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时代》：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

戎 琦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000853）



《文艺时代》：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

戎 琦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000853）

摘要：抗战结束后创刊于北平的《文艺时代》将原平津沦陷区和国统区京派、近京派作家聚集到一起，发出了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刊物由诗人南星主编，撰稿人以平津沦陷区高校师生作家为主体，折射出京派在战争后的庚续。刊物作品以京派、近京派为主，但也兼容了少数非京派乃至倾向共产党立场的作品。战后京派的民族国家话语加强，文学反映时代的广阔度和文学大众化理念凸显，与“人民的文学”一起形成“和而不同”的时代共振。

关键词：南星；京派；沦陷区；国统区；大众化；人民的文学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5

194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文化界经历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时代簸荡，在铺天盖地的山楼风雨中，各种文学流派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取向，都作出意味深长的调整。自1930年代前期就开始扎根文坛十几年的京派，适时重整阵容，在坚持京派本色和微妙左倾上，为新一波的文学转型潮流提供了深刻的启示。1946年6月在北平创刊的《文艺时代》月刊，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风向标。

一、主编南星与平津沦陷区作家群

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漫长的战争打破了京派文学原有的格局。战时京派虽云流星散，沦陷区与国统区相对隔绝，但京派的文学传统、文学探索却在民族战争的洗礼中承前递变。战后京派在文化复员的热潮中重振文坛，成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在此过程的初期，一批原平津沦陷区文人为呼唤京派归来所做的努力不应被遗忘。《文艺时代》就是一份由他们发起运作的“大型”文学刊物。在战后平津文坛尚未全面复苏、稍显凄凉的文化生态下和纸张紧缺、物价飞涨的物质条件下，像《文艺时代》每期八九十页、装帧精美、撰稿者阵容强大的刊物在当时的平津文坛是没有的。朱光潜1946年8月复员回平，称《文艺时代》“是他最初看到的北方大型刊物”。①《编辑室同人杂记》，《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2期。

《文艺时代》月刊，16开，1946年6月在北平创刊，到同年12月共出6期。编辑兼发行者署“文艺时代社”。据现有资料推知，它的主编应为南星。②姜德明：《袁犀与〈粮〉》，《书摊梦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南星，1935年毕业于北大西文系，战前常在《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水星》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诗集《石像辞》、《离失集》。1936年创办《绿洲》月刊，老师朱光潜题写刊名，常赐佳作。《绿洲》在当时聚集起朱光潜、梁实秋、李健吾、冯至、卞之琳、辛笛、陈敬容、金克木、李广田、何其芳、曹葆华等一批京派文人。应该说，南星在战前就是一名京派小将。战争期间，滞留北平沦陷区，任伪北大英文系教师。战后初期，在创办《文艺时代》之前，和袁犀、梁丁山一起办过“纯文艺半月刊”《粮》。据梁丁山后来回忆，该刊是“受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党的委托”①梁丁山：《后起之秀——李克异》，《李克异研究资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78页。筹备。“袁犀在刊物上发表了《编辑者日记抄》，公布了《粮》的同人还有山丁、南星、毕基初、王梦白、张漫云、白桦。”②战后初期，南星在军调处任翻译，住在绒线胡同一幢豪华的“接受产”里，不过他跟后方回来的老友唐宝心诉说，“既不喜欢目前的工作，又难适应战后北平的生活”。1947年在结束《文艺时代》的编辑后，南星受唐宝心之邀，举家迁往贵州，于贵州大学任教。③详见唐宝心自印书《唐宝心回忆录》，第91页。

