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馆图书的捐赠主体述评

苏全有 张亚楠

(1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2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河南洛阳 471023)



学术论坛

民国时期图书馆图书的捐赠主体述评

苏全有1张亚楠2

(1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2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河南洛阳 471023)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捐赠研究，乃学术界的短板。就图书捐赠主体而言，以藏书家、其他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及普通民众为代表的私人捐赠和以书局、报社、政府机构、学校、外国机构为代表的团体捐赠，对图书馆馆藏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 图书捐赠 捐赠主体

民国时期，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兴起，社会各界的图书捐赠纷至沓来。目前，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图书的捐赠主体论述，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谢雷之《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探析》[1]、张书美之《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述评》[2]、黄晓晖之《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捐赠图书的管理与利用》、[3]侯茜之《文献资源再利用——以高校图书馆接收捐赠图书为例》[4]等只是有限涉及，总体看来，相关研究显得较为笼统和单薄。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图书馆图书捐赠的主体为视点，以民国时期为视域，梳理材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1 私人捐赠图书

民国时期私人捐赠图书主要有藏书家、其他各界名人和普通民众等。

1.1 藏书家

晚晴以降，各私家藏书急骤式微，尤其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战争的频繁，使私人藏书难以为继，大量图书流失损坏，因此，许多藏书家将自己所藏之书籍慷慨相赠于图书馆。

卢靖，字勉之，号木斋，自建知止藏书楼，所藏书籍十余万卷。清末便已创建多所图书馆如保定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民国时期，卢靖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北平木斋图书馆闻名。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时，其率先捐出自己的知止楼中所藏图书六万余卷，“南开大学为纪念其嘉惠学子的义行，将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5]卢靖逝世后，家属秉其遗志，将全部图书捐赠给清华大学。

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宋春舫，是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先驱者，历经多年，苦心翻译和创作，耗费心血搜集国内外戏剧方面的图书，其书房“褐木庐”主藏国外戏剧的书刊。抗战前后，宋春舫先生身体已染重病，“据闻待其病愈，即行加以检点，分期捐与北海图书馆。1938年8月，病逝于青岛，盛年病逝，壮志未酬。其‘褐木庐’中所剩书籍后捐入北京图书馆。”[6]

丁福保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书目专家。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80种国内外的医学书籍，合称《丁氏医学丛书》，并呕心10年，编成《佛学大词典》。酷爱藏书，自称藏有“十万又三千”卷书，建“诂林精舍”，后来藏书总数达15万余卷。同时，丁福保先生热衷于图书捐赠事业，捐献藏书众多，先后捐给无锡县图书馆、县立第一小学图书馆1868种，22904卷。1935年，上海市市立图书馆正在积极筹备，时有名医之称的丁福保致函给当时上海市吴稚晖市长，欲将藏书一万余卷捐赠给市立图书馆，以供众人阅览。其原函如下：“铁城先生市长钧鉴，(略)稔闻宏猷所至，兴举万端，而市图书馆之建设，倡导文化，启迪民智，功在千秋，尤所钦佩。弟薄有藏书，约一万余卷，衰老日臻，目昏神倦，既不能舒卷尽读，又不能饱畜蠧鱼，拟悉数捐赠市馆，以供众览，藉令得所。倘市馆落成有日，务乞赐示，俾得稍加整理，便作运输，倘荷不弃，为幸之至。专肃，歌颂政绥，弟丁福保顿首。”1938年捐入震旦大学2万册，5万余卷古今刊本，该校设立“丁氏文库”以志纪念。另有1000余册古籍则捐入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珍贵的购自常熟“铁琴铜剑楼”的宋元古本10余种。[7]

顾子刚，上海人，原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倾尽一生心血从事于图书馆工作，为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为庆祝北平图书馆复原，顾先生将其所藏图书之一部分，捐入北平图书馆。计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若干种，部分敌伪资料，大半为海内孤本或流传极罕之图书。其中书籍，有“以牺牲每日之牛奶粉所购得者(如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有为以政府辅助先生之医药费购得者(如华北日本军部调查班残档)，有为以若干种书籍交换得者(如大清律集解等)。能够搜集得到，极为不易。后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又捐赠大批珍贵古籍，如率先捐献《永乐大典》五册。”[8]推动了建国后的私人群体捐赠图书热潮的形成。

