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羌与藏族的起源再思考

王凯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8）

西羌与藏族的起源再思考

王凯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8）

藏族的形成与吐蕃政权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又均把吐蕃和西羌挂钩，证明了西羌在吐蕃政权及藏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由于新旧《唐书》的记载并不详细，甚至互相冲突，导致学界对藏族的族属有了较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在梳理藏族和吐蕃起源的基础上，厘清吐蕃和发羌的关系，再对新旧《唐书》的记载之差进行辨析，最终得出藏族和吐蕃的起源非“西羌之属”，而是在称为“西羌之地”或“羌中”的区域，“发羌说”和“本土说”的本质并不矛盾。

藏族；吐蕃；西羌；发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藏族的起源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上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对藏族的研究就备受关注，仅次于汉族。但是，这些研究藏族的文献对于藏族的记载大多从吐蕃开始，而吐蕃王朝是从约公元7世纪开始形成的。对公元7世纪以前处于起源阶段藏族的记载，不仅为数不多，而且往往其中的汉文文献模糊不定，互相矛盾；藏文文献又掺杂了宗教传说和附会，可信度不高，这两者都需要科学看待。

目前，对于藏族的族源，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外来说”、“发羌说”和“本土说”。这三种观点各有依据。其中，“外来说”主要是说藏族的族源来自于印度，其根据大多见载于《殊胜神降赞注释》、《智者喜宴》、《布敦佛教史》、《嘉言库》和《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等宗教文献中；“发羌说”认为藏族来源于羌人，是羌人的一支，亦即“发羌”，这种说法源于新旧《唐书》等汉文史书；而“本土说”则主要是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支撑下，认为藏族是由新石器时代就居住于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发展而来的，但同时也承认藏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外界几大文明的影响。“外来说”虽然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但近年来已基本不被认可，唯“发羌说”和“本土说”还有一些争执，未能得到理想解决。

本文试图就“发羌说”和“本土说”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浅要的探讨和辨析，以期为藏族起源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藏族的形成与“吐蕃”

西藏地区并不是一直无人居住，但其早期居民并不等同于藏族。藏族的形成与吐蕃政权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西藏地区早期居民、藏族和吐蕃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探讨。

青藏高原隆起与形成是晚新生代地球地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到了上新世时，整个高原才开始逐渐上升。[1]那时的西藏地区并不如现在这般高寒缺水，裂腹鱼亚科和三趾马等动物群的发现，证明当时的西藏和现在的四川相接近[2]，是很适宜人类生存的。1974—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林芝及尼洋河流域的其他地方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古人类头骨、石器、陶片、动物骨骼以及捕鱼网坠等。林芝人的发现，为藏族的起源提供了直接的物质线索。但是种族毕竟不同于民族，这种反映西藏地区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证据无法说明藏族的起源和形成。一般来说，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藏族作为一个民族，毫无疑问是伴随着“吐蕃”及其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出现在历史上而形成的。

据《西藏王臣记》载：“（聂赤赞普）下降天梯而步行到泽当四门平原时，被在那里放牧的有才干的‘本教’徒十二人看见，问他从何而来？他用手指着天示意答复，他们了解他是从天界惩罚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有资格作藏区之王。这样他们就用肩头当作他的舆座，把他高高抬起而来到市中，由此都称他为聂赤赞普。”[3]天神之子入主人间的说法，与本教徒的天神崇拜有关，附会之意自不待言，但背后却反映出了一些藏民族初步形成的痕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人类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发展有其序列，即：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4]聂赤赞普的传说中，那十二个有才干的本教徒，其实应该是十二个乃至更多个部落的首领，“有才干的”体现了其身份的不同，而“看见”、“迎接”等词语，则反映出这其实是部落联盟内的推举活动。这种部落联盟内的推举，虽然带有强烈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色彩，但却是从松散的部落到相对紧密的部落联盟的关键，从此这个部落联盟拥有了自己的“王”，藏人开始迈向民族。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聂赤赞普自天而降，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首领。”[5]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藏人在聂赤赞普的带领下，突破了以血缘结成的氏族障碍，吐蕃政权开始建立，而藏族也就真正地形成了。

显然，藏族的形成和吐蕃政权的建立是难以分割的，吐蕃政权的形成和建立预示着藏族的形成。对于藏族族源的研究，还得从吐蕃着手，进行分析。

2 “吐蕃”与“发羌”

“吐蕃”一词最早见载于唐宋时期。《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6]之后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7]这两种文献都将吐蕃与西羌相联系，并将其发源之地定在“长安之西八千里”和“河、湟、江、岷间”。“八千里”之说显为概数，谓其遥远，而所谓河、湟、江、岷之间则指向在今甘青地区。这种论断，无疑是先将吐蕃之地望定在西羌，再由西羌的活动地域推算而来。

对于“发羌”，史书的记载很少。其最早见载于《后汉书·西羌传》，前后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迷唐羌败于周鲔和侯霸后，“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第二次还是在说迷唐“逃亡栖窜远依发羌”。第三次说：“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徼北，前史部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又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8]再加上新旧《唐书》在论证吐蕃族源的时候提到“发羌”便再无其他，后来的《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古文献也都只是对上述史料的更相转引，未有新见。也就是说，“发羌”之名，几乎都出自《后汉书》，而从《后汉书》中，可知“发羌”本为西羌的一支，是从秦献公时开始迁到“赐支河曲数千里”之地的，后来便在广大的地域繁衍生息，“各自为种”，但由于地域遥远，一直“未尝往来”。

