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近海市场

林文勋，廖伊婕，张锦鹏



试论中国古代近海市场

林文勋，廖伊婕，张锦鹏①

摘要：中国古代近海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市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区位和市场特征的区域市场，近海市场形成于唐宋，明清时期，其发展达到新的高度。近海市场是一个兼具海洋与内陆的区域市场，它以对外贸易为支撑，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近海市场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战略意义。

关键词：近海市场；海外贸易；海疆安全

区域是地理空间的分化，“近海”作为一个海洋和大陆相关联的区域，它是一个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关联的区域，是内陆市场与海洋市场交织的区域，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的区域。有史以来，人类对近海区域重要性的认识随着近海区域的开发利用不断升级，即从地理上的近海到经济上的近海，再到文化上的近海，最终上升到国家主权上的近海，近海的内涵也随着人类对其开发利用的提高不断丰富。而近海的开发利用说到底是人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在近海空间的流动与组合，形成了一个与内陆区域和海洋区域有显著差异化的经济区域，近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一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

近海市场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区域市场，它形成于唐宋时代，并且不断深化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近海市场兼具海洋和内陆市场的特点，它以海外贸易作为发展的支撑，成为联系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纽带，同时也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搭建了桥梁。研究中国古代近海市场，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对我们今天建设近海市场、巩固海疆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海市场的形成

中国沿海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遗迹的发现，反映了中国沿海地区开发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事着简单粗放的社会再生产活动。秦汉时期，近海地区人口稀疏，生产力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与区外联系薄弱，区域经济尚未进入开发阶段。秦汉以后，近海地区的先民利用沿海航运和内河交通之优势，逐渐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经济社会有一定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一定的开拓，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六朝政权都注重发展海外贸易，作为割据政权的财政支撑。但是在唐宋以前，尚未呈现出具有区域化的经济特色，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近海市场。

中唐以后，传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伊懋克认为，中国发生了“市场结构的革命”，*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65～172.漆侠进一步阐述了宋代市场的变化：

在以城市、镇市和墟市而构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之下，宋代的区域性市场也形成起来了。*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073页。

近海区域也因与国内外区际经济交流的扩大，逐渐形成其区域经济特色，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宋代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近海市场开始形成。近海市场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沿海港口城市群兴起

区域市场形成的标志之一是在区域内形成经济的“核心—外围”区域地域结构。区域内部的核心区通常是由一些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的城市来承担，它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经济创新能力，支配着和带动着周边地区(外围区)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港口和都会，但这些港口规模都很小。但是，到了唐宋时代，这种状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沿海地区开始兴起了一批新兴港口城市。唐代的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宋代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沿海一线港口密布。这些新兴港口城市将交通港口与商业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在对外贸易和国内转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产生了很强的区域要素吸引能力，使城市集聚经济效应迅速增长的同时还呈现出很强的扩散经济效应，成为近海区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核心区。

(二)交通运输网络系统形成

市场之所以成为市场，就是在于它是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流动的场所。而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交通运输网络是必要的平台，在传统市场尤为重要。唐宋时期，在近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联系全国各大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陆路、水路、海路三位一体交通网络。近海区域与内陆区域的交通网络主要包括：淮河以北见严耕望所列多条道路：

郑汴东通泰山之阴滨海平原的郑汴东通莱登驿道及其支线、郑汴东通泰山之阳山岳丘陵的郑汴曹兖沂海道、登莱渡海通辽东道及赤山大珠山通新罗道。*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6卷《河南淮南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1页。

江南有长江和运河水运系统沟通近海市场与中原腹地和西部地区的联系；东南一带有广东、福建等地有多条陆路穿越岭南诸岭的交通线路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更有一条海路，即沿着中国海岸线海航南下北上，沟通了近海区域内部的交通与经济社会交流。

近海区域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交通航线，主要有从山东半岛横渡黄海、或沿渤海海岸线航行，抵达朝鲜半岛；从扬州、明州、杭州等港口横渡黄海，达朝鲜半岛南端，或横渡东海，可达日本的博多、值嘉岛等港口；从泉州、广州等港口沿南海海域海岸线南下，达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继续沿印度洋海岸线航行，到达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继续南行，进入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地中海一带的西亚、中亚、欧洲等国家。沿东非印度洋沿岸航行，抵达非洲国家和地区。