柳堂，河南扶沟人，字春斋，清末时在山东做官，喜爱藏书，尤其关于宋元时期的旧籍，极力罗致，蔚然大观。民国初期柳堂罢官后，闲居于济南城内一隅，地近明湖，颇享泉石竹林之乐，于是将藏书装璜百余大箱，临终时嘱咐其子孙将书运回河南原籍，建一所图书馆用来保存，不要让其所收藏书籍为作他用。但是自柳堂去世后，其子孙不仅未能将书运回河南，就连柳堂的灵柩，都流落济南，未得举葬。并且负债累累，不能偿还，债权者屡次索要都无结果，于是便将其控诉于地方法院，法院遂判决将图书变价以抵债，先将二十四箱施以假扣押。柳堂之孙，乃回忆起其先人遗嘱，如果遗书不能运回原籍，应就近捐入图书馆。这些书当然不能变价偿债，否则违逆先人之命。当即往访山东省立图书馆长王献唐，陈述意见，愿将该书无条件捐入馆内。后经一番曲折，如愿捐入馆内。经点查，“计六十九箱内，共有书一千○三十三种，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四册，集书居多。最佳者有《天目先生全集》《明万历刻本十六册》《王纵山先生文集》《明万历唐振吾刻本十一册》《龙汉集》《明尚论斋刻本八册》《张太岳集》《王文成公全集》《明嘉靖刻本二十四册》《陈白沙全集》《明万历刻本十册》《韩文考异》《明万历翻宋本五册》《文信国公全集》《道光重刻本十六册》《南庚疏钞》《明崇祯刻本二册》《韵会小补》《明四知馆刻本十册》《洪武正韵》《明刻本五册》《罗鄂州先生集》《明文献词覆宋本二册》《尔雅翼六册》《通话旧钞本一册》《安禄山诗集》《道光四年刻本四十册》《诗宿》《明万历刻本二十册》”[9]等等，皆为珍贵书籍，完全无条件，全部捐入图书馆。

藏书家的捐赠，社会影响巨大。

1.2 其他各界名人

浙江流通图书馆建立之后，成效卓著，其由邮局职员陈独醒个人创办，独立支撑四年，难以为继。蒋中正、蔡元培、胡汉民、陈果夫、朱家骅、王云五等，特为此发起募捐，“并祈向各界竭力劝捐共襄盛举，不胜盼祷之至。”[10]望社会各界能够扬中华教育之热忱，积极捐助。

国民政府资深元老，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近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可谓非凡。其先是将所藏汉魏碑石四百余方共三百多种，捐赠给陕西省陈列碑林，其中的石经一方，最为珍贵。后又于1937年4月将十余年所搜集到的珍本书籍数百种，全部捐赠给西京图书馆，“现正整理整箱，即将运陕。”[11]他向图书机构大量捐赠书籍，并多次支持图书馆等国民教育的发展。

于右任的莫逆之交，近代著名民主人士、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曾主政甘肃、陕西。1940年应天水著名学者冯国瑞函请，为发展甘肃天水文化社会教育，使当地普通民众能有一丰富读书阅报之所，邵力子将其在陕西所藏的大量图书，捐赠给天水县立图书馆，以飨士林。“图书以中国古籍，经史子集丛五大部门为多，都三万七千余册，社会教育艺术各各亦有四百余册。”[12]此外，中小学生文库各一部，合计共四万余册。

国民党的另一位大员，右派元老戴季陶在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曾考察青海省，亲身体验感觉到青海省的交通梗阻和文化闭塞，于是，便与该省官员商讨，欲使青海省办一所省立图书馆，并允诺将自己所收藏的“图书五千余册，悉数捐赠给该图书馆，以支持其发展、建设。同时，戴季陶派人到上海向商务印刷馆采购大批半价图书，一并捐赠给了青海省立图书馆。”[13]

上海总商会图书馆成立后，收到多方的捐赠图书，如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图书馆学史屈指可数的理论大家之一的杜定友所捐赠的“图书十四种、二十二册；担任过多个学校校董事的赵晋卿捐赠《黄浦江图》四幅、《溶浦事宜书》九种；著名共产党人梁树棠捐赠爱国报汇福；陆嘉桓捐赠新声杂志八册；吴志信捐赠图书十余册；陆明桓捐赠松陵陆氏业著九册”[14]等等。

