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流亡

乔纳森·M·卡茨

海地东南端阿森皮提艾尔边境小镇郊外坐落着一个农场。几年前，农场主的祖父买下这块地之后，农场主带过来了一头奶牛，奶牛生下了一对小牛。他认为这对小牛象征着好运，是上帝的圣物，因此他把这块地命名为帕蒂卡戴幽（意为“圣物之地”）。

农场西邻一条尚未铺完的公路，东临川流不息的派迪梅尔斯河，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相邻。农场中间是一片牧豆树小树林。资金紧张时，农场主就会到这里砍树，卖些木炭。然而，每砍一棵树都会让农场的生产力下降，资金就更为紧张。最后，树林里几乎没剩下几棵树，风一吹，松动的表层土壤就会形成沙尘暴，弥漫在空中。

去年夏天，一群人来到了农场里泥泞不堪的窝棚，这些人会说海地克里奥尔语，但却夹杂着多米尼加口音。据说，他们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政府要把所有海地后裔驱逐出境，如果必要，可能使用武力。他们描述了治安队端着枪拿着刀的场景。这样的威胁使他们想起了祖辈1937年的经历：当时多米尼加军人大规模屠杀边境上所有相貌和口音与海地人类似的人。一位难民说道：“只要是驱逐出境，就会有屠杀。”

农场主同意难民们在他的土地上安营扎寨。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很快回家。然而他们并没有离开，而且每天还有更多人来到这里。再往北一些，很多难民仍然在跨越边境往海地内陆地区逃亡。但在最南方边境小镇阿森皮提艾尔周围，陡峭的山路尤为难过，因此这些移民只能在海地境内不远处安营扎寨。这些人要么是乘坐大巴汽车来到这里，要么就是步行至此，带着锅碗瓢盆以及睡垫，头上稳稳地顶着行李箱。他们用树枝做框架搭建临时避难所，屋顶则是就地取材制作而成。有一家人用XXL尺寸的李维斯牛仔裤搭建了一堵墙。还有一家人把脏兮兮的毛毯衣平铺在“墙”上，毛毯衣的左袖子就像一个松软的风向袋一样悬在空中。有人发现了一张巨大的印有多米尼加国会候选人笑脸的黑胶唱片海报，就把它当防水屋顶使用了。

到了秋天，帕蒂卡戴幽地区已经住了2000人。如此规模的集聚地已经足够去推选社区领导，并搭建柳条墙教堂和学校了。然而这位农场主却对此毫无兴趣，他仍旧继续售卖木炭。

11月的一个清晨，皮埃·简和密尔·蓝莫尔一起坐在他们坐落在帕蒂卡戴幽避难所的家门口。他们家的结构和邻居家是一样的，都是用纸片和短棍搭建而成。蓝莫尔找到了一床被褥做成了屋顶，屋顶顶端还有一个布娃娃的脑袋一直凝望着天空。这对夫妻轻声地交谈着——身处陋室的人们如果不想被别人听到自己的隐私，就只能学会这样做。皮埃·简35岁，然而他那沙哑苍老的嗓音听起来却像70岁。蓝莫尔33岁，她喜欢把头放在自己的手中遮挡面容。但是这个动作在帕蒂卡戴幽却很难做到——她戴的豹纹头巾已经在阳光下开始磨损，她的指甲里藏污纳垢，上一次修剪指甲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的话题像往常一样是关于钱。这对夫妻在帕蒂卡戴幽没有工作，他们只好靠变卖财产——床单、盘子甚至是她的镜子——来换取食物。他们最初带来了两个睡垫供6个人睡觉，现在不得不卖出去一个。“我实在是撑不住了。”蓝莫尔筋疲力尽地说道。他们说的语言混杂着海地克里奥尔语和西班牙语。他们出生在海地，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度过的。高兴时，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跟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多米尼加的巴恰塔舞。他们的7个孩子也出生在多米尼加的土地上，有些孩子真的是在土地上接生出来的，就在多米尼加西南部洛斯波托斯小镇郊外的一个农场棕榈木小屋里——一直到去年春天灾难来临前，他们都生活在那里。