近海区域内陆、水路、海路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体系的形成，使近海市场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交流，获得了源源不断地供应海外市场的出口商品，从而使近海市场成为中国市场向海外市场拓展的桥头堡。

(三)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活动

市场是商品和要素交换的场所。近海市场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市场，还在于它具有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活动。且不说泉州和明州等大港口城市繁华交易之景象，仅看沿海一带一些中小港口城市和市镇的交易规模，都令人惊讶。泉州附近的石井镇在南宋前期全盛时有铺肆千余爿，年商税逾三万贯；*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4页。福州附近的海口镇镇内“官场仓库浩繁”，商税“课额高”，“监官所的纲例钱巨万”。*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3《刘五竞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由此可见，近海市场内通全国各区域市场，外联海外市场，其市场的空间辐射范围广阔，市场联系度紧密，市场交易规模巨大，近海市场对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举足轻重。

(四)海商群体的兴起。

商人是市场的主体，近海市场主要依靠海洋而发展起来。在近海市场发展的同时，海商群体也随之崛起。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转为海商者，“数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赀千万”。*洪迈：《夷坚志补》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1页。这些大海商只是其中的代表，“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海商出海，常常是许多商人组成的大商队：

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朱彧：《萍洲可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高丽史》中也有大量史料记载了中国商人到高丽进行贸易的情况，杨渭生根据《高丽史》的有关材料统计，两宋时期宋商去高丽130次，4 948人。*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中国海商大规模征战海外市场获利巨大，也吸引了海外商人到中国做生意。浙江、福建、广东一带主要港口城市,海外商人云集，“夷夏杂处，权豪比居”。*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在中外海商的积极拓展下，近海市场从沿海区域不断向外拓展，将东洋市场、东南亚市场、南亚市场，乃至欧洲、非洲市场之间密切地联系起来，强化了中国在亚洲经济的领先地位。

二、近海市场的发展

兴起于唐宋时期的近海市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劲的经济活力，它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着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近海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明清时期，近海市场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明清以来，一些新兴港口城市快速发展起来，沿海城市群更加密集、新的核心区不断增加，核心区极化效应更加显著。这其中，上海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宋元时期，出现了青龙镇、上海镇、澉浦镇等港口市镇。清代，上海已作为一个新兴的沿海城市和港口城市发挥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辟为中国对外通商的五个港口城市之一，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亚洲最繁华港口和国际大都市。20世纪初期，上海已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金融贸易中心。与上海发展相似的还有厦门。厦门是在明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自清初开埠后，很快就取代漳州成为福建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明清时期近海市场发展壮大另一表现是：海运规模逐步增大，有取代和超越运河运输之势。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中指出，唐宋时代的运河起到了连接国家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重大作用，因为唐宋时代进入了“运河时代”。*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北京：中华书局，1944年，第125页。宋以后的大一统时代，中国同样在北方建都，同样面临东北、西北边患，但是，元明清时期国家政权对运河的依赖性明显下降，转而寻求沿海航道的海运。在近海市场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运河漕运的优势已经处于强弩之末。元代海运规模庞大，*张炜，方慧主编：《中国海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国家政权控制、民生大计不再独仰运河，而是内陆运河和海洋航道并驱。明清时期，政府也时断时续地利用海洋航线进行军饷运输和漕粮转运。清嘉靖年间，朝廷上还出现了漕粮海运与河运之争，*熊元斌：《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这充分说明近海市场的经济辐射力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此外，明清时期的海商规模更加庞大，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已经形成了一些市场垄断集团，王日根研究表明：

明清时期最活跃的海上海盗船帮，有漳、泉之交九龙江出海口与厦门湾、漳、潮之交韩江出海口与诏安湾，广、惠、肇属珠江下游三角洲海湾地区，海南岛、雷州半岛与北部湾，长江出海口与杭州湾等系统，其首领分子的地域组合并非陆地的府、县，而是跨府、县、省的海域。*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3页。

这表明明清的近海市场，已经被一些大海商集团分割垄断。为了独霸近海市场，这些海商集团之间常常用暴力手段来排斥竞争者，造成近海地区种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威胁到国家政权和疆域统一，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可见，明清出现众多威胁国家安全的“海寇”，与明清近海市场的发展不无关系。

三、近海市场的特点

“近海市场”从内陆视角上看是“靠近海”的区域市场，是内陆市场走向海洋市场的起点；从海洋视角上看是“靠近陆”的区域市场，是海洋市场登陆和与内陆市场交接的市场。因此，近海市场作为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它是内陆市场和海洋市场的交汇点，具有内陆市场和海洋市场的双重性特征，这是近海市场的第一个特点。