《文艺时代》的主要撰稿人有：朱光潜、冯至、戚桂宴、徐祖正、常风、南星、林榕、李道静、杨丙辰、朽木、朱肇洛、毕基初、毕树棠、吴兴华、沈宝基、张守常、李瑛、刘荣恩、张漫云、厉仲思、谢溥谦、张中行、谢冰莹、柳风等。其中朱光潜、冯至、戚桂宴、谢冰莹来自国统区，而大多数则是原平津沦陷区的学院文人。《文艺时代》每期正文前设有三四页的“文艺画报”专栏，刊载与刊物同人或稿件有关的照片、手稿等，如徐祖正、李广田致信《文艺时代》编辑的手稿，与“怀袁犀”专栏相关的袁犀的手稿、刊物《粮》的封面、谢冰莹和她的以战时妇女救护团经历为蓝本写作的“伟大的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照片等。《文艺时代》刊载文学作品体裁齐全。小说有毕基初的《没有枪的两个》、《永定河上的枪手》、《奸细》、《谷熟镰刀响》，艾辰的《枪手第七号》，谢冰莹的“伟大的女性”系列，李莘的《被弃的人》、《荣归》，李道静的《寒天记》，先夫（张守常）的《“士林表率”》，雁行的《从重庆来》等。散文有陈尘（南星）的《旧作九首》（选自《甘雨胡同六号》）、李道静的《小酒店》、林榕的《无题草》、谢溥谦的《窗饰人》等。诗歌有冯至的《十四行集诗一首》，吴兴华的《吴王夫差女小玉》、《解佩令》、《盗兵符之前》、《北辕适楚，或给一个年轻诗人的劝告》、《书樊川集杜秋娘诗后》、《大梁辞》、《听梅花调宝玉探病》、《长廊上的雨》、《西迦》，南星的《柳丝辑》26首（1947年结集成《三月·四月·五月》由文艺时代社出版），沈宝基的《山寺辑》，李瑛的《你太年轻的城》等。文学理论和批评有朱光潜的《论灵感》、《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作者与读者》，沈宝基的《保尔爱侣亚》，朱肇洛的《论“撒丝盘丝”》、徐祖正的《郁达夫追忆》、《读〈忏余集〉》、常风的《〈面纱〉后记》等。戏剧有张守常的五幕剧《生与死之间》、魏彧（毕基初）的《灯伞上的彩绘》。还有一篇柳风的报告文学《生死路》，记录作者1944年在北平日军扫荡中被捕后的狱中见闻。翻译文学有常风译、Andre Manrois作的《小说与传记》，沈宝基译、Claude Roy的作家论《保尔爱侣亚》，柳川译、诺尔顿作的《诺尔顿上尉写给他的夫人的信》，柳川译、乔吉·穆尔作的小说《都柏林的女客》，杨丙辰译、杲·维·拉波纳作的讽刺散文《“聪明”》，青村译、马克吐温作的小说《鸟语专家杰姆·贝克》，南星译、波里斯特里的散文《故乡消息》等。撰稿者多是原平津地区的高校师生，他们或战前就在京派文人圈，如徐祖正、常风、南星、李道静，或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如林榕、毕基初、朱肇洛、吴兴华、沈宝基、刘荣恩、张中行等，交游与创作都与京派有着深深浅浅的关系。这批学院派文人在沦陷时期常在《文苑》、《燕京文学》、《辅仁文苑》、《覆瓿》、《文艺杂志》、《北大文学》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这些刊物成为平津沦陷区最集中抵抗日伪政治、远离市场趣味、致力于纯文学探索的文学力量，与西南联大沈从文等作家群一北一南，彰显着京派在战争中的庚续。