2015年夏季，一批超载渔船在地中海翻船，大量无家可归的叙利亚难民向北跨越欧洲。当时美国总统辩论正在为难民定量以及拉丁美洲移民问题争论不休，而恰逢此时多米尼加陷入移民危机，但这与叙利亚难民不是同一种危机，海地的难民问题是由国家自身原因导致的。

目前，海地后裔是多米尼加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但是对其具体数量的估计，各方看法不尽相同。在多米尼加1040万人口中，有人说有50万海地人，有人则称有100多万。一些海地后裔出生在多米尼加，一些是移民过去的，还有一些是在未标明且无人守卫的边境上来回游走的。在多米尼加移民体系中，这些人都被看作是海地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处在多米尼加社会底层，构成了多米尼加体力劳动的主力军，有些人从事农场工作，还有人做保洁、盖房子、建造摩天大楼，另外一部分人在各个度假胜地打工。

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一样，海地人常常被歧视。但是去年6月，在20多万海地后裔多米尼加人被临时剥夺公民权之后，政府官员仍然威胁月底之前要把几千名海地人赶出去，这让原本紧张的局势升级，形成了社会骚乱。

多米尼加移民官员摆出了新大巴以及“新收容中心”用于处理那些即将被驱逐的海地人。在一个对海地人有着零星暴力史的国家中，每年都会有几起私刑被记录在案——这些报告让整个多米尼加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海地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2008年的一起诉讼案件，诉讼人是朱丽安娜·得古斯·皮埃尔，她是多米尼加的海地后裔，而多米尼加中心省会蒙特普拉塔的民事登记部门却拒绝给她发国民身份证。得古斯称，一些官僚人士对她海地人身份标志的黑皮肤和法语名字有歧视。此案件最终上诉到了2010年为诠释宪法所创立的立宪法院。法庭于2013年裁定得古斯从一出生就永远不能成为多米尼加公民，因为她父母在她出生之前没有足够的文件材料证明他们的合法居住权。

同样的道理，法庭判决任何未经登记的移民父母所生的孩子都不能成为公民，且废除了1865年多米尼加宪法中“与生俱来的公民权”这一条款。所有新来的外籍人士以及没有登记的移民必须到政府部门做登记，遵守政府的“调整规划”，否则就要被驱逐。几乎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是海地后裔。2013年那次裁定的结果已经为公众所知。

强硬派民族主义者希望判决严格执行。但是达尼洛·麦迪那总统作为多米尼加执政党自由党中的温和派，担心强制驱逐的行为遭到国际谴责，更不用说国际社会对价值83亿美元的多米尼加旅游业进行抵制，将会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威胁，因为旅游业占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一的GDP。

在不违反法庭裁定的前提下，麦迪那于2014年夏天宣布了第二计划“自然化”。“自然化”进程颁布后，在多米尼加出生的海地后裔就可以申请居住身份，这为他们重新获得公民身份铺平了道路。但是到去年2月份为止，仅仅约有6.4万人得以“自然化”——这对于多米尼加海地后裔人口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政府表示这6.4万人中有5.5万人已经恢复了公民身份;激进人士对此说法有所争议。）

他们的文书还保留在一家政府机构的手中，而这家政府机构的总领导人罗卜特·罗萨里奥称，给海地后裔发出生证的当地官员是一群想尽办法摧毁多米尼加精神的人。

对于外籍人士来说，6月份身份注册截止日期步步逼近时，紧张局势开始恶化。警察朝着想闯进内务部大楼获取文书的群众发射催泪弹，与此同时，政府的举动也让暂时不在多米尼加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国际特赦组织早已对“大规模驱逐”做出过警告，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人权组织的韦德·迈克马伦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很多家庭将会支离破碎。”多米尼加裔美国记者胡诺特·迪亚斯对迈阿密州居住在海地人社区的人们说道：“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十分恐怖的状态。”之后他又对媒体称：“最后一次发生大规模驱逐是在德国纳粹时代，而现在人们好像已经完全把悲惨的历史抛到脑后了。”

