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的文人情调与小说宣传策略

花宏艳



鸳鸯蝴蝶派的文人情调与小说宣传策略

花宏艳*

(暨南大学，广州 510632)

二十世纪初的前二十年，是白话文还在酝酿、文言文居于正统的前五四时期。旧体诗与文言小说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抒发文人情调、建构交际网络的重要手段。就两种文体的相互融通而言，旧体诗甚至成为文言小说宣传与营销的一项重要方式。以天虚我生1913年发表在《申报》上的哀情小说《玉田恨史》为例，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发行，从征求题辞到回赠小说，《玉田恨史》用旧体诗宣传小说的传播方式与营销手段深刻地体现着天虚我生等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统文人情调与新媒体遇合下的新变特征。

天虚我生；《玉田恨史》；旧体诗；《自由谈》

《玉田恨史》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天虚我生创作的哀情小说，于1913年6月7日至6月27日，分20天连载于《申报》副刊《自由谈》。虽然对于《申报》与天虚我生来说，《玉田恨史》都算不上最重要的一部小说，然而，在鸳鸯蝴蝶派掌握下的《自由谈》公共传播空间中，诗词唱酬成为一种重要的小说传播方式与营销策略。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发行，从征求题辞到回赠小说，《玉田恨史》以旧体诗宣传小说的传播方式与营销手段体现了天虚我生等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统文人情调与新媒体遇合下的新变特征。

一、文人情调：天虚我生的名士情结

陈栩（1879-1940），浙江钱塘人，原名寿嵩，前清优附贡生，太常寺博士，自科举废后，遂弃故业而游幕，更名为栩。“栩”“蝶仙”“天虚我生”“栩园”，陈氏这几个为世人所熟知的字号都来源于这一段游幕生活经历：“栩为似樗之木，其材虽大，而不为栋梁，吾于幕后牵丝，以动傀儡，而且往往不中绳墨，故吾以为陈陈相因，世间独多樗材，栩实为橡，而皮相者视同樗栎，李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实虚诞耳。故自号曰天虚我生。且谓‘人生于世，实在梦中，庄周自以为醒，而仍在梦中说梦，何若永为蝴蝶，脱然无累如神仙乎？’爰又自号蝶仙，榜其所居曰栩园。”[1]

随后，陈蝶仙辗转沪滨，曾主编和编辑多家报刊杂志，后更投身实业，成为近代文人向商人转型的成功典范。在进入申报馆之前，陈蝶仙曾以“惜红生”之笔名在《消闲录》和《国魂报》等报刊媒体上发表唱酬之作。1912年后，陈蝶仙开始在《申报》上发表诗词、小说和传奇，1916年担任《自由谈》主笔，并与《自由谈》主编王钝根建立了深厚的私谊关系。五四运动之后，陈蝶仙的兴趣转向实业，创办了家庭工业社，发明蝴蝶牌牙粉行销海内，成为一生致力于民族工商业的“国货之隐者”。对此，郑逸梅在《天虚我生往事》中有简略概述：“民元之际，王钝根辟《自由谈》于《申报》，又辑《游戏杂志》，均邀蝶老为特约撰述，蝶老写《琼花劫》《井底双鸳》及《桐花笺传奇》以应之。……既而钝根弃儒而贾，蝶老代辑《自由谈》，又特辟一栏曰《常识》，述小工艺制造日用品，颇得实惠人士之欢迎，乃另刊《家庭常识》单行本，又复风行于时。适其时五四运动，民气炽盛，蝶老遂乘机创擦面牙粉，代金刚石牙粉而为异军苍头，即家庭工业社之始创也。工业社蒸蒸日上，而蝶老便由文学家而成功之实业家。”[2]