严谔声曾揭露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阴谋，并披露了侵华文件“田中奏折”的内容。其在任职上海市商会秘书期间，参观工部局附设的公众图书馆时，发现馆内中文书籍，比较缺乏。于是便将其所收藏的大批中文古籍，“综计经史子集三千八百余册，尽数捐赠给该图书馆。”[15]工部局回函致谢，以答严谔声先生的慷慨捐赠、深明大义。

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副处长陈选善博士，曾赴新闸路光夏中学参观，以该校办理完善，备极称许。尤以该校图书馆，设备周详，内容丰富。当得知学校拟将图书馆作第三次扩充时，将辛苦所藏“中西珍贵图书三百余册，全部捐赠该校图书馆。其中多有古本木版书籍，尤为可贵。”[16]

李鸿章酷爱藏书，抗战期间，李鸿章之孙为实现其遗嘱，便利社会人士参考，将“望云草堂藏书共一万四干八百七十一本”[17]全部捐入法租界图书馆。但法租界当时尚未设立公共图书馆，“并以震旦大学图书馆对外公开，办理完善，乃将该项藏书，移交该馆整理编目……特辟精雅专室，庋藏该项书籍。”[18]其所捐赠之书籍，多为中国文学、哲学及历史学巨著。

杭县徐仲可为民国时期文学界泰斗，著述宏富，为海内学子所宗仰。其常以奖励后进，提倡风雅为己任。其捐赠俭德储蓄会图书馆图书数十种：《武林掌故丛书》六十四本，《清杭郡诗辑》十二本，《清杭郡诗辑续编》十六本，《清杭郡诗辑三辑》四十本，《杭州府志》八十本，《盛世危言》五本，《谈灜球》四本，《邵氏危言》二本，《欧洲政治史论》一本，《法美宪法正文》一本，《最近支那史》四本，《左庵诗余》四本，《德国工商勃兴史》一本，《宜堂类编》八本等等。其中“如武林掌故丛书，杭郡诗辑续辑三辑等”[19]，均为巨部名著。

吴兴金叔初为我国研究贝壳学有数之著名专家，所著《北戴河之贝壳》一书，脍炙人口，为习专业学者所奉为圭臬。其生平不惜巨资，广罗斯学图书，以资研究参考。其所藏有若干稀贵卷册，为欧战时设法收得，而在战后即便是出重金都难以购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我国私立生物学研究机关之首创者，“金先生以自身为生物学家，深知研究生物缺乏参考文献之困难。为便利学者之研究起见，为赞助私立研究机关之发展起见，因商之所长秉农山先生，愿慨捐生平所藏贝壳学图书全部赠与本社图书馆，藉便公开阅览。”[20]以利专门学者之研究所用。

各界名人捐赠图书者颇多，以上仅为代表。他们对于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活动，大大促进了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推动了图书捐赠事业的发展。

1.3 普通民众

校友、毕业学生对于母校的感恩之心可谓源远流长。当今社会，各地各学校的校友会等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校友的感激、回馈之情，其中多以建立基金会资助，捐赠设备、仪器，捐赠纪念品为主。民国时期，校友们多以捐赠图书来感谢母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友吴发来曾捐赠附中图书馆大批书籍，计《四部备要》两大木箱，四十九种、二百零五册；《东方文库》一大木箱，八十二种、一百册。“两种丛书共计中文书籍一百三十一种三百零五册，除分别列入书目妥为珍藏以供众览而彰盛德外，特公诸会刊以伸谢悃。”[21]燕京大学校友吴志刚“顷将其祖小棠公铁城保障图及书籍十余种赠送本校图书馆”[22]。后拟将其全部家藏图书捐赠给母校图书馆，以感谢母校教育之恩。

学校、研究机构的教师、职员常捐赠图书予自己所在单位附设的图书馆。一方面是为回馈，附设图书馆能够使其在教学、科研上获得更大的帮助；一方面是热爱学生，其所教学生能够在学校图书馆内学习到更为丰富的知识，深化课堂认知，充实业余时间。我国著名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高尚荫，民国时期留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曾在美国订购一批英文图书共九百七十册捐送本校图书馆，其中多为自然科学类生物学科的著名专著：“Biodynatima三册，Chemical Abstracts一百三十册，Journal Of Immunology一百三十四册，Pamphlets二百二十册”[23]等。以供学校师生及社会人士阅览参考，嘉惠士林，盛情可感。复旦大学图书馆收到该校已故教授林齐恩的夫人，捐赠林教授“所遗关于政治经济商业法律等西方图书百余册，价值千百元。”[24]以供众师生阅览。

