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竿头进一步　独拓求索朔志评＊

邱新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北京100021）

百尺竿头进一步独拓求索朔志评＊

邱新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北京100021）

山西是文化大省，方志文化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孟子》称道方国之书即以晋《乘》居首，晋《乘》即为山西方志之源。山西历代编纂志书900余种，现存旧志536种，占国内现存旧志的1/20，居全国各省区市第八位。山西省又是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新方志的策始地，对新方志编修做出了突出贡献，既编修出一大批省市县三级新方志，又涌现出一批修志专家，在中国地方志学会28名学术委员中，山西就占了两个席位，这也体现出山西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

山西两席学术委员之一，即任根珠先生（别名西樵）。根珠先生乃我挚友，从事方志编研工作近30年，为山西修志事业尽心竭力，劳绩卓著，2012年底退休之后，仍潜心志业，笔耕不辍，奋进不已，近日复以其主编的《朔城志评》新著见示，拜读之后，倍感欣喜。

《朔城志评》系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志（1989—2010）》的评论文集。《朔城区志》2014年11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它既是首轮《朔县志》（1999年版）的续志，又是朔城区自1989年成立以来编纂的首部新区志。该志分上下两册，290万字，如实记载了朔城区改革开放22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先有志，而后有志评，《朔城志评》于是乎作。《朔城区志》是山西省二轮修志中的第一部全彩印志书，《朔城志评》又是山西省二轮续志中的第一部新方志评论专集，其探索之精神，让人尊敬！

《朔城志评》总体设计别有新意，在已出版的方志评论集中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志书评论”为主体内容，汇集专家学者的39篇评论文章，占全书70％。撰写评论的专家中，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有王广才、王铁鹏、王晖、齐家璐、吕志毅、沈松平、苏炎灶、武铁良、侯月祥、欧阳发、郭风岐、梅森、梁滨久、颜小忠，达14位之多，同时还有姚金祥、谭烈飞、周慧、司念堂、王蕾等多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省级志办领导，热心志业的陈野、伍启林、王志超、高海等社会贤达，以及志界中坚王卫明、柳成栋、张世民、莫艳梅、代燕春、沈永清、樊春楼等，山西志界专业修志人员焦永萍、任小燕、冯翠兰、王仰东、陈向荣等，可谓人才济济、琳琅满目。评论文章形式不拘一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观点鲜明，有的放矢，具有理论高度。通过评述和剖析，为社会各界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朔城区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对于宣传朔城区，发展朔城区的各项事业，无疑是一个极有见地的举措。

第二部分“经验总结”，汇集志书主编杜启贵、总纂王雄一以及朔城区志办主任常凤霞的三篇总结性文章，便于读者了解志书编纂过程以及经验总结与交流。《朔城区志》编纂历时六载，耗尽了志人的心血，更有他志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通过编纂人员亲口讲出来，对总结修志实践活动，推动方志理论研究，裨益甚大。

第三部分“志稿评审”，摘选了2013年7月参加志稿评审会中五位评审人员的评审稿，便于读者了解从评审稿至成书的修改过程。在我见到的志书评论集中，将“志稿评审”内容列入，还是首次，此为主编的独特创意之一。增加这一内容，可为修志人员提供参考借鉴。