对陈蝶仙来说，虽然科举仕途被历史洪流中断，但无论在报刊传媒还是家庭实业这两条道路上，他都更为充分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然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深深根植于儒家文化传统的文人而言，科举仕途的中断，才是他终身的遗憾，他自号“天虚我生”，就是此种人生遗憾的隐喻：“弟则生平，仅仅恃一枝笔，混迹于新闻界中，浪操笔政，近廿年。旧号惜红生，迨科举废时，进取路绝，乃更号为天虚我生。今人但知弟之别号，而不知即二十年前之惜红生也。潦倒半生，未尝得志，亦可谓名称其实矣。”[3]科举废除，进取路绝，乃自号天虚我生，因此，陈蝶仙所谓“天虚我生”之号，实际上隐藏的是传统断裂时代文人士子深刻而又无可奈何的绝望与悲哀。

因此，陈蝶仙虽然在1918年后以实业家著称，然而他终生不忘文人本色，临终前曾遗言谓：“我以名士身来，还以名士身去。”[4]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名士情结的传统文人，作为前五四时期，占据报海与文坛的鸳蝴名士，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都是他们往来唱酬，寄托名士情怀与文人情调的重要文体。

陈蝶仙的一生，诗文词曲小说，无所不工，戚饭牛曾极度赞誉其才华之丰赡：“谢灵运云，天下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予谓世界之艺共一尺，陈蝶仙独得七寸，乃子小蝶，可有一寸，余二寸万万人均分之。”陈蝶仙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颇为惊人，据郑逸梅在《天虚我生往事》中统计：“所著者，在癸亥编目，除由著易堂书局刊行之《栩园丛稿》初二编，专为诗文词曲外，尚有传奇七种，弹词三种，剧本八种，说部一百二种，杂著二十种，或为书局家单行本，或散见于报章杂志中。”[1]

1912年后，受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感伤氛围影响，民初文坛盛行以华丽骈文创作感伤情调的小说，其中以“花玉恨泪”四字为特征的哀情小说一度达到泛滥地步。正如蒋箸超所言：“比来言情之作，汗牛充栋，其最落窠臼者，大率开篇之始，以生花笔描写艳情，令读者爱慕，不忍释手。既而转入离恨天，或忽聚忽散，或乍合而离，抉其要旨，无非为婚姻不自由发挥一篇文章而已。”[5]

天虚我生正是此中能手，“所著诗文词曲，以及说部传奇，无不缠绵绮丽，富有脂粉之气”[1]，光绪二十六年（1900），弱冠之年的陈蝶仙便模仿《红楼梦》，创作过写情小说《泪珠缘》，销路颇盛。周拜花曾对之赞誉有加：“老友陈君蝶仙，少即富于言情，二十年前，曾以家庭间之喜怒哀乐访红楼之笔，著写情小说曰《泪珠缘》，风行一时。……”[6]

1912年开始，陈蝶仙开始在《自由谈》上刊登诗词和小说，通过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的往来唱和，陈蝶仙逐渐进入到以主编王钝根为核心的《申报》文人圈中来。1913年至1918年是陈蝶仙的创作旺盛期，这一时期，他以《自由谈》为传播阵地，先后创作了《鸳鸯血》《玉田恨史》《黄金崇》《红丝网》《满园花》《红蘩露》《情场蠹史》《妍媸镜》等文言小说并与常觉、陈小蝶合作翻译了大量域外小说。

在这些刊登于《自由谈》的文言小说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哀情小说《玉田恨史》。该小说无论是在文本传播还是单行本出版等方面，都充分利用了公共空间中的旧体诗与文人唱酬，寄托了民初掌握着新媒体资源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对于传统文人情调的抒发与寄托。

二、新媒体：《自由谈》建构的传播空间

从1900年到1919年的前五四时期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难得的独据文坛与报海的短暂时光，这一时期，白话文运动还未兴起，新文学革命的主力仍在蒙昧中找寻出路，而鸳鸯蝴蝶派作家则几乎占据了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平台，他们利用丰富的媒体资源大量刊登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在公共传播空间中以文言文抒发传统文人情调。