图书捐赠中最基础的部分是由普普通通的民众倾心赠予图书馆的，其捐书同时也更多的享受图书馆内的图书。近代兴起的图书馆，肩负着社会教育的众多责任，许多平民，无法像达官贵族、名人那般拥有大量的藏书供自己翻阅学习。尤其在过去，想要读书就需要上私塾，进学堂，别无他法。即便是晚清民国时期，除了上学校、进补习所之外，想免费读到更多书籍，长更多见识，陶冶情操也只能依靠图书馆了。哪怕是有书读的学生，能够弥补课堂知识之外，也唯有进图书馆翻阅更多的图书。同时，绝大多数图书馆也都对外开放，普通民众都能进入馆内观看阅览。

但正如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名士大儒，而不会给平民留下过多的痕迹一般；加上多数捐赠图书的民众因捐赠者不可数计，所捐图书也多为零零散散的捐赠，记录事宜繁杂琐碎，整理工作难度相对较大，不甚方便。因此，普通民众的图书捐赠虽然很多，但其详细记录却极少。

2 团体捐赠图书

民国时期，国内外的众多团体、机构的慷慨捐助，也是图书捐赠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出版机构捐赠

19世纪中叶，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方的商品开始在中国市场涌流。为宣传宗教信仰，达到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西方传教士将适应大量印件印刷需要的西方活字体和铜模引入中国，中国近代的出版业也迅速发展。商务印书馆作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行业的龙头，引领中华、文明、大东、世界等各大书局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各书局经常在新出版图书时，将新印书籍捐赠给图书馆，为推行社会教育、启迪民众智慧而设立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在成立伊始，便收到各界的帮助，各大出版机构更是踊跃捐赠，“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局、光华书局、文明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等，悉将本版有价值之图书捐赠。”[25]上海总商会图书馆收到各书局的图书捐赠亦是颇巨，“余如商务、大东、广益、世界、业益、锦章、东亚、东隆等书局各有捐赠新出图书多种。”[26]或是书局自身的出版刊物，所藏书籍赠予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四十二种，二百五十四册；东陆书局四种，八册……广益书局四十七种，一百十四册……商务印书馆第三次续赠四十九种，六十七册。”[27]为推行吴淞民众茶园主任童紫剑于该园附设民众图书阅览所，搜集可以増进民众常识，有益社会之各种书籍图表，以供民众阅读，“兹悉本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三大书馆，对于该图书阅览所深为赞许。于前昨两日，均各派员，致赠该所大批民众浅近图书，计商务一百三十二种，中华三十六种，世界五十余种。”[28]等等。包括许多图书馆新成立或重建时，都予以图书、经费上的捐赠和帮助。

同为近代新兴出版机构的报社，在民国时期百花齐放，无论是商业性质的《申报》《大公报》《文汇报》大小报刊等，还是宣传思想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等，又或是官方各机构各地区发行的报刊，发行量和影响力相当广泛，使当时民众形成了每日读报看报的习惯。各地图书馆设立后，这些商业性质和官方机构报社常会将日常发行的报纸赠送给图书馆。不仅本地各种日报多有捐赠，外地日报赠阅者也是为数颇多。如《哈尔滨国际协报》《北京与论报》《济南商务日报》《厦门民钟报》《福州工人日报》《广州黄埔日报》《青岛时报》《宁波时事公报》等，都是长期送阅。《申报》附设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在设立之初，收到各界尤其出版界捐赠图书颇多[29]，其中各地报社的相助亦是不遗余力。如收到石榴半月刊社惠赠《石榴半月刊》每期一份，嘉兴商报社惠赠《嘉兴商报》每日一份，北平月华报社惠赠《月华旬刊》一份，江西工商报社惠赠《江西工商报》一份；“循环周刊社惠赠《循环周刊》按期一份，人民周报社惠赠《人民周报》按期一份，韩人爱国惠赠《实纪》一册，跳跃编辑部惠赠《跳跃》一份，开封双龙巷社惠赠《夜莺》一份，武进中山日报社惠赠《武进中山日报》一份”[30]等等。大量的报刊捐赠，不仅使报社自身增加了读者数量、扩大了宣传，更多的使图书馆的图书种类得到扩充，提高了读书者的阅读兴趣。