对于吐蕃和藏族的族源，新旧《唐书》的记载，成为了吐蕃是羌人的一支的重要依据。而新唐书更是明确的说吐蕃为西羌之属，并进一步认为“蕃”“发”声近，将“蕃”和“发”联系起来。顾颉刚也认为，古无轻唇音，发羌之“发”古读为“拨”，正是藏族自称B od的对音。而吐蕃之“吐”，藏语读te u，有崇高之意，即汉语的“大”字。所以“‘吐蕃’即‘大发（G r e a t B od）’之异译也。”认为“吐蕃”就是“大发羌”。[9]这也就为吐蕃是羌人的一支即藏族源于“发羌”的说法奠定了基调。

但是，藏族源于发羌的这种说法却难以盖棺定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成果的逐渐增加和藏文音韵学发展，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格勒先生就从“对文献记载的质疑”、“关于藏族的自称‘蕃’的来源问题”和“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这三个方面入手，经过详细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把藏族的族源归于“发羌”是难以令人信服的。[10]但是两《唐书》言之凿凿，将吐蕃和藏族的族源与西羌联系在一起，必然是有所依据的，不能够轻易地否定。这就需要对两《唐书》相关内容和相关文献再次进行思考和辨析，从而发掘其中的真相。

3 “吐蕃本西羌属”辨析

如上所述，文献中将吐蕃于西羌相联系的记载，首先是《新唐书·吐蕃传》的“吐蕃本西羌属”。正是这句论断，使得后来人们纷纷将吐蕃和藏族的族源划归了西羌。但是，新旧《唐书》中的相关论述，却存在着一些差别。比对之后不难发现，《新唐书》将《旧唐书》中的“本汉西羌之地”改为了“本西羌之属”，去除了《旧唐书》中关于时代“汉”的限定，将“地”改为了“属”；同时还删去了“或云”之语。这就使得原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汉西羌之地”，首先指明了是时代为“汉”而非其他，然后点明地点为“西羌之地”，时间和空间相互对应。对于汉西羌之地，《后汉书·西羌传》载：其“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11]“赐支”即“析支”，地望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蜀、汉主要在今四川、陕西境内；鄯善在今新疆若羌附近；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也就是说，西羌在汉代主要活动在今青海省，南接四川、陕西，北抵新疆，而这一片广大的区域，大概也就都可以称之为“汉西羌之地”了。所以《旧唐书》实际上是说，吐蕃是在上述的西羌之地这个区域之中的发展起来的，至于族属为何，则“莫知所出”[12]。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其次，《新唐书》省略了的“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句，后面还提到“（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这里也说吐蕃“于羌中建国”。《史记·秦本纪》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13]《正义》引《括地志》注曰：“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也就是说，这里的“羌中”和上述的“汉西羌之地”地望是一致的，再次确定了吐蕃和藏族是在“羌中”或“汉西羌之地”发展起来的。

而《新唐书》将“地”改为“属”，删掉“或云”之语，这么一改，一省，其义大变，本来清晰的描述就变得莫衷一是了，让人疑惑。正如《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14]的特点，其中也并未交代这句论断的来源和因由，其史料价值值得怀疑。正因为此，后来的《宋史》又本之于《旧唐书》，将其改回了：“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故谓之吐蕃。”[15]

实际上，吐蕃和藏族源于汉代的“西羌之地”或“羌中”无疑是合理的。在汉代乃至更早，由于当时的交通不畅，来往有限，所以时人总认为中原以西的一片广大区域都是羌人的所在，其地生活的居民也都是羌人。吐蕃在汉代尚未发迹，汉人自然不知有吐蕃。而到了唐宋，人们才知道，原来在以前汉代的西羌之地，还有一个强大的吐蕃政权。此吐蕃是崛起于汉西羌之地的。因此，《旧唐书》才说吐蕃在“汉西羌之地”，而种落“莫知所出”。《新唐书》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妄自改成了“西羌之属”，认为吐蕃和藏族起源于西羌之地就应当是西羌的族属，不可谓时代之局限也。也正是因为这个错误，导致对藏族的起源问题产生了分歧。

4 结语

这样一来，关于藏族的族源问题，也就清晰了一些。藏族的形成与吐蕃政权密不可分，而吐蕃政权又是起源和发展于汉代的“西羌之地”或“羌中”的，这也就是说藏族起源于汉代“西羌之地”或“羌中”地区。任何一个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其必然离不开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藏族也是如此。同样居住于“西羌之地”的“发羌”支系，或许是藏族的构成部分之一，与西藏地区早期的土著居民共同融合成为藏族，这不仅与藏族起源的“本土说”不相冲突，甚至还可互相印证。至于藏族的起源和西羌的具体联系，西羌和羌的关系等问题，则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王德朝.吉隆盆地构造环境演化与青藏高原隆升[D].北京:北京大学,2008:6.

[2]李吉均,文世宣,张青松.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J].中国科学,1976，(6):615.

[3]五世达赖哪嘛.西藏王臣记[M].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13.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

[5]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王尧,陈践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6][1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

[10]格勒.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J].中国藏学,1988, (2).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欧阳修.欧阳修集[M].李之亮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周哲良

C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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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94(2016)02-0075-03

2016-03-10

王 凯（1991-），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教。研究方向：巴蜀文化史、中国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