但是当6月17日午夜来临之际，大巴和政府部门却没有动静，移民局巡查人员没有一窝蜂似的冲入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哥的各个海地人社区，农场上也没有人被驱逐，多米尼加内务部和公安部部长约瑟·法多6月18日告知美联社，未来任何“遣返”都不会导致情感纷争：“这应该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有任何突发情况。”

然而，随着国际关注的褪去，海地后裔开始悄悄地跨越伊斯帕尼奥拉岛分界线。据多米尼加政府有关消息，在某些情况下，海地移民被多米尼加军队以及移民巡查人员驱赶，而自从6月17日以来，已有1.4万人被正式驱逐出境。据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局局长的消息，更多的人（约7万人）变得一无所有。为了逃离充满恐惧和混乱的环境，他们从最不愿意搬回海地的人群变为了自发迁回者，而这一切正是由不断变化的法律、暗中威胁、拜占庭式的注册管理以及种族暴力的突发所造成的。去年11月，我在皮埃·简位于帕蒂卡戴幽避难所的家门外，坐在两个倒扣在地上的塑料澡盆上与他聊天，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我们并不知道原因，但是新闻总是这么说，而新闻怎么说人们就怎么听，因此公众并不知道政府到底作何打算。”

多米尼加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1930年，当时有一个名叫罗费欧·多基洛的人，他当过小偷，也做过糖料种植园守卫，后来成为了一名军官，最后当上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美国于1916年至1924年军事占领多米尼加，期间创立了一个民兵组织——国民警卫队，多基洛在该部队中平步青云。美国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贷款偿还，建立联盟政府并为所有亲美产业开放大门，尤其是糖出口产业。美国也想与海地永久解决边境问题，但对此却从来没有过确切的民调。由于当时美国也占领了海地，因此美国人认为解决与海地的边境问题比较容易。

多基洛就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其邻国一样贫穷，并受到美国军事占领的侮辱。为了使国家统一，他发起了“多米尼加精神”运动，反对海地的一切。多米尼加学者研究了多米尼加人与海地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生理差异，并且还给学生们灌输历史上海地人的暴行。

许多民族主义者认为，“多米尼加精神”运动呼吁多米尼加人一定程度上忽略自身与边境另一端的海地人所有的共性，因为双方不仅仅在文化、艺术、音乐、宗教方面，甚至在姓氏上都极为相似，多米尼加人和海地人实际上是同一人种。好几代以来，由于两地边境的界定不断变化，双方人民在边境上来回游走。

但是在人口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主要差异：在殖民时期，岛屿东边西班牙统治区内非洲黑奴的数量要比西边法国统治区内的少，因此东区有着非洲和欧洲混合血统的人口更多。这一区别对多基洛“多米尼加精神”运动的远景起到了关键作用。多基洛鼓励国民在躯体和文化上贴近欧洲远离海地，据说他也在皮肤上涂粉并且把自己的头发漂白使自己整体上看起来更为白皙。

1936年，多基洛签订了一份由美国作为中间人的合约，与海地界定边界。次年，他就派兵去清剿新划归给多米尼加的原海地国土。清剿中，很多在几百年来一直是混合人种本来就很难区分的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惨遭杀戮。多米尼加公众视这场杀戮为“El corte（切割）”。

同时，多基洛通过与海地高层官员和美国企业合作，把几千名海地人带回了多米尼加，在甘蔗产业中做廉价劳工。最初，大多数人都只持有季节性工作许可证，但是很多人还是留了下来，而留下来的人也不过是生活在他们工作的甘蔗地中，与世隔绝。

多基洛1961年被自己军队的成员暗杀。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多米尼加因为多基洛酿造的矛盾，陷入了一种暗含着危机的平衡局势：海地工人使多米尼加的经济保持活跃，但是高级官员以及民族主义政客以大众不满为借口压低海地工人的工资，使他们成为了社会边缘化的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立宪法院2013年裁定了得古斯案，才被打破。