《文艺时代》的创刊词：“文艺名著的成功虽然有许多条件，其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赤诚、纯真、灵魂的显示。所谓某某派某某主义不过是一些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可笑地分出来的。”①《创刊致辞》，《文艺时代》第1期。继承着战前京派对文学的严肃态度和宽大、自由的风范。刊物每期以重要位置刊登京派老作家的文章或对他们的感怀文章。创刊时，朱光潜尚未回北平，南星将老师旧作、曾经的《绿洲月刊》创刊号首篇《论灵感》一文重刊于《文艺时代》创刊号刊头。同期《编辑室同人杂记》一文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在创刊号就能够刊载朱光潜先生的值得人人精读的作品实在觉得非常光荣。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人，他在战前主编的《文学杂志》永远没人能忘记。他最近就要回北平来了——这么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祝他健康。”②《编辑室同人杂记》，《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1期。第四至六期杂感栏目后首篇刊出朱光潜写于战时的《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作者与读者》，第二期首篇是李道静受邀撰写的《怀沈从文先生》。李道静是沈从文在战前提携过的年轻作家，文章回忆了沈从文先生为人为文态度诚恳、不投俗，善于发掘、扶持年轻作家的品格。第三期首篇李道静的《欢迎胡适之先生》是对胡适重回北平的欢迎之词。作者对胡适评价很高，感叹“近年国内高唱民主，但是真正有民主风度的人还很少”，希望胡适领导的《独立评论》能够早日复刊，希望胡适维持北大兼容并包的作风，并将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普及到社会中去，带领北平文化界恢复到“沦陷前的光荣时代”。③李道静：《欢迎胡适之先生》，《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3期。李瑛的《两种危机》批判当时文坛的两种现象，“一种是政客们把文学曲解为‘宣传品’，一种是奸商们把文学制成‘毒素’”④李瑛：《两种危机》，《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3期。，继承着京派的文学自由传统。《编辑室同人杂记》几乎每期都报道着朱光潜、沈从文、胡适、萧乾、李广田、袁家骅等人复员回平或给《文艺时代》编辑通信、投稿的喜讯，流露出对他们的怀慕和推动文艺复兴的愿望。这是1946年动荡与希望并存的时代空气。《文艺时代》创刊在杨振声、朱光潜、沈从文、冯至等京派作家主持《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民国日报·文艺》⑤《经世日报·文艺周刊》1946年8月18日创刊，杨振声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10月13日创刊，沈从文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0月13日创刊，沈从文主编。《文学杂志》1947年6月复刊，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冯至、姚可昆、常风编辑。《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2月2日起改由朱光潜主编。之前，发出了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作为复员初期北方文坛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也为暌隔已久的国统区和收复区作家增进交流提供了平台。

二、兼容的风气

《文艺时代》从第三期开始开辟杂感栏目，刊登对当下文学、文化现象评论的短文。编辑室宣称“所刊文字均由各个作者负责，并无代表本刊态度如报纸上的‘社论’之意。我们郑重地引用朱光潜先生的话：‘凡是对文艺持严肃纯正的态度而确有成就者都应该是朋友。至于一个作者在学术、政治、宗教，区域，社会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们相同，甚至于他和我在私人方面有无恩怨关系，一律都在不应过问之列。’”⑥《编辑室同人杂记》，《文艺时代》1946年1卷第4期。杂感中除去呼吁文学学术独立于政治、商业的自由主义的声音外，还有一些与革命结合紧密的声音，如《我们这时代的诗》宣扬“我们这时代的诗，该不是用铅字印在纸上，而是用血写在泥土上。诗人是鼓手，是预言家，是书写我们这年代历史的忠实的执笔记载者”①简方：《我们这时代的诗》，《文艺时代》1946年1卷第5期。，并以何其芳《预言》里的《云》、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为这一方向。《文艺时代》诗歌栏目除了冯至、吴兴华、沈宝基、南星等现代派诗歌外，也有少许优秀的朗诵诗，如若我的抗战主题的《枪，交给我吧》《战歌三章》。杂感《别丢开他们》的“他们”指“农民”，作者叹惜当下文坛没有代表农民的好的作品出现，批评后方“文艺下乡的漂亮动听的口号”“论其功效仅仅是宣传，与真实的农村生活始终没有融解在一起，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②柳放：《别丢开他们》，《文艺时代》1946年1卷第5期。。《张垣过客》记叙作者参观张垣的文化教育的感想。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本人手里收复张垣，张垣成为了解放区。文中说到张垣“绝非像一般恶意渲染的那样”，张垣的新华书店“其中不少极有价值的书籍，如瞿秋白的弹乱及其他，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均为我们极少见过的”③淑洛：《张垣过客》，《文艺时代》1946年1卷第6期。。这是刊物中唯一一篇倾向共产党的作品。像这种文艺和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在《文艺时代》中所占篇幅很少，却也凸显出编辑同人紧跟民主运动，关注革命文艺的怀抱。这也是战后进步文艺阵地的共同点。比如，郑振铎、李健吾在上海主持的《文艺复兴》刊登过与整体的民主主义倾向不太和谐的宣传延安文艺精神的徐迟的《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和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讨论会记录《关于“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天津《大公报·文艺》则是自由主义文学和国统区左翼文学共同的阵地，多次刊载过郭沫若的《人民至上的文艺》，连载茅盾的《苏联游记》。而最具自由主义文学色彩的、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在国共内战时期刊载过彭子冈的想念解放区革命干部弟弟彭华的自传体小说《惆怅》。彭子冈当时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共产党地下党员，所作所为已经引起国民党的反感。沈从文对彭子冈姐弟非常欣赏，在致信彭子冈中流露出想跟彭华交流，从他那儿得到些想知道的事情的愿望。④详见沈从文：《复子冈19461227》，《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6－447页。《惆怅》发表后影响很大，据说周恩来看过后特地召见彭华，嘱其“要给你二姐去信”，并赞赏小说“把革命之情与骨肉之情融到了一起”。⑤徐城北：《我的母亲彭子冈》，《人生浮沉录下册：历史再审判》，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在战后的民主运动高潮中，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在左倾，他们的文艺阵地往往对左翼文艺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而共产党由于在国统区极少专门的合法的阵地以及统战工作的需要，也力图打入“同路人”的文艺阵地。