在近代报刊媒体兴起之前，传统出版行为都是作家与书商之间的直接沟通，因此书籍之间的传播多依靠私谊关系网络进行，而文学作品的人际传播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晚清近代报刊兴起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作家到书商的出版环节中多了一个重要的报刊平台，报刊成为作者刊发作品的第一传播平台，同时借由这个传播平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直接与迅捷。

此种变化正如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所说：“中国旧俗，诗词文集，多由私人代作者刊刻，不加注释，……不附事实及传记（偶有，亦甚简略），刻成则仅以赠送亲友，不肯发售，亦不以地址告人。致有志寻求而研究其诗者，恒患不易得，得之更不易明。……按今西国新兴诗人，其作品多见于杂志报章，读者可于此中寻求。中国亦略同，如宓幼所诵识近贤之诗，乃由《新民丛报》《庸言》《亚细亚日报》《东方杂志》等处得之。及宓主编《学衡杂志》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复以此二者为今贤公布其佳诗之园地及机关，不但有益于人（作者、读者），抑且自己因此得交识诸多贤俊诗友。”[7]因此，新兴的报刊杂志不仅成为报刊文章刊载的第一平台，亦是作者和编辑之间建构交际网络的重要平台。

《自由谈》创刊于1911年8月30日，第一任主编为王钝根。其实早在《自由谈》创刊之前，《申报》上就已经刊登过文言小说，1907年1月8日，《申报》就曾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小说《棲霞女侠小传》，然而，直到1912年下半年，也就是王钝根创办《自由谈》的次年，小说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报刊文体在《申报》中稳定持续地发展起来。

王钝根，名晦，字耕培，江苏青浦人。王钝根出身耕读世家，祖父王鸿钧，为清末著名的古文家；其父访岩，秀才出身，亦擅长文章。王钝根为人性情温和，善于交际，在作者和读者群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他在担任《自由谈》主编后，一方面依托自己的社交网络广泛向亲友组织稿件；另一方面，努力提携后进，积极培养作者队伍，使得越来越多的传统诗人凝聚在《自由谈》的周围。

从1911年8月至1912年6月，《自由谈》创刊后的近一年时间内，主编王钝根和他培养的作者队伍如“嘉定二我”、李定夷等都是《自由谈》小说的绝对主力。期间，王钝根共发表了滑稽小说、侠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哀情小说等多种题材的小说共19篇，有的小说如《铁丐》分11天才连载完毕，有效地解决了小说版面的问题。同时，通过《自由谈》小说版面的经营，王钝根凝聚了一批稳定的作者队伍，主要包括嘉定二我、李定夷、许瘦蝶、徐了青、陈蝶仙等与鸳鸯蝴蝶派有深厚渊源关系的通俗小说作家。

除了建立稳定作者群以外，王钝根还在《自由谈》上向作者群体征集照片：“自由谈话会同人拟汇集投稿诸文家照像雕刻铜板，逐日登载以慰神交渴思之怀。即希诸同志不吝色相，速以玉照恵寄为感（并请附注姓名年岁籍贯住址）。”[8]

从1913年3月23日开始，《自由谈》连续刊登了李常觉、吴觉迷、秦寄尘、严独鹤、徐哲身、朱芙镜、剑青、高太痴、陈小蝶、率公、朱是龙、邹弢、佐彤等129位作者的小影。通过具有复制性的摄影技术的应用，王钝根在实现了“文字神交”的初衷之外，更建立了传统文人在视觉政治中的身份选择。

王钝根投注于《自由谈》的心血很快得到回报，越来越多的传统文人和普通市民参与到副刊的写作中来，向《自由谈》投稿一时成为海上文坛的新风气。徐了青曾撰《投稿痴》一文论及海上文人的投稿热情：“了青读《自由谈》，拍案鼓掌。……试问投稿诸君，平白地费如许气力究竟为著何事？余乃叹曰：‘钝根先生以一纸《自由谈》使多少文人尽作痴子以求自省其笔墨，是先生之名虽钝，而天下之乖固莫乖于先生矣。虽然余既闻有人之言而仍不免于费笔墨、费心血、费足力（投掷亦需足力）、费邮资以博钝根先生之笑，则天下之痴又莫痴于了青矣。’”[9]

