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的教化机理及其传承路径探析

2016-04-16 18:26白现军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关键词:家训传统文化

白现军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传统家训的教化机理及其传承路径探析

白现军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家训是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和极富生命力的部分。传统家训通过亲亲相承、言传身教、劝导为主、惩罚为辅的方式教化子孙后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家训传承构成极大挑战。家训文化的当代传承应该注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多元教育主体互相配合,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有效结合。

传统家训;家庭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家训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和极富生命力的部分。古代家训将传统文化中修身至圣的观点广泛阐述和提炼,并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传于子孙后代。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重叠加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存压力持续加大,社会心态偏于乖戾浮躁。传承和弘扬古代家训中的精华内容,用先辈的人生感悟启迪今人几近麻痹和迷茫的心灵,滋养今人趋于困惑与虚无的灵魂,对于当代的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家训的教化机理

(一)亲亲相承

古代家训一般是在亲族内部传承,“基本上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有关治家理财、修身处世等的教诲训示。此外,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诫勉、劝喻,或者后辈贤达者对长辈的建议与要求。”[1]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古代家训中尤以父祖长辈教导子女最为常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周公旦训导其子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这是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又称 “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记载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其子孔鲤之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与黎民百姓相比,帝王将相、世家大族为保基业长青,更为重视家训家风。司马炎的《命子迁》,曹操的《诸儿令》,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帝范》,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等都是典型的为父教子之作。这些充满人生智慧和哲学思想光芒的家训,既高瞻远瞩又极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言传身教

父母与子女血脉相连,加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其言行举止必然会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家庭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的原点,古人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不仅重视语言教导,更注重身体力行、以身示范。正如《颜氏家训》所言,“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浩瀚史书中关于古人言传身教的典故枚不胜举,如前述周公即以自身所行训子伯禽,而“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包拯要求后人清正廉洁、不得贪赃枉法,而他自己就是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典范。曾国藩以书信方式教诲家人处世之道:“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而曾国藩本人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和血雨腥风的政治江湖能够赢得多方赞誉,足可见人情练达、精于处世。

(三)劝导为主

古代家训以正面劝导为主,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一条主线”即为尊儒,自西汉以降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二千多年,通过“三纲五常”确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社会伦理秩序,可谓影响深远、深至骨髓。“三大主题”即为修身之道、处世之道和治国之道。修身为本,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修身须志存高远、发奋苦读,慎独常省、养心守性。《诸葛亮集·戒外甥书》中论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处世为纲,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古代家训强调宽厚谦让、诚实守信、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3]治国为要,这是实现个人政治理想和光宗耀祖乃至彪炳史册的重要途径。古代家训多强调对待国家政务要尽公尽勤、尽忠尽职、勤政爱民、清正廉洁。

(四)惩罚为辅

古人深知仅有正面劝导不足以成人成才,所以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也有强制性惩罚。惩罚的种类繁多,甚为残酷。主要包括:警戒类(如叱责、警告、立誓、罚祭、记过)、羞辱类(如请罪、贬抑、标志、押游、共攻)、财产类(如罚钱、罚物、赔偿、充公、拆屋)、身体类(如罚跪、打手、掌嘴、枷号、礅锁、砍手指或手臂)、资格类(如斥革、革胙、罚停、革谱、出族、驱逐)、自由类(如拘禁、工役、兵役)、生命类(如自尽、勒毙、溺毙、杖毙、坑毙、闷毙、枪毙、弃河)。北宋时的包拯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其子包珙受命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司马光《居家杂仪》载:“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

二、传统家训在当代传承中遭遇的困境

(一)家族的大幅萎缩与趋于解体

与西方宗教认为生命个体起源于上帝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世人的关注,是从追溯血缘开始的,家族与祖先被看作个人生命之源。《礼记》有言:“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谓收族,即为通过确立族群内部规则秩序,强化家族内部管理,提升家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与生命力,防止家族走向败落解体。从尊祖到敬宗再到收族,道出了古代宗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宗法制度的结构功能。家族通过长幼亲情的血缘纽带加以联系和规范,松散的个体通过祖宗荫庇和族内互助得以安身立命和有所成就。数千年来,家族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统治力,成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功能结构趋于简单化。同时,由于部分家族势力阻碍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或者成为关联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也使得“家族”逐步被污名化,被人们视为封建遗毒甚至打击的对象。家族的萎缩与解体,使得传统家训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族群载体。