《文艺时代》的兼容之风还表现为一些撰稿作家在政治上是左翼立场乃至中共地下党员，但在文艺上近京派，或至少有近京派的一个面向。比如李瑛、毕基初、张守常等。李瑛于194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47年加入共产党，他的文学创作既有充满战斗热情的笔墨，又有倾向于京派的一面。因受老师沈从文、朱光潜的提携，被左翼批为“沈从文集团”分子。⑥段美乔的论文《论40年代的李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较为细致地分析了这个时期李瑛的创作与经历的复杂性。毕基初是平津沦陷区成长起来的优秀的小说家，1938年在天津工商附中读书期间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成为外围组织的骨干，后加入中共地下党。⑦天津市实验中学党组织：《工商（津沽）附中党的地下活动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河西党史资料汇编》，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出版，1991年，第180页。毕基初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经常风介绍在北平艺文中学任教。沦陷时期，他的别具一格的乡土小说《盔甲山》（短篇小说集，艺术与生活社1941年出版）书写流浪农民的武装斗争，这种取材被当时评论界誉为“暗示了一种新的方向的寻求”，区别于“颓霉、色情、淫欲、巧合的小市民私生活的作风”。①吴楼：《评〈盔甲山〉》，《东亚联盟》1943年第2卷第5期。毕基初的散文情感细腻、诗意浓烈，公认受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毕基初载《文艺时代》的短篇小说《没有枪的两个》、《永定河边的射手》、《奸细》三篇是抗日爱国题材，《谷熟镰刀响》则写了一个受尽欺压的农民终于举起镰刀向村董恶霸复仇的故事。毕基初写的小说总是涌动着生命的反抗力，闪烁着丰富的人性。他笔下的农民抗日英雄比较“原生态”，并没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却爆发出一腔抗日热血。《永定河边的射手》的主人公抗日英雄农民李凤起形象血肉饱满，他既是一个英勇的神枪手，被关进监狱仍念念不忘回去与鬼子再战，但在狱中又极其霸道地跟狱友抢毯子抢食物，“表现出军队生活里培养的原始粗鲁野蛮的性格”，好像“一个没有情感的野兽”。②毕基初：《永定河边的射手》，《文艺时代》1946年1卷4期。毕基初的乡土小说长于环境描写，气氛渲染，以散文诗的笔触将乡村自然背景与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浸润在一起，写法上深得京派小说的精髓。毕基初的作品虽然都表现着时代的抗争的主题，但他却也为未能抗争的文学作辩护。他的《忧郁的灵魂——刘荣恩的诗》以饱蘸诗性的笔墨为沦陷区诗人也是《文艺时代》同人刘荣恩辩护。他说战争中的人民“他们要的是火，火的情绪、火的语言”，而“我们的诗人却是大海，海是不能燃烧的”。“我们不能怪海的不能燃烧的本质。诗人的诗篇是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一丛蔷薇，它不也是在尽着最大的力量结人类无尽的温存？我们曾讪笑过那企图于异族侵略下保存自己的圆圈的哲者，讪笑多么孟浪，肤浅。海虽不能燃烧，却有它自己绿色的灵魂，自己亘古的忧郁，这就是诗人自己的诗的传统。战场上的蔷薇可能被侵略者的马蹄踩得粉碎稀烂，可是只要存在一天就要贡献出它的颜色和芬香给蓝天，这就是诗人的诗里的特质。”③魏彧：《忧郁的灵魂——刘荣恩的诗》，《文艺时代》1卷6期。战后，毕基初在京派文学圈里颇为活跃，经常风引荐获得朱光潜、沈从文的赏识，经常在《文学杂志》、《民国日报·文艺》、《益世报·文艺》发表作品。张守常的剧作《生死路》以沦陷区一对青年学生的婚嫁风波为主要矛盾，展现了不甘堕落的青年学生与伪政府教育科长、流氓土匪出身的县保卫队长、形形色色的汉奸的抗争。张守常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晚年回忆写于1946年的诗作《开始》，暗示了当时“和进步同学以及其中的共产党员的多次接触和谈话，得到‘启示’终于确定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政治道路”④张守常：《目录和说明》，《拂晓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但在文学上，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倾心于沈从文，模仿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风格。他的短篇小说《破爷》自称模仿沈从文风格，写了一个农村流民的凄凉晚景，刊于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副刊》。他晚年回忆短篇小说《石头叔》“在写法上还是模仿沈先生的风格的，只是同情在石头叔一方，而不是在暗杀队一方，已有了政治倾向”⑤张守常：《目录和说明》，《拂晓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其实，所谓“已有了政治倾向”是夸大的。小说写了一个农村流氓无产阶级石头叔的坎坷一生。石头叔十几岁时混迹菜馆、酒铺、赌摊“跑小腿”，后来替日本人做劳工，日本投降后还乡，阿Q似地炫耀自己“随便到鬼子家里去吃饭，要什么就拿什么，还找‘花姑娘’开心哩”。最后从别人的对话中提到，石头叔因为做农会带头人，被“暗杀队”杀死。小说结尾对他的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那么一条坚壮的汉子，除去偶尔有的几次豪赌之外，没有尝过喜乐。然而他负荷着这个世界的苦难，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终于在这个大时代的动荡中，牺牲了。”⑥张守常：《石头叔》，《拂晓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3页。小说并没有介绍石头叔的“革命”动机，也没有地主与农民冲突的丝毫铺垫，与其说政治倾向性不如说是对于一个蒙昧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丧生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这种感情类似于沈从文对其小说《雪晴》中田家兄弟所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悲悯之情。可见在战后的平津文坛，京派依然享有声望，对年轻作家产生向心力，并非受进步作家齐力批判。左翼对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有组织的批判，要到1948年初的香港。