因此，《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认为，能够在海上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不仅仅是率尔操觚的小说家，而是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王钝根等能够提携后进之辈：

当世文人学子率尔操觚，月旦人者，但知评骘曾有著作传世者，谓之小说家。殊不知，据余廿五年闻见所及，则得四人。……吴门包天笑（朗生）。廿余年来所汲引之人才，虽不过徐卓呆、毕倚虹、张毅汉、江红蕉等三数人，而皆成小说巨子。即周瘦鹃氏之名震一时，虽首得天虚我生、王钝根之助而天笑生亦与有力焉。今海内作首宗周者实夥，而朱鹓鶵、张舍我、张枕绿、程小青诸君又得周之表章，得急起直追陈（蝶仙）系之小蝶、常觉、瘦蝶、拜花诸人不特可以齐驱并驾且有突出一头地者，此则周之力焉，亦即可云包、陈之力。盖有嬗变替承之辙蹟可按也。……[10]

新的传播媒介的使用必然带来传播方式与传播意识的新变特征。就《申报》副刊《自由谈》而言，这一时期出版界的风尚是通俗小说多借助传统文人的诗词唱和来扩大传播效应。天虚我生1913年发表的哀情小说《玉田恨史》从报刊连载到单行本问世，其文本传播与营销策略都有赖于《自由谈》公共传播空间中的旧体诗词唱酬活动。

三、诗词唱酬与小说回赠

《玉田恨史》的故事框架来源于王钝根与陈栩的一次通信，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王钝根的内弟和弟媳——青浦人李昌海和他的妻子黄氏。李昌海为江苏青浦县朱家角人，秉性醇厚，善事父母，曾肄业于吴淞复旦公学，译著甚富。不幸的是，光绪三十四年夏六月十八夜，李昌海因纳凉得伤寒症，七日而亡，年仅二十一岁。他的妻子黄氏，欲殉情而不得，朝夕号泣，哀毁无状。翌年六月，黄氏哀恸而亡。由于黄氏为青浦县玉田村人，因此小说名之为《玉田恨史》。

陈蝶仙将李氏与黄氏的故事敷衍而成哀情小说，并逐日发表在《自由谈》中。从6月7日到6月27日，小说分20天连载刊登。然而，小说连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文学传播的结束，王钝根与陈蝶仙充分运用了报刊媒体中旧体诗唱和的方式密集、持续地宣传《玉田恨史》，为小说单行本的出版营造了充分的宣传氛围和足够的话题。

1913年6月27日，小说甫一连载完毕，陈栩即在《自由谈》上刊登启事，宣布《玉田恨史》将发行单行本，并向海内诸文家征求题辞序跋及插画：“哀情小说《玉田恨史》将另印单本发行，读者诸君，倘亦哀此哀情，务乞随时投寄题辞序跋或写为工致之插画，均所欢迎，单本印成，谨当寄赠以答雅意。”[11]

