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之前的岁月（下）

王安忆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丰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丰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她1954年出生于南京，一岁后来到上海生活。她的母亲茹志鹃和父亲王啸平也都是知名作家。

作为一位享誉文坛已有三十多年的著名女作家，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王安忆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代表作有《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和《发廊情话》等，曾获得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获得了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本文取自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对她的一次专访。

海派作家的标签

1995年，王安忆发表了她的代表作《长恨歌》，这部小说不仅荣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在此后的十多年间里，被电影、电视剧、话剧轮番演绎，几乎家喻产晓。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都是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

曹可凡：弄堂文化对上海人，是个什么样的影响？你在《长恨歌》里，一开始为什么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写弄堂？

王安忆：那个时候，我家就在淮海路上。我觉得生活在淮海路，尤其是女性，其实很需要具备对物质的抵抗力。因为淮海路一带的城市结构和房屋布局都很奇特：它的临街部分非常繁华、非常时尚，但在街面的后边，又是千家万户、柴米油盐。所以，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对时尚、对潮流、对物质没有抵抗力的话，就会很痛苦。当时，我们小姑娘在里边生活，真的是培养了一些抵抗力的——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在这么繁华的大街上逛街，看橱窗里的商品千变万化，而什么都不买。其实，“文革”以前，上海的淮海路、茂名路，还有锦江饭店那条路，都还具有巴黎风尚。

曹可凡：你的定位常常会随着评论家的评论不断发生漂移，先是知青文学作家、寻根文学作家，随着《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你又被归入了海派文学作家，而且大家现在也都把王安忆看成是上海文化的一个代言人。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王安忆：现在，我已经很习惯别人怎么定位我了，因为这个定位完全由不得你，可能和你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但我也已经习惯了。而且人家也是好意，而不是什么坏意。但是一个写作者，有一点你要清楚，你到底要怎样去写作？你的写作理想到底是什么？这个你自己必须清楚、必须明白。

不做张爱玲第二

自《长恨歌》发表以后，文学评论界时常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她们虽不同时，但都是生活在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为背景进行创作，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有相似之处。王安忆本人也曾做过这方面的思考，她的意见是：“我和张爱玲的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而我是热眼看世界。”

曹可凡：好像无论是白先勇还是你，很多时候都被看成是张爱玲的后来人，在你们的文学中有与她的文学中共同的DNA。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白先勇先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也许他的文学之路跟张爱玲的文学之路当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喝《红楼梦》的奶长大的。

王安忆：我倒不敢像白先勇那么说，我是和张爱玲喝同样的奶长大的，尤其是《红楼梦》的奶，我就更不敢说了。但是我和她还是有一些能让人产生联想的地方。第一，我们都是写上海的。而且，我的《长恨歌》里的人，似乎又被大家认为是张爱玲走了以后的上海人，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人，他们在1949年以后、1960年以后、1970年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点是会产生联想的。第二，我和她都是写实的，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曹可凡：我曾经问白先勇先生，他怎么去评论张爱玲。他的评论蛮有意思的，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是绕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段东西对她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你是怎么看张爱玲的？

王安忆：我不会说她绕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我会采用黃子平的一个说法，黃的这个说法我很赞成，他说张爱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一种很紧张的关系。当然，张爱玲自己也曾说过她不喜欢“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张爱玲不会有她后来那些作品，她的作品不会是这样的。她还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里边，汲取了很多养料，比如说我觉得在她的作品里边，还是有对人生的观照和对人世的批判，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虽然她自己不喜欢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她的东西也就和鸳鸯蝴蝶和《礼拜六》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倒过来讲，应该说张爱玲给“五四”新文化运动补了一个缺，因为“五四”时期大多数作者、作家、知识分子，对民间、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觉得民众是等待他们来启蒙的，是他们启蒙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怎么关心这些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而张爱玲则是关心这些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的，并且她在这些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找到了救赎。

曹可凡：你怎么看待其他一些作家描写上海？比如说陈丹燕写过一系列纪实文学，程乃珊也写过很多老上海的故事，包括近一段时间大家特别关注的金宇澄的《繁花》。当然他们每个人切入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各有所长，你怎么看？

王安忆：怎么说呢？我们这些人写上海也是不得已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材料、我们写作的材料、我们生活的环境。但是至少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像我们父辈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写我们的生活，任何生活都可以进入你写作的体系，进入你的美学体系。但是里面还是有个美学的问题。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本人是有一些遗憾的。

曹可凡：那你的主要遗憾在什么地方？

王安忆：本身的材料不够好，因为上海的历史不长，又太多物质，你知道这就像做衣服一样，没有一块好的布料，你又怎么能做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来呢。

《长恨歌》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促，物质太多，人也因此不够浪漫”。也许正是因为对材料本身抱有遗憾，王安忆始终不认为她备受追捧的《长恨歌》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

曹可凡：你在《长恨歌》之后写的那些小说，比如说《上种红菱下种藕》、《妹头》、《桃之夭夭》，基本上是把眼光聚焦在了城乡接合部，上海周边的那些地方，跟上海有关，又有一定的距离。包括《遍地枭雄》，很不像是王安忆的小说，是不是作为一个作家，你希望去拓展创作的题材？

王安忆：可能是吧。

曹可凡：熟悉作家的人都知道，写长篇其实是一个体力活。我不知道通常你是怎么写长篇的？比如说你每天都是什么时间写？每天会写多少字？

王安忆：首先我是不用电脑写作的，我还是用手写的，用笔和纸写。写长篇其实是匀速前进，年轻的时候写长篇一鼓作气，拼命写，现在我就觉得一定要掌握节奏。我是很有规律的。

曹可凡：晚上不写？

王安忆：晚上从来不写，所以他们觉得我太正常，正常得不像作家了，应该稍微反常一点比较好。我是早上起来写作，然后中午吃饭，下午我就基本上不写作，就看书。

曹可凡：你一般一个上午，按照通常的速度来说，能写多少字？

王安忆：年轻的时候泥沙俱下，写得很多，一天上午也写、下午也写，有时一天写七八千字都不在话下的，几个月就可以写完一个长篇。《长恨歌》这部长篇，我写了一年都不到，中间我还干了很多别的事，比如出国，写了《风月》，还到复旦上了一个课程的课。一年里面干了那么多的事。但到《天香》就慢了，这个小说写了22个月，两年不到，快的时候每天也可以写到三千字、两千字，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千五就很好了。

曹可凡：刚才你说到你那个时候写《风月》，你也改编过《金锁记》这样的话剧，包括你的小说《长恨歌》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所以你怎么看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王安忆：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去签约一个电影的改编，当然是和收入很有关系，你也会有一笔进账。但是我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少，因为我的小说不太容易改，所以人家导演也不找我。但是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被误解，而且你不可能老是去解释你自己，你一定会被误解，这个准备要有。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两种存在、两种艺术。

曹可凡：你现在还在复旦任教？

王安忆：是的。我很喜欢我上的这门课，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呢？当然我不是像张爱玲那么悲观，但是我也是觉得时代不是尽如人意的，那就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吧。很多事情是你无法去改变的，那就做点小小的事情。你就是告诉你的学生，那些你能够接触到的年轻人，告诉他们，文学是很有乐趣的。我觉得这很好。

曹可凡：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最近正在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王安忆：很难透露具体的，这个长篇很难写，确实很难写，它可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写的时候，有时我会不强烈的超出了自己能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这个长篇每天大概只能写一千字，工作进度真的是很慢。

曹可凡：是关于上海的吗？

王安忆：和上海沾点边而已，但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上海。

曹可凡：好的，谢谢安忆老师！

王安忆：不谢，很高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