古代史籍里很早就有“互市”一词，近海市场就是内陆市场和海洋市场、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互市”而产生的一个有形市场，一个经济带。在近海市场里，我们能看到海外贸易拉动下的专业化商品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也能看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日益庞大的进口品消费群体的崛起。这就是内陆市场和国内市场特殊性所在——它不仅是贸易交易地点，还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消费市场。同时，近海市场又具有海洋市场的特点，海洋市场主要是以远洋航运为基础、以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体的市场体系。

近海市场的这一特点在各大沿海城市经济中十分突出，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研究宋代明州时，就开始意识到明州经济这种内陆市场与海外市场相交织的特点：

超越明州地域消费的特产品，如越窑、鄞窑、明席、草鞋、海产品、奉化絁、女儿布、金波酒、双鱼酒、铁器、铜器(古器)、铜食器、竹器等，都利用其商路上的良好地理条件，积极地被贩卖到各地。经过明州的物资，一部分在转运时就在城下被贩卖，在本地进行流通。浙东、浙西、广南的米，福建、广南的药材、矿石、木材、染料、日本的木材等，是其中代表性的商品。*[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5页。

观察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这种内陆市场与海洋市场相互交织的特点就更加突出。明清上海市场体系至少有三个层级市场体系：其一是作为重要海外交通港口城市的海外市场体系。因具有良好的港口经济优势在宋元时期兴盛一时的青龙镇、江湾镇、黄姚镇、上海浦，到明清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一体化的港口城市——上海。其二是作为核心城市拉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区域市场体系。上海经济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区域集聚与扩散的特点，拉动着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松江地区，在明代中期即成为棉花棉布生产中心，有“衣被天下”之称。到清代，棉纺织品已经遍及上海各城镇，上海县城也发展成为棉纺织手工业中心，并为棉布加工、印染、踹砑业的集中地。*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90页。其三是辐射中国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国内市场体系。上海地理区位极为优越，它位于长江出海口，富饶的长江流域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同时位于沿海地区中心地带的港口条件，使上海成为国内海运经济的集合点，这一优势造就了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繁华的中心。

近海市场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对外贸易为支撑。近海市场与其他内陆区域市场的异质性，在于近海市场的外向型，它直接面向海外，以对外贸易为支撑。如前所述，中国对外贸易早已有之，但直到唐宋时期才形成近海市场，个中缘由，就是在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此，唐始设市舶司以规范海外贸易；北宋也设市舶机构管理海外贸易，市舶收入逐年增长；南宋政府将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采取多种奖励海商的政策。

明代和清初的海禁政策，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一度衰落，也因此引起近海市场的萎缩，但近海市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走私”的方式存在，被扭曲的市场仍然继续发展。到清中期，海禁开驰，近海市场积蓄的力量喷井，海外贸易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越以前朝代，而且海外贸易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继续出口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的生丝、绸缎、瓷器、糖、药材、书籍、皮货等产品外，还有一些转口产品出口，如从西洋地区进口的香料向东洋地区转口，而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也已经不完全是那些供上层人士消费的犀象香药或玻璃制品，而是一些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和民生用品，如从日本大量进口铜料，*参见日本学者永积洋子《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日本文创社1987年版)中所列中国商船出口商品清单。世界各地的白银也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出超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随着海外贸易发展，中国的海关关税不断增长，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浙海关、江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四关关税收入分别为： 79 952.4两、73 606.6两、208 368.2两、1 165 263.1两，到道光元年(1821年)，四关收入分别增至115 066.05两、73 656.67两、30 258.345两、2 479 820.12两，*资料来源王万盈著《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242～244页，“嘉庆十六、十七年全国主要税关税收一览表”、“道光元年全国主要税关所征赋税表”。除江海关变化不大外，其他三个海关的关税收入都大幅度增长。