(二)村落的空心化与大量消失

古代家训之所以能传承数千年而不衰,与大量村落的存在是分不开的。村落是家训文化赖以传承的空间载体,生活在村落里的农民则是家训文化赖以传承的社会载体。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吸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留守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劳动力和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外出务工者逃离农村的决心。表现在农村建设方面,许多村民选择在村庄外围或公路两旁建造新宅,形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间形态。如果说村落“空心化”无论如何还有村落的基本形态存在,那么城镇化和征地拆迁则直接导致大量村落永久消失。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至少有90多万个自然村落已经消失,时至今日每天依然有大约100个村落在消失。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家园,无可计量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存于其中,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游子依恋的乡愁也深藏其中。当村落的主体人群乃至整个村落都消失后,毫无疑问,附着于其上的家训传承也变得举步维艰。

(三)尊长的教化缺位与权威弱化

家训文化之所以在古代社会能够行之有效并代代传承,关键在于父祖家长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并由此决定了家训的威严和效果。古代家训主要是“父训”,不听父言、违抗父命即为不孝,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法律的惩处。时至今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使得父祖家长制度基本趋于瓦解,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靠其道德威信和经济地位。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空前巨大,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多数男性都处于起早贪黑、疲于工作的状态。尤其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壮年男性,更是很少有机会能与子女团聚和拥有空余的时间和精力教育子女。实施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对孩子百般呵护、关怀备至。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使得父母与子女地位发生逆转,不是子女听命于父母,而是父母听命于子女。即便子女出现大逆不道的行为,也会听之任之而不敢呵斥责罚。尊长教化责任的缺位和家长权威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训文化的传承。

(四)社会心态的浮躁与世风滑坡

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开展。“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祈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4]所以,农耕文化是一种“安、足、静、定”型文化,其文化的特性常表现为和平而闲适。古代家训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多内容,需要在气定神闲、从容不迫的心境下才能完成。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双重叠加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存压力空前巨大,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度调整,每个人都面临着在社会体系中重新定位的问题。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分配不公、司法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无一不在肆意蹂躏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加之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异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世人的心态开始变得浮躁焦虑、急功近利。安全感与公平感的缺乏使得人们在遇事时不再奢望道德约束和法律保护,而多怀先下手为强甚至是弱肉强食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于古代家训文化的传承是十分不利的。

三、传统家训在当代传承中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传统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合

传统家训确有诸多精华之处,但亦有许多糟粕。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业社会,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也必然要求传统家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尤其是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依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促进国家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思想动力。古代家训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逻辑逐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是在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融合。尤其是在个人层面提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内容,既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的各个方面。在重建现代家训过程中,应该去粗取精、古今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二)注重家庭与其他教育主体的互相配合

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代经济社会状况和家庭规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的基本功能和要素以及对“和睦幸福,门风淳正”的目标追求没有变化,这就为家训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内生的根本动力。当然,世易时移,我们也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家训传承和子女教育,更不能简单认为家训传承就是家庭事务。相反,古代家训的现代传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风、家规、家训是子女成人成才的起点和关键,父母长辈在日常生活中要以身示范、做好表率。学校教育中,尤其是中小学教材中应适当增加家风家训的内容。各类传媒要为现代家训文化的形成和传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温馨自然的家训家风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今人心灵。在广大农村或社区,应该充分考虑基层群众文化的现实需求,将家风家训与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体裁相结合。

(三)注重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的有效结合

古代家训的传承,不能只停留在“背诵”层面,更重要的是将之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所谓内化于心就是要把传统家训中的精华部分读懂吃透,转化为内在的理念和价值,渗透于个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如果不能将家训精华植入个人的心灵,形成思想的自觉,那么这种传承就是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意义。外化于行是将传统家训落于实处,任何思想离开了生活实践,再好的价值观也只是空中楼阁。传统家训中的精华内容是千百年来华夏先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以指导实践为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实践性是其生命之源。因此,每个家庭在传统家训传承中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日常小事做起,争做优秀家训的真正践行者。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是统一的,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而外化于行又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内化于心的思想境界。

中国传统家训表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塑造与弘扬,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辨与道德伦理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家庭的结构规模和教育方式发生巨变,但家庭所具有的亲情联系和生养教育子女的功能却始终没变。传承优秀家风家训,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是每个家庭和公民的应尽义务。

[1]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脉络[N].中国教育报,2014-12-18.

[2]余秉颐,李季林.家训金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21.

[3]张玲,康凤琴.曾国藩家书家训[G].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54.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

G410

A

1673-9884(2016)06-0031-04

2016-06-20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XSB011)

白现军(1979-),男,河南新郑人,江苏师范大学讲师,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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