫瓦尼等教派的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无互制约关系的单一教坊制度，西北地区苏非派的门宦制度具有更为明显的内部团结性、更为明显的宗教凝聚性、更为强烈的聚族自保性。”[7]门宦制度将互不隶属教坊通过宗教的关系纳入到同一组织系统中，打破了地域的限定。它不仅对同一民族内部进行了整合，而且将分属不同民族群体的穆斯林利用宗教关系聚集在了一起。对于甘宁青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四个少数民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而言，“只有信奉门宦教理的不同，而无民族的区别”。[8]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穆斯林社会内部的联系，实现了穆斯林社会的一次真正的组织化。

（二）门宦制度的出现对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本身进行了整合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穆斯林的人数和内部的成员成分日益复杂，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民族不断融入其中，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穆斯林群体的发展，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其他民族成员皈依伊斯兰的时候，必然将原有的、自身的文化带入，而这些文化有些是与伊斯兰文化相冲突的。如何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整合，以纯洁伊斯兰教，推动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摆在穆斯林社会精英阶层中最直接、最紧迫的任务。经堂教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穆斯林社会中学人寥落的状况，但是对于基层的穆斯林大众的信仰仍然影响甚微，而门宦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甘宁青地区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又一次强力整合。

（三）门宦制度的创立实现了穆斯林社会进行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

“门宦由于跨地域分布，人数众多，高度集中，凝聚力强，因而宗教经济收入的规模也相对较大。财富的高度聚集性，是西北门宦的重要标志。门宦的这种特殊机制，保证了它能够掌握相对充足的资源，使得宗教经济构成了对门宦的强力支持。”[7]在原有的教坊制下，各个教坊之间在经济是彼此独立的，他们之间缺乏必要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而经济的整合是整个社会整合的基础。门宦制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各个门宦通过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以清真寺和拱北为支撑点，以道堂为中心的内部组织模式，将各个分散的穆斯林社区局部统一起来;通过宗教上捐输等方式将更多的物质财富汇集起来，从而为穆斯林社会的组织化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结语

门宦制度的形成源于苏非的“穆勒什德”理论，正是这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而现实的力量又取得了超现实的权威，最终确立了各自的中心与领袖”。[5]9甘宁青地区的门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乾隆时期已经逐渐开始了制度化，对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强势整合能力已经初露端倪。

门宦制度的形成对于穆斯林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在局部造就了超强的凝聚力，但相对于整个穆斯林社会来说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分裂局面。

门宦制度的这种强势整合能力对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清政府政治统治的格局中又制造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并通过乾隆年间的两次反清起义展示了穆斯林社会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和爆发力，从而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穆斯林的政策。

注释：

①（清）升允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卷四十六《兵防志·戎事中》：《年羹尧

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②《明史》卷三一O，《土司列传·序》。

③④⑥（清）龚景翰：《循化志》卷四。

⑤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十八。

⑦（清）龚景翰：《循化志》卷五。

⑧J·斯潘塞·特里明厄姆：《伊斯兰教的苏非教团》，1977年英文版，第194页。

转引自：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化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载《西北五省（区）

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西安会议）资料汇集》，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辑订，

1983年。

⑨M·T·斯捷潘扬茨：《苏非派的历史命运》，载（苏）《哲学问题》杂志1980年第

2期。转引自：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化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载《西北五省

（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西安会议）资料汇集》，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辑订，1983年。

⑩参见王怀德：《苏非派的演化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载《西北五省（区）伊

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西安会议）资料汇集》，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辑订，

1983年。

?马驭方：《穆斯林历史与现实之思》，第176页。出版地不详。

?《秦陇回务纪略·卷一》，《回民起义·四》。

?《陶勤肃公奏议·卷六》，《回民起义·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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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燮藩，沙秋真.伊斯兰教在中国[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周燮藩.苏非主义与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教[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2（1）.

[4]南文渊.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前言[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5]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6]金宜久.伊斯兰教发展的基本模式[J].新疆社会科学，2001（1）.

[7]马平.当代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3（1）.

[8]高占福.中国西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门宦宗教教理[J].回族研究，1995（3）.

作者简介：杨群（1982-），回族，宁夏西吉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理论与文化。

谢卫国（1976-），男，河南驻马店人，新疆医科大学讲师，从事科技哲学及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口援疆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项目编号：13CMZ032）;2014年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乾时期甘宁青穆斯林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变研究”（项目号：2014XYSK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