同一天，《自由谈》上分别刊登了梦犊生、咏霞女士和嬾云女士各四首名为《玉田恨史题诗》之作：

弥天际地一情字，怨女痴儿死自缠。头仗慈悲施法力，教他重化并头莲。

死可自由何惜死，那知死后更茫茫。李家少妇真痴绝，鬼趣年年已饱尝。

老僧心久如枯木，万事都从冷眼看。普告世间诸女子，情丝缚定死犹难。

言情写恨生花笔，说鬼传神赋子虚。我爱玉田新恨史，破除迷信教科书。（梦犊生）

儿女心肠体贴深，挑灯想见泪沾襟。分明不是鸿都客，碧落黄泉也替寻。

肯将彩笔为传神，千古精魂讬至诚。手拂蛮笺书恨字，依稀重见李夫人。

鸳鸯遗恨有谁知，底事干卿易地思。信道致知能格物，却凭心理写情痴。

语语缠绵字字珠，泪痕和墨两模糊。人间不少伤心史，难得殷郎咄咄书。（咏霞女士）

宛转痴情一往深，不伤心处也沾襟。何该故作销魂语，死到重泉没处寻。

不如人意自由神，辜负相思一念诚。能体芳心伤有汝，前生莫是过来人。

密意深情不可知，无中生有笑陈思。伤心也作孤舟泣，一半聪明一半痴。

历历家珍数泪珠（外子尝作泪珠缘说部），愈分明处愈模糊。若非倩女离魂记，定是春婆说梦书。（嬾云女士）

小说甫一连载完毕即有作者投稿题赠，梦犊生、咏霞女士和嬾云女士的这三组诗很可能是作者通过私人关系而获得的组稿。三人中，嬾云女士即天虚我生之妻朱恕，颇能吟咏，一方面，当时报纸为陈蝶仙作传曾提到：“陈夫人嬾云女士，亦知书识习理，伉俪之情弥笃，终其身未尝有闲言。先生尝有诗赠夫人云：‘僧有佳人颜似玉，谁知神女嬾为云。’”[12]另一方面，本诗中所谓“外子尝作《泪珠缘》说部”是最明显的例证。

这三组诗中反复出现的字眼“痴”“怨”“情”“恨”“泪”等等揭示了《玉田恨史》是一部典型的哀情小说。所谓“哀情小说，这一种是专指言情小说中，男女两方不能圆满完聚者而言，内中的情节，要以使人能够读而下泪的，算是此中圣手”[13]。

1913年7月5日，在王钝根的大力支持下，陈蝶仙再次刊登征集《玉田恨史》题词的启事，并强调作者将以《玉田恨史》单行本作为对文人题词的回赠：“拙著《玉田恨史》已刊竟，钝根拟另刊单行本以彰女士潜德。读者倘以题词见赠，当不独女士啣感业。与钝根商妥，必以单行本为报酬。”[14]

随后，从1913年7月12日开始，《自由谈》的“文字因缘”一栏，逐日刊登《玉田恨史》题词。这一组命题诗词的刊登不仅时间密集，且数量相当可观。就每天出现的数量来说，少的在3-4首，多的达到20首。尽管《自由谈》为《玉田恨史》开辟了大量的刊登空间，然而，源源不断的稿件仍然不能满足作者的投稿热情。1913年9月1日，王钝根不得不刊登启事，申明8月20为稿件截止日期：“射阳咏梅轩主鉴来小悉《玉田恨史》题词已于八月二十号截止，收稿共于二十号以前投来者仍须陆续登载。钝根复。”[15]1913年9月1日到11月7日，《自由谈》上又刊登了36位作者的《玉田恨史》题诗。相比前一阶段对《玉田恨史》的密集宣传，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和频率都明显减少，这说明《玉田恨史》在《自由谈》上的宣传期已经过去，之所以还有零星稿件刊登，不过因为钝根启事中所谓“二十号以前投来者仍须陆续登载”，也就是对8月20日之前剩余稿件的收尾。

据笔者统计，从1913年6月28日至11月7日，《自由谈》上共刊登了265首《玉田恨史》的题赠诗，其中包括当时《自由谈》的知名作家，亦是海上文坛的热点人物如拜花、了青、东埜、率公、嘉定二我、东园、侍仙、蘧园、剑秋、包者香、拙头陀、迷途、寂红女士、棲梧、佐彤、瘦蝶、小蝶、丁悚等等。如此众多的《自由谈》作者对《玉田恨史》进行宣传与关注，无疑在短时间内牢牢吸引了普通市民的关注，也为小说单行本的销量预设了一个良好的前景。

此次《自由谈》题赠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玉田恨史》被搁置了整整两年才正式出版，天虚我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诺言，再次在《申报》上刊登启事，要求昔日题赠者邮寄诗歌原稿及通信地址，以便于他邮寄书籍作为答谢：“曩著哀情小说《玉田恨史》一种，承阅者赐以题词，原拟另刊单本以赠恵题诸君。年来以人事倥偬，未暇践约，近接故旧来函类以食言相责，用特拨冗录付刊印下月即当出版。凡曾赐题者乞于五月十五号以前录寄原稿一份，并示通信于上海老北门西万安里一号陈宅以便出版寄赠藉答雅谊。天虚我生谨启。”[16]