三、演变的京派

《文艺时代》的创刊词有两个要点，除上文提到的宽大、自由风范外，还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它宣称：“文艺不仅是个人的灵魂，也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因为他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历史大部分是谎言，惟有从文艺作品中我们才能看出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何萌发、如何滋长、如何受难、如何奋斗，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预言他的命运并指示它的方向。”①《创刊致辞》，《文艺时代》第1期。这较之战前京派“不谈国事”②废名：《骆驼草》发刊词，《骆驼草》1930年第1期。，宣扬文学是个人性灵的抒发有了很大变化。抗战助长了文学家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学对此的承担意识。即使沦陷过的土地也从未失去民族奋斗的力量。沦陷时期，林榕、上官筝等人倡导的“乡土文学”的核心就是国民性和民族性，所谓“国民性是由一个国家传统的风俗习惯而来，民族性是由历史的进展而获得”③林榕：《新文学的传统与将来——兼论乡土文学问题》，《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以此与大东亚文艺政策相对抗。战后复刊的《文学杂志》由朱光潜撰写的卷头语同样申明着两个要点：其一是继承战前《文学杂志》对文学的严肃态度和宽大、自由的风范；其二便是民族－国家话语。他声称：“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犹如我们对于文化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有它的历史的传统，现时的内部环境与外来影响，以及人民对于这些要素所酿成的实际生活的体认。”“一国的文学并不只是一个特殊职业阶级的成就，而是全民众的成就。”④朱光潜：《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1期。《文艺时代》的作品以表现战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或苦闷亦不甘沉沦为主体。由于撰稿作家多为沦陷区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沦陷区作家的家国情怀。沈从文一到北平就问《文艺时代》的编辑沦陷区最好的小说家，得到的回答是袁犀。⑤《编辑室同人杂记》，《文艺时代》1946年1卷4期。当时，袁犀已离开北平去东北从事地下党革命，与友人暂断联系。南星特为“怀袁犀”专题组稿，刊出了自己的《回忆袁犀》、常风的《怀袁犀》、《〈面纱〉后记》。这些怀袁犀的文章都在强调袁犀如何从事抗日活动，小说创作如何或隐或显地写出一个大时代青年勇敢、沉着的爱国情怀。《文艺时代》同人选择介绍袁犀这样一个获过大东亚文学奖、出席过日伪活动的容易被视为有污点的作家，强调他内蕴抵抗的文学创作和抗日行动，有着廓清沦陷区作家形象和表明自身文学志向的意味。《文艺时代》另一些看似远离时代的作品，实把时代感兴内化。如南星写于沦陷时期的《柳丝辑》，抒写了幽居靡闷又对远方和未来充满期待、不甘沉沦的心态；吴兴华的诗《盗兵符之前》、《大梁辞》分别以演化、引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表现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利益救国救民的大气魄，将历史兴慨与当下感怀融为一体。

从抗战到战后，文艺大众化日趋成为时代的强音，京派、近京派的民族－国家观同样包含着大众化的理念。《文艺时代》第6期刊载的朱光潜战时的《作者与读者》修正了自己20世纪30年代“为我自己而艺术”之论，批评克罗齐忽略艺术的传达，从而认为伟大的作者“必极富于同情心，要在人与人之中造成情感思想的交流汇通，伸张小我为大我，或则泯没小我于大我，使人群成为一体”①朱光潜：《作者与读者》，《文艺时代》1946年1卷第6期。，主张作者对读者取平视态度，作者与读者携手共建文学事业。朱光潜在1938年的《文学与民众》已经强调文学只有在民众中才有深广的源泉，“大众文学”不该只是一批找出路的文人代人发言，应该对民间文艺下一番真功夫，加以利用，新文学只有接近民间文艺而在其中吸取新生命，只能走“雅俗共赏”的宽大的路，而不该走“窄而深”的路。