皮埃·简出生在海地东南部的希奥特镇，他的父母都是农场工人，他儿时随父母一起来到多米尼加。蓝莫尔出生在位于希奥特镇以西50英里的雅克梅勒。他们十几岁时相识，1998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奥伯托，两年后他们搬到了洛斯波托斯镇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爱丽丝。

洛斯波托斯是位于多米尼加巴拉奥娜半岛沿线公路上的一个小镇，与两国边境的距离要比与多米尼加首都的距离近很多。一座与天空低矮云朵唯美相连的雄伟山峰和众多商店及小型宾馆并排而立，在山腰处那茂密的森林中，农场随处可见。这对夫妇就是在这幽美的地方，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

皮埃·简盖了一栋棕榈木小屋，以棕榈毛为屋顶。夫妻俩开辟了一个花园，用于种植食物。皮埃·简说，这片地是一个多米尼加人的，他的名字叫盖比瑞拉，他把那块地送给了他们夫妻二人且承诺不会赶他们走。作为报答，皮埃·简为盖比瑞拉在农场种植牧豆、谷物和西葫芦。蓝莫尔说道，在丰收季节，她会去打扫盖比瑞拉的房间以及山脚下出租给海滩游客的临时住房。皮埃·简说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实际上他们是以粮代租的佃农。

到了1994年，由于外部压力、多米尼加国内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大好的经济形势，海地后裔在多米尼加有了足够大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有黑人血统的多米尼加海地后裔约瑟·弗朗西斯科开始认认真真地竞选总统。但是他的竞选也仅仅证明了反海地势力仍然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时任总统巴拉古尔是多基洛扶持起来的，他用电视广告暗示大众，约瑟·弗朗西斯科信仰巫毒教并且会把整个多米尼加拱手让给海地。

那时，简和蓝莫尔的第一个孩子本应获得多米尼加的公民权。因为多米尼加的法律承认在其境内出生的婴儿享有公民权。但此规定有两个例外：外交官的孩子和“过境”者的孩子。几十年来，多米尼加一直以“过境者”为由拒绝给海地后裔合法公民身份，无论他们在境内生活了多长时间。十几年来，法律规定不断变化。

2010年，费尔南德兹总统通过了一项决定，判定任何“非法居留在多米尼加”的人的子女不能获得公民权。这时，夫妻二人已经有了5个孩子，每个孩子出生时的身份注册政策各不相同，他们只有通过流言和广播来了解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他们害怕一旦自己成了非法移民，就会遭到驱逐。他们的孩子会不会被政府机构或是边境看守收养？

多米尼加境内传开了即将驱逐海地人的消息，简最喜欢听的广播台中，主持人在音乐播放间歇，戏谑地说：“大巴停在那儿了，你们也该准备好了。”

去年2月，海地人亨利·克劳德·让被发现吊死在多米尼加圣地亚哥一所医院对面的树上，手脚被捆。第二天，多米尼加电视台播放了他的尸体吊在树上晃动的镜头。据警方调查，两个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海地人因为一张中奖彩票，谋杀了亨利。亨利被害的当晚，3英里外的公园里，一群人燃烧了海地国旗，叫嚣着“海地人，滚吧！”

3月的一天，简白天收工回来，被一辆卡车拦在了洛斯波托斯镇外的小路上。穿着卡其色制服，看起来像边境安全部队的人，让他出示身份证明。他没想到6月身份注册截止日期之前就会有人来查证。在他表示没有证明后，卡车把他带到了海地境内，距离边境50米的地方，并给他拍了几张面部照片。等到卡车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时，他才出发回家。他跋山涉水抄小路，避免被人发现。走了整整两天，终于看见了他们的小木屋。蓝莫尔和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待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看见简，都飞奔过来拥抱他。然后一家人收拾行李，离开了小木屋。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