1915年7月6日，在《玉田恨史》正式出版前的一天，天虚我生再次刊登《启事》于《自由谈》，预告了小说的发售时间、委托代理商以及定价和赠书等事宜：

栩自髫年即喜弄翰，间尝自刊数种以资投赠。顾印刷不多，动即告罄，友朋函索，辄无以应。近年所作尤复散见于报章杂志中，而衣食奔走更无余力自谋梨枣，盖诸稿未刊名者实已百余种矣。茲承友人等分任纸印之费，爰拟自编《天虚我生丛稿》一部，区分四类：一为诗文，一为词曲，一为杂著，一为说部，尽举生平所作，络绎付刊，各成单集。兹先印成说部之一哀情小说《玉田恨史》，定于阳历七月七日出版，洋装一册都已百四十余页，除投赠题辞诸君百余部外，并托上海棋盘街中华书馆代为发行，每册收回纸十成本洋二角，除稿续出，再当随时报告。再者，凡承赐题《玉田恨史》诸君各赠以册，请附邮票三分，函致上海交通路通裕里一百印三号中华图书馆编辑部张振之君索取可也，惟回件寄至何处务请注明，以免误投。泉唐陈栩谨白。[17]

在这一段话中，陈栩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题辞诸家的赠书，该书共收录100多家共420首诗词，因此作者将以邮寄赠书的方式向诸文家表示谢意；第二，该书每本售价二角，由上海棋盘街中华书馆代为发行；第三，该书正式出版时间为1915年7月7日。

翻开栩园编辑社于1934年版的哀情小说《玉田恨史》，我们看到，昔日曾经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的诗词题赠不仅赫然在列，而且在整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全书共136页，小说正文部分仅仅有54页，但诗词题赠内容多达80页，共收录了420首题词，占全书内容的58.8%。

《玉田恨史》的题词基本上都是《自由谈》上刊登的作品，就连小说结尾刊登的一则《玉田恨史书后》也是1913年7月17日《自由谈》上刊登的读者来信：

哀情小说《玉田恨史》系天虚我生所著，逐日登诸《自由谈》中。写黄夫人备极缠绵悱恻，凄楚动人。既以返魂乏术，急欲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图重圆破镜。而犹时时顾念其姑已过，非沟渎之见。所堪并论肉体有销减，爱情无穷期。作者乃能婉婉写出，其殆情中之圣乎。至刲股难医，天神罔佑，方靡定宗祖无灵，觅泉路而不得，扣墓门儿弗膺，青燐照夜，乃为腐草之光，冥钻成灰，不受香花之供。凡此诸点，皆作者注意之处，尤足为迷信当头之棒。故读是书者徒论起写情之处，如见如闻入情入理以及起笔之天外飞来，结尾之神妙不测，犹非是书之知己也。余与作者素无一面之识，阅报知将另印单本发行，使普天下用情者藉知真谛，迷信者洗涤旧污，则于世道人心犹益非浅，用寄数言以之钦佩。中华民国二年七月青浦朱是龙志。[18]

朱是龙与天虚我生“素无一面之识”，他的《玉田恨史书后》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小说的单行本中，完全有赖于《自由谈》这个公共传播平台的作用。

天虚我生《玉田恨史》的出版，在民初文坛和海上报界都是一件颇有影响的事件，而旧体诗在小说的宣传和刊行的过程中，承担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一时叹为杰构，海内名家题咏殆遍，虑多散佚，特汇集题词数百首，印成单本，都已百四十余页”[19]，《玉田恨史》的单行本中收录了如此大容量的旧体诗题辞，就连郑逸梅都认为《玉田恨史》“题序连篇累牍，几占全书之半”，但这却并不妨碍该书在民初文人中的地位，时人评价该书“咸认为写情妙手，所谓黄金难买才人笔，写尽闺帏倩女情者是也”[20]。