2.2 政府机构、学校捐赠

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对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较为支持，除直属机关的政策鼓励和资金拨调外，一些机构对其的图书捐赠也常有出现。为提倡社会教育，挽救文化衰颓，1933年拟在豫北中心新乡设立规模宏大的河朔图书馆，颇得社会各界各方的同情和援助。其征书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委张继担任，张氏是该馆一百五十余人发起者中最早之发起人，对于筹备事项最为关心。“现征书工作已积极著手进行……新乡教育局，复以五千余册之明版佛经移交该馆保管，总计册数已逾两万。”[31]并分函中央各部院，恳请其尽量捐助。同时，河朔图书馆发布征集图书呈请，山东、江苏等省发布训令，令省内各处按照呈请征书办法照办。民国时期教育部为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沟通，“决定将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珍贵四库全书，共计二百三十余种、三千余册，赠予欧洲著名图书馆八处，每处各一部。”[31]

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各方面的先驱和人才，社会民众的受教育比例逐步增高，但受教育普及率总体仍然比较低。以图书馆、教育补习所为主的社会教育机构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担负起了弥补学校教育盲区的任务。同时，学校也给予图书馆书籍、设施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在设立之初曾收到各界捐赠的图书，其中不乏学校的捐赠，如“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惠赠《教育期刊》一册”[32]等。山西省留日预备学校期满停办后，将该校所存各种学习参考图书“共八十余种”[33]，尽数捐赠给省文庙教育图书博物馆，使民众得以阅览。大多学校自设的图书馆，其所藏书籍中多有本校自身的订购和捐赠，然繁多难以记录。

2.3 外国团体捐赠

近代西方国家的不断扩张，商品、资本的侵入和流通，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更为频繁、密切。经历了晚清时期文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之后，民国时期，中外文化更多的以相互关注和交流为主。而图书的互相流通和共享，也是其中重要内容。

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第一次年会，德国图书馆协会派代表赖穆勒博士参加，其将代表德国国际交换局接洽中德交换出版品的相关事宜。沉浸于“易长风潮”的中央大学，在罗家伦到任后告以平息。后其为充实该校图书馆，曾向各国政府征求各种名贵书籍，“现德外部特将其最近出版之欧洲政治史稿全部，寄赠该馆，该书分订五十四巨册。”[34]其中关于欧洲政治、外交及历史等各方面，均有详细记录和描述。1934年1月，德国又将自己印刷的图书在北京展览两周，并决定在展览期满后将全部物品赠与北平图书馆保存，以便中国民众参观阅览。东方图书馆重建时，“德国文化各团体捐赠东方图书馆之书籍三千余种，由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主持捐赠，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张元济受理，并将所捐图书公开展览。后东方图书馆回赠德国中国文学书籍二千册，以答德国科学协会捐赠该馆三千册科学书之意。”[35]

同是为了援助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加强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沟通，“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东方图书馆之法国书籍一千六百册包含辞典类、法国文学类、法国名人著作类、哲学社会学类、历史类等18类图书。”[36]

建立于1910年美国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也是相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宗旨是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工作开展讲究实效。基金会所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之一，读者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1947年，基金会捐赠“上海市立图书馆《国际和平文献》书籍，包含各国在一战时的社会，历史、经济、科学、法律和外交条约记录等数据，为极宝贵的国际间战争与和平之史实，全书计一百八十三巨册。”[37]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前身武昌文化大学，是中国最早专门培养图书馆学相关人才的学校，在中国教育界有过灿烂的历史，民国时期“它的声誉在国外与‘清华’‘圣约翰’同样被人珍视，认为中国唯一有权威与悠久历史的图书馆人才的训练机构。”[38]解放前后当时从事于图书馆事业的，十之八九都或直接或间接出于“文华”的摇篮。其不仅收到国内众多的图书捐赠，并且“英美大使馆等经常赠送许多图书，美国图书馆协会与各图书馆学学校也曾向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捐赠大批图书”[38]，这不仅增加文华图专图书馆的效率，同时也使中国图书馆学人才的培育更有力度。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图书馆捐赠图书的来源主体，无论是藏书家、各界名人和普通民众，还是出版社、政府机构、学校、外国团体，无论多捐还是寡赠，均给予民国时期正在新兴发展中的图书馆事业以极大的支持，也为“教育千万国民”[39]、普及国民教育而同心毕力。民国时期图书馆图书捐赠主体的广泛存在，对今天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1〕 谢雷.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探析[J].图书馆建设,2012(8):13-14+17

