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的时代之痛与未来之路

2016-04-11 21:21曾苗曾庆江
视听 2016年3期
关键词:焦点访谈叙事策略平衡

□曾苗 曾庆江



《焦点访谈》的时代之痛与未来之路

□曾苗曾庆江

摘要:《焦点访谈》是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典型代表,其风行实际上是传媒市场和政府支持双向合力的结果。为了保证节目的总体质量以及安全播出,它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叙事模式。但由于肩负着政治使命和观众期望,它只能负重前行,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关键词:焦点访谈;叙事策略;平衡

《焦点访谈》是在20世纪90年代新闻改革大背景下产生的名牌栏目,时至今日,已逾20载。虽然在电视媒体市场化、娱乐化的今天,它已经风光不再,但是社会影响却不容低估。可以说,《焦点访谈》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痛与病。

一、《焦点访谈》产生的时代动因

《焦点访谈》的创办人之一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中详细披露了《焦点访谈》诞生的具体过程,书中提到,是在台长杨伟光的亲自拍板下定名为“焦点访谈”的。时任《焦点访谈》制片人的梁建增也说,“创办《焦点访谈》,风险犹如冰峰,胆怯的人远离它,无能的人绕过它,圆滑的人只在口头赞扬它,只有勇士,一群胆大心细、义无反顾的人才会面对困难,勇敢地攀登而上。”①《焦点访谈》的诞生,绝非几个人策划的结果,而是传媒市场和政府支持双向合力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传媒市场化是《焦点访谈》产生的重要原因。传媒市场化是政府改变了先前对媒体大包大揽式的做法,将其推向市场,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要求媒体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变为“以接受者为中心”。《焦点访谈》以舆论监督报道为主,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受众泄愤以及维权的需要。它借助摄像机用画面呈现事实真相,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影响力,使自己在媒体竞争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焦点访谈》往往选取腐败、公权私用、环境破坏等民众较为关心的话题进行追踪报道,获得大众的满堂喝彩。一些一直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经过《焦点访谈》曝光后都得到及时解决,使《焦点访谈》的公信力逐步提升。

传媒市场化、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情绪需要固然是《焦点访谈》等批评类报道的助推器,而媒体主管部门的默许乃至鼓励真正为这种节目形态创造了繁殖空间。在社会转型期,鼓励改革、鼓励创新是必然举措。改革使过去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一定程度下放到了地方,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也为某些地方政府自行其是、尾大不掉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对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一些政策无法落地,甚至变成地方官员祸害民众的保护伞。同时,某些地方官员为了地方利益或者个人私利还不择手段隐性地对抗、瞒报、哄骗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发现并利用了电视媒体在反映真实信息、监督地方政府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焦点访谈》成为中央政府强化自身权威,落实中央精神的一个得力的舆论工具。”②一方面,通过《焦点访谈》让全国民众明白大是大非、可为与不可为,实际上为地方政府和权力个人念了紧箍咒;另一方面,对某些地方政府或者权力个人违法违纪的行为进行曝光打击,从而起到威慑性和警示性作用。因此,以舆论监督为主要目的、以负面曝光获得大众喝彩的《焦点访谈》实际上是维护中央政府权威性的利器,同时也显示出中央政府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已故青年学者郑世明看来,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节目,其现实功用体现为三点:其一为中央决策提供事实依据。《焦点访谈》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舆论影响力开辟了“通天”言路,实现了以节目的方式与中央领导的直接“对话”,同时也是中央领导了解基层情况的重要窗口。其二为政府设置议事日程。媒体在现实生活中应当扮演好社会环境守望者的功能,同时也应当以意见领袖的方式参与政府决策,做好相应的舆论引导工作。其三对其他制度性权力产生相应的影响与渗透。《焦点访谈》或者代表着政府意志,或者代表着大众民意,对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制度性权力起到相应的干预、影响、渗透乃至完善的功能。③《焦点访谈》等电视栏目的现实功用,是它们在现实生活中长盛不衰的真正秘诀。