近海市场的第三个特点表现为它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唐宋以来，随着近海市场的发展，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日益扩大和加强。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均记述了当时中国人所交往或所认识的诸多海外国家和地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所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等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甚至还引起“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遐想。郑和下西洋目的众说纷纭，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万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这种观点用于古代，不是什么后见之明。古代东方向西方的寻求，西方向东方的探索，都有着物质需求的因素，可以认为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是需求形成的对话。*万明：《历史之弦可以这样拨响》，《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的序，载[美]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邱仲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近海市场是中国海外交通的港口集落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在这里进行着大规模的“需求形成的对话”，同样也承载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精美无比的丝绸和瓷器吸引海外商人趋之若鹜，传统中国健全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深厚的文化瑰宝，都以传奇般的魅力吸引着海外眼球：唐代日本多次派遣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回国后，借鉴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推动日本社会制度改革；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是日本、高丽等国重金采买之物。针对中国对书籍出口的限制，日本采取技术移民的方式，鼓励中国刻印工匠东渡，在本国境内大规模刊刻中国的书籍；*[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84页。宗教的交流也是与商品贸易相生相伴的文化交流内容。泉州是宋元时期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由于各国外商长期聚居其间，各国宗教也随之传入泉城，这一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有印度教、回教、基督教、摩尼教与喇嘛教；*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伴随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在海外传播，指南针的西传就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海上交通贸易有关。指南针在航海方面的运用，为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和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近海市场同时也是中国与海外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域空间。

四、近海市场的历史启示

21世纪的今天，近海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稳实桥头堡，更像是一块跳板运动员借助起跳获得力量和高度的起跳板，带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世界、跃上新的高度。

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近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及近海市场在政治经济上的战略地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更多的关注点只集中在近海区域的一个部分——沿海地区，忽视了广袤的近海水域及其周边岛屿群所蕴涵的巨大经济价值和政治经济意义，这使中国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限于内陆经济大国。未来中国，必定要从内陆经济大国走向海洋经济大国，这就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把经济发展和开放从沿海海岸带向近海水域带进一步推进，构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上的近海经济带，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近海市场，是一个经济范畴内的概念，是一个有空间概念的有形市场。一个区域市场的出现，在于这一区域具有一种“正能量”将各种经济要素吸引而来，形成集聚与集中，创造规模经济效益。近海市场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市场的外联内合关系。因此，中国近海市场的发展并非是孤立的，而是需要依赖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关系才能良性成长。建设中国的近海市场，并非画地为牢，在近海海域圈一个海域空间，排斥海域周边的国家。恰恰相反，要建好中国的近海市场，需要联合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而一旦近海市场在空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出现，就意味着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很强的经济辐射和拉动效应，那么就达到了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双赢”经济效应。经济共同发展的平台，也为政治上的合作和联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台湾岛而言，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是一个敏感而棘手的政治问题，若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它却不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近海市场之内的一个岛屿，它自古以来与大陆有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台湾要突破岛屿经济的地理局限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必然需要与大陆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以近海市场为纽带的“陆—岛”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而这一经济关系一旦完全形成，唇齿相依的“陆—岛”经济关系，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弥合着政治上的隔离和观念上的分歧。由此可见，以近海市场建设促进两岸统一，是处理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必然之路。

中国海疆辽阔，中国近海市场广阔。从中国古代近海市场成长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近海市场发展良好的历史时期，恰好是中国海疆扩张和海域安全的时期，而在近海市场发展受阻时期，则是海寇盛行、海疆安全受到威胁的时期。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有近海市场的发展，才会有规模庞大的中国海船在近海海域上活动、才会有大量的移民在近海区域的海岛上生活，这就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证据。历史证明，“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不能够阻挡住“海寇”的肆掠横行，反而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只有积极主动建设近海市场，大力发展近海市场，才能加快海洋开发的步伐，才能巩固国家的海疆安全。

21世纪，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在不断推进。石油、天然气、渔业等近海海域的经济资源开发利用，已经变成了现实，近海区域的巨大经济利益也日益彰显出来。今天建设近海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展传统的海外贸易，而是包括了开发近海海域的经济资源在内的以近海海域为空间的一切经济活动。近年来，南海争端升级，多股国际势力在南海海域以各种方式展开较量。南海岛屿群的主权争端，实质上是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是近海市场的暗战。保卫中国海疆安全，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军事威慑只是权宜之计，关键在于加快中国近海市场的建设，加快海洋开发，使中国的近海地区不仅仅是中国版图中的疆域，而是成为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面对南海问题僵持不决、国际争端不断挑起的严峻局势，中国加快对近海海域的海洋资源开发更加急迫，中国必须采用经济手段实施政治目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遏制一些国家故意制造海域属权争端，保卫中国海疆。

(责任编辑张健)

作者简介：①林文勋，云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廖伊婕，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锦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