第四部分“附录”，选录了志书中的“序”“篇目”“概述”“后记”，末附“朔州市朔城区志勘误表”，此为编者的又一独特创意。《朔城区志》的序共有三篇，两篇由地方党政领导撰写，一篇由修志专家撰写。旧志中的序、跋，多由文人（主修或主编）撰写。这些序言不仅阐述编修志书的意义，还说明编纂者的意图，并探讨志书编纂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后世留下许多修志经验的总结和修志理论的探讨等，为方志理论研究留下难得的宝贵素材。在首轮、二轮志书中，序言多为地方党政领导撰写，文人或修志专家撰写序言的还是少数，故编纂志书总结性的理论文字留存太少，不利于方志理论研究。根珠先生所作之序即“序三”，从学术的角度、地方志视野观察全志，既反映出志书主编的编纂思路，又对志书地图的运用、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多角度多方位接续历史、重述人文历史特色、前志的补遗勘误等五大创新特色给予肯定，可称之为志书编纂实践与理论的总结。将经过精编的志书篇目、“概述”与“后记”的原文编入“附录”，便于未睹志书的读者了解是志梗概，为读者阅读志书起到重要的导读作用。而附入“朔州市朔城区志勘误表”，则既显示了编著者勇于纠错的精神，又给读者以提示，避免以讹传讹。众所周知，真实性、全面性是志书的价值所在，但因种种原因，志书出现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不足和遗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志书质量和信誉。志书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优劣短长，公道自在人心，肯定赞扬的自不必说，批评揭短的也在所难免。除积极组织自纠自补外，还应尽可能动员社会力量批评指正。面对志书中的差错和不足，勇于正视，虚心改正，这不仅不会损伤修志工作者的形象和声誉，还会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和信任。相反，若是对志书错漏听之任之、视而不见，那才是对修志工作形象和事业发展的莫大损害。朔城区在志书出版后便接着编纂志书评论集，使得在较短时间内纠正志书的不足和遗漏变成了可能，这种勇于担当、自觉纠误的做法，体现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值得赞扬。

我国大规模开展新方志编修，已历30余载。新方志陆续面世，方志评论随之兴起。方志评论集的编纂，不仅是向读者推荐、宣传志书的重要载体，同时亦是分析编纂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交流修志心得，拓展志人视野，深化方志理论研究，进而提高新方志编纂质量的重要手段［1］刘希汉.刘金凤，安爱民.关于方志评论的再评论.中国地方志，2004，（6）.。编纂志书评论集，既要选择编纂质量较高、有特色、有创意的优秀志书，又要有众多高素质的评论人员参与，评论才会切中肯綮，论文集才有价值。据个人目力所及，首轮新方志编修中，自第一本《如东县志评论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后，陆续有多部新方志评论集面世。正式出版者如《如东县志评论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青州市志〉评介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奉贤县志文论选》（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洛阳市涧西区志评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襄汾县志评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庆市志〉评论集》（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吕梁地区志评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广陵区志评介》（黄山书社1995年版）、《蚌埠市志评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天津经济开发区志评论集》（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厦门市志评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等，属于其中的佼佼者；限于经费而内部印刷的，如《渭南县志评论集》（渭南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1988年）、《利津县志评介集》（利津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2年）、《〈新野县志〉评论集》（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新野县史志总编室1992年）、《石泉县地方志评介文集》（华夏地方志研究所1993年）、《新编〈林县志〉评论集》（林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1997年）、《广州市志1991—2000专家评论文集》（广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市志略评论集》（景德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志评荟萃——新编〈长兴县志〉评论集》（中共长兴县办公室1994年）等，质量也很不错。无论是公开出版还是内部印行的，均系作者在从事志书工作的实践中有感而发的心得体会，大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探索解决之道，其中不乏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讨解析，有些创新之见，对指导方志工作健康深入开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其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使后来者知所戒惧，发挥了很好的典型引路作用。

而这些众多的评论集，绝大部分均系由志书编纂单位自行编纂的，聘请方志专家另行主编的仅有《大庆市志评论集》（梁滨久主编，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版）一部。《朔城志评》是我见到的由方志专家主编的第二部方志评论集，同样展现了专家主持的优点。专家主持评论集编纂有几大好处：其一，专家在国内方志界及社会科学界有较高的知名度，人脉联系广泛，可组织、聘请到一流专家、学者参与评志，从而可保证评论稿的质量。其二，专家具有较高的文字功底和方志理论水平，往往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能够敏锐识别志书的优长与不足，在编辑评论稿时可发挥把关作用，不至于以讹传讹，从而使得评议对象的经验教训得到认真总结，进而指明志书编纂的正确方向。这些优势，在《朔城志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尤其是在普遍不重视系统地开展对一部志书进行评论，专题论文集极少，专家主持编纂者更少的今天，《朔城志评》的出现，便有了别样的示范意义。以此，根珠先生嘱序于我，虽自知才短，但以乐见其成，乃略书读后感怀，以是为序。

（责编：杨欣）

邱新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研究员，《中国地方志》主编。

＊本文是《朔城志评》序言。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