〔2〕 张书美.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述评[J].图书馆建设,2014(5):77-82

〔3〕 黄晓晖.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捐赠图书的管理与利用[J].图书馆建设,2007(2):87-88

〔4〕 侯茜.文献资源再利用——以高校图书馆接收捐赠图书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0(S1):141-142+204

〔5〕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

〔6〕 戏剧消息：私人所藏戏剧书籍将捐赠图书馆[J]．戏剧与文艺，1929(7)：110

〔7〕 丁福保捐赠市图书馆书籍万卷[N]．申报，1934-7-12(12)

〔8〕 附录：顾子刚先生捐赠本馆图书目录[J]．图书季刊，1946(3)：72-79

〔9〕 鲁图书馆点收柳堂藏书[N]．申报，1932-6-27(8)

〔10〕 蒋中正等为流通图书馆募捐[J]．江西教育公报，1929(8-9)：66-67

〔11〕 于右任慨捐珍本书籍赠与西京图书馆[N]．申报，1937-4-27(4)

〔12〕 各地图书馆动态[N]．申报，1940-5-6(8)

〔13〕 戴季陶捐助大批图书与青海省立图书馆[N]．申报，1934-9-28(13)

〔14〕 总商会图书馆征集图书续闻[N]．申报，1923-7-25(14)

〔15〕 严谔声捐赠工部局图书馆[N]．申报，1933-4-28(11)

〔16〕 陈选善赠光夏中学图书[N]．申报，1934-1-24(14)

〔17〕 李鸿章之孙赠书法租界图书馆[N]．申报，1940-5-22(8)

〔18〕 合肥李氏遗书捐入法分董局，由震旦图书馆保管[N]．申报，1940-5-16(8)

〔19〕 会务纪要：徐仲可先生捐赠书籍数十种[J]．新俭德，1927(3)：50-54

〔20〕 金叔初氏捐赠本社名贵图书[J]．社友，1936(54)：1-2

〔21〕 附中校闻：吴发来先生捐赠图书[J]．复旦同学会会刊，1936(10)：10

〔22〕 吴志刚同学捐赠图书[J]．老少年，1949(5)：3

〔23〕 校闻：高尚荫教授捐赠新书九百七十册[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8(378)：6-7

〔24〕 复旦大学图书馆消息[N]．申报，1928-10-19(11)

〔25〕 上海市立圕进行近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3)：54-55

〔26〕 总商会商业图书馆近讯[N]．申报，1924-3-30(15)

〔27〕 总商会图书馆征集图书续闻[N]．申报，1923-7-25(14)

〔28〕 吴淞民众茶园附设图书馆[N]．申报，1929-7-30(15)

〔29〕 申报流通图书馆近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4)：26-27

〔30〕 本报流通图书馆志谢[N]．申报，1933-3-11(11)

〔31〕 豫北筹设伟大之河朔图书馆[N]．申报，1933-4-26(10)

〔32〕 本报流通图书馆志谢[N]．申报，1933-3-10(12)

〔33〕 留日校捐赠大宗图书[J]．宗圣学报，1920(1)：7

〔34〕 德外部赠中大图书馆名贵书籍[N]．申报，1933-10-24(12)

〔35〕 图书馆消息：德外部赠中央大学图书馆名贵书籍[J]．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1933(2)：174

〔36〕 法赠东方图书馆书籍，昨举行赠受典礼[N]．申报，1935-6-7(10)

〔37〕 国际和平文献，赠本巿图书馆[N]．申报，1947-12-27(6)

〔38〕 我国圕人才的摇篮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校[N]．申报，1945-12-25(4)

〔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117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Library Book Donation in the Republic Period of China

Su Quanyou Zhang Yanan

The study of library donation was the short board in academia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 of China. In terms of book donation subject, private donation is represented by bibliophile, celebrities in other social circles and ordinary people and group donation by bookstore, newspaper office, government agencies, school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Both private donation and group donation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s.

Republic of China; Book donation; Donation subject

G253.1：G259.29

A

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等研究。张亚楠(1988-)，男，河南省新乡市人，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