战后，朱光潜依然秉持这种文学观。他在《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联续性》中认为，诗的生命有纵横两方面，“横的方面是当时全民众所能表现的公同的精神，纵的方面是全民族在悠久历史上的成就”②朱光潜：《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联续性》，《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月17日。。他批评新诗依然不能打动多数民众的情趣，指出新诗能否走上康庄大道在于能否处理接近民众与承续传统的问题。在《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和主持《民国日报·文艺》时写的《谈报章文学》中，他继续强调作者和读者互相提高的理念。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战后所谓“人民的世纪”都并非只是左翼的呼声，而是“和而不同”的时代共振。自由派民主人士熊佛西1946年在其主办的《人民世纪》中发表《论左倾》，抨击多年来左倾被国民政府当作了政治斗争的名词，“而且把所有左倾的光荣一概加在共产党的身上”，指出“今日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和学者来说吧，几乎，很少人不左倾”③熊佛西：《谈左倾》，《人民世纪》1946年第2期。，可谓一语道出了时代的潮流。战时林榕反思、继承“五四”，指出新文学应立足一般民众的基础，却批评“唯物主义的文学论者因此主张描写工农斗争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大众文艺’，这未免都是褊狭的见解”④楚天阔：《过去，现在，未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战后，李健吾与田汉讨论改良平剧和地方戏问题，在肯定以田汉为代表的左翼文人在内容和字句上为工农兵的改进方向上，认为更应重视民族音乐的改良以适应现代戏的复杂性，“唱些什么是重要的，但是怎么唱似乎更重要”⑤李健吾：《与田汉书——论改良平剧与地方戏》，《周报》1946年第38期。。在教育问题上，林榕、沈从文都颇为关注平民教育。林榕在战时对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寄予厚望。沈从文在《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芷江县的熊公馆》文中表达对熊希龄人格和功业的无限敬佩，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熊希龄晚年退出政坛后致力平民教育，乃至把私有财产全部捐了出来。沈从文认为这种教育“将来却可望与联合国文教涉及，或其他更新机构，取得种种合作，在国内作更广泛试验；尤其是涉于职业工艺教育，这个制度可参证处一定还多”。然而，不仅不以共产革命为立场、还受到国民政府支持乃至获得美援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平民教育受到了左翼的严厉批判。⑥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将四川定为平民教育实验区，以晏阳初、孙廉泉为领导的平教会遂建成“华西实验区”，截止到1949 年11月范围扩展到7县1局的160个乡镇。晏阳初在美国朝野上下为平教筹款，194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晏阳初条款”，指定对华经济援助款项（2．75亿美元）的10%用于中国农村复兴和建设工作。（参见谭重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1948年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出版“庆祝第四届五四文艺节纪念特刊”《知识分子的道路》，发表由郭沫若、茅盾、林默涵、冯乃超、胡绳、荃麟、夏衍等联名签署的《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文中批判胡适、“第三条道路”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称其“以慈善事业代替人民立场、以改良方法代替人民解放，用煤油大王的佣金来教育中国的平民”。