二、《焦点访谈》的叙事策略

为了保证节目的总体质量以及安全播出,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叙事模式是非常必要的。《焦点访谈》采用各种叙事策略来吸引受众,使节目长期备受关注。在“用事实说话”的基础上,《焦点访谈》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三段结构模式:第一部分是演播室主持人对基本情况进行概括性介绍;第二部分是记者到现场进行走访调查,陈述基本事实;第三部分是重新回到演播室由主持人对相关事件进行评论。在大众看来,第二部分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主要事实在这里得以揭示,或者让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或者让人击节叫好拍手称快。从叙事角度看,第一部分采用全知叙事,主要起到引导观众进一步关注节目的目的。第二部分则多采用限制叙事,或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是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或是目击证人的情景还原等,虽然带有极强的主观性色彩,但却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可以“亲历”的事件现场,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性,体现了节目“用事实说话”的口号。总体上看,节目的第二部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环节,即“事实的调查”“事实的选择”“事实的表现”。所谓“事实的调查”,是“记者以第三者的身份,用完整的、与事件真相同步发生的事实来展现事件从起因到结果的全过程”。在“事实的选择”中,强调“记者在把握和选择事实时,一般会形成这样一个科学的‘证据链’:提出问题——一方当事人的讲述——其他人的旁证——物证——另一方当事人的解释——有无相关证据——根据政策的界定或请权威人士做出判断,以负责任的态度准确报道事实”。④而“事实的表现”则需要结合电视的表现特点,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将事实的脉络再现于荧屏,也就是一切都必须有根有据,或者说材料必须能够为后面的结论性观点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使节目更好地吸引大众,《焦点访谈》有意采用了故事化的策略。《焦点访谈》特别注意情节打造、故事讲述以及人物塑造,可概括为“故事化、人物化、情节化、细节化”。为了使观众获得共鸣,节目常常让普通百姓出镜,用他们的形象和声音来表达事实的某一个环节,颇具民主化色彩。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满足公众的话语权,在坚守“党的喉舌”的同时也担当“群众的喉舌”。为了让故事吸引人,《焦点访谈》一般在叙事策略上会遵循以下原则:其一,在叙事的话语前提上,从“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原则出发,让媒体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国家权威性的体现载体,对观众有说服力,对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组织有威慑力。其二,在叙事结构上都是从悬念开始(一般由主持人在演播室里完成),然后是记者层层剥笋式的调查,接着是事件的处理结果(职能部门现身说法,对相关问题进行批评或解释),最后是总结提升(揭示问题得以解决或者将得到解决,以及事件给予我们的启迪)。这一叙事结构是一种线性模式,符合大众的传统接受心理,满足了“大团圆”式的心理期待。其三,《焦点访谈》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自身的制胜法宝。比如在第二部分采用线性叙事来迎合受众的接受习惯;采用“访谈”的方式增加节目的亲近感和真实性;借用“宝物效应”,比如上级政府官员、政府红头文件、证章等,达到“一物降一物”的效果。

三、《焦点访谈》能走多远?

从编排时间上看,《焦点访谈》紧接《新闻联播》之后,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共同打造了晚间黄金时间版块。《新闻联播》有时会对即将播出的《焦点访谈》内容做相应的预告性报道,再加上《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现实威力,有效保证了节目的高收视率。

事实上,舆论监督并不是《焦点访谈》惟一的或者主要的选题,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印象最深的当属舆论监督无疑。新闻媒体是大众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新闻媒体之所以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不过是代替社会舆论行使了监督的权利而已。”⑤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屡屡奏效甚至成为舆论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折射出我们的时代之痛——现实生活中对权力组织和权力个人的监督还相对有限。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只是“用事实说话”,不具备任何权力。但是借助摄像机无与伦比的威力以及领导对节目的重视,《焦点访谈》获得了一种虚假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层级性而成为一柄对地方产生足够威慑力的“尚方宝剑”。

但是,《焦点访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任我行”。首先,它需要把握“度”的平衡。孙玉胜认为,“电视新闻改革,特别是其中的舆论监督节目能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平衡’的结果。我认为舆论生态平衡至少应该包括三层含义,这就是:‘结构中的平衡’‘动态中的平衡’和‘选择中的平衡’。”其中,“结构中的平衡指的是一种总量平衡——不同选题内容在播出总量上既无‘不及’也无‘过’,它是一种在调度中实现的控制的艺术”。因此,《焦点访谈》除了批评性报道外,也有相当比例的表扬、提倡性的内容,引导大众认识到现实社会中的“主流”与“非主流”,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构建与舆论的引导。“动态中的平衡”是指“舆论监督应当是渐进的而不是急躁的”。舆论监督不是将监督对象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是本着“治病救人”“积极的善意”的原则,以解决问题、优化提高为最终旨归,实现舆论监督的良性循环。《焦点访谈》特地在节目中增加“反馈·回声”版块,将“大棒”和“胡萝卜”两种手段交替使用,实际上就是在追求“动态中的平衡”。“选择中的平衡”是指“节目对事实的选择,以及这些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是‘述’与‘评’的平衡关系”。⑥

媒体理应以新闻价值为出发点,以事实为基本依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焦点访谈》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电视栏目”。“一方面,它肩负着沉甸甸的舆论导向使命,它要符合政治和政策导向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承载着厚重的观众期待和观众对媒体的正义寄托,它要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能;同时还有作为一个电视新闻栏目所定义的属性,它要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电视表现规律,它还要在这些规律的约束中参与同类和不同类栏目的竞争,要运用这些规律形成自己的表达风格从而形成稳定收视……”⑦从这个角度思考《焦点访谈》能走多远,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命题。

节目叙事的模式化,工作人员的心态日益老化,观众的审美期待不断提高,电视媒体面临的生存环境日趋复杂……这些都给《焦点访谈》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挑战。求新求变,应成为其实现电视荧屏常青树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11.

②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64.

③郑世明.权力的影像:权力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媒介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07-116.

④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79.

⑤曾庆江.媒体平衡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37.

⑥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03-109.

⑥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04.

(曾苗系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曾庆江系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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