在一本小说集中，题词占据了整整一半的位置，这让人们不禁想起了陈蝶仙昔日对王钝根所提及的名士流风与人生理想：“自言案牍劳形，颇复厌苦，愿得沪滨一席地，安笔砚，展琴书，日对良友，以诗词小说相唱和，生平之幸也。”[21]

在《玉田恨史》的单行本中，如果说连篇累牍的旧体诗是天虚我生名士风流的体现，那么小说部分则是他们与通俗文学天然的亲缘关系的体现。

《玉田恨史》并不是鸳鸯蝴蝶派最著名的代表作，其知名度甚至还比不上天虚我生早年作品《泪珠缘》。然而，旧体诗作为小说传播手段和营销策略的有效使用却使之成为早期《自由谈》中重要的传播事件之一。这一时期，文人凡有新作，往往喜欢借助报刊媒体广而告之，《自由谈》上就常常刊登作者个人的书籍广告。同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征求诗词题赠，同时以小说、诗集为回报的方式既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又保存了文人题词、赠书的名士风流，成为海上文人乐此不疲的文学传播与交往方式之一。

二十世纪开始的前二十年，尤其是新文学运动还处于酝酿期之时，近代传媒发展已相当完备，鸳鸯蝴蝶派等传统文人掌握下的旧体诗词在民初文坛和海上报坛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风光。在《申报》等传播平台中，传统文人以诗词唱和的形式宣传小说传播，并以小说单行本回赠报刊诗词题赠，促成了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在新媒体空间中抒发传统文人情调之特殊历史使命的完成。

[1]朱云光.天虚我生小传[J].浙江商务，1936，1(3).

[2]郑逸梅.天虚我生往事[J].永安月刊，1940(13).

[3]天虚我生.工商业尺牍偶存[J].明清小说研究，2003(3).

[4]陈定山.我父亲天虚我生[J].大成，1984（130）.

[5]张恨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N].民国日报·民国小说，1919-04-13.

[6]周拜花.《黄金崇》跋[M]//陈蝶仙.黄金崇.上海：上海三益书社，1935.

[7]吴宓.空轩诗话[G]//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卷.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89-90.

[8]王钝根.钝根启事[N].申报，1913-02-28(10).

[9]了青.投稿痴[N].申报，1912-09-24(10).

[10]姚民哀.说林濡染谭[J].红玫瑰，1926，2（40）.

[11]陈栩.启事[N].申报，1913-06-27(13).

[12]啼红.天虚我生不虚此生[J].小工艺，1940(2).

[13]许廑父.言情小说谈[G]//芮和师,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38-39.

[14]陈蝶仙.自由谈话会[N].申报，1913-07-05(13).

[15]王钝根.启事[N].申报，1913-09-01（10）.

[16]天虚我生.启事[N].申报，1915-04-30（14）.

[17]陈栩.天虚我生启事[N].申报,1915-07-06(14).

[18]朱是龙.书玉田恨史后[N]. 申报,1913-7-17(13).

[19]江绍贞.陈蝶仙[G]//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20]郑逸梅.谈民初之长篇小说[G]//芮和师 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96.

[21]王钝根.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小史[J].社会之花,1924(1).

The Literati Tone and Novel Strategy of Duck and Butterfly School

HUA Hong­-ya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in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poetry and essay became the main method of expressing literati tone and cn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 For example, the sentimental love novel Yutian Henshi, which was published in Shenbao in 1913, was propagated by the traditional poetry. This kind of transmission pattern and marketing means reflect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and modern press.

Tianxuwosheng;; classical chinese wrting;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6.17

I206.5

A

1004-4310（2016）06-0083-06

2016-09-20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申报》文人社会分层及其文学谱系研究”（15BZW1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暨南启明星计划）”（15JNQM030）。

花宏艳（1977- ），女，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女性文学、近代报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