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渊源

谭瑞梅(三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浅谈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渊源

谭瑞梅
(三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长期以来，曾国藩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将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在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其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予以肯定或否定。鉴于此，笔者认为客观真实地反映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思想，特别其道德修养思想的渊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 键 词]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渊源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曾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等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现代人有称其为“刽子手”、“卖国贼”、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并对其予以全面否定的；亦有对其极为推崇的，如：毛泽东年轻时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日本人川崎三郎在其所著《黄种之四大伟人》中将曾国藩与世界近代史上日本的西乡隆盛、土耳其的阿须曼、匈牙利的科苏特并称为黄种民族的四大伟人。真是褒贬如冰炭,隔若天渊。究其原因，是人们始终解不开曾国藩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结纽，往往因其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立场而忽视他在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因素。掩卷之余，笔者想探究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渊源。查阅文献，探其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渊源之一——继承传统文化

曾国藩自幼博览群书，精通经典，自称“学问多途，皆涉其涯”[1]他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大量的思想养料，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道德修养思想的理论来源，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思想，诸子百家，兼收并蓄。

1．“内圣外王”思想

曾国藩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深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语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因为用此语概括儒家思想十分确切，逐成为儒家的基本命题，从原始儒学到现代新儒学，始终在“内圣外王”的模式里运思。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就是践行“内圣外王”的典型。他以周、孔为榜样，说：“周公之才艺，孔子之多能，吾不知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吾亦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2]。可见，他是周公、孔子道德修养理论的忠实继承者，并为之终身致力，达其目标。

儒家的“仁、礼”是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吸取的基本思想。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3]“仁、礼”是道德的规范，也是道德修养的境界。儒家强调“德治”，“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4]故曾国藩提出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主张，认为做到这一点，便“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5]”他对孟子的思想也深有体会，在谈到《孟子》一书时说：“《孟子》七篇，言君道者甚多，而莫要于‘修其身而天下平’一语。[6]”

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也是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儒家对君、国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激起他维护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的“救世”热情。面对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他痛心疾首，说：“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7]”“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其挽日于万一。”[8]当然，他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应予以否定的。

2．程朱“格物致知”思想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的道理，懂得普遍规律。程朱把普遍规律叫做“理”。“理”的含义就是天地本原，万物法制。

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将作为封建道德原则的“理”看成是世界的本原。曾国藩受理学影响很深，对宋明理学甚为推崇。在入京之前，理学功底就较为厚实。在中进士后不久的朝考中便初露头角，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文章中，他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这正好迎合了道光帝的胃口，道光帝亲自将他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入京后，曾国藩成为京城内理学修养圈子中的一员，受到圈内师友们的教诲，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并开始了道德修养思想的系统教育。“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9]在日记与诗文中，曾国藩也多处记载钻研理学的情况。“唐先生，……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二三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曾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10]。“至唐镜海先生处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1

曾国藩自称“一宗宋儒”，平生以理学信徒自居。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他将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列入了“圣哲”中，高度称赞他们说：“自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张子，以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吾子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11]他笃信理学，在实际生活中不遗余力地贯彻实行。他宣扬“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将封建道德纲常视为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永恒存在。他认为“凡人一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9]1394“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12]这些观点与朱熹的“人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的观点一脉相承。

曾国藩推崇程朱，把“格物致知”当成达到“复性”的重要途径和目的。他说：“格物，致知之事。……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之理，则格物也。”[13]“ 常人者，……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向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14]”

理学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讲究内在价值，曾国藩也正是这样。从他道光22年在北京所立“主敬、静坐”等12条日课，到去世前2年在金陵所定的“慎独”、“主敬”、“求仁”、“积劳”4条日课，可以看出他的一生贯穿着对封建道德的始终不渝的自觉追求。

3．诸子百家，兼收并蓄

曾国藩在实际生活，特别是为政一方时发现理学有时显得空疏无用，使他不得不博采众长，吸取各种新的思想养料。于是，申韩之术、老庄思想等都为他所用。其中，最突出的要数道家思想。他历来喜读老庄，向往“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15]他一贯谨慎谦让，盈亏相续、福祸相依的信念一直萦绕脑际。老庄思想是他安身立命之本，是他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背景意识。这在他的家书和日记中反映出来，他在同治元年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相求，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瞩其游心虚静之域。”[15] 721稍早，他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美。”这些引据证明，天道自然虚静观念是他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

曾国藩说：“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这表明法家思想也是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渊源。“经世致用”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怀抱济世之志，对社会的弊病有所察觉，因而践履内圣外王之道。他在家书中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而迁、韩也可学而至也。”[13]“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学，而后不忝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下之完人。”[13]

经世思想的影响，使曾国藩具有面对现实的态度，他认为读书要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注重实证实修，讲究实效。树立“不说大话，不鹜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经世作风。李肖聃评述曾国藩“公乃蓄德而穷思，博综而广术，树德则追周、孔，自叵隐师禹、墨，持法窃用申、韩，善处功名之际，乃因黄、老。故公之学，其大者出于礼经，而百家偏胜之术，亦时取之于济事。”[16]这个评述充分地说明，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承受的广泛影响，可以说，正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曾国藩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诸子百家无疑是他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二、渊源之二——良师益友的激励