虽然战后京派有向“人民派”趋近的趋势，但“人民派”中的激进者如杨晦、郭沫若、“七月派”文人继续着20世纪30年代批判京派的话语批判京派。京派文人很少就批判作正面的、系统的回应。值得一提的是，袁可嘉以《“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为代表的文章作了稍为深入的阐释。他以“我们”的口吻代表“人的文学”发言，认为真正的“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把创作对象扩大到一般人民的圈子里去，正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所求之不得的，实现最大可能意识活动的大好机会”，但“人民的文学”的所归依然是“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应在不放弃“人民本位”的立场下放弃统一文学的野心，而“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①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战后京派的“变”就在于“扩大到一般人民的圈子”、“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不变”的是始终恪守“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不以文学作政治革命的利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文学观念诸如“首先是艺术，才能为什么”与“七月派”有契合之处，但依然受其批判的原因。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共形势的日渐明朗，“人民”中的小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越来越被区分出高下，并由统战对象作为被批判、改造对象，京派之派历经短暂的重振最终解体，而京派之脉则绵延未绝。

激进的政治话语权对文学施加的巨大压力，导致京派形式上解体的同时却在血脉上依然绵延，这是发人深思的。京派与海派一样，作为文学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可以在与时俱进中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且植根于人心之中的。

责任编辑：孙昕光

The A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First Sign of Revitalization of the Beijing School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Rong Qi
（University of Maca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acau，000853）

Abstract：The A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ounded in Peiping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gathered together the writers of the Peiping and the pro－Peiping school in the former enemy－occupied area of Peiping and Tianjin，and the KMT－ruled area，thus heralding the post－War revitalization of the Peiping school．With Nan Xing（1910－1996），a poet，as its editor－in－chief，the Magazine was chiefly contributed by the writers among the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enemy－occupied area of Peiping and Tianjin，which reflect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eiping school after the War．Though the contributed writings were mainly those of the Peiping and the pro－Peiping school，a small number of non －Peiping school writings，and even those with a tendency to the Communist position were carried in it．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Peiping school and the highlighting of the concept of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turned out to be an epochal resonance of“harmony in diversity”together with the“literature of the people”．

Key words：Nan Xing；enemy－occupied area；KMT－ruled area；popularization；literature of the people

作者简介：戎琦（1987— ），女，浙江宁波人，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26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