理学师友是曾国藩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影响其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理学师友既是他获得思想材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他形成道德修养思想的激励因素。他很重视良师益友的作用，认为“求友以匡己不逮，此大益也”；[15] 140“窃尝观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必有人焉师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11] 183相信“闻誉言则心易虚，良友夹持可少乎哉？”他把志同道合的理学师友视作“明以为友，暗以为师，”[17] 636“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18]。他在给诸弟的信中，介绍自己在京的师友情况：“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良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19]

唐鉴是影响曾氏最大的师友，他称其为“德望为京城第一”，“自治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于文艺之短长”[20]当他得知镜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便“欲学之”。可见唐鉴的道德修养功夫对他的影响之大。他向唐鉴“考学问业”的情形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近时河南倭良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避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15] 92这则文字叙述了唐鉴道德修养的功夫，也表述了曾国藩昭然若发蒙的深刻体会。

第二位师友要数倭仁。曾国藩称赞他：“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首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15] 113他从倭仁那里学到两种重要的修身功夫，就是“无闻”和“研几”。“拜倭良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功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欲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循。”[15]92“城内拜良峰前辈……，良峰前辈言：无间最难圣人之纯和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子煞宜体会。我辈宜继续求时习而说。”[15] 123

此外，吴竹如、陈岱云、冯树堂、吴子序、窦兰泉、刘蓉、欧阳兆熊等，对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鞭策作用。众师友的激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从而自觉进行道德修养，形成系统的道德修养思想。

三、渊源之三——纯朴家风的熏陶

在曾国藩看来，光宗耀祖，成就大业，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家庭背景对他的成才和道德修养思想的形成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他道德修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影响的家人是祖父、父亲和母亲。

1．祖父“立起自责”的影响

祖父曾玉屏，人称星冈公，对他的影响很大。曾国藩在家书、日记中多次提到祖父的为人、治家经验。

曾国藩描述祖父“声如洪钟，见者惮慑”，称赞他“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20] 330、“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9] 4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颇受乡里人尊敬。邻里若发生纠纷,他常居间说和。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结责,势若霆催”,使那些“捍夫”退步。这种言传身教对曾国藩道德人格的形成不无影响作用。

曾玉屏35岁以前还是一个纨绔子弟。“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20]家里人拿他无可奈何。其父死后，他失去了依靠，乡里长老讥讽他。他听到讥讽后“立起自责，货马徒行。”“种疏半畦，晨而耘，吾任之，久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豸，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20] 329。苦心经营，家境逐渐宽裕起来。祖父的经历启发曾国藩悟出一个道理：“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9] 217“迁善改过”的修养信条对他的一生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日记中写道：“志不立，过不改则无忝所生。”“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9] 152

曾玉屏成熟老练，威严持重，治家极严,订立家规,要求家人严格遵守, 令晚辈子孙们敬畏。曾国藩十分仰慕并效法祖父的威重。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尝细观星岗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岗公。”[9] 506他要求儿子纪泽“走路宜重，说话宜迟”[21] 393。“早起、有恒、重，三者皆尔之务”。[21] 23

祖父自强、勤勉、谨慎，家规家训对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祖父的家规中，有普遍见于中国农村家庭的“男子耕读,女子纺织”，还有独创的一套,如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早(早起)、考(祭祖)、扫(洒扫)、宝(敦亲睦邻)、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曾国藩一生时刻不忘他祖父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济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训编成口诀,令家人尊奉。祖父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八字口诀，不仅对曾国藩道德修养思想的内容，而且对他形成道德修养思想的方法均有启发作用。

2．父亲“愉色如初”的影响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人称竹亭公,备尝科场艰辛,他应试17次,直到43岁才中了秀才。父亲的艰苦求学,侍亲至孝,柔而能忍,都在曾国藩身上打上烙印。曾国藩参加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会试也考了3次。曾国藩的父亲十分孝顺,他的祖父曾玉屏教子极严,对他的父亲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而父亲则事亲至孝,面对曾国藩祖父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20] 332。曾国藩被称为“第一世忠臣孝子”,不能不说与父亲这种“愉色如初”的孝心影响有关。他每年寄钱养亲,替父母教育兄弟,“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这不能不是他父亲孝德的继承。他一生都处于拂逆之中,也遭受过奇耻大辱,但愈挫愈奋,屡挫屡振,这不正是其父“柔而能忍”的影响么。

3．母亲“倔强”性格的影响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性格刚烈，为人好强，且勤快能干,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也有重要的影响。他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22]曾国藩“禀母德居多”的话，说明了其母对他们兄弟道德人格的养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倔强”的说法，表明其母的为人对他们兄弟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影响。刚强是有志男儿的必备德性，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其祖父对他刚强的道德影响，又在其母的为人对他的影响中得到了加强。

可见,曾国藩的家庭背景对他道德修养思想形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习惯性的，潜移默化的，为他很快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思想的精华准备了条件，为他修身、齐家、治国、治军，成就“中兴”大业打好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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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5：47.

[20]曾国藩.唐镜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183.

[21]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M].长沙：岳麓书社，1988：23.

[2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10 .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6）01-108-06

[收稿日期]2016-04-11

[作者简介]谭瑞梅（19 76 -），女，湖南隆回瑞，教务员，从事应用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